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什么才是人生的“圆通自在”？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人生到底要做什么？现在许多人学这样、学那样，甚至学出世法，如学佛、学道、学打坐，学了老半天，人生观都还没有确定。问他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人首先要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立定自己要以何等人物作目标，才有努力的方向和路线。最好是做世界上第一等人，估量自己做不了第一等人，即使做末等人，也要有一个目标。或者你说想从事政治，想做外交官，或想当总经理，这些只是职业，并不是人生观。确定人生观是说做圣人或英雄，或豪杰，或富翁，或凡夫。在女性而言，则或为贤妻，为良母，或为女英雄、女圣人，这才是人生观。
我们看孟子答复公孙丑，这两个人的道不同，人生观的路线也不相同。伯夷这个人的观念是，不是他认为够水平的好老板，他不侍候的，即使请他，他也不干。他认为值得自己拥护的，值得自己去抬轿子的，他才去干。其次，对于不够理想的社会，不够理想的群众，他也不愿意去领导，不愿意去管事；必须是大时代的整个环境处在一种安定的状态下，他才肯贡献自己的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整个时代环境扰扰攘攘，官争于上，民乱于下，他就遗世独立，不看更不管。
至于伊尹则不同，他的观念是“何事非君”，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板，只要他肯干，就可以去帮助他，改变他。像后世汉高祖与张良君臣之间的情形一样，汉高祖那样粗鲁不文的脾气，当韩信要求汉高祖封他为假王的时候，汉高祖听了立刻火冒三丈，开口就骂，粗话刚出口，张良偷偷踢了汉高祖一脚，汉高祖就懂了，粗话下面马上接着说：“要封就封真王，还封什么假王？照准！”因此无形中消弭了一次重大危机。汉高祖能被踢一下就改过口来说话，所以张良说我对别人说话，他们都不懂，也听不进去；只有他，一点就透，此乃天授也，只好帮助他。因为除了刘邦以外，还没有第二人能够如此。汉高祖这样的老板虽然不够理想，但张良还是辅助他。所以伊尹说“何事非君”，老板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只看我们如何去帮助他，辅助他。
假使今天有伊尹这样的部下，不管在任何单位，当主管的可真舒服，这个部下把你的事当他自己的事办，什么都办得好好的，主管乐得清闲了。但是主管也需要真认识他、信任他才行。伊尹对于领导下面的干部也是一样，不问是什么样的群众，他都照带不误。善于带兵的人就体会到这个道理，不管这个部队的素质如何，一个好的带兵官，对任何样子的部队他都能带，而且能把部队带好，他自有他的办法。即使一群笨人，如果有好长官带领的话，他们照样会发挥出力量来。如果领导人差一点，那么他们还是一群笨人；如果领导人高明，笨人也会变成有用的人。伊尹就有这个本领，所以他说“何使非民”，哪里有不能领导的群众呢？对于社会形态，上轨道的也干，不上轨道的也干，这是他处世的原则，等于佛家大乘道的精神。而伯夷则不过是佛家小乘的气象。
随后孟子又提出第三种典型来，就是有机缘可以施展抱负的时候，就出来担当大事；轮不到自己上去的时候，就潜修默化；可以久留就久留，必须速去就速去，不论环境如何都任运自在，这就是孔子。无可无不可，出世入世都能坦然处之而胜任无怨，这就是佛家所谓的“圆通自在”，也是孔子曾经对子贡说过的话。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老师，你看我到底怎么样？”孔子说：“瑚琏也。”你像是被妥善包装珍藏起来的贵重祭器瑚琏那样，在国家有重大祭典的时候才小心翼翼拿出来，郑重地放在供桌上。这东西虽然非常贵重，但是平常不大用得到，这就是瑚琏。孔子又说“君子不器”，君子不是一样东西，如果成为一样东西，就定了型，限定了用途。所以君子不把自己固定为任何一种形态，任何时间、任何环境，只要自己认为值得做、应当做，就去做，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孟子说这三种人都是古代的圣人，对这三种典型的圣人，我都还做不到。不过如果要学的话，我愿意学孔子，当然，管仲、晏子根本不必谈了；也不愿学伯夷，走出世的路子，但也不愿走伊尹那种“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的路子。
——《孟子旁通（下）》（公孙丑篇）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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