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在南非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正式开扒印度圣雄甘地之前，先聊一部很有名的美国电影，叫做《被解救的姜戈》（Django Unchained，也有译作《被解放的姜戈》）。这是由电影届的怪才昆汀·塔伦蒂诺执导，杰米·福克斯、克里斯托弗·瓦尔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塞缪尔·杰克逊、凯丽·华盛顿等众多大牌明星领衔主演的一部美国西部片，但实际上应该叫南部片才对。该片在2012年上映，揽获无数大奖。

  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部。德国赏金猎人舒尔茨正在追捕犯下了多起命案的逃犯布利特尔兄弟，以获得高额奖金。但是他自己势单力薄，难以达成目的。于是，他从贩奴商人手中买下身手不错的黑奴姜戈，舒尔茨承诺姜戈，只要他肯协助自己抓到逃犯，不管死活，他都会让他摆脱奴隶的身份，获得真正的自由。姜戈为舒尔茨卖命的唯一条件是：从暴虐的糖果庄园主卡尔文·坎迪手中，解救出自己的妻子布鲁姆希尔达。

这部电影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昆汀特有的带有黑色幽默的暴力美学，延续了他一贯紧凑亢奋的叙事风格，处处可见奇思妙想的幽默元素和血腥野性的动作场面。然而，这部电影中最出彩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对黑人老奴史蒂芬入木三分的刻画，

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坚决拥护奴隶制度的庄园管家形象，他对自己权威的捍卫，对主人的忠诚，对其他黑人的残暴都表现的酣畅淋漓。

《被解救的姜戈》剧照

站着的是史蒂芬，坐着的是小李子扮演的白人庄园主

斯蒂芬作为这个罪恶的奴隶庄园中的一位黑人管家，赢得了他的主人足够的信任。他的权力与地位都远超于普通黑奴之上，并对主人忠心耿耿。

史蒂芬是一个衷心拥护奴隶制度的黑人，被白人主人所看重，因而忘记了自己的黑人身份，甘心做主人最忠实的走狗。他从没有对自己的奴隶身份感到不满，因为他是奴隶制的既得利益者。像马克思所说的“被资本家豢养的工人贵族”一样，他成奴隶贵族，那些被压迫的底层黑奴也在养活他，甚至那些拿枪的白人监工也听他支使。如果没有奴隶制，他的立足之处会远比现在低很多。

所以，当他看到姜戈居然骑在马上向他走来时（按照当时南方州的法律规定，即使是自由黑人也不许骑马），他的表现是从惊讶到愤怒。

在老奴史蒂芬看来，姜戈骑马是一种反抗奴隶制的行为，这种反抗虽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是他本能地感受到其中的威胁，因此他处处伺机踩踏姜戈的尊严。比如一开始他就对姜戈骑马的行为大声地斥责，大意就是：你这个奴才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你也配骑马？

在众人面前，史蒂芬也故意表现出一种“我和我的主人关系好的很”，“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从属关系”，“他对我并不像对一件财产，而是当我为他的朋友”，“不信你看我开他玩笑他都不和我生气”的姿态。

史蒂芬对主人进行奉承

当主人表示这位黑人是自由人可以骑马，可以住大房子时，史蒂芬愤怒了：

然而这种叼飞盘的行为，遭到了主人当场打脸：

连白人主子都不在意的事，为什么这位老奴还不依不饶？

史蒂芬虽然是黑人，但对白人压迫黑人的价值观充分认同，可以说他是“黑皮白心”，他比白人表现得更加歧视其他黑人，才能显露出自己的忠心耿耿，他不仅忘记自己是黑人，还试图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往白人靠齐，要听得懂白人的笑话，理解的了白人的思维。

所以，他要维护这个残酷的种植园，与种植园为敌的，都是他的敌人，种植园要压迫的，他都要压迫，胆敢反抗的黑人，一律遭到他的打压。 

 大家都是黑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归化者”的心态，或者俗称的“二鬼子”心态。

香港“占中"运动中，言辞和举动最为激烈的是招显聪，然而招显聪却是越南移民； 对外地人言必称“硬盘”的上海人，多出现于刚获得上海户籍的新上海人； 明末屠嘉定的李成栋，其实是一个汉人； 反对女权最强烈的，几乎都是熬成婆婆的媳妇。  

这些归化民，他们跟天生的”白人“”香港人“”满人“”北京人“”上海人“不同，归化民的言论和行为必须过激，他们的一切，是靠不断的否定过去的自己来定义的，所以他们必须给自己贴上各种标签，从心理上和行为上更加强烈的否定自己的过去，向心目中的“上等人”靠拢，才能更加辨识自己的身份。

如果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认知上述现象，在地位不同的两类群体之间，存在着三类群体意识：内群体偏见，外群体偏见和群体内认同。

在弱势群体之中，内群体偏见的发生频率可能还会很高，这个和直觉上外群体偏见占主导的猜想并不相同。一个比较显然的原因是，群体歧视是结构性歧视，它实际上是弱势群体文化弱势，经济弱势和政治失语，政治依附关系还原到语言和行为上的一种总表达。 

只要这种社会结构不被打碎，弱势群体实际上没有特别多的选择，要么承认被歧视的现状，要么在这种逻辑前提下用行为求得比较有利的结果，也就是踩着同类上位。一旦上位之后，就会尽力维护这种不平等的秩序，因为这是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才换回来的。

黑人老奴史蒂芬的言行举止，就深刻体现出内群体偏见的特点。

我想读者已经猜到了，圣雄甘地在历史上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黑人老奴”的角色。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对英国殖民秩序最大程度上的致敬！

1869年10月2日，甘地于出生于古吉拉特邦的港口城市波尔班的一个笃信印度教、坚持素食的富有之家，他的父亲卡拉姆昌德做过波尔班达邦王公的首相，甘地家族在当地虽不算富甲一方，但也是一方豪强，广有威信。甘地家族属于古杰拉特的班尼亚种姓（印度教徒第三大种姓吠舍的一支——译注），世代从事商业。

甘地诞生的这一年，恰好是轰轰烈烈的印度大起义结束十周年。十年时间，足够那些生性乐观的印度人忘记在起义中流过的血，殖民当局镇压起义的残暴行径。另一方面，这次大起义后，英国殖民政府改变了对印度土邦的态度，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换取他们合作。因此甘地的童年时代是在一个拥护殖民秩序的氛围中长大的。

童年的甘地

少年时代的甘地虽受当时革新之风的感染，曾经尝试打破素食以强身健体、振兴民族国家，终因摆脱不了从小所受的教育，半途而废。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反抗精神最强的时候，年轻的甘地连家里的约束都反抗不了，这说明他根本就是一个顺从缺乏反抗精神的个性。

19岁时，甘地如同印度的许多精英家庭的子弟一样，赴宗主国英国求学，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法律。十九世纪末期，每年只有大约两百名印度年轻人能到大英帝国的首都一游。因此，甘地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他接受了系统的英国法制思想的教育，取得了伦敦大学学院的法学学位，并获得律师资格。

当时的大英帝国刚过巅峰期，但是颓相尚未显露，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灿烂辉煌的英伦文明，令甘地产生深刻的自卑而拜倒在它的脚下，宗教陈规的约束使他在一个全新环境里无所适从。这种精神冲击力，大概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往美国的中国人受到的思想冲击还要大。他的一言一行，完全是一副接受英式高等教育的绅士做派，处处自觉向英国人的标准看齐。

甘地发现伦敦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因此他也认真阅读《圣经》，并频繁去听人布道，甚至认真考虑过皈依基督教。事实上，他去教堂比去印度教神庙勤多了，甚至对自身的印度教信仰，都没有研究得像基督教那么深入。当英国人向他问起《薄伽梵歌》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深感惭愧，因为对这本圣典诗集，我既没有读过梵文版的，也没有看过古吉拉特语版的”。

青年甘地

甘地最终还是没有改信基督教。一方面，他不能相信耶稣是上帝唯一的孩子；另外，如果改宗，就要抛弃印度教，而他从懂事起就皈依了印度教，婆罗门种姓信仰已经渗透到灵魂深处，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基督教对甘地改变非常大。在一生所有重要演讲中，他都频繁使用基督教语言，模仿耶稣的言行，甚至很多人干脆称他为“印度耶稣”。这也是甘地容易引发英美民众同情与共鸣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仇视他的保守派印度教徒有时会攻击他是“基督印度教徒”，这可能也是他最终被印度教徒刺杀的重要原因。

甘地学成归国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是业务十分惨淡。有个来自南非的印度商人的案子要他处理时，他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南非的历程。从1893年至1914年一战爆发，从24岁至45岁，整整二十一年，甘地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留在了南非。

甘地在南非

当时的南非是个充满种族歧视的英属殖民地，几十余项种族歧视的法令先后被通过实行。南非除了白人、黑人也有很多印度人，大部分印度人是被运过来的苦力，显然，温顺的印度人是比桀骜不驯的黑人更加好用的劳动力。

南非的白人显然比黑人高等，而白人还要分为英国人和布尔人，英国人和布尔人为了争夺领导权一直在明争暗斗。南非白人不像在印度殖民地的英国人，搞不明白什么种姓制度，在他们眼中，印度人和黑人差不多，因此在南非的印度人无论其种姓如何，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和剥夺，遭受到歧视。

1893年4月，甘地作为一名律师在德班踏上了南非的土地，坐上了从德班开往比勒陀利亚的火车。他身为印度精英，并且受到英国的教育，具有令人尊敬的职业，自认为有资格做头等座，于是买了头等座车票。没想到火车上的乘警（不清楚是黑人还是白人，但是看他对这个问题如此不依不饶，很可能是黑人）一看，你个印度阿三也有资格坐头等座？你怎么配跟白人老爷坐在一起？乘警赶他去跟那些“下等人”一起坐行李车厢，甘地认为受到了侮辱，拒不服从，于是被乘警粗暴推下火车，在午夜的站台上站了半宿。

甘地认为，这次旅行是“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历”。他成立了“印侨代表党”，打算用法律知识为印度人争取平等，给他赞助的主要是在南非的印度商人，因为他们也受够了这种歧视。经过非暴力斗争，南非铁路当局同意，衣着整齐的印度人有权乘坐头等车厢。

其实甘地及其支持者的心理是这样的：我们印度人也是分三六九等，你们怎么能把我们高贵的上等印度人看成跟贱民一样呢，是可忍孰不可忍啊！甘地争取的不是平等，而是你们南非白人要认可我们印度的等级，我们上等印度人是有资格跟白人坐在一起喝咖啡，谈笑风生的，至于下等的首陀罗贱民那些，关我们什么事？南非铁路当局的所谓妥协，也不过就是承认了印度的种姓等级而已。

1894年，英国殖民当局针对大批印度移民来到纳塔尔的情况，通过了《公民权法律的修改令》，用苛刻的条件限制印度人，并扩大了种族歧视的范围。同年，甘地在南非创建纳塔尔印度国民大会，为建立一个印度人在南非的永久性利益代表机构打下基础。1906年，特兰士瓦州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甘地领导两千余名印侨掀起了非暴力抵抗运动，1913年抵抗运动达到高潮。南非当局对此进行了镇压，从1908年1月到1909年5月，甘地连续三次被逮捕服刑。通过艰苦斗争，1914年1月，甘地和南非政府达成共识：当局承认印度式结婚的正当性以及废除“人头税”，非暴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所谓的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殖民当局出台法案，强迫所有印度人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件，并严禁新的印度人入境。经过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南非当局承诺同意取消该歧视性法案，但要求印度人去警局打指模。

印度劳工拒绝了这一强迫性的歧视要求，甘地这时却跑来劝大家跟殖民当局配合，主动去打指模。结果差点被工人用刀刺死。伤未痊愈，甘地就跑到警察局第一个打指模，以作表率，引发了南非印度人的极大反感。甘地如此表忠心，结果仍然被耍，这才有愤而烧毁身份证的一幕。

甘地被关进南非监狱，当时的殖民地首脑、布尔人扬·史末资（ Jan Smuts） 去跟他谈判。 两人谈完了，甘地说：你知道，我们是要推翻你们对我们的压迫的。 

史末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甘地：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史末资：靠什么？ 

甘地：靠你的帮助。

在甘地看来，殖民统治不应该是殖民者压迫所有的被殖民者，这是极不明智也是极为低效的做法，而应该赐予其中一部分被殖民者较高的地位，由其帮助打点一切。正如《姜戈》这部电影中的奴隶庄园，需要有史蒂芬这样地位相对较高的忠仆，或者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那样的统治。甘地相信，他的抗争一定会得到白人的理解和支持。这种所谓的“抗争”无非就是向主人邀功请赏，又怎么可能是“暴力”的呢？

布尔战争后，为了争取英国政府改善印度人的状况，甘地在自己控制的报纸《印度舆论》上说：“督促建立一种新秩序，即白人与印度人共同协作、共同管理南非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我们深信，我们和白人一样相信种族的纯洁性，我认为黑人和印度人不应该被迫生活在约翰内斯堡的同一郊区里，这对于印度人来说是极不公正的”。

这样的言论放在今天，就是妥妥的种族主义者。甘地所反对的不是等级森严的殖民体制（其实就是奴隶制），而是谋求高等印度人在这一体制下应有的地位。换句话说，甘地的心态跟本文开头提到的《被解放的姜戈》中的黑人老奴史蒂芬是一模一样。他所要给南非印度人谋求的地位，就是在日占时期的华北，各种“维持会”“皇协军”所扮演的角色。

实际上，甘地和丘吉尔都是旧制度的维护者，

只不过一个是站在高等印度人的角度，另一个是站在英国保守派的角度

《甘地与丘吉尔：命运抗争与妥协的史诗》的作者赫尔曼认为：“实际上，甘地在《印度舆论》上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在推广不同种族应该使用不同的设施，这使得他成了种族隔离政策的早期缔造者”。

那时的甘地只在乎印度人是否受到了和白人一样的待遇，这已经暗示了甘地种族主义者的立场。甘地研究专家詹姆斯·亨特认为：“他这种用种族定义身份的重要意识，将会对他如何看待印度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你没看错，曼德拉用毕生精力所反对的那个“种族隔离制度”，是圣雄甘地一手推动的。“民权双圣”曼神和甘神，如果生在同一时代，他们将是政治上的敌手。甘地挖坑，曼德拉填坑，然后双双被捧成神，也是醉了……

脑补一下：

曼德拉：我们黑人要平等，废除种族隔离，自由万岁！

甘地：我们印度人凭什么跟你们黑人在一起？种族隔离才是光辉伟大的制度！

南非白人作壁上观，笑而不语。

在布尔战争中，甘地站在英国主子这一边，组织1100名印度救伤队，到前线主动为英军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丘吉尔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也参与了这场战争，他被俘后越狱成功，从此名声大噪步入政坛。1906年，祖鲁人起义，甘地再次故计重施，帮助英国镇压祖鲁人。这意思无非是对白人主子说：您看我都这么忠心耿耿了，是不是可以对我们上等印度人好一点？至少不要把我们和下等印度人以及黑人一视同仁？

甘地的处境比黑人老奴史蒂芬还要悲哀。史蒂芬奉献出了忠诚，至少还得到了白人主子的信任和重用。甘地都披肝沥胆，日月可鉴了，南非殖民当局还是对他的种种努力不屑一顾。

在南非一次次“热脸贴冷屁股”的悲惨遭遇，让甘地忍无可忍，他开始思考新的力量源泉。甘地的思想开始慢慢转变，他认为，“统治印度的不是英国，而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通过铁路、电报、电话等方式对印度加以控制”。他从此回归印度传统宗教，对西方文化进行全方位排斥，从科学、机械到军队，从议会到法律等各方面。

这种借助传统宗教，歇斯底里排斥现代文明的极端保守思潮，在中国也有对应物，那就是“义和团运动”。甘地所搞的“非暴力不合作”，说白了就是“非暴力义和团”。说白了，就彻底钻到牛角尖里去了。正像义和团的口号发动了很多群众一样，这种简单粗暴回归农业文明的运动口号，对于从农业社会转变到殖民地社会的底层群众来说，具有极大的煽动力。

对于甘地这种印度上等人来说，排斥现代文明回到过去，更有另一层意义：外国殖民者没来的时候，那些旧时光是多么美好！

1912年，甘地在南非送别国大党领袖戈卡莱的时候，第一次穿上了印度的传统服装，日后这个形象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新闻中。甘地在送走戈卡莱上岸后，他看到四周那些蹲坐在他周围的印度移民而怒火中烧，这些印度移民衣衫褴褛，带着破烂不堪的行李，一些人居然就在码头方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同胞太无耻了！”甘地认为，由于他们身体上和道德上存在弱点，再加上令人恶心的生活习惯，我们必然会遭到白人的鄙夷。甘地的感慨，与一些抱怨所谓“中国人劣根性”的精神外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当甘地1915年从南非返回印度时，他已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名声大振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甘地在印度的活动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下一篇。

附注：关于布尔战争

布尔战争，通常指的是第二次布尔战争（英语：Second Boer War），是指1899年10月11日——1902年5月31日英国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争夺南非领土和资源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又称南非战争。

为征服仅有数十万人口的布尔人，战争持续了三年多，英国先后投入四十多万兵力，共阵亡两万两千余人。最终英国在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与国际舆论压力下，与布尔人签订合约，战争结束。

1652年，第一批荷兰人来到南非的开普，建立了殖民地。经过百余年的殖民活动，布尔人已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但是，布尔人并没有在南非造成独霸局面。

1795年，英国舰队在南非开普登陆，开始了和布尔人在南非长达百年的争夺战。经过多年的冲突，在英国的强大实力面前，布尔人被迫向北面迁徙，于1852年和1854年分别建立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布尔人共和国。

1867年，奥兰治河地区发现钻石以及1884年在德兰士瓦共和国境内发现巨型金矿（即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兰德金矿），引起了英国人的觊觎，成为引发战争的原因。

处于弱势的布尔人难敌强大英军的进攻，退出城市化整为零，转为游击作战。这种运动战、麻雀战却给强大的英军造成很大的伤亡。甘地也正是在此时，组织印度志愿服务团为英军提供医疗服务。

从1901年3月开始，英军采取碉堡战术、焦土政策和设置集中营来对付布尔人的游击队。在布尔游击队活动的地区，英军架设铁丝网，将布尔共和国分割成若干绥靖区域，进行分区扫荡。铁丝网的总长度达6000公里。绥靖区内每隔1至2公里设一座木板碉堡，派士兵驻守，凡是有人走近碉堡射程，一律射杀。

英军共设置了八千多座碉堡。在这些绥靖地区内，凡发现布尔农场主帮助游击队，则周围10英里内的农场、房舍一律烧毁。此外，英军指挥官基钦纳还一改以往对战俘的宽大政策，投降、被俘的游击队成员，以及参加过游击队的成年男性公民，一律流放到遥远的印度、锡兰和百慕大战俘营。在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殖民地，凡有响应“拿起武器”的号召的荷裔英国公民，一旦被俘皆判处死刑。 

为了彻底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基础，基钦纳下令先后将13.6万名布尔人妇女，儿童和老人以及八万多黑人仆役统统从被焚毁的农场上抓走，用敞蓬货车或牛车运到一起，关进集中营。

南非境内的集中营有50多座，分布在开普、德兰士瓦、奥兰治和纳塔尔的铁路线两侧，以及约翰内斯堡、布隆方丹、德班等大城市近郊。集中营内实行严格而苛刻的配给制度。每人每天四分之三磅玉米面、大米或土豆，一盎司咖啡，两盎司糖，半盎司盐，每周一磅肉（有亲属参加游击队的妇女和儿童得不到肉）。婴儿和六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可以领到四分之一夸脱的牛奶。黑人集中营的情况更糟，但是他们可以得到黑人亲友的接济，也可以在宣誓效忠英国后被释放。集中营的四周环绕铁丝网，凡有试图翻越逃跑者一律射杀。

集中营内人口密度极高，帐篷、毯子、衣服和药物奇缺，瘟疫流行，营养不良，死亡率极高，奥兰治地区白人集中营的死亡率在1901年10月曾高达40.1%。 集中营的高死亡率严重动摇了布尔军人的士气，同时也使英国人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一落千丈。英国妇女埃米莉·霍布豪斯为集中营的状况所震惊，向国内提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报告，描述了集中营内的惨状。霍布豪斯被英国政府宣布为“祖国的敌人”，立即逮捕并驱逐出境。但是她回欧洲后坚持斗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野的自由党以年青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劳合·乔治为首，猛烈抨击保守党和陆军的野蛮政策。瑞士、德国、荷兰、法国、美国派出了视察人员，欧美各国向集中营内的平民捐赠了大量物资。在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国会不得不派出调查团前往南非。在对基钦纳和集中营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集中营的配给和医疗条件方得以改善，死亡率迅速跌落到2%。 整个布尔战争期间，死在集中营内的布尔平民共有27927人，其中包括1676名老人，4177名妇女和22074名儿童。

到1902年5月为止，英军已经在南非靡耗战争费用两亿两千万英镑，死亡两万一千多人。布尔人的作战能力也在迅速下降，兵力从最高时期的88000人减少到22000人，由于得不到补给，民团士兵营养不良、衣衫褴褛，士气沮丧。他们的粮秣弹药已经耗尽，只能依赖战利品为生。

第二次英布战争也标志着英国的海外扩张史的终结。英国政治家发觉由于近代化战争代价高昂，同时保卫大英帝国海外领地和英国本土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不可行的。因此英国不应当再保持孤立政策。布尔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便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将部分海外势力范围转托给加、澳、新等白人自治领，英国本身的战略重点则转回欧洲。 

布尔战争引起了大英帝国内部的巨大变化。高额的战争开支使英国无力再花巨大的代价来维持帝国体系，连一向热衷于帝国殖民事业的张伯伦也在战后感叹道“这是个负担”。

 1902年开始，英国政府开始考虑通过关税改革，用关税特惠制维系帝国的团结。这种关税改革实际上提高了殖民地在帝国内的经济地位。同时，在布尔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等殖民地召开军事首脑会议，决定向南非派遣志愿军，使它们的军队可以服务于领土外的行动。这一决定得到了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等殖民地的响应，纷纷派遣志愿军到南非。这又使殖民地从英帝国内部争取到了军事自主的权利。 1901年、1907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先后成为自治领。接着，诸多英帝国的殖民地也纷纷宣布成为自治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衰败的趋势已非常明显了。 1931年，英国颁布威斯敏斯特法案，宣称英国和各自治领地位平等，在它们的内政和外交事务等各方面互不从属，大英帝国殖民体系从此动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实力大为削弱，政治地位极度下降。 随着194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相继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英帝国殖民体系彻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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