从国防部五院到七机部（上）|一位开国少将的战争与和平（连载六）

一个神秘特殊的“舞台”

2014年，正当钓鱼岛争端甚嚣尘上，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之时。曾任日本陆将（参谋长）的福山隆等前自卫队高官，于11月7日对媒体声称：“如果不考虑弹道导弹，我们一周就能歼全部中国舰队。”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中国网友纷纷发帖炮轰这些狂妄的日方将领，除了嘲弄他们一派胡言，是喝多了。还有许多人由衷感叹：“多亏我们曾经有个钱学森！”……

钱学森曾是一个时代的科学符号。

以国家领导人当年的战略眼光衡量，在那个时代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中，钱学森的重要性无人可出其右。他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国防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官方及主流媒体的大力的宣传，使钱学森的名字光芒四射，家喻户晓。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国时的留影。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从此，包括钱学森在内——这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也逐渐被媒体广泛弘扬，成为公众所熟知并敬仰的人物。他们是：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

但是，除了上述载入史册的科学家之外，还有一些本应为人们所牢记的领导人，他们虽然受命于多事之秋，却因为默默无闻地进行着领导工作而被人们遗忘了。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就如同我们对电影里那些表现了迷人风采的明星，总是记忆犹新，然而对那些在幕后编写剧本和组织拍摄的人物却容易淡忘。

比如王秉章、王诤、刘秉彦、林爽、张镰斧、刘有光、刘楦、杨亚中……等等，这也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单。他们都是从战场上走来的将领，如果继续指挥部队，可能一路晋升，前程锦秀，担负更高的领导职务，然而他们却被安排在一个极为特殊的领域辛勤工作，虽殚精竭虑，却未能显名于世。

在“两弹一星”这个震惊寰宇的群体中 这批人作为当年组织研发和生产的领导者与管理者，以杰出的行政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只是他们较少为世人所知，人们对他们的事迹也鲜有关注，但我们应当承认，他们在许多方面同样重要。

比如刘秉彦，就是中国导弹事业初创时期负责寻找、确定指挥中心及研发基地，并搬请栋梁，广纳贤才的核心人物。

关于这个时期的故事，我们还要从当年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说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其围墙之外的亿万公众，乃至全世界而言，这里都是一个神秘而又特殊的“舞台”。那些置身于墙内的“铸箭人”，在此演出了一曲又一曲横空出世，叱咤风云的飞天之歌。

说其神秘，主要是由于这个研究院，以及它所涉及的领域高度保密造成的。

保密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次，陈赓大将到该系统所属工厂参观，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年轻工程师谢光选被指派去陪同参观。当陈赓向他询问导弹、火箭的性能时，因为问题涉及国家机密又未经组织批准，谢光选拒绝回答。有人告诉他，参观者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他仍然坚持应先报告党委办公室，直到得到证实，获得许可之后，才对陈赓所提问题一一给予了解答。▼⑴

当年在五院第三研究室工作的俄文翻译金常政，在军委主办的《八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斗牛士导弹的防御问题》。可是连他本人也无法看到这本杂志，仅寄给他油印的作者论文那几页，因为作者的职务级别还达不阅读该杂志的级别。

五院另一位离休干部宓世湘告诉笔者，刘秉彦当年在五院当副院长时，曾几次认真地提醒他们几个年轻人：“以后你们有了钱，买什么也不能买照相机，不然，一有泄密就会把你列为怀疑对象。” 

宓世湘说，文革时，刘副院长的预见真的应验了——101站一位副站长就是因为用相机拍照遭遇了不白之冤。

1957年跟随刘秉彦从防空军调来的另一位翻译庄寿仓回忆道：

当时秉彦同志找我，一共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我想让你改行做我的秘书，现征求你的意见。”第二句：“记住，秘书要守口如瓶。”我马上回答：“记住了，凡事守口如瓶。”秉彦同志没有再说第三句。但是“守口如瓶”这四个字我牢记了一辈子，也受用了一辈子。如果没有这四个字，恐怕无数的劫难会降临到我头上。

1981年刘秉彦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几个副省级干部晚上去他那里聊天，出于好奇，大家便向这位当年七机部的导弹总局局长请教：导弹在飞行中为什么不会迷航？刘秉彦仅给他们举了个例子：“你们在地上玩过陀螺吗？陀螺为什么不倒？因为抽起来它会旋转。而导弹能够制导，就是因为里面安装了一个陀螺仪。”大家一听颇觉得有趣，但是刘秉彦认真地对他们说：“出于保密需要，我只能给你们讲这么多。”

现已公开的史料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是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   1956年5月10日，时任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的聂荣臻元帅，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成立导弹研究、管理机构。  1956年5月26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中央军委讨论了聂荣臻元帅的意见，确定由航空委员会负责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在航委的领导下，负责导弹的研究、设计、试制任务。  1956年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局长由钟夫翔担任，钱学森为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56年10月8日，聂荣臻来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

钱学森与聂荣臻元帅。

次年，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院长。很快，中央军委的导弹管理局、即“国防部第五局”，在1957年3月并入国防部五院。最终，国防部五院成立两个分院，一分院即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位于南苑。二分院位于永定路。

后来又成立了三、四两个分院。其中，一分院逐步发展为战略导弹研究院；二分院则成为地空战术导弹研究院；三分院为海防战术导弹研究院；四分院成立的比较晚，后来定位为固体火箭（导弹）发动机研究院。

所以，国防五院内部曾流传着：一分院为陆军服务，二分院为空军服务，三分院为海军服务,四分院提供导弹的“心脏”（发动机），是为各分院服务的说法。

说它特殊，是因为国防五院及其所属分院，初创时期定下的级别之高，地位之显赫，集结人才之多、之广，可谓空前绝后。

1957年12月13日，国防部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安东转达国防部通知：“遵照国防部指示，国防部五院及所属第一、第二分院，均按学院一级行使职权（当时军队学院一级为兵团级，安东秘书长这一通知用书面形式送达国防五院，现存航天科技集团档案馆）。” 

在实际执行中，只有五院总院行使兵团级职权，各分院（包括1961年9月成立的三分院和1964年4月成立的四分院）均行使军级职权。

但是这个超级高规格的五院，当初却是在借用的一家医院的食堂成立的。

为加强人员的配备，五院除了招收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外，还从全国各个工业部门、军队科研单位和相关院校，调集大批技术骨干充实力量。

与此同时，一批身经百战的军队将领也先后奉命而来，他们是：刘秉彦、王诤、谷景生、刘亚楼、王秉璋、刘有光、张钧、刘瑄、林爽、张镰斧、杨亚中、周吉一……

刘秉彦是1957年4月离开已被撤销番号的防空军，前往五院报到的。

（点击延伸阅读：“老子就是要吃掉你！”一个军种组建与撤销的台前幕后）

五院办公地点当时位于北京紫竹院西边的北洼路上。比刘秉彦晚些日子来的，还有原防空军的一位同事——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谷景生（谷开来之父，薄熙来岳父）。

4月3日，总政治部直属机关党委批复同意五院成立临时党委，成员有谷景生、刘秉彦、白学光、林爽、边竹、史成章、屠守锷。谷景生任书记，刘秉彦任副书记。

1957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今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五院副院长刘秉彦兼任一分院院长，谷景生任政委。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孔石泉将军多年后回忆：当时，调往国防部五院的主要军政干部，要从综合能力在全军同级别干部中排名前列的名单中挑选，可见中央对国防尖端事业的重视。而火箭院建院初期便云集了5位少将。上图由左至右：谷景生、刘秉彦、刘瑄、张钧、周吉一。

刘秉彦深知新单位需要大批人才，而防空军撤消也使不少专业人员暂时失去了用武之地。于是，他就想从防空军带一批人过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前副总编辑金常政先生，当年曾在防空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1957年4月的一天，刘秉彦部长（刘曾任防空军战斗训练部部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让人打电话给我，约我晚上到他家里去，有事相商。刘秉彦知识分子出身，上过北京大学，是个爱才的人，人又和气。之前跟随他和防空军司令杨成武出访苏联期间，他曾劝过我不少话，说杨司令员批评你几句算什么，以前还打人耳光呢。抗战时期，刘秉彦恰巧就是杨的下级。

晚上，我到他家时，发现他约来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训练部翻译组的唐津安、何永志和庄寿仓，都是训练部像模像样的干部。刘不慌不忙地缓缓谈起，他已奉命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主持工作，院长是钱学森，他是副院长。钱是大专家，只管技术，而刘实际上是全面负责的。五院可不简单，是个超高科技单位，是研究火箭和导弹的机构，也就是后来七机部的前身。他想带我们四个人过去，希望我们支持他。刘秉彦颇有民主作风，他不要求我们当场表态，让我们回去考虑，愿不愿去？两天后答复。其实，我们没有谁不愿去的。

五月初，我们先后去五院报到。刘秉彦先找我个人谈话，又是让我选择：是做他的业务秘书，还是做研究工作？实际上他属意于我当他的秘书。他亲眼见我在莫斯科之行中与杨成武司令发生了龃龉，还是愿我来当他的秘书，说明他并不以我和杨的关系为意。首长秘书其实是个当官的捷径，只是我来到研究单位一心想搞研究，哪里有当秘书的心。我没有掩饰自己想法的习惯，于是便直陈自己的选择。刘的民主作风是认真的，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导弹作战使用研究室，即第三研究室。而刘的秘书位置便为庄寿仓所接受，而且据说是一谈即通。后来，庄还曾先后担任过四机部部长王诤，以及中国对外投资信托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荣毅仁的秘书。

1957年4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刘秉彦任五院副院长。8月27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正式签发任命书向全院公布了此项任命。三天之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签发了任命书，任命谷景生为五院政委。

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重现的国防部五院成立大会的画面。

他们两人同为少将，都是带军职加入这个新单位的，所以仍然穿着笔挺的将军制服，在一群文质彬彬的科技工作者中非常引人瞩目。

尽管五院级别不低，牌子挺大，任务神圣而又光荣，可是在刚组建的时候却是白手起家，一盘散沙，被人叫做“四不像单位”。

82岁的宓世湘老人，如今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位退休的局级干部，当年在五院综合组任计划助理员。据宓老回忆：

由国防部五局演变过来的五院，初成立时只是一个科研机构，并不具有管理职能。早期五局人员大多是从解放军各总部及军兵种抽调而来，并非建制单位组成。而五院更是没法实行管理职能，工作缺乏领导和组织保障。主要领导的精力也没有用在这个地方，钟夫翔局长大部分时间仍在邮电部上班，每周只来一两个半天，党委也没建立起来，院长钱学森当时还是党外人士，从部队紧急抽调来的人，也没哪个部门给他们谈话明确任务，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所以有的干部又打道回府，回原单位去了。

不仅如此，那时候，五院还从各大高校抽调了100多名应届大学生和科研人员，但是对他们也缺乏系统安排和管理。另外，当时五院除了临时占用空军466医院和总参124、106疗养院的驻地外，东一块，西一块的，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像样的地盘。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旧址，这里当时曾经是华北军区的一个疗养院。

“那时候大家的情绪都不太稳定。”宓世湘至今还记得，当时流传的一段牢骚话：“五院是个四不像单位，即：军队不像军队，不穿军装也不出操训练；学校不像学校，来了不少教授和大学生也不上课学习；科研单位不像科研单位，组建了十个研究室，却没有仪器设备，无法开展工作；机关不像机关，机构人员不全，也没有规章制度。”

刘秉彦、谷景生这些部队将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五院的。

钱学森虽然是院长，但他作为大科学家，只主管科研项目。政委谷景生抓党务，而副院长刘秉彦实际上主要负责了全院的行政组织及日常管理工作。

国防部五院首届党代会历史照片

搬动元帅请中将

除钱学森外，在老一辈航天人口中，评价当年国防五院最有影响的将军领导人，曾有“王、刘、王”之说。

这第一个王，就是1960年担任院长的中将王秉璋，他来的虽晚，却是五院一号人物；中间的刘，是三人中最早到五院的少将刘秉彦；而后面这个王，则是另一位中将王诤。

有关王秉璋，我们后面再详细叙述，这里要讲的是王诤和刘秉彦。

王诤，我军和我国无线电通信、无线电侦察、新闻广播、气象雷达、电子对抗、航空航天、电子工业等领域的创建者，是唯一入选中国100年科学家辞典的高级将领。毛泽东称他为“红军无线电鼻祖”。他从1930年加入红军到1978年去世，一生荣立功勋无数，但因保密需要，其姓名和业绩也和刘秉彦等人一样，属于长期不为人知的传奇将军。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的一个乡村。因为祟拜历史上一个叫王诤的人，在他1930年加入红军时将自己改名为王诤。参加红军仅十几天，王诤就被任命为红军无线电队队长，随后又被任命为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王诤的电台大显神威，保障红军一举歼灭国民党第28师，五战全胜!毛泽东为此兴奋地写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迈诗句。在四渡赤水的关键时刻，为实现毛泽东“声东击西”的作战意图，王诤以单部电台伪装“总部发报”，诱使敌人信以为真，让红军一举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

延安时期，王诤又和战友一起，从战场上缴获的破飞机、旧汽车、旧铁轨中找原料，去老百姓家中收集散存的银、铜、铁、锡等金属……工厂建立不到一年，就已经能够成批生产5瓦、15瓦、50瓦、500瓦等无线电收发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了。

自己能够生产如此先进的设备，这对保障中共联络指挥部署从国民党手里夺下江山，是何等重要！毛泽东在感动之中曾挥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建国后，王诤被任命为军委通信部部长，1950年起兼任国家电信工业局局长，后又担任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王诤

身为我军无线电鼻祖，王诤自然极其重视人才。全国刚解放时，王诤听说有100多名从国外学成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滞留在南京、上海，马上派人将他们接到北京。他说，“人才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宝。”

不过，王诤或许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这位屡建奇功的中将，又被一名少将看中，并借助一位元帅的能量，将他“挖”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而这位借助元帅调中将的少将，正是本文主人公刘秉彦。

曾有幸先后给刘秉彦和王诤两位领导当过秘书的庄寿仓，对此事作过如下回忆：

在秉彦同志等院首长的一手策划组织下，国防五院于1957年11月成立了一分院，建院初期在现在空军466医院，1957年12月3日搬至北京长辛店云岗马列学院旧址办公，1958年7月，又陆续迁移到南苑二营门到东高地地区，负责地对地导弹和火箭的研发生产。

秉彦同志当时是五院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并任临时党委书记。除了协助钱院长组织科研工作外，他实际上是掌管全面行政组织工作的第一人。

有了东高地的一分院，秉彦同志并不满足。他本人不仅是知识分子，懂科学，而且在大学研读的是数学，而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所以，他深知一分院现有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是从事弹体研发，充其量也就是火箭，没有制导系统就不可能使火箭发射到固定目标上。

在美国这样科学先进的国家，大部用于制导的精密元器件，早在民间企业已经成熟生产。导弹总设计师可以订货选用，即使个别元器件需要，可以采取订购的渠道，委托科研生产机构研制。而导弹所需要的元器件，不仅要求精密而且有些是特制。五院不可能自己生产出所有用于制导的元器件，更不可能一切从头做起，包括请一大批电子科研生产专家，这样既费时又费钱。只有向现有的电子科研生产企业和机构求援。

秉彦同志首先想到的了电子行业的祖师王诤，但他知道王诤同志资深位高，光凭他登门请求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写了一份上呈聂（荣臻）总的报告，请求把王诤调来五院工作。由于五院的报告大多事关机密，让秘书代为起草担心不容易把问题讲清楚，秉彦同志都是亲笔起草，这在我担任他的秘书期间从来如此。

此时聂帅正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考虑权衡，导弹是目前国防的重中之重，而王诤同志从延安时期就是军委三局局长，培养了大批人才，请王诤同志兼任五院工作有何不可。于是，聂帅找秉彦同志细谈之后，又找王诤同志商量，王诤十分爽快，当即答应。因为他早就开始关注到国际尖端武器的无线电控制系统。在其领导下的元器件研究和生产，正在从半导体向极层电路过度，到五院工作负责研发导弹电子元件，正好让他们一试身手。

不久，便由军委和国防部下命令，任命王诤同志兼任五院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王诤还动员解放军通信兵部所属的研究所，跟随他一起划归五院，将这个原来设在翠微路的研究所全盘搬过来，其中包括钱文极、黄纬禄等顶级专家。后来就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位于永定路的国防部五院二分院。而王诤同志干脆把自己的家，也从通信兵部搬入五院为苏联专家修建的新居。

在五院，从来都是一把手的王诤同志屈居钱学森之下，但他没有觉得不妥，愉快就任。而秉彦同志通过聂帅于1958年请来了中将王诤，他本人立刻就辞去一分院党委书记和第一副院长职务，请王诤同志接任，他自己则谦让一步，担任副书记，并毫不犹豫地将副院长名次排在王诤同志之后。

不谋高位，不计名利，一切只为事业。这就是他们那一辈革命家的宽阔胸怀。

王诤来到五院，果然不负重托。上世纪6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的美制U2高空侦察飞机频繁深入我国内地侦察骚扰，如入无人之境。正是王诤临危受命，负责以电子技术手段为导弹安上了“火眼金睛”，并和有关专家一起，制定出“以干扰抗干扰”的作战方案，导弹装备部队，先后打下了5架！从此，U2再也不敢进入中国领空。

记述中国导弹发展历程的连续剧《国家命运》海报

1991年为庆祝中国航天事业三十五周年，航天部邀请当年国防部五院的首席顾问，92岁的前苏联什那金将军来京参加活动。什那金听说王诤已去世多年，专门去八宝山献上了一束鲜花。

2009年5月15日，国家工信部、总参通信部、总参第四部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主办的“纪念王诤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官方媒体对王诤的评价是：“他对航天事业迈出的第一步，主持成功仿制苏制地对地导弹以及自行研制成功第一枚地对空导弹，起到关键性作用，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事业能有今天的成就，王诤有不可磨灭的功勋。”

然而，时隔多年，很多人并不知道，刘秉彦是王诤加盟导弹事业的幕后推手。（未完待续）

注释：

▼⑴参阅耿鼎发《追忆哈军工当年的反右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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