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媳妇问题，要打倒英国王室？|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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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篇
因为媳妇问题，
要打倒英国王室？
【提要】
“英国王室再一次因为媳妇问题引起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不同反应，让人们对君主立宪制有了一种新的观察点。王室政治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它会阻碍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反而可能是用一种独特形式保留了历史和文化的风景线。”
文：乡庐子夜
来自英国王室的哈里和梅根，在美国接受著名主持人奥普拉访谈，事先曾引起英王室高度紧张，甚至警告如出言不逊会抖出梅根的料。结果，访谈一发表，许多人感到虚惊一场。王室发言公开表示对梅根的遭遇感到“难过”。事实上，梅根的怨怼都是皇室媳妇之间的问题，最大的新闻不过是凯特把梅根“弄哭了”，而事因竟然是因为婚礼上花童的裙子争执──如同全天下所有妯娌都可能会出现的状况一样。最大的也许就是关于她生下的孩子肤色的私下议论，这是王室最紧张的敏感问题，但显然不是出自王室高层，应该是一般人员在背后的碎言琐语。最后的真相很可能就是，外来的媳妇不适应讲究规矩的王室生活环境──事实也许就是这么简单。媒体如果期待再次出现黛安娜式的事件，应该是会失望的。
当英国王室正在恢复平常心处理此事时，远隔大洋的北美却有了不同的反应，或者升高了愤怒，或者升高了敏感，让人们有了一种新的观察点。纽约时报的Hamilton Nolan发表了一篇专论，题目就是非常耸人听闻的：“打倒英国君主制”，说梅根“揭露了英国王室是一个充满诽谤中伤和种族主义的恶意之地”，“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可以让王室变好。根本不可能。不管你加多少糖，也不可能把一瓶毒药变成清甜的饮料”。与此相反，与美国以北纬四十九度相邻的北边，加拿大自由党政府的总理特鲁杜急急忙忙出来提醒人们说：现在不是讨论废除君主立宪制的时候。右派的保守党估计不会反对特鲁杜的说法，但左派的新民主党领袖辛格表示，加拿大民众本来就不需要遵奉英国王室首脑为自己国家元首的君主立宪制，现在英国王室又涉嫌以种族歧视的态度对待梅根，这就更是问题了。
英国王室文化在美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一点从美利坚立国的初衷就很明确的，“五月花号”的人就是为了逃离英国君权的专制而来到新大陆建国的。所以Hamilton Nolan很自豪地说，“美国曾犯下许多反人类罪行，但在这件事（没有实行君主立宪）上我们做的是正确的。我们的总统也许会令举国蒙羞，但至少美国人没有被要求向某些完全莫名其妙的废柴有钱人——以几百年前某英国头号黑帮老大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身份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卑躬屈膝”。
作为美国人，Hamilton Nolan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很简单，他认为“废除君主制应该不会太棘手。首先，你拿走他们的房子。然后，你拿走他们的财富。然后，你拿走他们的头衔。所有这些都应该属于公众，而那些人将这些东西强占了太久”。
于此，他应该要对加拿至今存在的君主立宪大惑不解了，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办不到？他忽略了一个现实，加拿大的问题不仅在于想脱离英国王室、废除君主立宪制，从修宪的角度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必须有加拿大所有十个省和联邦议会众参两院的支持才行，而且，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废除君主立宪制已成为加拿大主流民意的迹象──这是文化和历史的层面的现实。
Hamilton Nolan不理解？他应该知道，当年从“五月花号上”登岸的那些人，奠基的不仅是美利坚合众国，而且也另外奠基了曾与美国打过仗的加拿大，这就是为什么直至目前加拿大仍是君主立宪的最原初动因和理由。不久前笔者在一篇讨论总督问题的文章中曾指出，美国的独立战争，本质上是反抗英王压迫和追求与英国断绝关系，但当华盛顿击败英国军队时，大批保皇党人放弃家产、拖儿带女地北迁加拿大和其他英属领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说，美国独立战争实际同时创立了南北两个国家。在加拿大的英王保皇党人，他们也反对君主的专制统治，但不愿意放弃作为维系国家传统和文化的君主制文化，他们具有强烈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脐带，这本来就是保守主义的一种个性特点。这同当年留在美国的英国移民不一样，他们决绝地与母国断绝关系，甚至与英国的世仇法国联合反对英国，这就铸造了美国人自由不羁和无所传统拘束的政治文化。但来到加拿大境内的英国人持守保守的文化，他们同英国传统文化有无法隔绝的种种联系，这种立国精神决定了加拿大政治的保守和温和，这就是为什么至今君主立宪制在加拿大仍然稳固并且不易更变的重要原因。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其实不是仅有美国式完全共和制的模式，君主立宪制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本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为什么君主制仍然会如此在现代民主中顽强地有一席之地呢？
笔者一直想用另类的方法划分世界各个国家的不同类别和性质，就是认为目前世界不同国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历史形成国家，如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国家，一类是非传统的以外来移民形成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在这两种类型中，值得关注和可以分析的是所谓的传统国家，这些传统国又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彻底废除了君主制的国家，如法国等；一种则在某程度上保留了君主制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如英国和它的部分殖民地。而这种国家，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就是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传统国家，政治和社会基本上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动乱并不多，例如英国和日本等（泰国情况有些特殊。泰国王室仍然掌握政治上的某些实权，实质上是政府和王室的二元统治，同现代的君主立宪有一定的意义差别）；而传统国家在废除了君主制之后，则经常会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而且革命不断，最典型的是法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当然也包括亚洲国家。
我们以法国和英国作为个案观察。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史上最成功的社会转型典范之一，基本上构成了现代民主国家政体主要基石。但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历史国家，法国用暴力废除了原先的皇室制度，抽去了原本具有国家凝聚力的重要象征，而同步实行的土地改革，造成了农村和城市的不平衡，农民怀念原先的皇室制度而希望复辟，结果，代表保守文化的农民同代表激进的城市势力，始终处于文化分裂之中。但较量结果，保守主义在法国几无立足之地。法国社会二百多年来充满激进和暴烈，呈现了同英国等其它传统国家不一样的社会面貌和民情风俗，在某种溯源上可以追到废除君主制的历史后果。法国的君主体制，不但是欧洲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完备的，一方面由于地形和气候适宜，发达的农业为君主集权的体制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保证，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以来，路易十一等国王致力于消除地方领主的政治影响，建立起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奠定了君主制应有的稳定和秩序。但是，法国革命中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后，逼迫路易十六承认制宪会议的合法性，而后革命持续了将近一百年的动荡，最后在1870年建立较为稳定的共和政体。君主制在法国被彻底消除了任何机会，法国不断涌现激进的政治理念与口号。大革命期间巴黎市民频繁参与政治抗争的习惯，一方面呈现完全脱离君主制后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全新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塑造了现代法国国民热情、直接、激进的参政性格。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法国大革命源于人民政治参与欲望和政府高压统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现代革命的爆发并非是由于贫困，恰恰是由于社会发展唤醒了人民的权利意识。像1967年五月风暴这类左翼领导的示威活动在当时法国社会十分常见，这些抗议活动大多由国内的激进势力主导的。左翼在法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绝对优势。上世纪50、60年代，法国涌现了萨特、福柯、波伏娃、梅洛庞蒂等一批杰出的左翼知识分子。如果观察法国革命同时又是暴力的典范，那么，直至今天，法国仍然是世界上政治和社会动乱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个历史脉络应该说是相当清晰的。
传统国家废除君主制之后，如果无法用相关的补充完成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衔接，那么，就会出现文化的分裂，甚至有可能在短期内就造成极严重的后果，并且在此后的历史上留下长期的严重后遗症。例如，德国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民族，曾产生了像马丁•路德、:黑格尔、尼采、韦伯、爱因斯坦等思想家和科学家，应该说是理性精神在文化发展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当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失败，战败国的条约点燃了民族仇恨，原先深厚的理性文化底蕴却无法阻止文化分裂。以德意志和非德意志为两极的“两元对立”，彻底撕裂了文化在多元和丰富中的统一与合谐。纳粹利用民族主义的激进情绪，从在大学里集体焚烧图书，到穷追不舍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是一个国家文化分裂的登峰造极恶果。纳粹德国造成的文化分裂，甚至形成了一种知识难民的“文化流亡”现象。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后果。
相对来看，英国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没有像后来法国革命那样具有激进和根本断裂的思路和进程，革命在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发现了新时代同封建王室有达成妥协的空间，有继承原先政治文化传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要求王室接受《大宪章》，而英国历史上早就有《大宪章》，因此在英国王室看来，这里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革命不是彻底推翻和埋葬王室政治，而是建立双方认同的君主立宪制制度。这种妥协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伟大的政治明智和历史理性，得以让英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能在革命之后的变革时代无缝地轨道链接。于是，当君主立宪制度一旦确立，英国革命也就终止了──在完成了时代变革和历史转型之后，他们不想再吃“革命”的饭了，这是一种极其理性和冷静的选择，是两种不同历史的继承和容纳。而皇室象征的各种文化和历史遗产，包括贵族文化，理性主义的社会方式，形成了英国保守主义长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因此，虽然英国的政治和文化呈现多元，但并不如法国那样长期处于政治的动乱和文化的分裂之中。
喊出“打倒英国君主制”的Hamilton Nolan，以美国拒绝君主立宪制而感到自豪，但是，他如果想一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顾法国、俄国、英国的反对，坚持不对日本天皇送交国际法庭审判，而且强行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就会有所尴尬了。
其实，尴尬不尴尬是小事，但此一历史事件揭示的道理却是应该弄清的。日本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变革是明治维新，但是，相对工业化时代的现代特征，日本反而增强了天皇的存在感，从以前毫无政治实权，仅仅是道统名义的象征，一下子变成不但得以道统之上，而且掌握世俗权力，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双重代表。这是日本人一种非常的历史和现实的结合境界。由于日本自身资源的匮乏，在现代工业化世界里要生存乃至发展，面临的挑战巨大，就要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统摄力量，用所谓的爱国主义进行从经济到军事的动员，而在天皇的统治下，甚至战争和罪恶的实施，都是可以轻而易举进行动员和实施的。没有天皇，日本要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可以会遇到现代民主国家那样的多元难题。当在战争失败后，日本的军事能力被彻底摧毁，但重建日本以及这个重建的日本能否稳定，对美国来说是需要谨慎和细致设计的。显然，美国肯定注意到了，与自己是移民国家不同，日本是一个传统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看到天皇在大和文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维持或传承它的存在，可以增强日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战后重建日本秩序和保持维定的关键所在。一个稳定的日本将型塑一定的地缘版图，这对于统治者美国来说是最为迫切关注的。反之，如果彻底废除天皇制度，并把天皇逮捕并送上法庭，虽然能轻易做到，满足美国报复和羞辱日本的心态，但会埋下仇恨，从心理层面摧毁日本人的国家意志。从当时即将来到的冷战时代来看，这对美国地缘政治中的沙盘评估显然不是最有利的。这就是美国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度的根本原因。这里，固然有美国利用日本在地缘政治中的自私考虑，但是，日本此后社会能保持相对稳定而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起飞，说明君主立宪制在现代化民主国家能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这可能就是我们观察的一个要点。
事实上，人民要把皇帝赶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赶跑之后有些东西要想再恢复或重接是非常困难了。这个问题无关民主或现代化，而是一个文化和历史的传承衔接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 英国宪法没有君主政体,，整个建筑物就会倒塌。包括其它目前仍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君主几乎不会进入他们的政治生活，但仍然是一种熟视无睹的存在，是一种潜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
从目前来看，所有君主立宪的国家，君主都是象征意义高于实际运作，而它在社会中留下的精神成果却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公民社会中的独立精神；发达的民间组织；保守主义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长期运行；社会稳定机制中具有一定的自我调适功能，等等。一个国家的民众选择或容许君主立宪制的存在，基本上是观察到了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起到维护和衔接的作用。现代化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但处理不好，就会变成文化的分裂，或者历史虚无主义，这在许多国家都是屡见不鲜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府，由于政党轮替的常态，再加上政治正确下选票的考量，政治分歧会导致无法在文化的统合上发挥功能。就王室政治来说，虽然王室在政治上没有太多分量，但是它本身的实际存在，往往会起到潜在的文化象征，一些传统留下的特色文化，例如英国的基督教文化，贵族文化，日本的礼仪文化，都可以经由王室的无形权威和尊严而得以保存并成为一种真正的精神遗产。各种不同的传统文化综合起来，实际就形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向心力。君主立宪国家，文化的认同往往同对宗教信仰连在一起的，保持了宗教的相对独立，国家不会介入或替代宗教的功能，出现如法国革命将政府的权威扩大到家庭和教会的领域，结果导致伦理和道德的混乱，激进主义成为文化的特色。
其次，王室的象征性的力量可以起到凝聚民心和团结人民的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女王伊丽莎白当时只有13岁，当时有人建议她和妹妹玛格利特两位公主应该到加拿大避难，遭到她们母亲反对，说“孩子们不能没有我，我不能没有国王，而国王不会在任何情况下离开。”1940年，在德国持续空袭中，伊丽莎白进入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在当时鼓舞了全体国人，这实际也构成了当时英国抵抗纳粹的所谓“大轰炸精神”（Blitz Spirit），同人民一起保持着冷静沉着安度危机。在本次新冠疫情危机中，女王再次在电视上发表演说，而且提到Blitz Spirit，让人民从历史危机的回忆中重新焕起民族的团结精神。相比较之下，没有君主的美国，却因为大选之年的政争，在抗疫之中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伤感，而这还仅仅是美国政治和文化分裂的一个插曲。
再次，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起到缓冲和制衡作用。现代国家都是多党政治，这种政治因为党派的特点往往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形成国家政治运作的迟滞甚至瘫痪。而王室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适时成为调节或平衡的角色。就一般情况下，王室一方面是不干政的，但另一方面又在宪法上具备至高性和权威性，根本就不可能在政党政治中选边站，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超然地位，可以在必要时候起到安全阀和调节、平衡作用。以英国为例，表面上看君主的权力是架空的，但却也是可以超然和独立的重要前提，甚至可以说，正因为没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权利，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权力。当一些政党因为派别而打得不可开交时，人们会从稳定的王室政治中去寻找最后的安全感觉。过去一些年，英王室确实也在关键政争中起到了化淤疏浚的功能，避免了因政治斗争而带来的不安定因素。英国历史上, 在党派之争中无法分出高下并选出首相的情况下，有多位首相就是经王室任命而直接走上执政岗位。有人说“王室是个有价值的缓冲器”，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君主制国家一般在政治变革的进程中注重稳步和谨重的保守主义模式，较好地避免了大起大落朝令夕改的问题。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保守主义不仅是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派别标志，而且也成为社会行为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说形成了普遍性地对历史和传统的充分尊重，成为人人都可以把握的行为和思考经验，而这种长期积淀的经验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传统，运用到参与政治权利中如投票和问责，就颢得相当有理性和回旋余地。对法国革命持批判态度的柏克就指出，大家认同国家的实体应该由一些古老的传统组成，个人不应该单单为了自己的利益用全新的方式来行动，他的行为应该永远是他祖先的行为的继续。柏克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即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形式应该由它自身的历史和传统去决定，不应该由某种权威去规定某种唯一的形式，从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又导致对权威和秩序的尊重。相比其它国家来说，英国人即使他们看来内容很好的变革计划，也会在细节上扎扎实实地推敲，这就是保守主义对社会的稳定所具有的更强责任感。基本上，像英国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是以其保守主义为主流而形成人们对社会和国家安全感的。
由于同英王室的联系，英国的保守主义在加拿大也得到了延伸并成为政治和社会运行的主导意识。基督教等宗教信仰构成了加拿大保守文化的重要特点，同时也渗入到民众日常的社会活动和政治诉求中。加拿大民众一般追求看到精悍的、有效的小政府，要求政府的清廉和诚信，在宗教信仰的背景下坚持稳固的传统家庭价值，讲究诚信和勤劳致富的基本生活原则，等等。我们从历史分析中可以看出，传统国家如果忽视了文化的传承基因，就有可能出现长时间的文化分裂。除英国和加拿大外，我们看到日本以及北欧的一些传统历史国家，通过保留王室制度作为国家民族的象征凝聚力量，文化和社会的分裂现象也许会与时俱进地出现，但同那些废除君主制的“传统国家”相比，总体问题并不是很严重。以北纬四十九度为线，加拿大社会和美国社会就是两种不同的氛围和天地。
当然，正如喊出要“打倒英国君主制”的Hamilton Nolan所列举的理由和事实，无论如何，君主立宪制的模式在目前仍然受到不少人的诟病，毕竟一个封建时代的统治模式在二十一世纪还存在，会让人感到是一种历史怪物。或者，由于王室仍然用纳税人的金钱维持，加上不时会爆出一些新闻，包括八卦消息，会使王室处于尴尬境地。而在这种情况下，王室一般都处于弱势地位，是不可能理直气壮为自己辩护的。但是，当一个国家选择了保留君主立宪制，那么理应就会有一定的宽容去面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况且，王室并没有化费太多的金钱，纳税人不至于养不起王室，而且凭心而论，王室没有“吃干饭”，他们要从事许多公务和慈善事业，为国家进行推销和公关，他们的辛苦可能远超任何人的想象。王室同民众的互动行为，相比政客的拉票和作秀，可能会让人感到更具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君主立宪制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它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反而有可能用一种独特形式保留了历史和文明的一道风景线。一句话，“有益无害”。
当然，目前已经废除了君主制的“传统国家”，是无法再走回头路的。同政党政治不一样，君主制以具人格性的继承方式维系的，只要一被废除，在现代社会是无法再恢复或再造的。但是，君主制度在与其它类型国家相比较之后，其展现的相对稳定和温和的文化特点，还是值得思考和观察的。
【作者简介】：乡庐子夜，加拿大华裔资深媒体人。早年下乡在黑龙江兵团农场任新闻干事。1979年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系读研究生，后在媒体工作。1992年赴加拿大访学，并筹备和创办学术刊物。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文化中国学刊总编辑（加拿大），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理事，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和研究员。出版有《走出法律迷宫》等著作。长篇武侠小说《茶醉》获台湾温世仁武侠小说大奖赛评审奖。发表有不同主题的学术论文、散文、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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