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大的危机 I E闻美政（附音频）
《纽约时间》出品
一个更大的危机
本周我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发生了巨变的阿富汗。这是一个局部的危机；但别忘了，我们还面临更大范围的危机，那就是地球气候的改变。
今年夏天，世界上很多地区都经历了极端天气情况，酷热、干旱、暴雨、再加上瘟疫。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太平。而更糟糕的是，这个感觉很可能是真实的。
联合国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以下事实是有科学根据的，这包括：
人类活动升高了地球大气温度；这一改变的速度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而这一改变的后果可能会延续数百年至上千年；至少到本世纪中叶，地球气温还会继续上升，除非我们在十年内大幅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地球气温将会上升1.5摄氏度，导致环境进一步恶化，会出现正反馈现象，越热气温上升越快；气温的上升会影响大气水循环，改变季风形成，造成暴雨和干旱轮替现象；两极冰盖的融化，使得气温上升更快，并可能影响洋流的形态。如果我们迅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我们可能在20年之内就看到气温有明显的改变。
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上升主要是从二战后开始的，从1945年到2015年，这70 年间，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上升了10倍，从每年10亿吨上升到100亿吨。主要的增长来源是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工业生产。
上世纪末，全球变暖问题引起了人类的注意，183个国家签订了“京都议定书”。但美国没有签署。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之前，1997年，参议院就全票通过了一个“拜德哈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禁止美国政府签署任何对美国经济生产有严重危害的国际气候协议，还要求对美国的限制也必须同等作用于发展中国家，美国政府才能同意。这从现实的层面上就禁止了美国政府参与任何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的签署。因为作为世界最先进国家和工业大国，美国如果要参与国际减排协议，必然是受到限制最多的，也是肯定会影响其经济水平的。
但公平地说，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减排的努力。美国环保局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标准，基本上达到了京都议定书的标准。事实上美国主要的东海岸发达地区的州都以京都议定书的标准在自己州内立法，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2016年，195个国家在巴黎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以取代京都议定书。这是因为京都议定书的标准被认为太低，难以遏止全球大气温度上升的趋势。巴黎协定和京都议定书的核心目标，都是将未来大气温度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最好是1.5摄氏度之内。因为科学家们认为，一旦超过2摄氏度，就可能启动气温上升的正循环模式，越来越多的冰川融化，气温上升越来越快，人类就无法遏止这一趋势了。
美国签署了这一协定，大家一定知道，川普曾经宣布过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是，这实际上没有得逞。因为巴黎气候协定中规定，签订后三年内不能退出，而且退出的过程也至少需要一年。所以在川普任内实际上无法真正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也幸亏2020年川普下台，事实上如果再让他执政四年，美国就真的可以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了。
两周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发布了最新状况的报告，和工业化前的平均气温相比，我们现在的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1.1摄氏度，而这1.1摄氏度的上升，原因均和人类活动有关，报告称这一结论是“毫无疑问的”（unequivocal）。如果这一趋势不得到迅速改变，在20年内，我们的平均气温升高就会达到或超过巴黎气候协定的上限1.5摄氏度。
我们来看看美国减排执行的效果。
从1990年开始，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逐步上升，从每年64亿吨逐步上升到了2007年的72亿吨。从2007年之后出现下降，到2019年大约回到了64亿吨的年排放水平。其中，减排最多的部分是电力生产，从最高峰的占比30%下降到现在占比约25%。但汽车为主的交通运输的排放，却没有看到显著的改变。
但是这种减排速度是远远不够的。美国目前的目标是：到 2025 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从 2005 年的水平上降低 26% 到 28%。我们来做一个数学题：从 2005 到现在，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在16年中只降低了大约10%，剩下还有4年，能完成剩下的16%吗？这简直就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现实情况是：1990 年，美国化石燃料提供了美国消耗的85%的能源。今天是多少？80%。这个改变速度低得惊人。而如果按今天的进度，即使到了2050年，美国化石燃料依然构成75%的能源消耗。减排效果小得可怜，按这个进度，怎么可能达到我们希望的目标？
而就在几天前，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 还要求沙特等主要石油生产国增加原油产量，原因是油价太高了。但是油价的低廉，不正是吸引大多数人选择汽油作为能源来源的理由吗？
Fareed Zakaria 博士嘲笑道，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圣奥古斯丁式的祷告。圣奥古斯丁曾向上帝祷告说：“请把我变成一个圣洁的好人。当然，现在别变，以后再说。”
美国的民主制度导致政府不得不向公众许诺一个根本不现实的愿景：我们既可以降低碳排放，还同时不会让你们付出成本和代价。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要让民众去买电动车，你就必须抬高汽油的价格。而你要抬高汽油的价格，你就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和老百姓的抱怨。下一次大选的时候，你就很可能失去选票。老百姓也许不会傻到将一个高喊 “让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几十年后什么气候灾难” 的政客选上台，但是他们很可能会选一个告诉老百姓 “全球大气变暖其实是一个左派的骗局，根本没有这种危险”的骗子选上台。而川普，就是这个告诉老百姓虚假的好消息的专业选手。不得不承认，我们中有很多人，更愿意相信自己希望相信的消息，他们无法做出理性的判定。
这种类型的危机是无法通过市场解决的。因为市场能够解决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群体利益并非是个体利益的总和。囚徒困境从微观的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每一个个体囚徒的理性选择，结果是囚徒作为整体的利益损失。使用汽油，对我个人来说如果获益是10的话，那么不使用汽油，减少的排放对于人类总体利益的贡献恐怕只有万分之一。个人从理性上的选择一定是使用汽油，给自己很大的利益，而我自己的一辆汽车对环境的伤害却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最终却是全人类的非理性选择。这种时候，就只能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提高汽油价格，让你用不起，或者觉得电动汽车更合算。但这种做法，在民主国家，在主张个体利益优先的环境中，困难重重。
这是民主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
美国的右派持续使用鸵鸟政策，试图否认全球变暖，或者人类活动是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这些事实。而左派则过于乐观，他们只看图表上的数字，却忽略了要达到这些数字的要求有多么困难。去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了一份报告，很乐观地说到了 2035 年，全美国 90% 的电力均可以来自清洁能源。但我们现在连修一条高速路都困难重重，又如何去建设那么多的核电站或者风力水力太阳能发电站？
Zakaria 博士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比如增加核电站、鼓励电动汽车等。这些都没有错。但我觉得问题还在于美国人能不能真实地意识到这个危机，愿意不愿意为防止这个危机而付出自己的生活成本增加的代价。在民主社会中，只有这种共识占据了稳定的上峰，才有可能促成事情的改变。
最后有一个问题：我们前面提到的拜德哈格尔决议阻止了美国接受京都议定书，但为什么没有能阻止奥巴马政府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升级版巴黎气候协议呢？这一事件的内幕甚至引起了美国政治学家们的好奇。这部分内容，我将放在今日美政网站 jrmz.org 的新闻中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