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安
从陈秉安家位于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数时间里，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2016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也正因为此，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
“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
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
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山中小径、旧村瓦舍，采访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62岁的陈秉安坐在家中书房的椅子上。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如今已是两鬓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几个装得满满的编织袋，里面都是这些年来的采访笔记。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他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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