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忘记八十多年前那些饿着肚子的中国军人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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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句俗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还有人说“打仗就是打后勤”。可见，后勤保障对军队的重要性。
有时候，双方后勤保障的优劣往往决定了战争结局。例如，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处于军事劣势的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导致袁军打乱，继而击溃袁军主力。官渡之战不仅让袁绍一方元气大伤，更是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
再比如，70年前的朝鲜战争，由于志愿军后勤补给方面的劣势，进攻部队往往只能携带七天口粮，七天后就无力向前推进，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由此可见，不论古今，后勤保障对战争局势的影响有多大。
事实上，同样的问题也影响着80年前的抗日将士，在没有健全后勤保障系统的情况下，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国军将士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呢？
七七事变后，随着国军作战地区的日益扩大，后勤业务日趋繁重，国民政府军委会乃于1937年8月10日以首都警卫司令部执行第二组扩编为后方勤务部，直属军委会。指挥野战兵站机关，总揽军需品之运输补给事宜。
俞飞鹏任部长，端木杰，卢佐任副部长。各战区也在第一期作战结束后，吸收南岳、长沙、西安各次会议精神，对野战区兵站机关做了相应调整和充实，于战区设立兵站总监部、各集团军设立兵站分监部、不足4个师的集团军设兵站支部、各师设分站、旅，团设派出所。
｜俞飞鹏（1884—1966），字樵峰，浙江奉化人，早年毕业于宁波师范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上海学生军，任上海新军训练部军需。1913年经蒋介石力荐，被保送入北京军需学校，系统地学习了军事运输和后勤知识。
然而国军后勤制度看似层层补给，秩序井然，惟表面上的规章制度与实况落差很大，自战争初期开始，便浮现种种问题。
例如后方勤务之编组与人员，实际上均不健全。兵站所属的运输工具，为数甚少，致弹药及给养运输困难达于极点，各部队又因夫役缺乏，常以战斗兵通夜至数十公里外之地点搬运弹药给养，因之减少夜间设置工事的时间，减低警戒效能，增加士兵疲劳。
即便如此辛劳，全线官兵仍不得一饱。
按规定，后勤各层级有兵站、分站、派出所等；然而实际战斗时，这些单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前线部队主官及军需人员，常不知兵站设置何处，往返索寻，煞费时间。部队移动时，后勤补给问题更加严重。
｜1938年4月，中国军队奔赴徐州
例如，一骑兵队在徐州会战后表示，该军作战，关于人马给养及弹药之补充，既无辎重及输送部队之组织，又无友军及兵站之供给。
本来，粮秣之补给便是以向民间采买，就地获得为主。但是由于部队无钱，时常不以价购而直接向地方摊派，百姓于战争时期，自给尚且入不敷出，又被军队取用，遂生嗟怨。
1942年爆发的浙赣会战，国军主力第二十五军战后自陈：“作战以来，部队人马给养，一概由民间就地征发，既有枵腹之虞，又易损伤军民情感。”
此外，部队后勤输力不足，配置之夫役缺乏，拉夫之举时有所闻，致百姓一见军队就即畏惧逃逸，不但不能收军民合作之效，并且影响军纪军誉甚大。
除了兵站与运输的问题，部队军需经理也被部队长所掌控，当时大部分地方部队和少数中央军队采取“委任经理制”。
这种方法的简便之处在于后方只需要提供购买物资所需的钞票即可，无需插手部队的军需。但部队长普遍安插私人，并以吃空额来维持预算，借出卖军粮来周转经费，甚或贪污违纪，败坏军队的纪律和风气。
如此问题与弊端，致使前线部队补给更加困乏，给养不得不取自民间。
｜军需公债是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以补充军需不足和充实抗战费用为名所发行的公债。军需公债前后共发行过六次
上述状况，国军高层并非不知，也开会检讨，调整制度，下令改善。
如战争爆发半年之后，1938年3月，蒋介石于武汉召集军事要员，召开军委会后方勤务会议，检讨运输、通讯、经理、军械、卫生、战地行政等事宜，参与机构包括军政部交通司、军需署、军械司、军医署，以及后勤部与政治部。会议经过一周的分组讨论后，做成决议，推动实施。
1942年初，为避免部队长克扣军饷、吃空浮报、走私货物、囤积居奇等以军需为私人帐房之情态，推动“军需独立”制度，部队金钱、物品经理，皆以专人管理，直接向中央负责。
历次会战后进行的检讨，也多能触及根本。但由于大敌当前，并未有足够的时间加以改进。
｜1944年冬，蒋介石集团筹备成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陆军总部）。到1946年5月为止，总共存在一年多时间。
直至1944年末，在中美合作的大背景下成立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在其麾下又成立了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和六个兵站区司令部，负责四个方面军的后勤补给任务。军、师一级的兵站被直接取消，由兵站区司令部直接向各个部队负责。
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不无得意地宣称：“简言之，我们完全采用了美式后勤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二方面军可以使用卡车把一切军品—包括大米与副食品—直接运抵军级单位，有时甚至按需要送抵连级单位。”
｜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上将
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也受益不浅，汤部于1945年5月在贵阳附近断炊，急电后方勤务总司令部要求解决。得益于后方勤务总司令部不断派遣车辆飞机运粮，还紧急汇款2亿元在当地购买军粮，最终得以解决粮饷问题，反攻桂柳一路高歌猛进。
机械化代表着现代社会的先进生产力，但抗日战争期间传统畜力依然在后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支部队的军马数量也是其后勤能力的最直观体现。
仅以抗日战争初期最精锐的甲种调整师为例：根据编制，全师马匹合计2155匹，其中辎重兵营仅有323匹马。由于抗战爆发突然，各师实际拥有的马匹只能更少。
反观日军，一个常设野炮师团拥有8197匹马，辎重兵联队拥有2612匹马，约相当于8个国军调整师的运力。
｜二战日本漫画片上在泥泞恶路中行进的日本辎重兵
此外，日军在战时加强师团的兵站补给部队也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军马的缺乏始于清末民初。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不安，马事行政废弛，国营马场无力维持，民营牧马业遭到破坏，产马数量锐减，马匹体格能力渐形退化。“国人对马政漠不关心，且因天灾人祸，变乱相乘，致著名产马之蒙古、西北、黄河流域各省之产马事业几至全部破产”
在以产马驰名的蒙旗一带，牧民不知选种，任其自由交配，并择其优良者骟之，产量日减，体格退化。一旦发生疫病，不请兽医治疗，只请喇嘛念经，遇有传染性流行疫病，马匹倒毙严重。
｜战前中央军乘马部队行军
1932年，据国民政府军政部对政令所及省份马匹调查统计，产马额由民国初年的500万匹锐减至不足100万匹，几近减少了80% ，甚至出现了有钱难买马的窘况。
｜抗战时期国军马骡补充、消耗及现有数统计 单位：匹/头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读者会好奇，中国以产马驰名的绝不止蒙旗一处，新疆以伊犁马驰名、青海的河曲马和浩门马蜚声海内，为什么国民政府不从这些地方采购，而是要在被日本人染指掌控的蒙旗一带采购马匹呢？
原因很简单：自民初以来，西北传统牧马胜地就为军阀割据，新疆先后被地方军阀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所盘踞，中央政令不畅，包括马政在内的各项建设未能纳入国民政府通盘规划。而割据河西走廊的青马军阀甚至曾占据中央的部分牧地，军政部派员协商也未能收回。和这群军阀在一起，怎有可能搞好马政呢？
｜1943年，日本的军马在本土北海道
｜1943年，日本的军马在本土北海道训练
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也是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才提出购买洋种马，设置种马牧场的构想，中途由于经费问题还被束之高阁。
直至日俄战争爆发，日军跨海作战，强行军后的挽马驮马皆因体格柔弱纷纷倒毙，才毅然决定向澳洲购买万余马匹，一方面补充前线，一方面改良马种。
陆军省和农林省的通力合作很快就见了成效：1912年（大正元年）日本全国的混血种马只占28％，1921年（大正9年）混血种的占比就飙升至63％。
此外，日本政府还积极推动民间选种育马，各地的竞马娱乐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些赛马在战时大多会被征召入军队服务。
｜日本天皇裕仁和他的爱马“白雪”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昭和天皇的爱马“白雪”也不是军马，而是一匹来自私家马场的阿拉伯马。
毋庸讳言，抗战时期国军官兵的营养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自国民革命军成立时，士兵待遇尚称良好。士兵的主食（米、面）之类由公家包圆，副食则从月薪、加菜费，夜食费中扣除。
以军衔最低的二等兵为例，月薪7元，加菜费一月1.5元，夜食费一月1.8元，每月交一部分钱给司务长负责副食，金额都在一块钱上下浮动，大家还能攒下一点钱养家糊口。
｜战前的中央军士兵，体格较为良好
但抗日战争甫一爆发，士兵的待遇就急转直下，战前士兵每日米面定量分别是22两和26两，在平时是够吃的，但由于战事激烈，士兵体能消耗大，这点米面也只能塞牙缝了。
至于副食，伙夫不是超人，也不能来回在火线周围采买副食，所以在战时副食是几乎没有的。难怪有将领士兵戏称当时吃的饭是“四眼饭”（指米饭太稀只能和盆中眼睛对视），“八宝饭”（由于米质量粗劣含有米糠谷壳沙粒之类异物）。
但总体而言还是可以一饱的。
一位1939年入伍的广东省籍老兵回忆：当兵的日子算过得去，虽然菜很漏嘢（差劲），只要你会抢，饭还吃得饱。时间长了都懂得如何吃饱饭：每餐开饭时，第一次装得比较少，飞快地吃完，再装第二次时，用饭勺拼命地压紧，力争多装，再慢慢地吃。
｜（甲）口粮
1940年后，军中已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已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该年7月，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从广东来重庆，曾对蒋介石诉苦“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
1941年6月，著名教育家梅贻琦从重庆坐船去泸州，目睹同船士兵除了早晚自煮一顿米饭，其他时候饿了就“以水冲辣椒末饮之”或“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
1941年以后，普遍的现象是“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公订副食费为每月350元，每日平均不到12元，而汉中地区白菜一斤即需30元，豆腐、萝卜每斤各需20元。
因此根据1941年的一项调查，根据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营养研究所在1941年做的调查显示：21个单位中的7996人营养状况无一合格，士兵每日只有2867卡热量摄入，但却要消耗3500卡，实际所得与标准相差甚远。军队中的伙食，在蛋白质、脂肪和热量上，不仅远不如中、上人家，也比不上一般农民和工人。
｜国军士兵用餐
1944年，美国专家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兵役部部长鹿钟麟也说：“士兵生活太苦，使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
对“持久待变”的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莫过于粮食。
华北产麦区、华南与华东的产米区相继沦陷、大批壮丁被征召去了前线，虽会导致粮食短缺，但并不是主因。从15个后方省的产粮统计数据来看，历年冬夏季作物产量虽较战前有所下降，但降幅并不明显。
｜战时后勤良好的日军在用餐
前线士兵不得一饱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大量军粮囤积于大后方，并无有效手段输送至前线，如驻扎在长江中游的部队因为回航的船只经过三峡需要拉纤，运输能量小，还要考虑到在凶险的三峡中的损耗，实际上粮食仅有不多的一部分运往战区。
｜抗战时日军和国军士兵对比
此外国军军队的大规模扩充使得僧多粥少的局面更加严重：战前全国陆军仅182个师，到1944年已经翻了一倍，达到354个之多，此外还有独立旅数十个，挺进（游击）纵队数百个。
若是有一些在后方的部队还可以做一些副业如农业生产做小生意等改善生活，在战区前线的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只能等待后方姗姗来迟的补给。
在抗战爆发前，普通官兵仅依靠军饷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各地区物价不尽相同，所以官兵的购买力也有高有低，长江上游的部队每月可存5-6元，而当时湖南的一位小学教员月薪只有4元，而且是以稻谷折合现金发放，这样子的缺尚有人争破头去抢。
此时的乡间佣人工资每个月仅需1元，而上等兵的年薪约相当于四川农家一个拥地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但也有的地方部队克扣军饷导致官兵待遇不佳，如著名作家沈从文服役过的湘西地方部队新34师，“农民虽成竭泽而渔的对象，本师官佐士兵伕固定薪俸依然极少，大家过的日子全不是儿戏。士兵十多腊月常常无棉衣。从无一个月按照规矩开过一次饷。”
自1931年至1937年间，各地物价尚称平稳，1938年后，物价逐渐上升，军政部自1940年实施粮饷画分，主食公给，副食另发代金。
发给代金的委任经理制度有以下优点：①可以就地采买，利用土产。②可以节省食物制造及运输的成本③膳食费用各部队有增减的余地；亦有以下缺点：①膳食的营养成分没有明确规定，每每不符合标准。②膳食的成分多随市价涨落而定，物价高时常常不能满足士兵温饱③部队中缺少营养师，导致膳食营养不均衡。
｜战时中央军校的学生
抗战期间的军人待遇，以上将及二等兵为例：1937年上将月薪240元，二等兵月薪7元; 1945年上将月薪50000元，二等兵月饷900元。1945年较1937年，上将增加208.3倍，二等兵增加128.6倍，中将至准尉，上士至一等兵所增倍数，大致相似。若与物价高涨至2167倍相较，这点增加的钱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一位中央军校十七期的学生，在校肄业期间，领军士饷，每月薪水扣除主、副食费后，领到的钱仅够买肥皂和草鞋；1944年10月，一个二等兵的月薪50元，仅能买劣质香烟3-4包，火柴5-6盒；士兵待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一般军官的待遇虽然比士兵高，但是也比不上其他行业，“与文职人员较，如小巫见大巫；与金融界较，更相差天壤”。
1941年时，少尉月薪42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1941年6月的3元法币仅能在远离大城市的小地方吃一顿中西结合的早餐（有鸡丝粥火腿蛋等）
1943年元月15日起，大后方各省开始实施限价，重庆地区猪肉每斤14元，各种工资每月为500-1000 元，而当时上校月薪仅为290元。
｜抗战时期重庆一家杂货店铺
这也难怪有营长生女因养不起而送人的事发生。至1944年一位上尉军官的月薪竟然在昆明市买包洋烟稍有余，而买一斤猪肉则不足。
此外，高级军官的待遇也好得有限。如抗战后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主任的连震东，每周能让住校的儿子从家中提一小罐猪油到校拌点盐巴下饭，已经算是非常奢侈的享受。
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的待遇，即较其任职于银行的妻子少了许多，因此每月薪饷均全数汇给其子女，作为教育、生活费用，家中用度全由其妻子负责。刘安祺于抗战期间由师长历升至军长，但是家中一直“连个煤油灯都买不起，也很少吃肉”。
为了维持法币的信誉和沦陷区民众的信心，国民政府并未禁止在占领区使用和兑换法币，也并未在游击区发行军票。
｜各行业人员的购买力指数（1937-1945年）
这不仅给了日本人以向国统区输送将近40亿假币的可乘之机，也在运输法币的途中耗费了宝贵的运力，甚至1943年还出现过空军大队长向敌后游击区空投法币结果机毁人亡的事故。
这也是士兵待遇愈来愈坏，法币贬值愈来愈快的原因之一。
由于法币贬值，物价腾飞，1940年的后方粮价，已是1936年的4.2倍；1941年，后方粮价又暴涨至1936年的21.3倍。为保障粮食的征收，增强物力方面的制度保障，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41年6月开始实施“田赋征实制度”。
简单说来就是农户不再缴纳货币，改为直接上缴谷物。国家设立粮食部，专门负责军粮民食的收购、仓储、运输与调拨工作。
征集粮食为便于保存及配给起见，以稻谷、小麦为主，但视各地农产情形，兼收各种杂粮。
1941年开办时，征实标准系按各省原有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为原则，产麦省份则依相等价格折征小麦。31年度征实标准酌为提高，每元折征稻谷4市斗，或小麦2斗8升。各省赋额轻重不等，其有轻重失平过于悬殊者，则由各省体察情形，量为增减。
征购标准则由各省斟酌赋额轻重、土地肥瘠及治定总额，比照征实数目，分级规定。1943年度以后，征粮标准大致相同，自33年度起，各省所办土地陈报大致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田赋征实以四川贡献出力最多，5年之间共征获稻谷82285990市石，占全国征起稻谷总量38.57％。
可说是四川人民以一己之力养活了五分之二的中国人。
参考资料：
1.《见学日本马政报告书》
2.《中华民国法规大全 第2册 政军》，商务印书馆，民25
3.《经理学教程》，民32
4.江良能，《军中卫生》，商务印书馆，重庆，民34
5.徐沉泗等编《沈从文选集》中央书店，民36
6.陆军指挥学院作战指挥教研室，后勤指挥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国民革命军后勤简史》，总后编审办公室
7.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 27 丁治磐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06
8.李学通主编，《抗日战争 第5卷 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06
9.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 第4卷 政治军事编 第6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05
10.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07
11.张瑞德著，《山河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1
12.梁振奋口述，李蓓记录，《曾尽匹夫责 前陆军新编三十八师谍报队员回忆录》
13.梅贻琦著，《梅贻琦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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