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多元社会中的全面专政？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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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篇
取消文化：
多元社会中的全面专政？
【提要】
“人要生活在一个不能说错话的环境中，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取消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容易扩演成乌合之众的群体性规模的围剿。在多元社会里，人们无法解决所有的分歧和异见，应该回归到理性、尊重、公平的模式，动辄“取消”对方只会形成新的不公平。”
文：乡庐子夜
正常情况下，每年十月至次年六月，是国家冰球联盟（NHL）的赛季。每到星期六，加拿大CBC电视台就有一个例行节目，叫加拿大冰球之夜（Hockey Night in Canada），这个节目陪伴加拿大人至今走过九十年的历史。近几十年来，主持这个节目最受欢迎的一个叫唐．切瑞（Don Cherry）的。这个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头看上去就像个老顽童，每次出场都穿一身花里胡俏的彩色衣服，而且从不重复。除了评点冰球技术外，他还会现场穿插评论一些冰场内外的花絮事件。与他搭挡的是比他年轻的罗恩•麦克林（Ronald MacLean）。麦克林也是电视台体育节目的资深大咖，但他和切瑞配合的相当好，自愿当配角，大多时间让切瑞讲，而自己“装孙子”，大智若愚地频频点头，也赢得了公众的好感。切瑞是许多加拿大人心中的国民偶像，曾被评为加拿大十大名人之一。但是，切瑞个性口无遮栏，经常语出惊人，弄得电视台很紧张。最后一次是2019年底加拿大国殇日前夕，他突然离开了冰球主题，批评很少看到移民在国殇日佩戴罂粟花，佩戴罂粟花是加拿大人悼念战争中阵亡士兵的一种方法。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最后电视台被迫炒了这位年老的主持人。
他究竟说了什么？他说的是：“你热爱我们的生活方式，你喜欢我们的牛奶和蜂蜜，至少你可以花少几元买一朵罂粟花的东西，这些阵亡士兵为您在加拿大享有的生活方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You love our way of life. You love our milk and honey. At least you can pay a couple bucks for a popp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ese guys paid for your way of life that you enjoy in Canada. These guys paid the biggest price for that.）
在加拿大，佩戴罂粟花是国殇日前后的一种传统性纪念行为，也是一种慈善活动，一般是由儿童青少年在街上售花，行人随意捐增，一元两元甚至免费获取，然后佩戴胸前。凭心而论，用我们华人的习惯标准，切瑞的这些话反映的是一种真实的现象。从逻辑上也无法构成反移民，因为牺牲的加拿大士兵中不少也是移民。包括我们华人在内，对一些移民无法融入本地的生活方式也经常发出尖锐批评。问题在于，在加拿大整体政治思潮和社会文化的压力下，这种拐弯抹角的批评是犯了大忌，而切瑞并不知道时空已经同几十年前有了巨大的转换。切瑞往往依老卖老，例如他和麦克林共同主持节目，但却以自己为中心，固然麦克林十分尊重这个老人，几乎是天衣无缝的配合，成为一种美谈，但切瑞性格固执，而且罕见坦率，动辄就对他人进行批评，而他长期形成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些已经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明显不合现实，他却总是耿耿于怀。例如，加拿大是北美冰联的起源地和主要国家，但现在已成为整个北美的联盟，三十一支队伍中加拿大只有七支，他就总是不开心，许多年来总是闹出许多争议话题。
最近一些年，盛行政治正确，大家的共识中有几个东西是不能随意碰的，例如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等，切瑞虽然不会去跨越，却总是会在边线上游走。作为一个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有自己固守的理念和观点，再加上他以大胆言论著称，难免会擦枪走火。例如他曾评论女记者不应该进入球员更衣室，或者教训球场的女观众应该认真看比赛，不要东张西望干扰他人，都曾引起反弹和争论。电视台为此提心吊胆，CBC曾经设计延迟七秒播放他的现场言论。因此，在政治正确的大局下，切瑞最终因言论而被彻底“取消”，黯然下台走人，虽然出乎意料，却也是情理之中。
这是“取消文化”的一个例子。所谓“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是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一个名词，有不同的解释，但主要是针对因说错话而被“取消”某些原本属于当事人的权益，既包括从社交媒体上被噤声乃至彻底消失，也包括职位、福利、地位等被取消，而从目前发生的个案来看，很大一部分是著名专业人士或公众人物，他们因言论或某些行为被指不当而从此失去出镜机会，甚至丢掉饭碗。因言行不当而失去工作，以前也有，但“取消文化”中个案的特点往往是仅仅说错了一两句不当言论，而此类言论不但上不了法庭或仲裁，甚至本身解释或理解的幅度也很大，就绝决地被“干”掉了或被“封”了，连申诉或上诉的机会都没有。而且，“取消文化”中根本不存在一定的处理机制和法定单位，当事人根本无法依循正常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具有人多势众特点，或者占有道德制高点对当事人进行围剿，是取消文化的行为模式，其之所以会成为文化，是有历史渊源的，实在也是人的一种本性的展露。在新约《约翰福音》中，记载耶稣往橄榄山去，在圣殿坐下教导众人，这时一批吵吵嚷嚷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来，对耶稣说，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按摩西律法我们应该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样说呢？耶稣起初不作任何回答，但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不住地进行逼问，耶稣就站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她。听了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问她：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用石头打死”是一种最彻底的取消文化。摩西律法是当时的最高法律，如果要以此给人定罪，可以说是当时最高的政治正确。但是，耶稣基督偏偏极端讨厌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虚伪和残忍，所以用一种极其巧妙的智慧让他们知趣地退场。许多人在读到这段记载时会很感概，假如今天耶稣再对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说这样的话，他们会放下手中的石头，“一个一个地都离开”吗？
世道不一样了。事实上，这年头因为言论失当而被彻底“取消”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大部分都是出镜率较高领域的人，例如影星、艺人、体育运动员等，比较著名的是《哈里波特》的作者JK．罗琳，因为对变性发表评论便成为从演员到读者的共同抵制。最早使用Cancel culture这个词的纽约时报，曾举了许多被“取消”的名人名字，包括Bill Gates，C罗，Kanye West，Taylor Swift，其中有的是调侃，有的确实是言论出格，有的则是政治立场（例如Shania Twain说支持川普）等，所以，文章的标题就是“人人都被取消了”（Everyone is cancelled）。在大多数情况下，“取消”实际是一系列行动的最终结果，例如，是一系列争论的产物，被取消的人之前受到了主要是社交媒体（推特、脸书等）的攻击。当然，也有的是“偶犯”，只是某一天某一篇东西或某一种行为（小至如穿一件体恤），都有可能在一夕之间被彻底“取消”。雷厉风行，不讲情面，断绝后路，都是取消文化的表现特征，不再有以前那种冷静讨论公平商榷的温馨气氛。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其实纽约时报本身在“取消文化”中也不能“免俗”。该报著名社论专栏作家怀思（Bari Weiss）因为在文章中坚持自己保守派立场而遭到攻击，这些攻击就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推特，她愤而辞职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推特不是《纽约时报》的报头栏位名称，但推特已成为这间报社里最至高无上的编辑”，报社放任推特和员工攻击像她这样“不正确”论述的作家，甚至进行集体霸凌。至于报社为什么放任这些，她认为是因为“自我审查”在《纽约时报》内已成为常态，报社大多数员工虽然认同她的观点并且不同意网络的攻击，但只能通过顺从时局而得到保护和保住工作。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因“取消文化”而倒霉的当事人，相当一部分从事的工作并非学术或严谨性质的，如演艺人员、体育运动员等，他们当然缺乏学术性，面对镜头说话来不及转綩，也不懂修辞，甚至不会打擦边球，如果不事先做足政治正确的功夫，实话实说，显然就是不识时务，甚至无异是飞蛾扑火，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唐．切瑞。除了一些著名人士因为不当言论而受到抵制乃至“取消”外，其实，更多的并非知名的人士，几乎每天每时都会因为“说错话”而被取消。
除了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外，“取消文化”大量地表现在网络载体和社交媒体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从客观上是一个“取消文化”能得以滋生的时空环境。这是因为在一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社会大众通过不同渠道发出声音和评论是相当容易的事。以前写文章，发声音，都是传统媒体的精英阶层，普通人是无法进入这个金字塔，但现在突然之间一个巨大的话语空间呈现在自己面前，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一试手笔，不一定写宏篇大论，尤其在像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随时随地可以向任何人进行公开评论，传统媒体的话语特权一下瓦解成为诸如卡拉OK式的便携式媒体，打开计算机或手机，便可以从事“新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新媒体，或者自媒体，或者传统媒体附设的社交媒体，事实上都集聚了相当规模的舆论力量，一旦在某种带有政治正确的意识指导下，便会爆发集体性的攻击力量或围剿能量，所谓网上霸凌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以前传统媒体年代，许多人是很难寻到自由发声的渠道，现在他们突然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可以随时呼应或抵制别人的工具，有可能拉帮结伙去追打或封杀其他人，并且可以从中找到某种快感或成就感，事情便这样成了。
这种满足追打或封杀他人的快感，在民主国家和威权体制下都可以轻易地实现。像诸如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一旦失去法律或伦理的控制，就有可能形成像红卫兵那样的群体性围剿和攻击势能。红卫兵扫四旧时，最显著一个特点是不经过任何既定的秩序机制，直接按自己认定的标准把别人彻底“取消”。把雕像推了，把街名改了，把小说禁了，把历史改了，何其相似乃尔。但这种势能最诡谲的地方就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当把别人随心所欲“取消”后，自己说不定哪天也会被“取消”。有一件事非常讽刺，本届美国大选前夕，在2020年8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上， Cancel Culture是被当作民主党极左的罪状之一反复提及。但是，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此两年多前，橄榄球球星Colin Kaepernick在奏国歌时单膝下跪支持BLM，正是被川普总统一顿粗骂，之后没有任何橄榄球队跟他续签合同，这种被“取消”并导致失业，一直到因Floyd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后才被NFL的老板平反。作为取消文化的一个登峰造极的结果，就是把别人“取消”的川普，在本次大选失败后，也因为言论不当被社交媒体“永久禁言”。这可以说是取消文化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而且是震荡性的影响，因为不但那些挺川人士深感震撼，甚至连反川阵营也目瞪口呆，许多人之前是逢川必反，但在川普被永久禁言一事上却噤若寒蝉，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全面专政”如果随意地扩散，很可能会变成双面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东西不是太好玩的。美国从历史上是以言论自由为建国之本的，但美国也是取消文化的发源地，取消文化针对的恰恰就是言论自由，因此，许多人切身感到取消文化已经成为美国人恐惧的主要来源。就像本次大选中曾作为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杨安泽所说的，“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取消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恐惧的来源。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你会莫名其妙地担心，如果你说错话，你的生活可能会永远改变。”从说话方式，到工作职位和整个生活有可能被彻底改变的恐惧，这就是全面专政的效应。
人要生活在一个不能说错话的环境中，是很恐惧的一件事。取消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行为，而且容易扩演成乌合之众的群体性规模的围剿。因此，即使被卷入此类争论的政治人物，稍微有一些政治的冷静和哲学的思考，尤其在顶层设计中有一定话语权的人物，都会警惕取消文化对一个民主社会的侵蚀。川普和奥巴马都曾介入过相关讨论，有意思的是，本来这两个人是很少尿到一个壶里的，但在取消文化的看法上，却是难得的一致。川普是把取消文化视为“左派的一个政治武器”，指其“让人丢失工作，羞辱意见不同者，要求绝对顺服。”而奥巴马则对推特上的年轻人忠告说，取消文化错误地赋予人们评断他人的权力，让人们忘记了做错一件事的人，并非十恶不赦。取消文化“不是真正会带来改革的社会运动，如果你只是扔石块谴责，你不会走得太远”。奥巴马警告取消文化具有把人造成“正义魔鬼”的危险性。
“正义魔鬼”换成另一句话，就是“正确魔鬼”。形成取消文化的背后理论支撑，就是一个时期以来盛行的“政治正确”。在美国，politically correct最早是出现在有关司法判决中，这与现在的“政治正确”的语境并不相同，现在一般使用的英文Political correctness是从上世纪左翼思潮兴起后赋予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表征，一直发展到现在，主要是针对或解构传统政治领域里的话语述说，而西方政治表述以前一直以基督教文化为价值基础，这恰恰是从政治正确到取消文化最关注的内容转换。以北美为例，像少众的性取向（同性恋等），大麻等毒品问题，传统家庭观念和生活方式，保守的政治行为，传统的爱国主义，等等，都是在“政治正确”这面旗帜下要重新审视或翻转的，如果触犯这些人的底线，就会面临被“取消”的危险。美国的黑人运动是有悠久历史的，但是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才进入被“政治正确”论述的社会运动中，并且与之结合成统一战线，这里有党派争夺和选票考量的影子。这样，再加上近年来左翼运动新的目标，如环保、女权、移民等问题，都是从“政治正确”到“取消文化”可以切入的话题。现在这个时代，有的群体一方面在传统和伦理价值的底线上无法突破，一方面又几乎没有“政治不正确”的操作空间，于是，上述所有问题一旦处理不妥，便会爆发群体性事件，所有的问题会变得十分敏感，人们只能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唯恐碰触了“政治正确”的底线，因为后果就是全面专政式的“取消”。
事实上没有人说要追求政治错误，而所谓的“政治正确”本身就含有特别的定义，而且基本就是一个贬义词。所以“政治正确”从来是摆不上台面的，谁也不会承认自己在搞“政治正确”。主事取消文化者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取消文化”的。于是，问题就复杂了，而且甚至是相当诡异的，就是说，人们现在生活其中的社会，没有明确的伦理和法律规范，而是被大量的不可言说、不可争辩、不可讨论、不可“讨个说法”的潜规则包围，这就使人处于一种不安全的境地。因为现在社交媒体空前发达，而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几乎大多数人都要卷进去，无数潜规则就会综合成新的“潜意识形态”，这就使现在人们生活得十分敏感，整个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变得十分脆弱，因为一句错话就会让人感到“天要塌下来”。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取消文化是以“政治正确”作为自己伦理和道德支撑的，问题是谁来界定“正确”？或者谁有资格认定正确与错误之分？
问题不仅仅于此，更进一步的，现在所谓“政治正确”引发的个案，大量地都是指向言辞、行为、规章中对社会某些群体造成冒犯的意识，其中当然也包括冒犯权威机构的立场，或者所谓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在原先的社会争辩和分歧的现象中，还存在相当成熟和可行性的处理模式，包括在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展开讨论和争辩，然后经一定的民主程序或民意确认的方法，达到求同存异，甚至通过投票进行选择，这个模式本身为少众权益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机制。这种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代议”的性质，例如争辩双方谁也无法处于“判定”的地位，而是交由既定机制去决定，最后还可以上法院。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一个基本的运行模式。但是，社交媒体兴起之后，这种行为方式和处理机制受到了“人多势众”的影响，于是“代议”的性质逐渐退隐，取而代之的，就是网民直接不经过必要的中立和鉴别程序，自行对当事人进行判定和声讨，从各个方面直接封杀和“取消”。如果一些社交媒体忽视了自己仅仅是载体工具的功能，直接介入到特定党派、特定势力或特定利益中，同政治精英和财富巨头形成“三位一体”的全面专政，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就会被彻底动摇。取消文化就是现代民主的异化和毒瘤。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
“谁也没有权利向别人扔石头”，即使对于“行淫的女人”，谁也没有权利对她进行“取消”，这是新约时代的耶稣针对旧约时代政治正确的一种批判，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民主社会的精髓正是来自于此。作为处理社会关系（包括人际关系）的现代民主社会，实际上是奠基于三大支柱，一是言论自由，二是行为自律（包括言论自律、新闻自律、职业伦理等），三是法律的介入和保障，而整个社会的民主机制也基本源于这三大支柱。当人们使用社交媒体时，它只是一个工具载体，本身不具备道德和法律评判的价值，也不应该被赋予或自己行使判定权利。进入这个载体的人，除了必要的商业条款和免责规定外，原则上与媒体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上下属关系，更不是僱佣关系。媒体有管理的资格，但不能逾越宪法和法律。就美国宪法来说，它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宣示，即使拥有强大国家机器，也不能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实际上就堵死了利用法律手段限制言论自由的后路，也就拆卸了民主制度中有可能反过来封杀言论自由的自毁机制。这样一条磐石般的宪法条文，历经二百多年都无人能撼动，假如说今天人们为此要加上“政治正确”的限定，否则就实行全面专政的“取消文化”，那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
这个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从思想观点、文化习惯到意识形态，人们无法定于一尊。当大家都处于思想或观点分歧时，都必须在维护自己的立场和权益时，要尊重对方的立场和权益，而不是致力于取消对方。大多数人不能歧视少数人，少数人也不能因此而反过来歧视大多数人。近几十年来的“政治正确”的一系列事件，不少都是冲着取消传统精神和传统文化去的。例如，作为以基督教文化奠基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人都保留了一定的传统观念，他们基于自己的伦理和信仰，对婚姻、性取向、堕胎、家庭观念当然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但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现在已很难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一些在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基督徒，经常会被对手翻出自己的观点而成为攻击的对象。甚至像西方国家每年庆祝圣诞节的惯用词Merry Christmas，也往往被指为是政治不正确，结果许多公众场合只能用Happy Holiday。近年来加拿大一些领域（例如学校、洗手间等）甚至要取男女之别等，正是在不能忽视小众权益的口号下对大多数人传统价值的一种颠覆，许多人即使是沉默的大多数，也已经感到无法逃离“被取消”。在一开始的“政治正确”中，主要是保护弱小群体的诉求，避免对他们的歧视，但现在则演变成逆向歧视，这显然就是取消文化透显出来的不公平。
我们无法否认，社会中不同群体无法达致一致，永远是一个常态，即使在价值和伦理存在众多灰色地带，是非正确与否，不能谁有资源谁就说了算。人们无法解决所有的分歧和异见，所以必须在一定的协调和平衡模式互相共存，动辄“取消”对方只会形成新的不公平。现代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形成的民主和公平制度是相当成熟的，所以，还是应该回归到理性、尊重、公平的模式，维护言论自由、行为自律和法律机制三大支柱的价值。这种模式是迄今为止最能取得公平和共识的，不应随便破坏。
【作者简介】：乡庐子夜，加拿大华裔资深媒体人。早年下乡在黑龙江兵团农场任新闻干事。1979年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系读研究生，后在媒体工作。1992年赴加拿大访学，并筹备和创办学术刊物。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文化中国学刊总编辑（加拿大），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理事，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和研究员。出版有《走出法律迷宫》等著作。长篇武侠小说《茶醉》获台湾温世仁武侠小说大奖赛评审奖。发表有不同主题的学术论文、散文、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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