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长城守护的大汉子民,为啥要跑?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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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百夫长法比乌斯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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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迹晓讲一篇《记住,长城很伟大,但你是修长城的人 | 循迹晓讲》的文章评论区里,有人对这篇文章的标题不太赞同。
例如,有人说,“不修长城,那就等着被南下的游牧骑兵打草谷,两样你总得选一样。”在这位读者看来,当时的人大概只有两种结局,一个被游牧骑兵打草谷,一个成为长城地基中的枯骨。
还有人说,“长城的伟大之处在于,当时中国人民为抵御外族入侵凝聚力量建设雄伟的防御工程,你是修长城的,你为什么修长城?当时的胡虏来袭,把你和子孙后代掠去当奴隶的滋味好受么?”
但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层层面纱,就会发现,在汉代,长城不仅没有防御住游牧骑兵的袭扰,长城内严苛的生存环境,反而让大量的大汉子民甘冒风险逃亡蛮夷之地。
单单提到化外之境和啸聚山林,就足以让大汉人民感到恐惧,从小接受外面生活水深火热的思想再加上让人望而却步的自然环境,都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 汉武帝太初年间开始兴修长城,汉长城西起甘肃敦煌西,东至朝鲜平壤南,长达1万多公里。图为甘肃河西地区的汉长城遗址
可即便绵延千里的长城外是茫茫的原野,长江以南的越地是险象环生的山林,也阻挡不了大把的百姓逃亡而出,来到匈奴、南越等野蛮人的地界求生存,为此甚至不惜抛家弃子,落草为寇。
◎ 长城塞外是一望无尽的原野,也充斥着未知的恐惧
这究竟是怎样的心态?不妨让我们从普通人的视野,来看一看这些祖先为何要做此选择。
◎ 逃亡成风
任何事,我们都需要先看有没有,再谈为什么。对于大汉民众逃亡这件事,一言以蔽之绝不是知识分子造的谣,也不能被粉饰太平的无耻文人抹除。虽然古史留下的记录不多,但从已有史料来看,大汉人民的逃亡依旧有着规模大、范围广、成分杂、危害重等特点。
首先是它的规模扩大,与春秋时期多则数百,少则数人举家逃亡相比,大汉时期的逃亡规模已然不是一个量级。
在汉初,据司马迁所著《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逃亡比例就已然多达70-80%,是谓:“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而这些人在汉朝建立后并未立刻回归,足足等待了四五个世代,到文景时期才渐渐归附。
但好景并不长,汉武帝穷兵黩武,搜刮民财,搞的天下海内虚耗从而导致户口减半(即流亡造成户口损失),仅关东地带的流民就达200余万;待到西汉末年,更是天下大乱,公元前15年汉成帝在位时,“流散冗食,馁死于道”的流民已达百万;到东汉复兴,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杜绝。
例如在《后汉书》陈宠传中,便描述了汉安帝所遇到的尴尬处境:“自帝即位以来,频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虽没有说明数字多大,但规模庞大的意思已是跃然纸上。
◎ 大量的灾民和破产贫民形成了逃亡的大军
如果说逃亡的规模庞大还不足以说明逃亡风气的旺盛,那逃亡人员成分的多样、危害的严重和逃亡范围的扩大就足以说明问题。
在汉代,逃亡人员的身份复杂,从自由民到奴隶,从官吏到军人,无论是良民还是刑徒恶霸,均有可能成为逃亡大军的一份子。而这些人在逃跑时往往孤身一人,抛弃妻子乃至落草为寇,如此铤而走险不管不顾,足见逃亡诱惑之大,风气之盛。
◎ 大量的逃亡者往往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
更为可悲的是,逃亡的范围扩大到了化外之地,在春秋时期,逃亡更多是向其他诸侯而去,但在汉代,国内环境的恶劣已经到广大疆域已无立锥之地的地步了,于是靠近北方边境的人跨过长城逃亡匈奴,靠近南方边境的人则翻越崇山峻岭前往越地所在。
身在关中之类核心地带的,则成为漫无目的的流民或者山林聚义的盗匪,俨然已经不是常见的人口迁徙了。
◎ 重压之下,安能不逃?
说完逃亡风盛的事实,我们就得思考逃亡的原因了。
对于此,汉代名臣鲍宣已有经典总结,他在上书汉哀帝的奏疏中总结了著名的《七亡七死》来概括大汉子民逃跑、活不下去的原因,因过于经典,故全文列出,建议背诵: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
◎ 汉代名臣鲍宣
简而言之,民众逃亡原因无非是天灾、重税役、官吏折腾、吏治黑暗、治安差、土地兼并致贫几项原因,而这其中贯穿始终的原因,无疑是重税役和官吏的折腾。
我们先由税来说起,汉代的税负对不同的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相较于商业动辄10%起,多可达83%的税率,农民在理论上所负担的税负要轻的多。除开地产三十分之一的田租,便只有每年120钱的人头税,但理论始终是理论,实际上老农的税负并不轻。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盐铁论·未通》所记文学曰:“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赋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
◎ 盐铁论乃盐铁会议的记录,是重要的汉代民生资料
从以上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农民所承担的田租理论值虽然不高,但收税的标准并不是按照实际所得,而是无论丰收还是歉收,均按照田亩应有的产出标准缴纳。
这就意味着只要遇上歉收,便完全无力承担,在王莽治下,实际税率甚至达到了50%,更是难上加难。而人头税则无论什么情况,都要按照固定的成人80-120钱,3或7岁至14岁的儿童缴纳20-23钱的标准缴纳(不同时代标准不一),这笔钱单算虽够不上巨款,但一家五口一年缴纳340-503钱,也不能称之为轻税,毕竟这笔钱按照《九章算术》300钱一亩良田的价格来算,也足够买上1亩有余了,而到了歉收时,这笔钱无疑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 五铢钱,汉代的通用货币
如果说税还要等到灾年才能大显其威,那加上徭役和兵役就可称得上是压垮百姓的千斤秤砣了。
为了尽可能的利用民力,汉代征发全民服兵役及义务劳动,称之为兵役与徭役,理论上百姓所要负担的兵役与徭役并不沉重,兵役从23岁起至56岁仅有两年,其中一年在郡县,另一年去边境或者长安,而徭役在郡县每年仅需一个月,但实际执行,则远没有这么温情。
《盐铁论·徭役篇》无情的指出无论是兵役还是徭役,均存在延期的状况,而且路途较以往要远的多。并且汉代兵制规定,就算是解甲归田,在56岁前仍要随时应征参战,若遇到汉武帝这种打了50年仗,大小用兵几十次的货色,其结果可想而知。
兵役如此,徭役也好不到哪去,根据《汉书·沟洫志》的记录:“卒治河者为著外繇六月。”可知这些更卒(即服徭役者)遇到特殊情况徭役需要延长至半年之久。
◎ 河边劳作的百姓
徭役、兵役如此消耗家庭的人力,却并不只是少数人的厄运,根据晁错上书的说法,五口之家需要服役者不下二人,其比例不可谓不大,但这远非极限,若遇到人力紧张时,连本不用服徭役的妇女都需要应征。
然而,这种情况在《汉书》中屡见不鲜,如贾谊传中所载:“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又如《史记·平准书》所记:“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可见徭役、兵役辐射范围之广,害民之深。
◎ 孟姜女哭塌长城是传说,但这类妇女的悲惨处境倒是现实
因为兵役与徭役抽调人力对生产力的破坏极为严重,所以汉代民间想出了出钱让别人代替服役的法子,但这仅能在和平年代使用,遇到人力不充足的紧急状况,鱼虾螃蟹都难逃罗网,找人顶包根本很难做到。
而且请人需要花费钱财,还要负担对方的食宿差旅费用,纵然自己应征,也要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因此才有上文所言,徭役、兵役和赋税的支出可达百姓收入的一半,有些人甚至还要借贷给付,以至于辛苦耕作一年还食不果腹的惨况。
◎ 农民辛苦耕耘,但还并不足以偿付义务
说完赋税兵、徭役的沉重,就不得不说汉代糟糕的“法治生活”,汉代的统治虽较暴秦有所收敛,本质却仍承秦制,以严刑峻法和官吏人治为核心。
十数万官吏的规模,难免大把贪官污吏上下其手鱼肉百姓,纵然其中有人两袖清风,只要他想混下去,就得做能臣墨吏,那便少不了一顿刘家铁拳砸到百姓头上,故而《汉书》记录:“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 汉代官吏锦衣玉食乃是吸取普罗大众的血的结果
百姓的生活被压一头,军旅之中的士兵也不能幸免,根据居延汉简279·3的记录,我们可以得知将官亦会役使士兵当牛做马,简4·9则记录了将官殴打榜掠士卒的情况,因而军士亦有逃亡,甚至有简59·1中记载的情况:不惜杀死自己的长官也要逃出去。
自由人尚且如此生活境遇,也难怪奴婢会有“闻匈奴中乐”而“欲亡者多”了,也就构成了前文所说的,各阶层人民齐齐用脚投票的盛景。
◎ 户枢不蠹,流水不腐
生活的困苦并不是逃亡风盛的唯一原因,正如洪水的爆发往往不光是降雨导致,还有疏通之口不开的缘由。
鲍宣将天灾、土地兼并这种人类几乎无可避免的事也列入七亡之列的原因,正是汉代编户齐民,限制流动的政策所致,这样的政策不但限制自由行商和变更户籍,甚至朝廷与诸侯国之间民间的通婚都被禁止。
在这样限制自由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土地兼并后的无产者无法自发迁徙到他处谋取生路,商旅也无法高效的运输物资,政府的均输平准则既低效,又不顾民生,那么遇到点灾情自然也就会打破原本脆弱的生活,形成流民千里的溃坝之势。
◎ 砖画中的贩夫,但他们需要获得关传才能去较远的地方行商
一面重压之下苟延残喘,一面不许流动,自由迁徙,逃亡也就成为了刘汉盛世之下难被人关注,却又抹不掉的污点。可是这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的道理,古往今来又有几个帝王会放在心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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