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随地乱扔烟头,却烧毁了整个国家?——知春路风云录之三
知春路风云系列,前文见:
1911年10月12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住在旅馆里的孙中山吃完早餐,按照往日的习惯买了一份早报,扫了一眼之后,感觉全身的血都不流了,因为他看到了一行醒目的黑体大字标题:“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这是怎么回事?身为一个老革命,孙中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并在1896年广州起义打响第一枪之后,立志于通过武装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孙中山,遇到的状况是从失败走向失败。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从1906年到1911年,孙中山先后发动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无一成功。
尤其是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一役,林觉民、喻培伦等精英的牺牲,更是让革命党人损失惨重。这让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力量还很弱小,清廷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必须潜伏起来,静待时机。
黄花岗起义旧址
前几天孙中山收到黄兴发来的密电,但是由于密码本放在行李里被托运了,译电耽搁了几天,昨天深夜才译出是“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孙中山正打算吃完早饭回电“暂缓勿动”,没想到革命都已经尘埃落定!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孙中山虽然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却仍然十分“业余”,闹革命这么严肃的事情,居然密码本都不带在身边,这多耽误事啊!
这就相当于黄兴那边火急火燎地发信:马上就要革命了,赶紧打钱,在线等,十万火急!孙中山这边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武昌那边等不了,直接抄家伙干上了,关键是居然还干成了。
这……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吧?
孙中山还在想,这不会是fake news,引我上钩呢?孙中山心中认定,一定是这样的,清廷变得越来越狡猾了!于是,我们未来的“国父”大人,依然躲在美国一家中餐馆,继续干着端盘子洗碗这种没什么技术含量与前途的职业。
在此期间,中国国内的形势迅速发展,原本看起来强大的清王朝如同腐朽的老房子,一踹即倒。湖南、陕西、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十一月底,孙中山又收到一封黄兴发来的电报,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
孙中山这才急忙收拾行装动身,并于12月20日经香港归国,5天后到达上海,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被选为首任临时大总统。
从打响革命第一枪到 大总统登基,仅仅过了不到三个月。
比起中共的奋斗历程,从1927年打响第一枪,到1949年定都北京,历经22年,简直就是坐着火箭啊!
当然,幸福来得快去得也快,又过了不到三个月,4月1日,孙中山就辞去大总统职务,随后发生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变故,宋教仁被杀、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的乱世开始,中国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
那么,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起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而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则是
——“政府强拆引起的钉子户闹事”。
1911年7月,清政府突然宣布,将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准备抵押给外国银行。
这就相当于强拆房屋又不给补偿,投资铁路股票遭受损失的众人,纷纷化身“钉子户”,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号召大家上街游行,遂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保路运动”。9月,一向被认为温和闲适的成都,保路却最为激烈,由此引发的“成都血案”激起骚乱。
保路运动
清政府紧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趁势起事。
9月24日,革命党人开会制定了一个极其详细的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趁着全城放假的机会,在湖北和湖南同时发难,举兵反清。湖北方面决定由刘仲文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
蒋翊武(左)和孙武(右)
可是人多嘴杂,难保机密。湖广总督瑞澂可能是听到一点风声,宣布今年中秋不收礼啊,要收只收脑白金啊。
啊呸,是今年中秋不放假,全城戒严,月饼只能在家里吃,所有新军官兵都得在自己营地老实呆着,禁止联谊会餐。戒严期间,除值勤士兵可以携带少量子弹外,其余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人不能聚在一起,起义就很难搞了。
湖南方面的起义组织者又很不给力,事到临头了又说还没准备好,10月6日来不及,必须延期啊。无奈,指挥者决定起义推迟10天,10月16日再见。
搞起义这么严肃的事情,居然还跳票?你以为是卖小米手机哪?
既然推迟了10天,那就利用这段时间准备起义各项事宜吧,争取万无一失。
然而,就因为期限延长,不仅没有造成万无一失,反而导致夜长梦多。
这帮革命党人说白了只是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一个个革命热情爆棚,但是实际操作经验严重匮乏,所以各种不靠谱的状况层出不穷。
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设在俄租界的起义指挥部里秘密配制炸药。此时刘仲文的弟弟刘同也来了,他点起一根烟,兴致勃勃地在一边观摩如何配制炸药。
据说,他实际上是炸药的出资人,股东了解一下业务进展,这也是合情合理。也正因为他是股东,所以谁也不好意思提醒他:
配制重地,严禁吸烟!
烟瘾过完,刘同倒是知道不能乱扔烟头,他看看周围,找不到烟灰缸,只有旁边一个脏兮兮的盆子像是装垃圾的。于是,还在冒烟的烟头,在空中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精准无比地投进了那个盆子。
可问题是,那个盆子里装的不是垃圾,恰恰是已经配置好的炸药!
“轰”地一声巨响,炸药爆炸了!正在配制炸药的孙武当场被炸得面目全非!
幸好这只是纯炸药,并没有混进铁钉铁片之类的杀伤填充物,孙武只是被炸伤,性命无碍,刘同倒是安然无恙。
要命的是,爆炸引起了大火,滚滚浓烟四起,左邻右舍大呼救火。大家准备立即撤离,把孙武送到医院,并把起义的文件和同志花名册带走。
这时候大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些要命的文件和花名册,都锁在旁边的一个柜子里。
钥匙呢?大家面面相觑,没人知道钥匙在哪。
啊啊啊!这可怎么办哪!
就在他们几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乱转的时候,俄国巡捕已经到场,控制住所有人之后仔细搜查,不仅发现了炸药及引爆装置,用大斧劈开柜子还找到了起义名单、旗帜、通告、弹药、印信。
不用问了,这肯定是个恐怖组织窝点哪!这帮人都是恐怖分子,给我抓起来带走!
很快,包括刘同在内的六个人以及所有现场物品,全被俄方移交给了清政府湖北当局。
摆在湖广总督瑞澂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听从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众心;二是根据督府师爷张梅生的主张,立即按名册开展搜捕行动。
湖广总督瑞澂与湖北新军军官合影。第一排中央留胡子者为瑞澂,右二为黎元洪
瑞澂盘算半天,这帮乱党现在不反,过段时间还得反,万一像汪兆铭(汪精卫)那种亡命徒那样搞刺杀,也是防不胜防,还是早抓早安心。于是他听从了张梅生建议,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按名单四处搜捕革命党人。
眼看事已败露,总指挥蒋翊武决定于当晚12时立即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他派遣邓玉麟去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炮一响,大家就行动!
是夜,城内和草湖门外驻军中的党人,无不枕戈待旦,准备闻风即起。
然而,蒋翊武的那个命令,要多不靠谱有多不靠谱。
因为全城戒备森严,交通全面限行,要想赶到南湖,路上要经过重重关卡。邓玉麟紧赶慢赶,十二点过才回到炮队。邓玉麟上气不接下气地跟炮兵中的党人一说,对方为难地说,兄弟们都睡下了,难以集合。就算集合,我们是炮兵,炮兵须有步兵掩护,城内步兵未动,我们先动就是送死啊!现在反正时间也过了,我们等城内先起事,枪声一响我们就行动。
然而,在邓玉麟赶到南湖之前,军警就已闯入文学社总部,蒋翊武侥幸逃脱,起义骨干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被捕。没人临场指挥,城内的步兵就更动不了了……
于是,城内等城外炮声,城外等城内枪声,大家大眼瞪小眼,紧张得出了一身白毛汗,但硬是谁也没动……
第二天清早,被抓的几个人的人头,就挂到了武昌城的门楼上。
至此,起义领导人已经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革命军一盘散沙一片混乱。就这样还能起义?还能成功?连鬼都不信。
恰恰此时,巡抚瑞澂出了一个大昏招,硬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时,武昌全城已经是人心惶惶,当局应当立即出一份安民告示,说首恶已经伏诛,余者不究,大家为朝廷效力,重重有赏;同时立即组织抓捕力量,迅速且低调地按照缴获的名单将为首若干人等统统抓起来,该杀杀,该关关。
其实大部分人意志都不那么坚定,一看带头的都被抓了,自己也不会被追究,也就没人再想着起义这茬了。
瑞澂当时摆出的姿态是:四门封闭,全城戒严,并贴出告示: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一律按名册捉拿、就地正法。
他就偏偏忘记加上“除主谋外,既往不咎”八个大字。
这下炸锅了,城里五千多新军,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名单上,一时间人人自危,流言像野火一样四处乱窜。
一开始说瑞澂要把革命党人全部杀掉。
跟着又传不止是革命党,瑞澂要把剪辫子的人都杀掉。
再后来说只要是汉族新军,就要被杀掉!
你不信?门楼上的三颗人头还挂在那呢!
这下可应了我国著名的革命先行者陈胜的话:反正左右是个死,不如同去闹革命,说不定还有条活路。
军营里到处都是窃窃私语,谈话的人不时露出凶狠决绝的目光。
瑞澂自己也醒悟过来,坏了,赶紧重出告示,加上那至关重要的八个字。但最佳时机已过,此时加上,倒更显得欲盖弥彰,反而加重了新军士兵的忧虑:你看看,这些天杀的鞑子就是要趁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动手,只有鱼死网破一条路可走了!
跟他们拼了!
新军军营的气氛已经紧张得如同要凝固,随便一点异动就会擦枪走火,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10月10日晚上7点左右,陆军第八营的哨长(即排长)陶启胜按照条例查夜,发现班长金兆龙、士兵程正瀛正抱着步枪仰卧睡觉,旁边还有一盒子弹。
排长轻轻地走上前去,帮两人盖好被子。见两人睁开眼睛,于是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别多想了,好好睡吧,不会有事的,一切有排长我呢。
如果他这样做了,历史说不定会被改写。
现实情况是陶启胜冲过去,斥责说:“你们想干什么?”金兆龙一语双关地说:“预备不测”。陶启胜大怒,上前抓住金兆龙说:“你想造反吗?”金兆龙说:“反就反,你能怎样?”陶启胜叫护兵逮捕了金兆龙,金兆龙大呼:“再不动手,等待何时?”
于是程正瀛一枪打中了陶启胜,陶启胜带伤逃跑了,因伤势过重而后死于家中。
这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在此之前,新军士兵紧张得心脏都快要爆炸了,这声枪响就如同一道明确的指令,所有人都第一时间跳起来,抄起家伙就往外走,武昌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武昌起义说是起义,但实质完全是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军营哗变。瑞澂当时也完全有机会镇压这一兵变。
起事的只是汉籍居多的五个营,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二十二个营多一点,还剩下十七个主要是旗人组成的营,仍在掌握之中,大约相当于起义军的三倍。其中,以总督衙门的警卫部队火力最为猛烈,因为机关枪配备较多,又大多是老兵,射击技术较好,实战经验也较丰富。起义军攻到衙门口,根本打不过来。同时天黑阴雨,目标难辨,炮队无法正常发挥威力。
倘若湖北总督瑞澂此时镇定地坐镇总督府,调遣外围的清兵过来围剿,局势还有可能向另一个方面发展。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瑞澂听了汉籍小妾廖克玉的建议,匆匆溜走。
当时,师爷张梅生力主死守总督府,然而廖克玉硬把瑞澂叫了出来,对他大吹枕边风:“师爷是个书呆子,只知道尽忠报国,不知道随机应变。乘现在还能走,赶快逃出去,到了兵轮上,不是照样可以指挥吗?在这里,这么多的家眷,你怎样指挥打仗呢?即使你不怕,我们这些人也怕啊!”
瑞澂一拍大腿,夫人说的是!于是他改变了死守的想法,带着全家逃到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轮上。总督全家一跑,底下人卖命给谁看啊!于是清军士气崩溃,局势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瑞澂是大学士琦善之孙,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纨绔子弟。光绪帝的宠妃珍妃和瑾妃是他的表妹;溥仪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有个堂兄加连襟叫载泽,是瑞澂亡妻的哥哥,可见这关系有多铁了。清廷派他镇守武汉这么重要的地方,也真是日了狗了。
你以为廖克玉是误国的妲己?错,人家是忍辱负重的西施!
廖克玉原本就是革命党的卧底,此前曾多次传递消息,助革命党人逃脱抓捕。革命成功后,宋教仁曾经请廖克玉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见过一面,称廖为民国立了大功,是“民国的西施”。之后廖克玉在上海还与孙中山先生见过一面,孙也对廖大为赞扬。
以武汉起义为起点,革命浪潮如同病毒一般传播,半年前看上去还牢不可破的大清江山,在短短两个月内如摧枯拉朽一般迅速崩溃。湖南、广东、山西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就此走向了尽头。
孙中山等革命领袖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之际,却无人去想,为什么清王朝倒台得如此迅速而彻底?
如果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改朝换代(篡位不算),从来没有如此迅速;如果横向对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642年打响之后,折腾了四十多年,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才算实现资产阶级共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此后风云激荡数十年,还迎来两次封建复辟,直到1870年才真正走向共和。
中国从封建帝制走向共和花了多长时间?三个月!
这尼玛也太速成了吧!
其他国家从封建走向共和,都是资产阶级足够强大,在实力上压倒了封建地主阶级,这才爆发民主革命,在艰难的斗争获得胜利。1911年的时候,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有,也是很弱小的,根本不足以推动革命。
这就相当于别的成年拳师经过长期艰苦较量,才战胜了对手;中国的一个幼童伸伸胳膊腿,对面那个巨人就轰然倒下。
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啊!
但如果我们像法医一样,用历史的手术刀仔细解剖清朝这具巨人的尸体,就会发现,在倒下之前,他的血液早已被抽干。严格意义上说,在革命爆发前大清帝国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机断绝的“活死人”,完全依靠本能惯性行动,自然一触即溃。
陆士嘉的外公,末代山西巡抚陆钟琦用生命守护的,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而已。
吸干清朝血液的那些吸血鬼们,并不在国内,而在伦敦金融城和纽约华尔街。
清朝近代是怎么从世界GDP第一,沦落到积贫积弱,任人蹂躏,又怎么被吸干了最后一点元气,这一切都与隐秘的金融暗战有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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