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之际，这件事必须聊聊

对待权力最好的方式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放在阳光下

好吧，我承认这个标题有点“标题党”。原来的标题是：疫情中的上海，不要把小人物变成“恶魔”！结果发现个人微信主号被迫休息一天。因此，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文章发出之前临时改得“人畜无害”一些。

有不少朋友给我留言，希望我能替疫情中的上海呼吁一下。这让我感到既惭愧又心酸。惭愧的是，我这么一个粉丝刚刚过十万的公号作者，喊得再声嘶力竭也不能变成上海朋友桌上的一盘青菜。心酸的是，我的每一篇文章其实都是在呼吁，只是很多人根本就没认真看罢了。而且我毕竟不是六六，不是沈逸，不是带鱼侯和当代中专鲁迅，做不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虽然自知比不了那些“人间英才”。但起码在今天，我还是站着写字的。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介绍过一个著名的"路西法效应"。用于形容人受到情境或当时氛围的影响而在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方面表现出来的人性中不可思议的一面。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曾经带领他的学生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路西法实验。又被称为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SPE)。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不要小觑隐藏在人性中的恶的一面。人性中的恶只要在特定的情形下就会被释放出来。人性的堕落，其实比你想象的简单。不幸的是，在我们身边并不缺少这种"路西法效应"的实践。有些“小人物”的在一朝得志后的做派令人咂舌。上周末的时候有微博网友“辉先生耶”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中是一名“星晓家园志愿者”一口一个脏话骂走了小区团购物资，而且还要动手殴打其他工作人员。在微博的结尾，“辉先生耶”哀叹，我也终于知道为啥我们小区买菜这么难的原因了。原本昨天上传了这段视频，但今天不幸下架。朋友们感兴趣可以自行网搜。

我不知道这位所谓的志愿者凭什么有如此底气，竟然能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阻拦小区的团购物资。到底是永辉超市提供的商品不符合大上海的统一管理规定还是他身上的这件红马甲真的成了“尚方宝剑”。这位“志愿者”大人在穿上这件红马甲之前，难道也是这样对别人讲话？我本人非常能够体谅作为一名志愿者的辛苦和风险。但作为防疫的工作人员难道不应该遵从防疫规定？像这样不仅不按规定佩戴口罩，而且一言不合就悍然动手的行径属于什么性质？岂能因一两颗老鼠屎而让志愿者的名誉蒙羞！

为了文章内容的连贯，我必须重新介绍一下著名的“路西法实验”。以前看过这部分内容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过。

1971年，为了研究和验证“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以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斯坦福大学的津巴多博士通过报纸招募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付出的酬劳是每天15美元，期限为两周。最后，在70位报名者中，经过一系列心理学和医学测试，选择了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遵纪守法的年轻人。

实验者被随机分成三组：9名看守，9名犯人，6名候补。演戏就要演全套。为了让情境更加逼真，斯坦福大学一栋教学楼的地下室被改造成了监狱。扮演看守的实验者配发了包括警棍、手铐、警服在内的全套装备。扮演犯人的实验者则由真正的警察从家中将他们逮捕。犯人们被带进“监狱”后，换上囚衣、戴上手铐，喷洒消毒剂。他们不许使用自己的名字，只能使用数字代号作为自己的身份、并被要求服从看守的管理。

起初，参与者还觉得这不过是一个游戏。看守的职责就是"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但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例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不要侵犯人权之类)当回事。但当看守们被授予了“惩罚权”的时候，双方都迅速进入了角色。看守开始折磨、羞辱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犯人，并且丝毫不会顾及这些人可能在几天前还是自己的同学或朋友。随着惩罚的逐渐升级，犯人们也开始变得服从，逐渐认同了自己的犯人身份。甚至出现了一般监狱中常见的互相举报、欺骗甚至互相伤害。就连津巴多教授本人也陷入到了自己“监狱长” 的角色中。在实验结束后，通过回看实验录像，他发现自己在监狱中走动时下意识地背着双手。而这正是把自己视作监狱绝对权威者的典型体态语言。

所有的这一切改变，仅仅发生在短短的六天里。最后，在唯一的清醒者，津巴多博士的女友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的强烈抗议下，津巴多博士意识到自己正在亲手打开地狱的大门。而此刻，侮辱和暴力已经达到无可复加！于是，他毅然提前终止了这项实验，比预期提前了9天。但这个决定却遭到了扮演看守的实验者的反对。他们似乎很享受自己在过去几天中的角色。而那些扮演囚犯的实验者就不那么好运。很多人在获知实验结束时，还以为这又是看守们对他们的一次考验或戏弄。当他们知道一切真的结束后，不由得放声大哭。这项实验给他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影响。其中个别人甚至需要终生心理辅导。

到底是什么，能让原本遵纪守法、心理正常，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在实验中的各个角色都被预先做出了定义。犯人就是"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民的敌人、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被剥夺名字，使他们毫无尊严可言。而且他们可以被肆意惩戒虐待，并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而看守就是“好人”。他们还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他们的行为可以不受约束，甚至可以通过侮辱“坏人”取乐。实验的设计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则拥有“无上权威”。可以任意彰显自己的意志，有像神一样的权势和控制力。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但在权力和时间的作用下，仅仅是一星期后，他们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作为无权势者的囚犯面对权势者所建立的监狱与狱规(可以延伸至类似监狱情境的社会结构)，囚犯们的"回应"只能是反抗或者顺从。前者，带来的是惩罚；后者导致的是自主性和尊严的丧失。人们会相信，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实验。它释放出了潜藏在人们内心中的魔鬼。后来又有其他科学家验证过这个实验。无一例外的取得了相同的令人恐惧的结果。以至于这个实验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的一个禁忌。这也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战争中，一个原本还是好好先生的德国人，在折磨他的犹太人邻居的时候可以完全化身为魔鬼。路西法效应会对当时双方都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即便残酷的战争结束，留在心灵深处的阴影也不会轻易散去。在这个世界上，天使不一定有机会看到，但魔鬼一定就在我们身边！

据传，最强恶魔撒旦曾经是天堂阶位最高的六翼天使之一的路西法。他在没堕落之前在天堂拥有很高的权威，接受无数人的崇拜。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圣洁光辉的天使堕落成恶魔呢？答案是权力和欲望。据说，堕落后的路西法最擅长的就是控制人心，可以直接引发人类内心的邪恶和欲念。它会焚烧人的灵魂，毁掉人的情感，泯灭人的良知。这是连所有恶魔都无法抵抗的。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谢晋执导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FR镇》，想必很多朋友都不会陌生。影片中有一个典型人物王秋·赦。此人原本是个典型的懒汉、二流子。在土改中王秋·赦被定为“土改根子”，因而开启了人生逆袭。念在他苦大仇深，工作组派他到地主家看守浮财。就是这样一点点权力让王秋·赦首次尝到了“翻身”的滋味。甚至连被地主遗弃的姨太太也被他当成了浮财的一部分，大模大样的笑纳。但也因此葬送了升格为“人民同志”的前程。不过，已经被勾起欲念的王秋·赦无法忘记power的味道。于是，他利用自己比王宝强还草根的出身优势，从治安协管员做起，历经FR镇大队王支书、县活学活用标兵，及至王镇长的人生巅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开始平反昭雪冤假错案。风光一时无两的王镇长在失去了权力的同时也失心疯了。

这部影片中，让我记忆深刻的一幕是秦书田去找王秋·赦申请结婚。在遭到王秋·赦拒绝时凄楚地说出：“我们再坏，再黑，就是鸡鸭猪狗，也不能禁止我们婚配啊！” 我知道很多年长的老兄在看到这句台词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落泪。这段故事对于秦书田夫妇来说是一个悲剧。而对原本可以太太平平的当草根的王秋·赦来说又何尝不是呢？在王秋·赦的背后，分明可以看到路西法的狞笑。

作为底层的小人物，一旦拥有了一点点权力，往往会将这份权力发挥到极致。所用的手段也往往会超出你的想象。但我不会因为小人物出身底层而对其有什么偏见，也不想将这些现象简单的归结为他们本身的恶。因为在人的内心深处，永远都是善恶并存的。人的作恶其实是人性使然。往往是越缺少什么就会越渴望得到什么。男人好色，女人爱美，老人想长寿，小孩爱表扬，穷人想暴富，富人想长生，这些都是人性。我们能够相信一个饥饿的人难以忍受食物的诱惑，一个贫穷的人无法抗拒金钱的吸引；为什么偏偏会认为一个底层的小人物能够在权力面前脸不变色呢？我们看到释迦牟尼在金钱和美女面前不动心，却往往忽略了释迦牟尼在出家前曾是迦毗罗卫的王子这一事实。东野圭吾说：“世界上有两件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这世上早就没有了圣人。任何企图考验人性的实验，都无一例外的会释放出人心中的路西法。为了逃出人性的陷阱，文明社会里的人们发明了规则和法律，用以压制欲念，约束权力。

在疫情防控期间，志愿者功不可没。他们冒着染疫的风险，承担着超负荷的劳动。每一个逆行的背影都值得我们尊敬。我作为一名从2007年就开始参与公益的老公益人，比一般人更能懂得“志愿者”这三个字沉甸甸的分量。参与志愿工作既是"助人"，亦是"自助"。出于服务的目的，志愿者也会获得临时性的“授权”。而如何正确使用这种临时的权力，避免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欲念，是个问题。不可能仅仅靠个人道德的约束，而应该把权力置于阳光下，接受人们的监督。这才是对待权力最好的方式。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墨镜效应”。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发现，人们在阴暗的房间里或者戴墨镜时，会比以前更自私、更虚伪。这是因为人和人之间在通过眼睛的交流时，会比较直截了当。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直视对方的眼睛，会让人产生不自在的感觉。这其实来源于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原始本能。当人戴上了墨镜就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就像小孩子一害怕就会本能的钻进被窝一样。这种带有隐瞒真实身份和信息的安全幻觉会诱发自私和不道德的行为。甚至出现一些 “权力越轨”也不无可能。

作为疫情防控的志愿者在承担繁重工作的同时，还要被一层厚厚的隔离服罩住。这确实会令人感觉十分不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无法使人分辨出原本模样的隔离服也会产生心理学上的“墨镜效应”。作为一名老公益人，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仅作探讨，不喜勿喷。既然“志愿者”都是统一招募，有组织的进行管理的。是否应该仿效各级部门的办事窗口。为每位志愿者建立服务档案，佩戴便于识别的带有本人照片，姓名和编号的胸卡。如果条件许可，是否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执法记录仪。要求志愿者在进行群众工作的时候全程记录。这样，一方面可以在事后通过视频回放总结不足；另一方面也能最大程度的避免“墨镜效应”。让志愿服务在阳光下进行，真正实现为百姓排忧解难的目的。

总而言之，当时代的一粒尘埃落下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共同交织的手臂来分担压力，让人们有机会展开自救，竭尽全力让生活早日回归常态；而不是人为加重民众的生活负担。我们需要“清零”的是疫情，而不是那些被封在货车驾驶室里的司机，不会使用手机抢菜的老人，难以就医的病人和缺少粮食蔬菜的家庭。最后，愿每一个人都能用同理心对待他人。愿上海的朋友们，愿所有人早日走出疫情的阴影。

愿东方明珠的璀璨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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