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震牺牲后，我同蔡协民结为夫妻。一个气度不凡的陌生人笑着说：金屋藏娇么，好福气哟。蔡协民忙介绍说：“这是毛泽东，毛润之。”

蔡协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生，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是二十四师铁军连指导员，后随朱德到湖南。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人既然牺牲不能复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留在心中。

不久经过师长邓允庭的同意，我们就结合了。

没有仪式，没有喜宴，甚至连茶点都没有。

战争年代，特殊时期，一切从简。

部队到酃县时，我刚有身孕，加上连日行军，已是疲乏得散了骨架似的。我依靠着蔡协民慵懒地半睡着。只听得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高喊着：

“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人已随声而入。

我睁眼一看这位陌生的来客，身材高挑，气度不凡。他一见床沿上相依而坐还来不及站起的我们，笑道：

“嗬！金屋藏娇么。老蔡，好福气哟！”

他边开着玩笑，边自个拉了条长凳坐在我们对面，满含笑意地看着我们。

蔡协民忙拉我起身，向我介绍说：

“这位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毛泽东，毛润之！”

啊！他就是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我仰慕已久的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我顿时倦意全消，肃然地坐在一边倾听着这两位师生和战友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蔡协民就是他的学生。此刻久别重逢，自然十分高兴。尽管毛泽东同志那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却没有一点架子，和蔡协民就像一对老朋友，很随便、很亲热。两人侃侃而谈，似乎把我给忘了。

……

1930年1月，红四军第三次入闽，攻占龙岩城。闽西特委也随后赶往龙岩，并着手筹建闽西苏维埃政府。

在红四军入闽后一年里，闽西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各级党组织、群众团体普遍建立，分田运动蓬勃开展，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喜人。

这时，闽西特委作出决定，召开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

就在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天，来自各地的代表们都来齐了，住在一所中学的教工宿舍里。

那时蔡协民的身体较差，晚上常要起来解手。那天晚上，他只身起床下楼，迷迷糊糊地往前走，正好有一根栏杆断了，他便从二楼一头栽到了楼下的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他爬上二楼稀里糊涂地走进另一代表住的房间，昏倒在地上……

第二天清晨，那位代表起床，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旁边吐了一地，还有血块。大声惊呼：“唉呀！这是谁倒在这里？”

当时蔡协民从厦门回来不久，很多人不认识他。楼里的代表们听到喊叫，都围拢了过来。有的人认出了他，便来敲我的门。

“快来看看是不是蔡同志？”

那时我也刚起床，一看蔡协民不在屋里，就急忙跑过去，一看果然是蔡协民倒在地上，我把他扶回房间躺下休息。

这样，我只好在楼下找了个房间，搬到楼下来住，并请来医生为他诊治。医生说，他摔成脑震荡，还好地上有堆垃圾，尽管身上多处擦破皮肉，但没有骨折。医生要他卧床休息，起码要20来天。

这一来，蔡协民就不能参加代表大会了。我那时是团特委书记，必须参加会议，还安排大会发言。我只好两头兼顾，一边参加大会一边照顾他。

他摔伤后，感情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伤感。我要是几个钟头或半天没去看他，他就非常难过，责怪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去看他。我知道他心里难过，有时甚至还像个小男孩那样，难过得流泪。很希望有人去看他、陪他、安慰他，所以我就尽量挤时间多陪陪他。

说实话，他当时摔得的确很重，整个身子都动弹不得。头疼得很，翻身说话都感到困难，要一句一句断断续续地说。

等代表大会开完之后，蔡协民还没全好，只是可以起床，下地走一走。直到两个多月后，他才完全康复。

1931年7月，我们接到上海党中央的指示，撤销福建省委，另设立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直属中央领导。厦门由王海萍负责，福州由蔡协民负责。

是年7月，蔡协民调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我也随同他一起赴任。

这一年的11月，我在福州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儿子。

那段日子，我边工作边带孩子。紧张工作之余，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但好景不长，翌年初，我们接到中央免去蔡协民中心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厦门市委巡视员的通知。

显然这是那个中央巡视员姚仲云告“御状”的结果。

1932年1月，我随蔡协民一同回到厦门担任市委秘书长。我原打算稍做停留后，就请个假，把儿子送回老家。

一到厦门在旅馆里住下，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和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就来看我们了。我对他们说起我的打算，请他们批准我的假期。王海萍同志则百般劝说。

最后，王海萍同志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我们还没有到厦门时，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已将孩子“送”给一个叫叶延环的同志。叶同志的家是有名的中医，而且还暗地里做些大烟生意，比较富裕。

小铁牛刚到厦门时还是好好的。到了那个医生家后，虽说一家人视若掌上明珠，但不巧的是，当时正是天花、麻疹流行季节，家里来了许多求医的麻疹、天花病孩，不到半个月小铁牛就传染上了麻疹，接着又传染了天花。两个多月就断奶的孩子，又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并染上急症，尽管医生家人使尽浑身解数，最终还是挽救不了铁牛幼小的生命。

为了尽快从失去爱子和斗争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暂时离开厦门机关，到外县农村去巡视工作，我见到了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他也是在福州听说红军打下了漳州，回厦门一趟。陶铸对我谈起前几天他与蔡协民聚会的情况。蔡协民到惠安县巡视工作近一个多月，胜利领导了轰动闽南的惠北大抗捐斗争。当他满怀喜悦回到厦门中心市委机关与我团聚时，见我不在机关已下乡走了，等了几天也没有我的音讯，他又接到通知到漳州。两人总见不着面，孩子又送人了，他觉得自己形影相吊，因此深感失望和难过。

平日不喝酒的蔡协民在苦恼中，也和陶铸喝起了闷酒，借酒消愁。几杯黄汤下肚，他就发起了牢骚和怨气。

当年在红四军那场党领导军队的争论中，毛委员曾批评蔡协民是中间派，他嘴上没说，但心里不服气。另外蔡协民当时在政治部工作，抄写布告时，漏写了一个字，将共产党写成共产。毛委员很生气，严厉批评他做事不认真，抄完也不校对一遍就贴出去。掉了个“党”字，这不是一般性的错误，是原则性错误，国民党反动派不就是骂我们“共产”吗？！毛委员气得甚至不愿见他，“我不高兴看的人，我情愿看我的脚趾头！”

喝酒时蔡协民说起这些事，痛哭流涕，说毛委员不了解他，对他不留情面。说话中，又扯到了我，骂我对他三心两意啦，不是真心爱他啦……

说到气头上，掏出我的照片撕得粉碎！

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我们请求调动工作，蔡协民提出去上海，我提出去福州；临别前我和蔡协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到此结束；我和陶铸组成了假夫妻。

10月下旬刚刚病愈的我，突然接到了厦门中心市委让我们速回厦门的通知，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

我们刚回市委机关，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最后市委作出《关于蔡协民在漳州工作错误的处分决定》，给蔡协民撤职和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对固执己见的我也作出了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重新分配工作。

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分后，我和蔡协民已不好在厦门呆下去了。

蔡协民提出一起到上海去，找中央汇报另行分配工作，哪怕受到更重的处分也在所不辞。

然而，我却不愿去上海，我想中央更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人家也会把我们当犯错误的同志看待，这样连改正的机会和条件都没有。

我提出到福州去。我想，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和下面的同志对我还是了解的、信任的。我改正错误，别人容易相信；另外我在福州地区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将功补过。

厦门中心市委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自此，我和蔡协民各奔西东。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

一个月后，福州中心市委根据我的近期良好表现，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考虑到我在厦门曾担任秘书长一职，因此决定让我官复原职，担任福州中心市委的秘书长。

我刚到福州时，同陶铸、谢飞等同志往在机关里。谢飞同志曾经是刘少奇同志的妻子，海南人，在南洋群岛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当局驱逐回国。她后来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工作，因此不久后她便调回中央苏区了。

谢飞走后，我们就另外租了栋房子，我和陶铸、陈之枢和另外一个女同志组成两对假夫妻，建立了“家庭”。

是年秋天，上海中央局来了一纸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都应对蔡协民进行揭发批判，划清界限，肃清影响。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通知，我深感惊奇。我与他共同生活战斗了好几年，对他的革命历史还是了解的。

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样一位早年入党、参加红军，不管是在炮火纷飞的游击战场，还是在白色恐怖的白区，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好同志，怎么会是“社会民主党”？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陶铸对此亦有同感，因为陶铸对蔡协民还是比较熟悉的。为此福州中心市委开了个会，也没叫我检查揭发，划清界限。市委认为，中央也许对蔡协民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决定以市委名义给中央写份报告，证明蔡协民的清白与无辜，但无济于事。

1933年初，穷困潦倒的蔡协民突然回到了福州。

由于中央刚发出过批判蔡协民的通知，蔡协民没有组织介绍信，按照地下党严格的纪律和规定，是不能与他接头联系的。但是对他十分了解的陶铸还是去见了蔡协民，并且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我提出要去见他一面，市委考虑到我们原来的关系，同意了。但陶铸一再交代：

“你去见他可以，但绝对不能把中央的通知告诉他，否则你就违犯了党的保密纪律。”

在一个破旧肮脏的小旅店里，我见到了蔡协民。本来年纪就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小老头。他痛苦地告诉我，自从厦门分手到上海后，他住在一家旅馆里，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开始还是好好的，在第二次联系之后，便再没有人来理睬了。

他抱着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干等着，到后来花光了盘缠，弄得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值钱的东西也典当光了。老板天天来催，不敢呆在屋里，只好整天在马路上流浪，忍饥挨饿。他甚至想过，要在上海的马路上解手，以便让巡捕抓进去关几天，吃上几天饭，由此来解决饥饿问题。

最后，蔡协民终于意识到，他是被中央给甩了。

但什么原因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却被党组织抛弃了？这种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有时夜里尽做恶梦，醒来后冷汗淋漓，气得他脚踢拳砸，把被单撕扯成布条。

说完这段苦难的经历后，蔡协民掏出一块衣料递给我说：“买了船票，剩下点钱给你买了身衣料，拿去做件旗袍吧！”

我双手接过布料，一向坚强的我，此时不禁鼻子一酸，潸然泪下。

他如此落魄悲哀，仍不忘夫妻之情，我的心中又是感动又是酸楚。我觉得我应该把实情告诉他，就是挨处分也认了。我不能对这样一个对党忠贞不二的老同志再保所谓的“密”。

蔡协民对中央的这一通知，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直到年底，蔡廷楷、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罗明从中央苏区回到厦门主持新省委的工作。他知道蔡协民的遭遇后，严厉批评了原厦门中心市委的错误做法，并决定调蔡协民回厦门做城市基层工作。

蔡协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但不幸的是，1934年4月，正在厦门益安医院工作的蔡协民，被从闽西回来的叛徒苏文波发现告了密，蔡协民落入敌手。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

是年5月，蔡协民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漳州英勇就义，时年33岁。他用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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