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与一百年前的“一带一路”计划

标题中的“一带一路”，自然不是现在我们常常提到的以中国输出基建为基础，搭建的横跨欧亚的经济合作走廊，而是一百年前的横跨欧洲与中东的、以德国输出的基建为基础的经济合作计划。

这项一百年前的“一带一路”计划，不仅没有带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反而将整个世界拖进了战争的深渊，与此同时，也给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当时最大的殖民地，带来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契机。

一百年前的“一带一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得从一百年前的国际形势讲起。

作为当时的头号强国，大英帝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外战略是：在大陆上维持均势，也就是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防止欧洲或东亚出现一个独占的霸主，但英国自己却要保持海上的绝对霸主优势，绝不允许其他国家挑战自己的海上霸权。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陆地上，你们要相互牵制；在海洋里，我要一家独霸。

这双重标准，玩得真666啊！英国人声称，自己是维护世界和平，是自由的守卫者。实际上这是英国欺负摆弄其他国家的自由。

维多利亚时代前期的首相帕麦斯顿（或译作巴麦尊）说：“保持英国作为欧洲仲裁者的地位，而后是全世界的仲裁者，这一切取决于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当然，他还说了一句更加经典的话：

“（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

（在他任上，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挑起克里米亚战争，与俄国争夺地盘；镇压印度大起义；

美国南北战争时，支持南方奴隶主集团，阻碍美国统一）

当然，按照战争贩子帕麦斯顿的想法，最好北美大陆上也实现“均势”，但是美国的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太不给力，与美国的力量相差悬殊，美国南方奴隶主也是扶不起的阿斗，不堪大用，英国借不上力，只好作罢。不过只要美国人老老实实在北美呆着，英国倒也不会太关注这帮乡巴佬。

美国从独立开始就是跟英国打仗，后来又打了第二次 美英战争，南北内战时英国又大力支持南方，导致内战付出的代价剧增。英美虽然同文同种，但是梁子结得可不小。美国人早就心里记恨上了，你给我等着，等我们强大了，看不好好炮制你。怀着雄图大志的美国人长期实行“韬光养晦”的策略，埋头发展生产，增强实力。

总体而言，英国所建立的“唯我独尊”的国际秩序过于霸道，只有自己一个赢家，其他国家都是卢瑟，谁还愿意陪你玩啊？因此“天下苦英久矣”。随着大英帝国的实力不断下降，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是处处暗流涌动。

照理说，接下来出现的情况是应该是某个带头大哥一声号令，大家揭竿而起，共同打破大英帝国的国际秩序，重新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是国际社会版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然而，十九世纪的世界格局就如同非洲草原上的生态圈，大英帝国就如同位于食物链顶层的狮子，虽然日渐衰老，但积威尚在。其他国家尽管都感到极度不爽，尽管心里盘算了千百遍反抗计划，但还是不敢直接对大英帝国动手。

这时候，有一个国家傻乎乎地跳出来，成了拉仇恨的靶子，这就是刚刚统一不久的普鲁士德国。

普鲁士标志

说起来，德国还是英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因为英国人需要在欧陆上有个可靠的打手，以实现大陆均衡。英国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做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货，为了对抗法国和俄国而扶植德国，结果造就了更加可怕的对手。

德国地处中欧、是欧洲最后一个崛起的工业大国。德国统一后正好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加上英国为了对抗俄国有意扶植德国，在1871年实现统一后，经过短短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德国的主要工业品产量迅速超过原霸主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

与英法的工业化相比，德国呈现出“迟、快、彻底”特点，以铁路建设为推力，带动重工业发展，尤其是煤炭、钢铁工业，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诞生的新兴产业——化学和电气工业取得领跑优势。德国二十世纪初就迅速实现了经济上的“赶英超法”，虽总量尚不及美国，但质量更优。

军事上，德国通过19世纪初普鲁士军事家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改革，创立了军队大脑“总参谋部”体制和“全民皆兵”的战争动员体系，实现了高效指挥和全民武装，建立了一只以普鲁士正规军为核心，预备役、民兵梯次配置的强大军队。其统一战争的主要对手——法军，虽然规模至四十万之巨，并拥有克里米亚和墨西哥战争的实战经验，依然不敌德军败下阵来。普鲁士陆军超越了长期称霸欧洲的法国陆军，成为天下第一的精锐之师。

普鲁士军队

老牌殖民帝国抢地盘的时候，德国还是在四分五裂中，等德国崛起时，全世界已经基本被瓜分完毕，德国空有一身肌肉，却无用武之地。随着俾斯麦退出政坛，威廉二世亲政，俾斯麦时代的重视欧洲势力均衡的地区安全政策退出历史舞台，激进冒险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德国急于捞取属于自己的“印度”，必然与大英帝国这个最大的殖民帝国发生矛盾。英德矛盾开始逐渐取代英俄矛盾，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

英俄因为对印度的争夺产生矛盾，由于西伯利亚铁路激化矛盾。英德之间则直接一步到位，由于一条铁路导致双方不共戴天，这就是从柏林经过拜占庭通往巴格达的3B铁路（柏林、拜占庭和巴格达首字母都是B，故名3B），或称巴格达铁路。

3B铁路示意图

3B铁路什么来头，为什么有这么大作用呢？

19世纪80年代，德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导致对金属、矿藏以及食品需求的快速增长。而奥斯曼帝国拥有现代工业亟需的铅、锌、铜、铬、褐煤以及石油等资源。因此德国计划向工业相对落后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输出基础设施建设，目的是加强奥斯曼、奥匈与德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双方各取所需，互利共赢。

普鲁士德国的前身——神圣罗马帝国，曾长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敌对，双方发生无数战争。奥斯曼帝国全盛的时候，曾兵临维也纳，吓得整个欧洲瑟瑟发抖。但如今也是风光不再，被欧洲诸国轮流欺负。奥匈也是帝国末路的节奏。德国为了挑战大英帝国的世界秩序，也只能拉拢土耳其和奥匈这种黄土埋半截的过气帝国作盟友。在二战时，纳粹德国也跟土耳其关系良好，穆斯林军队参加德军进行作战。德国和中东穆斯林国家的特殊关系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应该说，3B铁路建设计划与目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内在相似之处。同样是新兴工业国输出基建，同样是建立大陆国家间互惠的经济联系，同样影响了原有世界头号强国在印度洋既有的利益。

所述既有利益除了大英帝国的最大殖民地印度之外，1908年5月26日，英国勘探队在伊朗开采出石油，使得中东地区的战略意义大增——不仅仅是英国本土与印度之间的交通要道，还是最重要的能源产地。大英帝国虽然殖民地甚广，但是很不巧都不怎么产油，因此英国对于中东石油志在必得，更是决不允许其落在头号竞争对手德国人手里。

在大英帝国的政治家看来，3B铁路所控制的区域，恰好是英国本土和与印度之间的交通命脉以及中东的产油区。这条铁路一旦修建完成，就代表野心勃勃的德国人获取石油，会更加如虎添翼，并且随时可以切断大英帝国的生命线，帝国崩溃之日也就近在眼前。

英国意识到，靠一己之力再搞大陆均衡已经无以为继，必须结成稳固的战略同盟，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为了压制德国，英国必须放弃超然的光荣孤立政策，不惜与传统对手法国和俄国结成同盟。

当时已经存在一个法俄同盟。法国因为普法战争蒙受了奇耻大辱，不顾一切地谋求打倒德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法国外交官在幕后拼命活动，与俄罗斯缔结成法俄同盟。法俄同盟的首要宗旨是自卫：两国同意，一旦德国或其盟国出动军队，他们就对德国发起攻击；两国还正式承诺，如果伦敦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不利，他们也将对英国采取行动。

法俄同盟其实是既反德，又反英。俄国可以威胁到印度，法国则直接威胁到英国本土。法俄如果联合起来对英国发难，英国首尾不能兼顾，绝对是要你命三千的节奏，比德国的威胁还要大。

法俄同盟的形成，令英国加快外交节奏对俄妥协，引导俄国将注意力放在西线邻居身上。将法俄的仇恨集中到德国身上，成为英国的头号战略目标。

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强调，“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法国和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俄罗斯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要远远高于一个对我们有敌意的德国。”“对于我们而言，在亚洲和近东与俄罗斯达成充分谅解，远比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要重要得多。”

另一方面，德国人却在为陷入法俄的两面包围而烦恼不已。这种腹背受敌的妄想，促使德国最高司令部开始研究自己的对策。

对于德国而言，由于面对法俄两线作战，最佳策略应当是拉拢俄国，建立背靠背的德俄同盟。德国专心对付法国，俄国入侵印度，把英国赶到海里。二战前期纳粹德国和苏联达成的苏德同盟，就是遵循这样的地缘战略。一战前，德国已经是发达的工业国，俄国还是农业国，俄国有大量德国所需的资源，并且有英国这个共同的敌人，其实俄国和德国之间具有很大的互利合作空间。

相对于二战时候苏德先同盟再毁约，一战前的德国则是更加信心爆棚，决心单挑世界（它的另外两个同盟土耳其和奥匈也就是凑数的）。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Count Alfred von Schlieffen）曾计划如法炮制1870年对法国的粉碎性进攻，并设想在掉头向东迎击俄国之前，德皇的军队能够迫使法国中立化。这一计划将给军事和后勤带来巨大压力：它需要100万名铁路工人、30000列火车、65000辆运兵车以及70万辆货车，这样才能够在17天内将300万士兵、86000匹马以及堆积如山的弹药运送至前线。

当今世界的中国和俄罗斯，在美国的压力下，结成背靠背的中俄同盟，中国的选择就比当年的德国务实得多，所面对的战略形势，也比当年的德国要有利得多。

德国的扩军备战，使得原本想象中的德国威胁变成了事实，使得法俄对德国的戒备更深。于是，英国很顺利地与法俄结成三国协约，并积极扩军备战。

一战形势

（基本就是德国单挑全世界的节奏，

德国之败，首先在于外交，这是中国必须吸取的教训）

英国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大造舆论，将德国描述为邪恶轴心。有关德国间谍和德国统治欧洲的阴谋的书籍广受欢迎：威廉・勒寇（William LeQueux）所写的《入侵1910》一书卖了上百万册，并且被翻译成27种语言；还有萨基（Saki）的《威廉来了：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伦敦》，也是战争前夕的畅销书，讲的是一位英雄从亚洲回来后发现，大不列颠已经战败并且被德国人占领。德国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1914年9月这样问道：为什么我们被如此憎恨？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这些嫉妒心是从何而来？他注意到了欧洲出现的紧张情绪，连流行文化也在煽风点火。

总参谋长施利芬的继任者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小毛奇）和其他高级军官确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爆发得越早越好。小毛奇认为，拖延战争对德国不利。他在1914年春天说道，最好在“我们有机会取胜时”就将对手拖入战争。

欧洲大战就在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中，一步步走向现实。一位历史学家恰当地指出：“1914年的主角是视而不见的梦游者，他们沉迷在梦境里，看不到他们所制造的恐怖的现实。”当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意识到“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时，已经太迟了。

就因为一条铁路的修建导致敌意和猜忌不断累积，欧洲被拖入了一场空前的大战。所以说，中美之间加强战略互信很重要呢，进行经常性的沟通与对话，避免战略误判，避免重蹈英德的前车之鉴。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虽然沙俄因为爆发“十月革命”，暂时退出了霸权的角逐，但是随着英国越来越倚重贸易和金融，开启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实力逐渐被后来者所赶上，后起之秀们纷纷模仿英国的战略，从各个方面挑战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

远东的日本成为战胜国，并且俄国和英国在远东的势力大幅收缩，日本趁机填补势力真空。已经实现“日韩合并”的日本，继续沿着效仿英国的道路走下去，致力于将中国变成属于它的“印度”。德国虽然战败，但是从上到下都蕴藏着复仇雪耻的强烈情绪。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德国作为邪恶势力打倒在地，英法等欧洲列强也元气大伤。美国长期实行“韬光养晦”策略，在战前工业实力就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在战争中不仅丝毫未损，还大发战争财。此消彼涨之下，美国的实力越发强劲，成为大英帝国的头号挑战者。

英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世界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美国作为新兴的海权国家，要建立新的世界霸权，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是遏制大陆强国苏联，因此就要延续英国的策略，继续扶植日本，并且实现德国的复起，从东西两端围堵苏联。

二是挑战英国的霸权，具体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同样落实到扶植德国和日本，作为挑战英国的“肉盾”和“打手”。德国跟英国有血海深仇，一旦爬起来肯定要向英国复仇；日本同样是一个海权国家，日本强大起来后，必然会挑战东南亚的英国殖民地。其次，挑动印度独立，斩断英国从印度吸血的管道，英国的强大在于拥有印度这只下金蛋的鹅。如果挑动印度独立，英国的实力就会一落千丈。大英帝国自然分崩离析。

如果对照当今世界的形势，当年的大英帝国就如同当今的美国，当年的美国、日本、德国就相当于当今的“金砖国家”。

与当今的中国堂堂正正地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领头人，搞经济合作的阳谋不同，当年的美国完全是个阴谋家，支援并挑动日本德国用军事暴力挑战现有秩序，自己则躲在幕后，坐收渔利。

日德拼了死力，把大英帝国打成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美国再反戈一击卸磨杀驴，日德成了邪恶轴心，美国既得了面子又得了里子，成为最大赢家。

二战被定性为“世界反法斯战争”，这绝对是没错的，但这其实是战争打完之后，胜利者给战争定的性。实际在战争前以及战争过程中，战争的主要逻辑有两条：

第一，仍然是列强试图挑战并取代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实际上一战就是因为这一矛盾而起，但是没有把这一矛盾解决，因此常常称二战是一战的延续，只不过最大的挑战者从德国变成了美国。如果不理解这个逻辑，就不会理解为什么大量美元资本输送给纳粹德国；同样，日本法西斯也是在大量美元资本的滋养下，才迅速发展壮大。

第二、由于苏联的兴起，共产主义革命席卷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对红色浪潮加以反制，甚至消灭其源头苏联。因此二战体现了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如果脱去这层意识形态底色，仍然是延续了一战的争夺霸权的延续：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位于海洋霸权和大陆霸权的交界处，因此面临着同时挑战原有两大霸权的任务。

对于德国和日本来说，同时挑战两大霸权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两个可能的较佳选择是：一是合力干掉正在大幅衰落中的大英帝国，为此，德日曾经制定会师印度的计划。二是合力干掉苏联。结果，德日做出了最差的选择，德国挑战苏联，日本挑战英国，又把美国也卷了进来。

二战爆发前后，大英帝国衰落的境况已经十分明显。连英国人自己也知道，帝国迟早药丸，早已丧失了当年英国皇家军队纵横四海的豪情。英国军队长期在世界各地疲于奔命，思乡之情日久，于是一遇挫折就风紧扯呼，上演了一场大撤退的风潮，除了知名的敦刻尔克之外，在亚洲战场也是抱头鼠窜，哪有当年世界第一强国的样子？英国人只有退守本土保家卫国时，才又焕发出精气神。美国估计也没想到英国变得这么衰，对于德日的支持有点用药过猛，德日跟打了鸡血似的，害得美国自己也是损失惨重。不过，美国坐拥世界第一的工业能力，本土又远离战场，安心生产，早已立于不败之局，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在中国，被德国军械和德国顾问武装的国民党军队意气风发，再加上红军被僵化死板的李德博古所支配，也走上了大撤退之路——长征。当时恐怕谁也没想到，这支损失惨重，远走万里的残兵败将，经受了千锤百炼的考验，终于百炼成钢，后来能绝地反击，席卷整个中国。

对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来说，他主要考虑的事情是美国取代大英帝国的霸权，并没有太考虑遏制苏联的问题。罗斯福本人和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都受共产主义理想影响颇深，他甚至设想，战后的世界应当是美苏组成G2，共治世界。

这种想法合乎地缘战略的逻辑：苏联控制欧亚大陆核心区，美国控制所有外新月区，对于内新月区（欧洲、印度、中国），则保持其为破碎状态，成为美苏之间的缓冲区。

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摩根索曾抛出一个摩根索计划，主要内容是将德国分割成两个国家，对德国实行彻底的去工业化，使德国的经济退回到100年前农业国的水平，从而成为美苏势力之间的缓冲国。

欧洲印度，自带破碎属性，自然不在话下。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打完之后，无论美苏都强烈支持中共和国民党划江而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当时作为调停特使，拉着毛泽东和蒋介石和谈，这样南北就相互牵制，分裂的中国就成为大号的朝鲜和韩国，成为苏联和美国势力范围的缓冲。

重庆和谈合影

丘吉尔意识到如果美苏和解，那么衰落的英国必然被新兴而且强大的海权国家美国死死压制，因此发表铁幕演说，极力挑动美苏对抗。大英帝国此时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光靠他大嘴巴忽悠，杜鲁门总统是个现实主义者，不会为了意识形态，再去跟苏联拼个你死我活。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大事，再次打破了地缘平衡，使得美苏不得不走向遏制与反遏制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实现了基本统一。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不接受美苏的安排，积极谋求国家统一，于是解放战争爆发。美国则退而求其次，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蒋氏政府独裁、买办又亲美，还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权，简直就是后世所有亲美傀儡政权的模板。

美国人绝对没想到，解放战争三年多就打完了，看似强大的蒋氏政府土崩瓦解，毛泽东领导的红色中国诞生。从那时候起，中国终于摆脱了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的棋子地位，开始成为世界大棋局的一名棋手。虽然一开始只能当跟班马仔，但好歹是一个有分量的马仔，在美苏争霸中，中国的倾向成为关键：中国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有了获胜的可能。

统一的红色中国的出现，成为打破地缘平衡天平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如果中国倒向苏联，再借助苏联的援助实现工业化强大起来，那么共产主义世界占据了地缘优势，就有将来席卷全球的可能。美国为了保持世界霸权，必须全力遏制中国和苏联。此后就是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兴起，美国大幅右转，世界走向冷战。

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因为中国的统一出现了大幅戏剧性转折，对英国的战略却是一贯且坚定，那就是必须对大英帝国进行肢解。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将印度从大英帝国的身躯中摘除。

由于美国要在明面上扮演光辉形象，总不能直接对英国动手，只能暗地里做文章。既然如此，何不在印度内部扶植代理人，让印度人来给英国添堵呢？这才是美国人最熟悉的套路。

印度政党的产生过程与中国类似，是在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形成的。其斗争方式又带有显著的印度特色，例如非暴力不合作、和平请愿。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度的民族改良运动逐步由分散走向统一，由地区性运动发展为全国性运动。印度不断发生工人罢工、农民起义，打击英国的殖民统治。

随着印度内部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英国人决定改变策略，将资产阶级领袖“招安”。殖民当局一面镇压工农运动，一面竭力把已经开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引导到合法、改良的非暴力轨道上去。英国总督杜富林在同退职的殖民官吏休谟经过一番策划后，由休谟出面，游说印度上层社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服他们成立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

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成立，它是全印统一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也是亚洲殖民地的第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会议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与英国友好的格调。会议主席巴纳吉在开幕词中说：“英国对印度造福无穷，全国都为此对英国表示感激。英国给了我们秩序，给予我们铁路，而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欧洲教育的无价之宝”。

从诞生之日起，国大党就是一个妥协主义的党，相对于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底色来说，甚至可以说国大党都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国大党成立的最初20年内，其政治主张仅限于实行代议制；经济主张也只要求保护工商业和实行固定田赋。

处心积虑挑战英国霸权的美国人，看到了国大党的利用价值，在美国势力的扶持之下，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圣雄甘地”，成为国大党的领导人。1920年，国大党在党的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那格浦尔年会上，来自美国的拉吉巴特.拉伊作为大会主席，将甘地推向党内的领导地位。

从此，印度政坛成为甘地表演的舞台，在甘地的领导下，印度一步步走向独立，因此甘地被称作“印度国父”。

欲知甘地其人以及印度独立的详情，请看下一篇。

附注：中国和当年德国状况的不同：

（引自北纬40°《帝国主义列强的“一带一路”往事与中国的超地缘战略》）

中国目前追求的陆权战略与当年俄国和德国相比有相似之处，但是更有本质上的不同。

相似处包括中国目前面临与当年俄国和德国相似的来自海权国家的战略压力；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海军，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无法与美国的海权全面抗衡；虽然中国国力的绝对上升伴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但是二者之间不仅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上，而且在军事实力上仍然相距甚远；与当时俄国和德国一样，中国也在试图通过修铁路来发展陆权，增加应对海权挑战的实力。

当时的俄国完全在本国境内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而德国只通过当时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建巴格达铁路。与它们相比，中国在打通欧亚大陆桥时要遇到更多的困难，因为所有的路线均要经过更多的国家。同时，中国对向西开放不可回避的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发展出像德国那样清晰有力的政策，其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其国内的宗教族群关系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然而，中国的陆权战略与俄国德国当年的陆权战略之间本质上的不同使得中国的陆权战略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

其最大的不同在于，俄国与德国的陆权战略的基础是地缘政治，俄国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德国修巴格达铁路的主要目的都是军事对抗，而中国陆权战略的基础却是地缘经济，中国推动与邻国互联互通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经济合作。地缘政治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倾向用零和的角度看问题。而地缘经济则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交集，倾向用合作和利益捆绑来减少和控制冲突。中国之所以采用地缘经济战略是因为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仅已经完成从内陆国家思维向海洋国家思维的转变，摆脱了当年使俄国和德国步入陷阱的零和思维，甚至还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直让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其贸易政策的西方传统的海洋国家美国。这一地缘经济战略更符合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环境。

一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是开放还是保守可以分为海洋型思维和内陆型思维。海洋型思维是海洋国家常见的思维方式，以开放与合作为特征。海洋国家既包括岛国，也包括位于海岸线，有直接海洋通道的国家。受惠于温和的气候和适量的降雨，海洋国家很容易与世界上其他被地理条件屏蔽的国家接触。这些国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并通过移民带来族群、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多样性。他们更易于参加国际分工，与他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也经常带来政治方面更多的自由。而内陆型思维则是在内陆国家常见的思维方式，以封闭和保守为特征。内陆国家通常有严酷的气候条件并远离海洋。由于山脉、沙漠和高原的阻碍，内陆国家通常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接触较少。在历史上，这些国家的经济更呈现自给自足的形态。它们的政治体制，由于相对缺少新思想的影响，也倾向于更加封闭和专制。

建立这种地理条件与思维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固然会启发我们的思路，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固定的，经常有更为复杂的结合。虽然俄国、德国和中国都有海岸线，但当年的俄国、德国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却都属于内陆型思维。虽然日本是岛国，但是在德川时代也曾闭关锁国。

在封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不愿意参与国际分工，把对外经济联系视为威胁。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就是在经济方面从内陆型思维转向海洋型思维。中国开始积极吸引外资和开放国内市场，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迅速地从单纯的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部贸易和企业内部贸易发展。

与此同时，一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是否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又可以分为地缘政治型思维和地缘经济型思维。尽管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通常强调战后美国主导的以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国际贸易体制的开放性，却忽视了美国虽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在冷战期间为了与前苏联争霸，在国际贸易中实行非对称合作的策略，即允许盟国向美国市场大举出口他们的产品，同时对美国的产品关闭他们的本国市场。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经济禁运。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经常用经济制裁作为地缘政治的手段。

而中国在开展对外合作，推动地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则很少受地缘政治的束缚。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显示中国通过鼓励自由贸易来与他国利益捆绑，建立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不让地缘政治因素来影响对外经济合作。中国推动的10+1、中日韩、10+6等地域经济合作项目均不问政治体制，只要是地域内国家都可以参加。正像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主张的那样，这个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战略虽然由中国推动，但是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并“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2015年5月，中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对接就是一个用地缘经济思维取代地缘政治思维的最新范例。

反观美国，在推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时把中国这一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排除在外，奥巴马在向国会成员游说时一直强调地缘政治的理由。最近，美国还强力反对其盟国加入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英、法、德、意、澳、韩等盟友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这个组织清楚地表明，美国坚持用地缘政治观点来对待地域经济合作的做法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而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则显示出号召力。

中国比较彻底的地缘经济思维是在后冷战时代深度参与全球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全球生产时代，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它们主导的企业内部贸易不断蚕食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民族国家的利益边界与以前相比变得模糊，出现了更多的利益交叉。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大大加深，中国看待对外经济合作的观点变得日益开放，相信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经济合作来化解。在后冷战时代，用地缘政治手段干涉地域经济合作变得很不合理。不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只要参与地域经济合作，市场都会进一步扩大。这种经济合作带来的互补超越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限制。

即使在技术的层面，中国目前推行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当年的俄国和德国相比，也有更有利的地方。与当年的铁路技术相比，如今的高铁技术大大地改变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计划中的北京-莫斯科高铁只是第一步。如果欧亚大陆从东到西的高铁路线全面贯通，三至四天之内可以乘高铁从北京到达伦敦，欧亚大陆的经济地域一体化将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它将有变为现实的强烈可能。

---

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本公众号：北山浮生谈古论今（BSFS_View），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热帖推荐：

赞赏请扫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