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防部五院到七机部（中）|一位开国少将的战争与和平（连载七）

书接前文，再往下叙：

他们眼中的儒将

1958年2月，空军派往苏联留学的24个校尉军官奉命回国重新分配工作，其中12人分到五院。后来当过红旗某型号导弹总设计师和五院二分院院长的刘从军，即是这12个人中的一位。56年过去，刘从军仍对当年刚分来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们这些人一回国，先住在空军的一个招待所里，就在西单的小土地庙那儿。有一天下午，空军司令刘亚楼、政委吴法宪、副司令刘震、成钧等几位首长把我们12个人叫去见面，说：你们就分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去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好好干吧！

傍晚来了一辆苏式嘎斯五一卡车，五院来了一个政治干事叫严文荣，是个少校，就带了辆破卡车来了。他把我们的行李扔上车，让我们也上去，就一下子拉到长辛店那个“日本党校”。我们一看，门口加双岗，围墙又有铁丝网，住的招待所还是四个人一间房。“他妈的！这是什么鬼地方？”我和几个爱发牢骚的当时就“炸”了：“老子不干了，明天就回空军去！”要知道，我们去苏联学习的这些人，都是空军的宝贝疙瘩，资历也不浅，10个当过八路军，10个当过新四军，还有几个是哈工大的。有几个人已经是少校了，在苏联学习几年，每次回国，空军都是派小卧车，三个人一辆，拉着我们到处参观。你五院弄个破卡车，派了个少校就去接我们，还把我们弄到这个鬼地方，我们那时年轻气盛，肯定闹情绪。

五十年代的解放军空军军官。

第二天一早，刘秉彦来了，穿着呢子大衣，肩上扛着少将的牌牌。我们一看来了个将军，马上感觉不一样了。这个将军有派头，没架子，比较严肃，又很亲切，而且说话特有水平。唉呀！我给你说，有些大老粗将领，“二杆子”脾气，也不给你讲道理，我也见得多了，和刘秉彦这样的儒将真没法比！

刘秉彦的眼睛很大，充满热情，他一开口，就把我们吸引住了，他说：“你们都是军队的宝贝，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个刀刃在哪里？就在我们第五研究院，因为我们承担了祖国最艰巨、最光荣的使命——研制反侵略的利剑，这就是导弹！中央和全国人民期待着我们，空军刘亚楼同志以最大的决心支持这项事业，才把你们分配到五院。现在是创业阶段，条件有限，请同志们理解。我们已经是同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了，是一家人，大家都把这当成自己的家，我们一起努力建设好它，早一天把导弹研制成功，让新中国的腰杆子更硬一些。”

我们听他这么一说，不仅心里马上舒服了，怨气没有了。我们这帮留苏的军人，当然明白导弹对于现代战争的重要性，所以一个个振奋得不得了，恨不能马上投入工作。

2020年10月，航天科技集团领导登门拜访91岁高龄的我国资深导弹专家刘从军老前辈。刘老系当年陕北出身的小八路，著名红军高级将领刘志丹烈士是他的本家叔叔。

刘从军告诉笔者，同时分来的12个人中，与他相熟的留苏同学，包括非常有名的院士孙家栋，后来当过航天部的副部长，“神州飞船成功后，电视上经常出现”。还有一位是李伯勇，也是著名的航天专家，后来是劳动人事部的部长。

耄耋之年的刘从军老人，点燃一支“骆驼”香烟，深吸一口，把头往沙发一靠，眯起眼睛沉浸在往事里：“唉——说真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老同学聚会，还会想起刘部长当年说的这段话。每个人感觉都和我一样，第一次见到刘秉彦，就对他印象特别好，后来也一直敬重他。”

航天科工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袁洁为刘从军老人佩戴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

在五院老同志的记忆中，当时主持五院领导工作的就是刘秉彦副院长。

政委谷景生尚未到职，而钱学森院长自身担负的研究工作繁重，所以每周只来一两个半天兼顾一下。林爽虽然到任时间早，但只是协助刘秉彦工作，原副院长已调到地方工作，所以说，五院早期的组织领导工作主要是刘秉彦副院长负责的。

老人们说：“刘秉彦很有能力，作风严谨，军容严整，风纪扣总是扣得好好的。他也不像某些军队老干部那样，说话随便或者行为粗鲁，他的言谈举止非常得体，让人感觉很文明，善于和知识分子沟通，抓工作刚柔相济，他和谷政委一到任，马上调度人马，整章建制，非常有章法。我们都深感到，五院的各个系统开始有序运转了。”

有关刘秉彦在待人接物中的斯文风范，他的秘书庄寿仓有着更真切的感受：

在跟秉彦同志当秘书的几年中，我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学了很多东西。仅举一例：下面呈上来的报告文章，有的词句不够通顺，有的词不达意。秉彦同志轻易不去否定它，而是用毛笔圈圈点点，遣词造句，不用多久，一篇不大像样的报告已经可以看得过去，然后再请撰稿人当面交给他，告诉他应该如何修改。鼓励多过批评。这样的做法，使下面的具体工作者敢于写报告，从而培养了人才，提高了机关的文风。我见过另一位院长，看到了军务处长的报告，大概是报告写得很差，就把那位处长叫过来，先在文稿上划了几个叉，又把报告摔过去，厉声训斥：“狗屁不通，你这个处长怎么当的！”

结果那位处长也豁出去了：“那您就把这个处长撤了吧，我就是这个水平。”双方红了脸，弄到都下不了台。

从小处细微末端看，秉彦同志对干部，对秘书的尊重，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尊重方面。我在他身边工作几年，他对我的称呼永远是寿仓同志，除非他跟别人说话是会提到：“这事请你交给我秘书吧！”这是他的习惯，不带一点娇柔做作。在空军医院办公时，中午他并不乘车回家吃午饭，而是在食堂就餐，餐毕便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下休息一下，我们秘书偶有急事轻手轻脚走近他，他闻声立即坐起，决不躺着听你汇报。这在别的首长那里是少见的。所以我感到在秉彦同志身上有着儒家的礼数。近读丁剑同志撰写的《刘秉彦传》初稿时我才知道，秉彦同志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这大概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难道这是封建礼数吗？不是，而是中国传统的对人应有的礼貌。

1957年毛主席接见刘秉彦少将（左）。

在五院的老人们眼里，政委谷景生也是一个很全面的领导人才。

谷景生是一位老资格的部队政工干部，抗美援朝任志愿军15军政委，和军长秦基伟搭档率部在上甘岭一战成名。他从朝鲜回国后即调入防空军任副政委，与刘秉彦同事几年，彼此很了解，如今又在一起工作，党政配合得也很默契。

老人们告诉我：“前几年，薄熙来还没出事的时候，重庆电视台也曾派了一个摄制组，到火箭研究院采访拍摄谷景生早期在五院的事迹，老人们在接受访谈时对谷景生的评价都很好。虽然薄熙来是谷景生的女婿，但一码归一码，谷景生在大家心目中还是德高望重的。”

几件大事奠定导弹事业研发格局

刘秉彦和谷景生早期主持五院工作，两人一起使劲儿，与全院干部同心同德，很快办成了以下三件大事，对稳定军心，确保导弹及早研制成功，至关重要。

刘、谷联手操办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确定，并建立了五院的机关和研制基地，为五院扎下了几块合适的营盘。

二人初来五院时，这个兵团级的科研单位还是在原北京军区空军医院（四六六医院）和解放军一二四疗养院内办公。这两处地方都没有发展余地，不可能形成机关指挥中心和研制基地，必须寻找新的地址。

据刘秉彦当时的秘书庄寿仓回忆：

钱院长并不每天来五院，那时他的主要精力仍在科学院力学所。秉彥同志作为经验老到、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不仅精通战术，而且具有战略眼光。他充分发挥并施展自己多年练就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根据钱院长的要求，首先找到阜成门外玉渊潭北边，又名马神庙的一大片空地块作为总部，以此为中心修建研究室和职工宿舍。大概就在次年年初，五院已从空军医院搬迁到了阜成路8号后来的航天部（今国家航天局和航天科技集团）所在地。研究室科研人员也逐渐扩充，同时征召刚从清华、北大、北航、哈军工等高等学院航天专业的毕业生作为后备力量。正式开始了研究工作。

作为一个导弹研究院，这在当时是国防绝密单位。阜城路的这块地做总部可以，但无法满足建设一个大型研制基地的需要，无法容纳成千上万科研人员居住生活和工作的空间，也不适合建造足够放置大量仪器设备的试验室和工厂。并且靠近城区，并不适宜保密。当时钱学森院长只管科研，一切行政管理工作包括党委工作都压在副院长刘秉彦一个人身上，但他并不因此发怵，秉彦同志有足够的智慧、组织能力和精力，再去另外寻找基地。

不记得从哪里得到消息，在长辛店以西云冈深处有座已经空置的号称马列主义二分院的学校，工字楼的教室、宿舍一应俱全，还有一座小礼堂，甚至有小型的医院和游泳池。秉彦同志一听正中下怀，立马带了几十个随员前往考察，那天我也随行，乘车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果然见到一座四周围墙的学校，占地较大，里面果然如所述，有一座工字型的教学楼，相应的宿舍和一个较大的操场和小礼堂。偌大的地方只留有一个精干的留守队住，一问之方知这座学校属中央联络部，是用于培训日本共产党干部的，学校已经停办。这一难得的机遇，对五院而言是再适合不过。于是通过上下各种关系，很快得到中联部的支持，好在那时单位财产都是国家所有，无所谓购买，就作为固定资产转移，很快办妥了一切手续。

此时秉彦同志展现了他的军人作风，当即决定马上行动，当然也需要做思想工作，因为研究人员不愿意离开城里的家人住处。经过一番动员，大家认清了当前的形势和研制导弹的光荣任务，不得不个人服从大局，为了照顾大家，院里每周六下午派出当时也算是豪华的大客车，运送科研人员和干部职工返城过星期天，周一上午再乘原车回到云冈上班。用了大概不到半年时间，五院机关一部分部、处及已有的研究机构便迁移到长辛店云冈新址。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大楼。

 秉彦同志作为经验老道，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不但精通战术，而且具有战略眼光，从来主张科研必须与生产相结合，生产又必须服从于使用。所以他到五院后，就在若干个研究室里加了一个作战使用研究室。遗憾的是这个建议未被其它院领导理解和接受，所以最终未被纳入系列，而由二炮承担了。他同时认为五院迁至长辛店云冈只是过渡，暂且安身，并非长久之计。因为云冈地块也不够大，不具备进一步深入科研，特别是与生产相结合研制导弹的条件。他和其它院领导继续对北京周边进行调研，最后发现在北京东郊有一座军用南苑机场，周边的东高地宽广平坦，而且建有一座大型米格15歼击机修理厂，对外名称为211厂，属于北京市管辖。他知道同北京市打交道是很困难的。几经磋商，211厂在北京市的同意下终于同意与五院合并，共同组成联合党委。大概在1958年夏季，云冈的全部科研人员又搬迁到距北京城18公里的南苑东高地。

这就是我所知道，并经历的五院一分院的建立和形成。

有关庄寿仓所说的五院由阜城路搬迁至长辛店云冈这件事，原航天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王道力，当时也参与了此项工作。

王道力说：“谷政委、刘秉彦副院长把选址的任务交给我办。”

1957年4月中旬，王道力和同事一起到长辛店附近察看一块试车台建设地址时，发现山下一处院落很大，却几乎无人出入。那时，那一带比较荒凉，闲荒地很多，有利于将来的发展。经多方了解，始知这个院落是属于中央联络部的，名为马列学院二分院，也叫“日本党校”——专门培训由日军战俘转为“反战同盟”的成员。

他将这一情况向刘、谷报告后，两人立即率员到实地察看。一行人沿着围墙外边，在四周边走边看，一致认为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刘秉彦马上派人向航委秘书长安东和聂荣臻办公室做了汇报。

聂荣臻随即与中联部部长王稼祥进行协商，王稼祥一听说是为导弹事业找研制基地，马上表态将马列学院二分院财产全部无偿交给国防五院。中联部副部长李初黎请人转告五院领导，再过个把月，等马列学院的学员全部处理完毕之后，五院再进驻，现在可先接过去，办理好财产转移手续。那里还有120名工作人员，也请五院留下来安排。

刘秉彦和谷景生听说，完全同意李初黎副部长的意见。第二天，刘秉彦即亲自带人前往北京长辛店那座“遣俘训练基地”（马列学院二分院）与中联部、财政部的同志一起办理手续，由财政部将全部财产，由党中央直属机关名下划到国防部五院。在这里，他还意外地遇到抗战期间被他率部俘虏的日军“剔抉队”中队长伊豆文雄，昔日生死相搏的冤家，又变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关故事，前文已经讲过，此处不再赘述。

1957年6月16日，五院正式接收了中联部的这座基地。

1958年8月，五院一分院从长辛店云冈迁至南苑东高地之后，刘秉彦等五院领导又组织科技人员，把云冈基地改建成火箭发动机试验站（后又发展为全弹试车的试验站）。所有一切大型的噪音较大应远离城区的的试验设备，全部迁移或建设在此。这就是后来的三分院。

五院一分院后改为航天工业集团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

把五院纳入军队体制，让全体科研人员参军入伍，是刘秉彦、谷景生领衔主办的第二件大事，。

多年领兵征战的经验，使刘、谷二人意识到，必须建立一种指挥得当，纪律严明，保障有力，高效快捷的管理体制，并且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科研及行政后勤人员的积极性和荣誉感，才有可能以最快的速度确保研发项目的实施。他们深知没有哪种体制能比军队更权威，运转效率更高了。于是，他们便在改变五院管理体制方面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五院科研人员纳入军队建制。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关史料记载：

1957年6月，谷景生政委、刘秉彦副院长请示国防部航空委员会，要求将五院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解决科技人员的参军问题。航委同意科技人员参军。总参授予部队代号，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ＯＯ三八部队。同年8月1日举行了入伍仪式，并授予了科技人员军衔。历史证明，科技人员的参军，对于这支新生的国防科技队伍，树立对事业的神圣感，对于军人的荣誉感，提高保守国家机密的警惕性，加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培养敢于碰硬，勇于攀登，严谨务实，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谷景生中将。

让五院科技人员全体参军入伍，还有一个史料里没有说明的好处——当年部队军官的工资要比同级地方干部高出不少，这样做实际上也从切身利益方面提高了大家的待遇，因此，刘、谷两位领导推行的这一决定，倍受全院人员的欢迎和拥护。

2015年3月，笔者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采访时，听过一些老同志的感叹：“刘秉彦、谷景生确实有眼光有魄力啊！我们五院仿制的苏式“P-2”导弹，就是代号为1059的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能在1960年11月发射成功——那是中国经济多么困难的时期！全国人民都吃不饱，五院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纳入军队序列，科研人员的粮食供应难以保证，这第一枚导弹有可能发射成功吗！”

不过，让那么多知识精英——还包括不少留美留苏的专家学者参军入伍，穿上军装，授予军衔，他们固然感到新奇、兴奋，觉得又帅气又精神，但这些人毕竟毫无部队生活经验，因此也有很多不习惯不适应，并常常闹出笑话。

宓世湘老人记得：“刘秉彦来第五研究院主持工作的时候，五院建立了十个研究室，只有一个研究室的主任是党员——他过去是北京航空大学的教育长，但是他来的晚，是第二年才来的。剩下的九个研究室主任都是群众，包括当时的院长钱学森也都没有入党。”

宓老回忆说：“你可以想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五院又是那么高度保密的单位，这些不是党员的领导，即使穿上了军装，相互之间还是称呼什么张先生、李先生，他们一时还没养成叫同志的习惯，我们这些原本就是军人的同志听了可真是怪别扭的。呵呵……”

梁启超的小儿子、著名火箭专家梁思礼院士（已故）也讲过一个故事。

1957年8月，五院集体入伍后，梁思礼被授予少校军衔。既然纳入军队序列，一开始也全都按照部队等级条令执行。

五十年代被授予少校军衔的火箭专家梁思礼。

梁思礼作为一个研究室副主任，肩上又挂着少校的牌子，级别比他低的干部战士自然对他恭恭敬敬。有一天，他研究室的部下列队请他训话，值日干部先向队列大喊一声：立正！然后双手握拳，跑步向前，向他敬礼——说：“少校同志，某某单位列队完毕，请您指示。”

“按照条例，我在讲话之前，本来应该向大家喊一声：稍息！可是我忘了，大家就只好保持立正的姿势听我讲话，我讲的是技术问题，时间不短，同志们就那么笔直地站着，真是很不轻松。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失误。哈哈！特别不好意思。”

年过九旬的老院士一想起那天的情景，就忍不住笑起来。

晚年梁思礼

刘秉彦在五院参与领导的第三件大事，要算是组建了航天工业的发祥地——一分院。

1957年11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国防五院决定在原有的10个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两个分院。周恩来便随即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兼一分院院长；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刘有光少将被提任国防五院政委；谷景生改任五院副政治委员兼一分院政治委员；刘秉彦为五院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兼军事电子研究院院长王诤中将，调任为五院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

这个卧虎藏龙的一分院，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也可以说是中国运载火箭的发祥地。它曾是导弹总体院，乃航天工业的龙头所在。时值今日，很多航天事业的领军人物都出自一院。

有关刘秉彦在一分院创建及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84岁的宓世湘老人，以航天人特有的严谨认真，在《敬爱的刘秉彦院长》一文中写道：

一分院成立后，负责地地、地空、海防导弹总体和发动机研制工作。当时，钱院长负责整个五院和一分院的技术研发，主要精力在力学所。谷政委因为受到夫人范承秀被打成右派的牵连，不久即被调走了。刘秉彦虽然因工作需要，大部分时间在五院，但一分院党委和行政领导还是由他负责。这个时期，一分院主要是着手进行P-2导弹的仿制工作，同时积极筹备兼并二机部四局211厂，又要将院址搬迁到南苑，并开始准备8102建设任务。那个时候任务非常繁重，但所有人员情绪高涨，工作处于高负荷状态。刘秉彦副院长肩负双重任务，每星期来一分院一次，仿制工作千头万绪，十分操劳，但他始终精神饱满，无论是穿军装还是穿中山装，都具有庄严的军人姿态，讲话严谨，不尚空谈，处理问题既坚决果断，也不乏人情味，可谓张驰有序，很有章法。

1960年生活困难，刘副院长曾亲带队去内蒙古草原打黄羊，他的枪法很好，打了不少黄羊，拉回来给科研人员改善伙食。他担心我们这些年轻的尉级军官分到的肉太少，营养跟不上，就多次派他的司机老黄师傅把院里分给他家的牛肉捎带给我们。

总之，在当时的许多同志看来，一分院的工作一直保持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和刘秉彦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是分不开的。

在当年五院的老人们看来，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从国防五院初创到成立七机部，再到后来的航天部，一直演变到今天的航天科技集团与航天科工集团。近60年来，无论名称与体制怎样变化，其五院时代构建形成的“一院三分院”（一院即国防五院，三分院指五院所属三个分院）的基本格局始终沿袭，未有大的改变。

实践与时间证明，这“一院三分院”的格局是经得起考验的。而这一历史格局，正出自于刘秉彦等人当年的战略构想与筹划实施。当然是事物是发展的，那个时代，一分院搞弹体，二分院搞制导，三分院负责试验，而现在则是以型号为主，型号总设计师可以根据需要，自主决定选择哪个分院为主研发制造，现在的院所都改为公司，其选择都带有包含着竞争意味的商业行为。

这也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规律。

2014年冬，笔者为撰写这部传记，曾专程拜访刘秉彦任五院副院长时的秘书庄寿仓先生。庄老后来又当过王诤将军的秘书，堪称是“老五院时代”许多重要决策的见证者与亲历者。

不料，当我说明来意，庄老却婉拒了我的采访。

他诚恳地说：“秉彦同志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老首长和恩师，我当然应该责无旁贷地为他的传记提供材料。但是我恐怕这种随口问答的访谈，会因某些记忆模糊而出现偏差和失误。为尊重事实，我会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写出来，交给你参考好吗？”

几个月后，87岁的庄寿仓老人，果然亲笔写出了几万字的回忆文章《我的恩师秉彦同志》，为本书写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和细节。

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时隔多年，我离开这行已经四十余载，所经所历只是跟随秉彦同志时有所了解。为认真准确，我想到了一位老友，就是在五院正式成立之前就从空军调来的宓世湘同志。当年，他始终跟随五院几次搬迁，后来住在东高地一分院，直至退休。这些日子，我与宓世湘同志通过多次电话，他对上述搬迁一清二楚，而且对有关人员的数字都是如数家珍，没有他的帮助，我无法记录得如此周详和准确。

宓世湘同志对刘秉彦同志在组织构建“一院三分院”这一格局方面评价极高。他说钱学森当时院长并不常来五院，似乎他的工作重点仍在中科院力学所。钱以其在国际空气动力闻名，而空气动力只是导弹飞行的一个课题。钱学森是周总理亲自请回国的，那时就大名鼎鼎。五院初创时，众多专家教授，以及刚入院的苏联留学生和大学毕业生，都对钱院长非常仰慕，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

但是，钱对组织工作、行政管理却非所长，包括对研究室的组成，划分专业等工作都是外行。宓世湘同志认为，早期五院“一院三分院”的格局的组建和形成，几次带有战略意义搬迁、合并、分散、集中，以及几乎所有的行政，包括科技组织管理，都是秉彦同志一手操办运作，只是借重钱的大名而已。

这虽然是宓世湘同志的一家之言，但却是发自内心的真心话。我们还共同认为，秉彦同志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如果说的更全面一点，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就是钱学森、王诤、刘秉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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