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但由于我向蔡协民透露了“中央通知”，且如实地向组织汇报，陶铸给了我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在我临近分娩时，不得不搬出了市委机关；陶铸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我生下的却是蔡协民的骨肉

见过蔡协民之后，回到机关，我如实地向组织上汇报了我与蔡协民的谈话情况。陶铸对此非常生气，当即召开市委会议，进行批评。

会上大家认为，我这是明知故犯，违犯了市委领导的告诫，泄露了党的机密。因此决定对我进行党纪处分：留党察看3个月，这可是一个很重的处分啊！

对此，我毫无意见，也很坦然，感到问心无愧。我是泄露了机密，但我没有做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我把事实告诉他本人，是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为了对一个忠实于党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生命负责。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我愿为了革命战友的政治清白付出任何代价。

尽管陶铸给了我一个严厉的处分，但这时，我对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

说实话，我过去对感情这类问题，看得不是太重，体会也不深。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对我处处关心、体贴，见到我总有一种很亲切的神态。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挂念着他。他不在我身边时，我就会想他；如果他出门迟迟未归，我便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事。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

因此，我们这对假夫妻假戏真做，自然结合了。

但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后，我又不得不离开市委机关，到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机关去协助工作。并且搬出市委机关，住进了互济会机关。

正在这时，我的第三个孩子即将来到人世。

与生第二个孩子不同的是，这次生育无人照顾，在我身边的只有陶铸。他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为我做饭、洗尿布甚至洗血裤子，是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尽管生下来的并不是他的骨肉。

陶铸被王明撤职，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我和陶铸租了间旅馆，像真正的夫妻那样，度了10天“蜜月”；陶铸来信，说他被判无期徒刑，平息了他已叛变的谣传；我冒险进县城寄钱给陶铸。

那年的3月，上海中央局来了个通知，叫陶铸立即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书记一职由组织部长陈之枢接任。

原来，中央派来福州巡视工作的巡视员朱礼治，曾征求陶铸对王明的看法，生性秉直的陶铸毫不隐瞒地表露了自己的观点：“他是吃洋面包的，我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并不太懂！”这位巡视员回上海后，向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如实地转达了陶铸的看法。这可惹恼了这位总Z书记，这次调动，实际上是被王明巧立名目撤了职。

陶铸临行前，在一个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我们像真正的夫妻那样，恩爱相依，共同度过了10天幸福的“蜜月”。

4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旅馆门口依依分手，互道珍重，难分难舍。

刚开始时，我每周都能收到陶铸从上海寄来的两封信，信虽简短但充满热烈的感情。来了四五封信后，突然就断了消息。我每天翘首等待，等啊，盼啊……

后来我才知道，陶铸到上海后，遭到与蔡协民相似的厄运，被晾在那个亭子间里苦捱时光，中央将他拒之门外。

而说陶铸叛变纯属谣言，事实上，陶铸被捕入狱后，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富贵不淫的高尚品格，严守了党的组织机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后被转移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3个月后，被移交国民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终生监禁。他在狱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担任书记，团结狱中的同志，在那个特殊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3月下旬，我意外地收到一封陶铸从南京监狱寄出、通过福州何老太太转来的信，估计是张铁同志托人带到福安的。我将信交给叶飞同志看，我们一致认为，既然判处无期，就说明陶铸没有叛变。我问叶飞同志，陶铸病重，可否寄给他一点钱，他表示同意。这时，我正好要去一趟寿宁，还要到福安县城与地下党接头。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顺道进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

这可是极大的冒险，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党要犯，悬赏的赏金是3000块大洋。但是不这样做，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想到以往与陶铸的恩爱，想到陶铸此时正在铁窗下煎熬，作为自由人的我下决心去冒这个险了！

数年后，陶铸获释出狱后告诉我，从福安寄出的钱和信居然都收到了。那时，他正患肺病，咳血不止，我寄去的钱真是雪中送炭。他买了几瓶鱼肝油，使病情好转。他还买了一些书籍，把监牢当学堂，勤读了几年书。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将他营救出狱。所以那次冒险还是值得的！

陶铸、曽志与女儿陶斯亮

后记：

“文革”开始不久陶铸同志被从广东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革”办公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央“第四号人物”。但时间不长，1967年1月，陶铸同志由中央“第四号”人物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全国“打倒陶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挂牌批斗”更成了家常便饭，曾志同志也经常被拉去和“刘、邓、陶”一起挨斗。每次亲眼见到相依为命的丈夫被一拨一拨的人踢来打去，她的心都在颤抖、都在滴血，为了强忍心中的刺痛，她经常把自己的嘴唇咬出血来。
　　无休止的武力批斗，使陶铸同志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1969年初他被查出患了癌症。9月的一天，刚刚早晨7点，曾志就被有关负责人叫了去。“中苏关系紧张，可能要爆发战争，组织决定陶铸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这位负责人像背课文一样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曾志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看着重病在床的丈夫，她没有说话，想把这无情的消息晚点告诉陶铸。然而，什么也瞒不过相依为命几十年的丈夫，陶铸轻声说：“告诉我吧，他们找你什么事？”话语中透着对一切突发事件都能泰然处之的平静。于是曾志说明了发生的一切。沉寂，很长时间的沉寂，随着时间的流逝，泪珠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顺着曾志的脸颊滚落下来。后来还是曾志先打破了沉寂，她唏嘘着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天了……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想着补偿……”陶铸拉过曾志的手，说：“不，我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可是我……”曾志还想说什么，陶铸拦住了她的话头，若有所思地说：“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说完他从身边拿出一张纸片递给曾志：“不说了，这是我最后送给你的一点纪念。”曾志打开纸片，只见上面是用钢笔写的一首诗——《赠曾志》。夫妻之间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诗中写道：“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捧着丈夫的诗作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地卷起，一针一线地缝到了衣服里……
　　不久，曾志也被遣散到广州，远在大西北的陶斯亮被通知回来为母亲送行。此时北京已是初冬，凉风阵阵，满地落叶，曾志在女儿的陪伴下，匆匆踏上了南下的行程。就在这对母女在半路中转时，得到了陶铸同志在合肥去世的噩耗，这犹如晴天霹雳。陶斯亮听到消息后泪如泉涌，难以自持，而久经风雨的曾志则紧握双手，含悲忍痛。后来老人家回忆说：“当时我就坚信，党和国家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的党有能力将他纠正过来。”

晚年曽志于外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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