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傻？人类十个常见的心理偏误
作者 | Ben Yagoda
翻译 | 王珂
审校 | 酷炫脑
编辑 | Mandy
我正盯着一张我二十年之后的照片看（感谢电脑合成技术）。我并没有老迈昏庸，我只想尝试摆脱掉一些偏见：当人在思考对两件事情的取舍时，人们倾向于看重时间上离现在更近的那件事。这种偏见又叫双曲折扣（hyperbolic discounting），许多学术研究表明，这个偏见在人身上根深蒂固而且阴魂不散。
这种偏见在涉及到钱的时候尤为明显。当被问是倾向于选择今天拿 150 美金还是一个月之后拿 180 美金，人们倾向于选择今天拿 150 美金。然而放弃 20% 的投资回报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一点在同一个问题换一个时间概念之后你就能看得更清楚。当被问道是愿意在一年之后拿 150 美金还是在十三个月之后拿 180 美金时，人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多等一个月来多拿三十美金。
双曲折扣 | wheelofpersuasion.com
现时偏好（即时奖赏，Present bias ）不仅存在于实验中，也存在于现实世界里。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很少为退休后的自己存钱，即使他们赚到钱远远超过日常开销，也是如此。
受到这个现象的启发， Hal Hershfield 利用照片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Hershfield 是 UCLA 的市场营销学教授，他的研究始于一个理念：人对未来的自己是陌生的。 他在 2011 年的文章指出，“存款就像是让你在今天花钱或把钱送给多年之后的一个陌生人之间做选择一样”。文章讲述了 Hershfield 和他的同事们做的研究。他们让一部分学生盯着自己 70 岁的照片，这些照片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合成的图像。然后研究人员问学生，如果突然得到 1000 美金他们会做什么。那些看到过自己老年头像的学生平均愿意拿出 172 美金放进退休金。而这个数额几乎是那些没有看过模拟自己年老头像的学生的两倍，后者愿意拿出的钱平均仅为 80 美金。
我确实已经老了，六十多了。Hershfield 给了我一张我八十岁时候的照片（布满了老年斑，极度不对称的脸，和深深的褶皱），还给了一张我女儿十多年之后的照片。他说这是为了促使我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快离世而我的孩子还没有被照顾好，我会作何感想？”
当听见偏见这个词的时候，大部分人会想到种族偏见或者有导向性的新闻报道。然而，与前两者不同的是，现时偏好属于认知偏差的一种。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是指植根于人类脑内的错误思维模式，而且它们的数量庞大。维基百科的认知偏差下有 185 个条目，从归因偏差（actor-observer bias，观察他人行为时，常把他人行为归因于性格或忽略外部因素进行解释，对自己的行为分析则恰恰相反）到蔡格尼克记忆效应（Zeigarnik effect，未完成或被打断的工作比已经完成的那些工作印象深刻）。
认知偏差可以分为四类：由于信息过多、意义不足、快速反应以及记忆限制而产生的偏见 | Wikimedia Commons
当然，在这 185 个条目中，有一些条目有点扯。比如“宜家效应”（IKEA effect），即消费者倾向于对自己动手组装完成的产品产生不合理的价值高估。又或者有些条目之间很相似，因此就显得很累赘。但的确，这其中有那么一百个认知偏差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麻烦。
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不合逻辑的推理方式：因为某事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所以接下来就不太可能发生了；或者由于某事很久没发生，因此接下来就很有可能会发生。赌徒谬论的思维方式就像是：抛一枚硬币，连续五次正面向上，那么第六次非常有可能反面向上。而事实上，第六次正反面向上的概率依然是 50-50 。
乐观偏差（optimism bias）让我们不断低估几乎每个我们手头上的项目需要的代价和时间。
可利用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让我们认为坐飞机比开车更危险（飞机坠毁的场景在我们脑中的印象更深刻，所以我们更容易从意识中捕捉到它）。
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是指人类在进行决策时，会过度倚重最先得到的资讯（锚点），尤其当该资讯是数字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谈判都故意从过高或过低的报价开始：谈判者都明白那个数字会成为接下来交易的“锚点”。有一个实验精准的展现了锚定效应：参与者观察一个转轮，这个转轮会停在 10 或 65 中的任意一个。然后研究者让参与者猜联合国中非洲国家所占比例。看见转轮停在10上的参与者们猜的数字平均为 25% ，而看见转轮停在 65 上的参与者猜的平均数字为 45%（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正确答案是 28%）。
认知偏差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层面上。去年，特朗普总统决定在阿富汗增派美国驻军，这个决定直接体现了一种认知偏差：沉没成本 （sunk-cost fallacy）。沉没成本是指决策制定者常常忽略一点：现在的选择与过去的决策无关。在评价决策时，他们过于纠结在过去消耗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上，而不关心未来的结果。特朗普总统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光荣且持久的解决方案，要对得起曾经付出过的巨大的牺牲，尤其是要对得起那些牺牲的生命。”
沉没成本思维让我们难以摆脱糟糕的投资，毕竟已经在这上面赔了不少钱了；坚持吃完一顿难吃的午餐，毕竟已经付了钱了；去打一场胜不了的仗，因为已经流了血和泪。但是，在以上所有的例子中，恕我直言，这些想法都是垃圾。
当我们即将要犯严重的错误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听到警铃大响。但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铃。
—— 丹尼尔·卡尼曼
如果必须要我选一个最普遍也是最危险的认知偏差，我会选择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这种偏差会引导我们选择性回忆，搜集有利于自己已有想法或已有猜测的证据，而忽略对自己观点不利或矛盾的信息。确认偏误在如今政治分裂的局面下表现的淋漓尽致：一方都不愿意承认另一方的任何观点。确认偏误在很多环境下都会出现，但有时候它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在 2005 年给总统的伊拉克备战书中写道：
分析师们下意识的忽略了能表明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分析师们没有独立地分析信息与证据，而是选择了接受顺应当下普遍说法的信息并否定了与之相悖的证据。
今天所有关于认知偏差和错误启发法的观点或多或少都是在 1970 年代由 Amos Tversky 和 Daniel Kahneman 提出的。启发法是指人依据自己有限的知识（或“不完整的信息”）在短时间内找到问题解决方案的一种思维技巧。这个规则在大部分情形下有效，但在特定的情形下可能导致系统性的认知偏差，即错误启发法。
Amos Tversky 和 Daniel Kahneman 在以色列开始了他们的事业，最后转移到了美国。他们设计了上文提到的“联合国中有多少非洲国家”的实验。Tversky于 1996 年去世，Kahneman 在 2002 年因为他们共同的事业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Kahneman 在他 2011 年出版的畅销书《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总结了他与老友 Tversky 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另一个在这个领域中的领头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 Richard Thaler . 提到Richard Thaler 就必须提到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禀赋效应形容当一个人拥有某项物品或资产的时候，他对该物品或资产的价值评估要大于没有拥有这项物品或资产的时候。
Thaler, Kahneman 和 Jack L. Knetsch 做过一个实验，他们给实验当中半数参与者每个人一只马克杯然后问他们愿意多少钱出售这只马克杯。这半数参与者给出的价格平均下来是 5.78 美金。而余下未拥有马克杯的参与者们则表示愿意支付同一只马克杯的平均价格是 2.21 美金。这个现象与传统经济理论截然相反，根据传统理论，在给定的一段时间和一部分人口中，一件物品的市场价格与一个人拥不拥有这件物品无关。Thaler 在 2017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禀赋效应 | yukaichou.com
许多关于认知偏差的书和文章通常在结尾处会有一小段话，这些话跟《快思慢想》中的那段话表达的内容都很相似：“对于认知偏差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认知偏差能否被克服。然而.......情况不容乐观。”
（未完：认知偏差究竟能不能被克服，如何克服？明天的推送继续这个话题）......
原文链接：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9/cognitive-bias/565775/?utm_source=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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