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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 | 一只革命的手

孙周兴 友朋说 2022-04-23


今天开会讨论“当代欧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可惜我不懂。这应该是很丢人的事,因为我也兼着同济大学欧洲研究院的院长,简称“欧研院”院长,这样一个角色,居然不懂欧洲马克思主义,不丢人吗?所以今天我来,主要是学习。在座有许多专业大佬,有的还是我的老朋友,像陈学明教授等,平常也没少指教。这次我事先问好了,都有谁来啊?说有几个大佬来,我就答应来参加会议了。我是向他们学习来的,但光学还不行,还得说两句吧。

 

 

我想到去年的下半年,我们哲学系的陈家琪教授邀请了一位神秘的人物来做报告,他的讲题是“切·格瓦拉的手”。这位神秘的人物是从德国回来的中国人,我们姑且称他为z先生。他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德国“红军旅(又译红军派)”与切·格瓦拉的故事。我想先在这里重述一下,但只能讲个大概。

 

一个叫托马斯的德国弗莱堡的诗人,20世纪60年代被派驻中南美洲做记者,加入了当地的共产党。1967年切·格瓦拉被枪杀后,托马斯等人决定复仇,但又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只好回到欧洲,正好遇上德国学生运动。不久,托马斯听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把被砍下来的格瓦拉的手运回美国了,就以记者身份前往美国,千辛万苦,设法把一只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格瓦拉的手偷了出来,带回欧洲,藏在瑞士一家银行的地下保险箱里。

 

“六八学潮”后,由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女)等人领导的德国红军旅(RAF)成立(1970年),在德国展开武装恐怖活动,谋杀了一些德国企业高官和政治家,如西门子总裁、德意志银行总裁等。次年,第一代领导人相继被捕。之后出现了以布里吉特·莫因豪普特(女)等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莫因豪普特是个大美女(我看过照片),据说还是一个富家女,后被称为“德国最危险的女人”;此外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她与另一位领导人克里斯蒂安·克拉尔一样,都是学哲学的。他(她)们为营救被捕的前一代领导人,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恐怖活动。这时候,放在玻璃瓶里的那只格瓦拉的手,就成了这个组织行动前宣誓用的圣物。每次行动前,红军旅的同志们都要对着这个圣物做个宣誓仪式。

 

诗人记者托马斯当然参与其中。布里吉特·莫因豪普特被捕后,托马斯逃往意大利,参加了意大利红色旅。1978年,他们准备绑架意大利总理莫罗,事前仍旧在格瓦拉的手面前庄严宣誓。

 

莫罗被绑架,后又被他们杀害;于是这事就闹大了,托马斯等人被捕,几年后被释放。此后,托马斯就过着沉默无声的生活。


 

1997年,格瓦拉的遗骸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后,被运回古巴,准备下葬。还是这个记者托马斯,他从瑞士苏黎世把格瓦拉的手取了出来,专程送往古巴,与格瓦拉的遗骸一起下葬了。一一这只来自南美的手,在欧洲神秘地待了30年,终于又回到了美洲。

 

讲到这里,这位留学德国的中国人z先生神色很是凝重。最后,z先生还补充了一个他自己参与的情节:2006年11月,在他要回上海的前夕,他与几位来自德、法、意等国的革命者,聚首于一座德国小城,彻夜长谈。曾经的革命者托马斯泪流满面,为着过去的革命理想,为着乌托邦的幻灭。那一夜大醉之后,z先生回到上海,继续过他声色犬马的生活;而其中一位名叫卡娅的法国女子,将远飞尼泊尔,去帮助尼共游击队。

 

 

Z先生的故事至此结束了。他讲的这个结局很有些意思。这个世界已经变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洲的极端左翼运动彻底瓦解了。德国红军旅的首领布里吉特·莫因豪普特于1982年最后一次被捕,与克拉尔一道被判了五次“终身监禁”,外加15年有期徒刑。1998年,德国红军旅宣布自行解散。最新的消息是四年前的2007年,已被囚禁了25年的女魔头莫因豪普特在一片争议声中获假释,现在巴登-巴登的一家汽配厂打工呢。

 

一切好像都结束了。真的,都结束了,这个令德国人恐惧无比的恐怖组织。但,德国红军旅宣布解散之时,曾引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的一句名言:“革命说:过去我存在,现在我存在,将来我存在!

 

这也让我想起格瓦拉的话。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被捕,审讯者问他:“你现在在想什么?”格瓦拉说:“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

 

 

上述故事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还是格瓦拉的手。这只属于南美革命者的手也曾经两次到过中国,只不过,当时这只手还长在格瓦拉身上。1960年11月17日,32岁的切·格瓦拉以古巴第二或第三领导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身份访问北京,19日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一见格瓦拉,便握住他的手,用湖南话对他说“切,你好年轻啊”,还表扬切,说他是最年轻的银行行长。这一回,除了与毛泽东共进午餐,交流游击战经验之外,格瓦拉还跟中国谈成了一笔6000万美元的生意。1965年2月3日,“这只手”又到了中国——切·格瓦拉第二次率团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但这一回,他没见到他的偶像毛泽东。相传周恩来曾以当时环境凶险为由劝格瓦拉留在中国,但格瓦拉拒绝了(他要是不拒绝,会是什么状况呢?)。3月份,格瓦拉回到了古巴。4月1日,格瓦拉给卡斯特罗写了告别信,随即奔赴刚果打游击去了一一以他的说法:哪里有贫困,哪里就有我!次年,格瓦拉又抵达玻利维亚游击队营地,开始新的战斗。一年后,这位“切”的手被切了下来,从此与身体分离,远隔重洋,30年后才被重新拼回去。


 

毫无疑问,格瓦拉是真正的、纯粹的、彻底的革命者。一般的革命者是做不到这等彻底的。像我们的康有为、孙中山,当然都是大革命家,但似乎全没有切·格瓦拉的彻底精神。我们知道,康有为最后成了保皇派,娶了不少小老婆。孙中山先生倒是诚实,被问及最喜欢什么呀?答曰:革命、女人、书籍。

 

格瓦拉不一样,格瓦拉是永远的战士,是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者。

 

 

我还想说,格瓦拉的手是真正革命者的手。因为一直生活在丛山里,格瓦拉手上的指纹受到极大磨损,以至于这只被切下来的手让前来鉴定的指纹学家大费周折,才得以确认。这只手的命运令人唏嘘。这世上,好像还没有哪一只手,生前跟这么多20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革命家握过手;好像也没有哪一只手,被切下来后被搬来运去,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受了那么多的折腾;更没有哪一只手,受到过如此之多、如此之高的膜拜。它不是简单的肉体的一部分。它被切下来后,成了一个“圣物”。

 

这是一只最革命的手。

 

诗人托马斯做了一件好事。他最后把格瓦拉的这只断手送回南美,也算物归原主,好歹让格瓦拉的遗骸完整地下葬了。接近20世纪末,切·格瓦拉带着他那只失而复得的手终于被

埋葬了,而我认为,同时被埋葬的,是一个时代的革命梦想,一种席卷全球的革命乌托邦——可以说是一种从被误解和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出发、被非理智地狂热化和激进化的革命乌托邦。其中人物各具性格,各人的归宿和命运也是各不相同。就本文提到的若干人物而言,其中最纯真、最可爱者,是切·格瓦拉;其中最极端、最恐怖者莫过于布里吉特·莫因豪普特;而其中最复杂、最巨大的人物,无疑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了!我们看到,在毛泽东被不断地描绘、被无限地复制的形象中,手也经常处于焦点位置一一各位一进同济校门就可以看到毛泽东的那只巨手(据一位外国元首说,毛泽东的手是他见过的最大的手)。革命不只是握手,也不只是握枪,但无疑,必须通过手来革命。一一手与革命,仿佛也是一个20世纪的重要现象呢!

 

请记住,有一只最革命的手,它的主人叫切·格瓦拉。请记住,这是一只最革命的手,它已经断了,而且已经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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