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50年以降，为何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总是以暴力告终？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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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息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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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题为《民国不如北洋 北洋不如大清! 》的文章震惊到了笔者。
▲图源于网络
如果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对的，无疑是否定了1911年之后的中国历史。
同时，也让笔者想起一桩趣事，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进后，一些知识分子为了否定而否定，以辉格史观为指导，接过了在外国烂名声的国际保王党思想，不仅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而且进一步反对欧洲和亚洲后续的一系列革命。
▲路易十六命丧断头台 图源于网络
他们认为，因为革命所带来的暴力是不可承受的，其结果也是往往不及预期，所以，还不如缓慢改良。
在这些人看来，新不如旧，存在即合理。
可是，仅仅因为“革命暴力和结果不可测”就能说明：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吗？或者说革命不如改良（改革）吗？
从形式上来看，改良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形态和关系的变迁，而革命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
从历史上看，绝大部分国家的刑典里，参与自下而上革命的人一般都会按谋反论处，会诛九族的。那么，谁会不顾全族性命触犯如此严重的法律呢？
答案只有一个：绝望。只有绝望才能让民不畏死，而这绝望，不是指人活在糟糕的现实里，而是人根本看不到现实变好的可能。
而历史上所谓的改革，不一定真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只不过是统治者不想让江山变色罢了。
▲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1818年4月29日—1881年3月13日），罗曼诺夫王朝第十六位沙皇 图源于网络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解放农奴的法令。
该法令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宣布废除农奴制，农奴全部获得人身自由，拥有包括迁徙、婚姻、改变职业、拥有财产、订立契约等权利；二是规定全部土地为地主所有，农民按照规定赎买一小块土地，赎金数额为土地实际价格的两三倍，农民支付一部分，其余由政府以有偿债券的方式代为支付，农民必须在49年内还清本息。
农民觉得本应属于自己的土地还要支付赎金，实在是亏了；而贵族认为农民不知好歹，白得土地，明明赚了。
虽然亚历山大二世这项改革并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但帝国还掌握在贵族手里，谁也不能说三道四。
▲1890年木刻版画《俄罗斯农民舞会》 图源于网络
随后，贵族们觉得这场改革的步子迈的太大了，有些过于“自由化”。
于是，到了1880年代，沙俄帝国进入了所谓“反改革时期”，各种“自由”政策开始收缩，“俄国人民历史古董的鉴赏家们”大力强化“集体主义”，宣称公社是俄国文化的宝贝，要农民把土地还给公社。
但再“保守”的政策也不妨碍“贵族私有化”。
即便在“反改革”的最高峰时期，贵族们也没有把割的地归还给公社。这就造成了所谓：“集体主义”的紧箍咒只对农民念，而“自由化”的好处只给贵族享的局面。
所以，这种土地分配不合理的国家或许能够赢得古代战争，但绝对不可能赢得初步现代化的日本。
▲日俄两国签署的《朴茨茅斯和约》 图源于网络
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战争以沙俄失败而告终。
对内改革失败加上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农民起义和工人暴动层出不穷。
虽然被国内国外一摊子烂事搞得焦头烂额，但尼古拉二世知道，国内正在发生的起义和暴动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源还是因为权利的不平等。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1849年6月29日 - 1915年3月13日）俄罗斯第一部宪法的前身《十月宣言》的起草者 图源于网络
于是，尼古拉二世只能换上支持改革的首相——谢尔盖·维特。
谢尔盖·维特上台后，不仅起草了《十月宣言》，而且让沙皇签署了十月诏书，召开第一届国家杜马（全俄罗斯国家议会）。
随后，召开的议会就把沙皇陛下吓坏了，毕竟尼古拉二世以前没去英国亲戚那参观过，议会里的环境就像是一个动物园。
劳动团的代表提出：需要将土地国有化后二次分配，以纠正在上次改革中遭遇的不公政策；而立宪民主党却极力反对，因为国有化严重侵犯私有产权，不仅不该国有化，而且应该一口气全卖光，双方吵吵闹闹，到底听谁的？
看了一段时间，尼古拉二世表示，无论哪边提出的改革要求，都是在割我的肉，并且说割肉太疼，老子就不割了。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年4月14日—1911年9月18日） 图源于网络
到了1906年，斯托雷平上任，附带送了一个沙皇认可的国家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是尼古拉二世养的一条狗，而这条狗却从功能上废除了国家杜马。
而斯托雷平的政治风格，简单说即是“强大的权力与自由主义式改革”的合体，他对无政府主义及反对派人士，始终保持着坚决、断然的态度。
在斯托雷平就任总理后的三年间，总共有三千七百九十六人被处决。不仅如此，斯托雷平还解散了劳工工会，并禁止许多杂志、报纸、书籍出版。
不过斯托雷平的打算，并非是扳倒反对派势力，重建过去那种不受限制的专政制度。
事实上，斯托雷平当时的信条，不过是要“让依照君主意志改革的祖国，转变成基于法律上的国家”。
1906年11月，政府决定解除公社。各省依照敕令，设置了土地整理委员会，并承认农民们对自己的用地有个人所有权；至于分散于数十处的地条，则重新画整成一个区块。
透过这个方法，沙俄废除了共同的、集团的农业，使村庄农民可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的农场经营者重新出发，而经营所需的经费，则由农民银行给予财政上的支持。
在政策实行后的结果，有些村庄反而出现了人口剩余的新问题，对于这些村庄，政府则会再次向他们提出移居西伯利亚的措施予以解决。
▲ 1910年，斯托雷平在一家农场视察 图源于网络
斯托雷平在某份报纸的采访中曾这么说过：“给我们的国家二十年时间，待内部与外部稳定后，你们会看到一个自己都认不出来的俄罗斯。”
从政府的角度上看，他的改革方案可以说考虑的非常周全，但不论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还是谢尔盖·维特以及后来的斯托雷平，他们的改革政策往往忘了照顾那些最底层的俄罗斯农民。
在沙皇实现经济发展与江山不变色两大目标的同时，大量失去公社兜底的农民进入城市，要么成为钢铁厂的半奴工，要么沦为流落街头的乞丐。
然而，暂时的经济繁华掩盖了这一切。
▲ 尼古拉二世一家 图源于网络
可万万没想到，世界局势转变的如此之快，由于尼古拉二世的权力不受约束，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帝国成功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随着一战的失败，德国把列宁同志运回他的祖国，沙俄国内糟糕的形式变得更加危急，而在“忠犬”国家政务委员会和“废物花瓶”杜马里的官僚们，自然没能力处理好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局势。
斯托雷平的改革，最终促生了日后布尔什维克的两大支柱：城市流民和失地农民。
本想“挽狂澜于既倒”的改革却成为了日后“改天换日”革命之基础，真的是天道好轮回。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沙俄改革的例子来看，可以简单说成是旧的利益集团阻挠，最后出现了与改革初衷相悖的结果。
可是如果说改革不仅仅会出现偏差，甚至其代价并不比革命小，那怎么办？
让我们把目光从沙俄投向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日本。
此时的德川幕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体制危机，不仅无法解决日益恶化的财政问题，而且通货膨胀、农村土地兼并和城市无业流动人口增加等问题也无法拿出解决方案。
▲ 日本人眼中的黑船 图源于网络
1852年至1853年，俄罗斯帝国海军军官普提雅廷和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前后来到日本，强迫江户幕府开国。
日美双方签署《神奈川条约》（即《日美和亲条约》），日本被迫开国。
缔结条约后幕府即刻被各强藩冠以“软弱无能、卖国求荣”等恶名，幕府为稳固其统治，发起“公武合体运动”，企图依托天皇之名稳固其统治，同时压制当时的尊皇攘夷运动，以避免幕府倒台。
事实上，所谓“公武合体运动”是幕府、朝廷与强藩之间为各自利益而相互妥协的矛盾产物，虽说朝廷和强藩互相制约幕府权利，但始终不改幕府其一家独大的本质。
眼看幕府便要一家独大的这么坐下去的时候，支撑公武合体的孝明天皇却死了。
如若将这件事儿放在日本平安朝之后与黑船来航前的任何时期，大抵都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大事，毕竟日本皇族中拥有“天照大神”血统的人能从北京站排着队一直站到八宝山，再随便拎出来一个当傀儡，只要听话就行。
▲明治天皇 图源于网络
明治天皇继位后第二年（1868年），便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号召日本统治权回归天皇，并强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官，没收幕府领地。
结果就开始了一场戏剧性质的戊辰战争。
1868年1月27日，萨摩和长州藩的五千天皇直领军与幕府的一万五千余军士于京都交战，幕府军败北于萨长联军，德川庆喜败走江户。
一群旧精英被新精英所代替，幕府结束了统治，天皇回到东京，日本这个国家看起来正在走向正轨，不久之后就是伟大的明治维新，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维新后三杰 图源于网络
在明治维新“前三杰”“后三杰”六人中，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
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
维新的战火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
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这场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最后沦为几大利益集团的倾轧，不仅非常东亚，而且也没少流血。
从结果来看，维新改良体制变异为军国主义温床，你说明治维新是好还是坏？
按照《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说法：“对于一个坏Government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既然改革有这样与那样的问题，那么不改革又会怎么样呢？
答：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反应“戊戌六君子”的油画 图源于网络
1898年9月，清帝国的核心慈禧太后用血腥手段镇压了刚刚起步的戊戌变法。
1900年，想借义和团之手给洋人以颜色的慈禧太后，终于惹出泼天大祸，八国联军一路攻陷京师，慈禧携光绪皇帝仓皇“西狩”。
一年后，面对联军“惩办祸首”的要求，以及各地兴起的反清运动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慈禧太后为了维护其岌岌可危的统治，决定集中对付革命势力，依靠洋务派官僚集团实行变法。
可惜的是，这场“改革”并没有多少真材实料。
1901年1月，慈禧太后即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
到了8月20日，即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离开西安“回銮”前四天，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再发文告，表示清政府立意“变法”的决心：“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
这些决心改革的誓言实质上是为了糊弄敷衍西方列强的托词，虽然“新政”也做了一些事情，例如鼓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废除科举办学堂、建立新军等等，但这个被逼出来的“新政”恰恰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
▲慈禧太后，后期着色 图源于网络
慈禧太后为了“祖宗基业永不变色”根本没有想过走这一步。
所以，在这套敷衍洋人的“新政”下，正事也会做歪，好事也会办坏。
例如鼓励私人资本，成了官商勾结、强取豪夺的的新途径；废科举办新式学堂，本来是件得民心的好事，却在地方土绅的操纵下，借口办学，抽收学捐，徇私舞弊，大搞儒学复兴。
立宪派所期望的责任内阁，连提都没有提，预定要设立的资政院，也不知何时才能成立。对于涉及皇室大权及满族亲贵利害的各衙门，则明确声明不予更动。
善于权术的慈禧，更是借口官制案，大搞派系清洗，在十一个部院中：汉4、满6、蒙1，还不如原先规定的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员的清朝旧制。
特别重要的几个部，如度支（财政）部、陆军部都由满人掌管，洋务派官员却大部分被调离要职。
▲督办政务处几乎为皇亲贵胄所组成 图源于网络
到了1910年，面对江南、四川等地不稳定的局势，清王朝勉强成立了资政院。
在200个议员中，有一半是由三岁皇帝溥仪“钦定”的，其中80人是“宗室王公世爵”和“各部院衙门官”，另一半100人是从各省谘议局议员中推选后再经各省督抚核定的。
而资政院的总裁、副总裁都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资政院成立后到清朝灭亡前只开过一次会。
1911年5月8日，清廷又批准成立了所谓新内阁，13个内阁大臣中有8个是满族人，其中5个是皇族。
前有“资政院”后有“新内阁”都是实打实的皇族内阁。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发生时，满清的总督大臣们无一人殉国，悲乎？怜乎？
写到这有人会说，笔者前面把改革骂了一个遍，不是支持革命是什么？
笔者既不反对改革，也不支持革命，这何来矛盾？为什么我们一研究历史就要对号入座？现在主张和平改革就一定要否定革命，就像改革前主张“继续革命”时就要痛骂晚清的立宪派一样，这不是犯傻吗？
如果没有暴力威胁，你觉得沙俄斯托雷平的改革能撑过三周？亚历山大一世沙皇支持解放农奴最后还不是被贵族给抵制废了。没有农民起义的危险，你觉得明治维新能搞的那么起劲？日本人学中国文化学的很好，他们知道真的爆发农民起义，这些旧精英旧贵族没一个能活的。
▲慈禧太后命人将她本人画像用轿子装着送到西班牙驻华公使馆 图源于网络
而大清，除了辛亥革命前，哪次不是从民变边缘加急抢救的。
改革和革命，就是个一体两面的活，当改革没有出现或者失败的时候，那绝望会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给革命带来所需的土壤与水。
两者以何种面貌出现，取决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历史对现实的启示主要是价值观和智慧积累方面的，历史不能给我们开出现成的药方。对辛亥志士未竟的理想，我们“仍须努力”，但他们的许多具体行为今人无法、也无须复制。
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做“事后诸葛亮”，并不是为了指责当年的人们是阿斗，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变成“事后阿斗”。
就像我们可以畅想，当年法国立宪会议不滥发纸币，是否能够避免后面的雅各宾专政；当年维特首相不被撤换，是否能够避免十月革命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后失败，是否还会发生侵华战争等等。
▲《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油画 图源于网络
而且我们不能忘记，在遥远的欧陆，英国王室体面的完成了社会改革，比利时王室，瑞典王室等等都取得了成功；而革命中，也不总是失败，十三州脱离大英帝国的美国革命，尼德兰地区脱离西班牙王室的统治，瑞士人组建联邦与哈布斯堡为敌而不败。
历史记载了无数的成功与失败，并不需要一种非此即彼的斗争思维，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他们的改革（或革命）成功了？
无论是革命也好改革也罢，说到底都是社会秩序变革的过程，需要各个阶层的谅解与妥协，任何一方的缺失必然需要下一轮的改革或者革命来进行弥补。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因为他们在封建贵族、官僚阶级、农民阶级、城市资产阶级里转了一个遍，最后却发现，没有妥协就没有未来。
为何在东亚国家千百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规律？盖因国事势必包揽于皇帝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
因而绝大部分出自皇帝之手的所谓改良，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而改革与革命并不是什么对立的选择，而是取决于改良结果是否真的建立了一个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政府。
如果改良没有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只有认清这一点，方能跳出那个历史周期。
参考资料：
《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 李维民
《一次被断送的政改》秦晖
《再议“告别革命”》荣剑、秦晖、朱学勤
《搖擺於歐亞間的沙皇們：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的大地》
《革命党与执政党》潘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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