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们在上海的八十个探头，监测着城市野生动物
这件事情从未像今天一样急迫。无论是保护还是管理，没有了解，一切都失去了基础。
此时此刻，野生动物恐怕是一个敏感话题——一方面不能吃、不能抓野生动物慢慢成为共识；另外一方面，蝙蝠因为病毒引起人们的恐惧，连带着影响了城市中偶然出现的刺猬、黄鼠狼和貉。
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团队应该做些什么？
事实上，我们的工作从未像今天一样急迫，而这样的急迫性更是从荒野扩散到了城市中——只有了解城市野生动物的分布和习性、搞清楚它们对人类活动的响应、评估它们和人类生产生活的重叠，我们才有可能制定合理的管理方案。
无论是物种保护还是自然资源管理，没有了解，一切都失去了基础。
生物多样性：被忽视了复杂性的议题
我们曾经经历了把城市自然一点点抹去的过程，而现在正在一点点补救。因此在过去的这些年中，生态爱好者们习惯性地把城市生物多样性当成是最美好的存在。然而生物多样性这个复杂议题之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可能被我们忽视了——生物多样性就是生物多样性。某种意义上讲，“多样性”这三个字是世界的本质，既不代表绝对美好，也不代表猛兽恶魔。
北京，市民帮助落入泳池的小绿头鸭脱险|图：王放
在美国的弗吉尼亚，我曾经被浣熊和臭鼬所代表的生物多样性迷惑过。起因是一只大脑袋浣熊扒拉开我的推拉门，抬起头瞪着水汪汪的眼睛要食物。它挨家挨户地敲门作揖，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猫粮和水。
挤进屋子的浣熊带来了研究所的灾祸|图片：王大军
之后几天这只浣熊骚扰了我们整个研究所——它爬上电线杆，顺着输电线闯入了办公室，把几个屋子的垃圾桶翻得满地都是，还糟蹋了冰箱里面的食物。然后引发了输电线短路，整个生态实验室和地理分析实验室停电，浣熊自己也在事故中阵亡。后来我才知道，在美国几乎每个独门独户的市民都能够讲出自己被野生动物骚扰的故事，除了破坏房屋，还有火灾、污染、传染病，以及每年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
我们曾经经历了把城市自然一点点抹去的过程，而现在正在一点点补救。作为科研团队，我们关心的是在城市生态更加美好的过程中，生物多样性会向着多么复杂的方向变化。比如柏林，3000只在城市中安家的野猪隔三差五就把公园和社区搞得鸡犬不宁；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每平方公里超过18只的赤狐彻底改变着地栖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组成，进而改变着土壤、水源和甚至是农业生产和畜牧业。
柏林野猪引起的灾祸|图片：nfw.org
动物在迅速适应城市生活的背后，实际上伴随着更深层次的生物学改变——惊人的适应性让某些动物类群有能力以掠夺城市、侵占居民点的方式入侵人类生活。这是生物多样性的月之暗面，也是这个星球最奇特壮阔的变化之一。
所以该怎么办呢？
城市和荒野不同，没有办法给动物找到天堂一样不被打扰的栖息地，它们只能和人一起生活。而一次一次的教训证明，投毒、扑杀这些容易在第一时间被想起的措施，都没有办法控制适应能力强大的动物，反而会引起连锁的生态灾难，带来更难以收拾的后果。
即便有一天需要人为手段控制适应能力强大的城市物种，粗暴方法也往往无效|图片：王放
简单说：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和管理充满挑战，是一个不断变化、永无终点的旅程。
复杂说：
多样性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无论喜欢与否，无论喜忧。
管理的前提：收集动物分布、习性信息
在上海的青浦区，我曾经和一只貉度过了很多奇妙的时光。它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同伴，好几次一屁股坐在我脚下，在深夜里嘎吱嘎吱挠痒痒发呆。貉实在是一种有趣的存在，一方面每个人都听说过“一丘之貉”这个成语，另一方面人们甚至不知道它就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而仅仅把它当成传说中的怪兽。
传说中的貉，在上海分布广阔|图片：王放
当我们开始系统地追踪城市貉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传说中的神秘物种竟然在长三角一带的城市之中大量存在，从上海到南京，从苏州到杭州，整个长三角区域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上海动物园的徐正强老师和他的团队仅仅在上海城区就在超过40个小区记录到野生貉。而我们后续的详细观察，发现了这个物种在城市之中的“变身”超能力——青浦的一个小区旁边有条河，貉会钻到水里变成高超的游泳健将；金山区的貉栖息地旁边有不少丘陵灌丛，貉们展示出掘土、跳跃、和捕猎青蛙的惊人技巧；而到了奉贤和南汇，它们会迅速学习校园和社区设计，在人类世界的夹缝之中繁衍生息。
离开山洞，进入废弃的城市下水道|图片：孙晓东
毫无疑问，这样的变身能力提醒着我们，这片土地上也有柏林野猪、伦敦赤狐一样生态位宽泛的动物。随着中国城市环境的不断改善，必然有一天赤腹松鼠和金花鼠、貉和狗獾、刺猬和野猪也可能带来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
一个简单的推论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物种的分布和数量，不监测它们的种群增减、适应性变化，那真有任何问题的那一天，岂不是只能靠拍脑袋来管理城市生物多样性么？
城市生物多样性：每个人的意见都重要
故事回到貉身上。在上海、在南京，貉通过取食人类丢弃的生活垃圾寻找到了更简便易得的食物来源。它们的藏身环境也从洞穴和树根，变成了居民别墅阳台下面的裂缝、墙体的空隙、储藏室、桥墩的裂缝、煤气管道、废弃的下水道等等。可我们跑到小区里面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和我们的猜测不同。
一些市民觉得我们的发现很好玩，可也有社区居民凑过来，“能不能杀死它们啦？”、“这个獾子讨厌的很啊！”。
聚起这么多人，就有机会代表更多意见|图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我问一个阿姨为什么对貉如此负面，阿姨的答案也简单、也有说服力——她喜欢猫也喂猫，但是她发现貉可能会捕食刚出生的小猫。我试着告诉她貉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而流浪猫才是在土地被居民占领后的后来者，罪魁祸首是居民的遗弃行为。可无论背后的生态过程如何，我们理解阿姨的诉求，也明白她有理由因为貉杀死了自己喜欢猫的幼崽而难过。
同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当居民问我们貉会不会传播狂犬病的时候，我们会说理论上有这个可能，不仅是狂犬病，还有可能携带疥螨、犬瘟热、细小病毒等等。虽然这些病是由流浪猫狗传到貉身上，但无论如何，城市中存在着这个风险。当居民问我们刺猬有没有风险的时候，我们会说这取决于是否是脑炎疫区，是否有疫情，但确实刺猬可能携带吸血蜱虫，但您只要不摸......
一只简单的刺猬，身上可能有数十只吸血的硬蜱|图片：王放
所以如何调查动物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在城市里面设计了监测网络，用Occupancy Model、Bayesian Method等方式分析；
而如何管理城市生态系统，恐怕需要整合每个人的意见。怎么办？疫情之前，我们组织了一支市民队伍，开始了一次公民科学家的探索。
80台相机、100个人：一个城市的动物
既然在城市生物多样性管理的过程中，每个人的意见都很重要，那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呢？
此时此刻，在上海有80台红外触发相机，正在日夜记录着城市动物的分布和变化。无论是国庆、元旦前后的游园高峰，还是假期的冷清，还包括此时此刻疫情阴云笼罩下的闭园时期。
2020年1月2日顾村公园，公民科学家团队的城市动物调查|图片：武亦乾
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开始完整地调查野生动在城市的分布、习性，和人类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在疫情开始之前成功启动了我们的监测网络，这个网络在此时此刻，也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一刻不停地记录着。
调查地点包括了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闵行体育公园、虹旭社区、复旦大学校园、上海海洋大学校园、南汇城郊、浦江郊野公园、顾村公园等区域。
市民培训|图片：武亦乾
记录了四十多种动物的分布和习性|图片：王放
完成这些调查工作的除了复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团队外，是一个近百名市民构成的公民科学家团队。这些无接触的调查最大程度避免了市民直接接触动物的风险。与此同时，每一名“公民科学家”都有自己的愿望和爱好，在项目中输入自己对于更好的城市生态的期望。
我们在产出两种东西：
1.不断持续的城市动物调查；
2.不断产生的公众意见。
用1加上2，也许有机会拼凑出今天我们对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了解、期待、与要求。
最后想说的话
新型肺炎带来了人们对于野生动物的巨大疑惑——能否共存？如何共存？在我们国家的城市中，这些问题从未显得如今天一般急迫。
而80个探头和100个人，希望完成两件事情：
1.积累基础数据，作为一切管理方案的基础；
2.结合公民的力量，整合公众意见。
我们从未觉得这样的工作具有如此的急迫性，而这背后，是我们对更加美好世界的期待。
感谢上海市林业总站、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的帮助，感谢所有参与单位的支持，感谢华泰证券“益心华泰”公民科学家项目和爱德基金会的支持，感谢城市荒野、大自然保护协会、四叶草堂、百家游学会的帮助和启发。最后，感谢一起工作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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