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 | 君子学与厚黑学
我在别一个地方曾经说过，中国的文化是做人的文化，美国的文化是办事的文化。中国人对于做人很讲究，不论你做什么，当官也好，经商也好，教书也好，做白领也好，做蓝领也好，首先都得做人，做好一个人才是根本，做好了人才能做事。所以中国人认为学问中最根本的学问是做人的学问，《红楼梦》里有一幅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即此意也。
近来仔细想想，如果话只讲到这一层，实不啻蜻蜓点水。因为做人的学问究竟有什么内容完全没有谈到，到底要怎样去做人，读者仍然是一头雾水。应当把话讲得更明白更具体一些。但做人的学问又何其广博精深，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仍不得要领，想要用一篇短文说清这个问题，真如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何其难哉！但事情也有另外一面，任何博大精深的问题，如果提纲挈领，不涉及细节，也都可以用寥寥数语说完，这就跟画一棵树差不多，如果每片叶子都画出来，穷一年之力也画不好，如果只画个轮廓，也未尝不可以三五分钟之内完成。下面就试试用第二种方法来讲讲中国做人的学问。
中国人做人的学问就其大要而言，其实不过两种，一种是君子学，一种是厚黑学。君子学是孔孟等先圣先哲提倡的，在中国已经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厚黑学是李宗吾“发明”的，至今也快百年了。君子学的大纲是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或礼义廉耻（管子“四维”），或温良恭俭让（见《论语·学而》），或恭宽信敏惠（见《论语·阳货》），表述略异，大旨相同，无非就是与人为善、讲诚信、守礼法、有尊严、勤俭律己、宽厚待人。至于厚黑学则没有什么纲领，只须脸厚、心黑就行。
君子学跟厚黑学有相同的地方，即都想在人生中取得成功。不同的地方是君子学认为在取得成功的道路上必须使用正当的手段，即俗语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好色，取之有道”之类，手段不正当，即使成功也没有意义。如果二者不能得兼时，则宁可不成功也要手段正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厚黑学则不同，只要取得成功，什么手段都可以运用，哄骗抢拐可以，阴谋阳谋也可以，溜须拍马可以，吮痈舐痔也可以，乃至于背信弃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面喊兄弟背后下毒手，都无所不可，只要成功就行。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孙盛《杂记》），就是黑的经典；邓绾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见《宋史·邓绾传》）就是厚的信条。
《新三国》剧照
中国人做人的学问，千言万语，无非就是君子学和厚黑学两大派。这两派是不能兼容的，不做君子，就做厚黑。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有人认为太绝对，其实没有错。这并非说不是圣贤的人就是禽兽，而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不向圣贤这个方向努力，就会堕落到禽兽的那条路上去。做人如果想成功，不走君子学这条路，便只有走厚黑学一路，这中间其实没有什么第三条路好走。有一种人说的是君子学，行的却是厚黑学，这样的人并非什么第三派，还是厚黑派，如果能做到好话说尽坏事干绝，那就是伟大的厚黑派了。
君子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什么人讲了，而厚黑学倒是有很多人公开提倡，你去书店看看，讲君子学的书籍几乎没有，就是有也卖得不好，讲厚黑学的书则层出不穷，官场厚黑学，商场厚黑学，职场厚黑学，情场厚黑学，不仅五花八门，而且畅销得很。我手头就有一本《厚黑学大全集》（翟文明编著，华文出版社出版，北京，2009年11月），编著者在前言中说： “生活需要智慧，处事需要权谋，厚黑的为人处世之道，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只要大原则正确，要想战胜对方，就必须智勇双全，脸要彻底地厚，心要彻底地黑，这样方能成大事。”
难怪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成大事者的必读书”。人人都想成大事，于是人人都抢着买《厚黑学》，读《厚黑学》。然而毕竟千万人中也难得有一两个成大事的，于是结果变成不仅“做大事的”脸厚心黑，连平民百姓也都脸厚心黑，只要对自己有利，只要能发财致富，什么样的龌龊事黑心事都敢干，从三聚氰胺到染色馒头，从深夜抢劫到撞伤人再补刀，这不正是我们已经多次耳闻目睹的故事吗？从前李汝珍写了一本《镜花缘》，《镜花缘》里有个君子国，国民皆是君子，个个温良恭俭让。但那是小说，是虚构的，君子国实乃乌托之邦，大概永远没有实现的希望。我们如果不搞君子国，搞一个厚黑国，倒是比较现实的，因为君子学推行起来很难，而厚黑学则很易，记得顾炎武在《日知录》“两汉风俗”条里有一段话，说：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
我是四O后的人，曾经亲眼见过五十年代的中国，的确有过一段河清海晏、夜不闭户的时期，虽然与东汉的情况迥异，但也可说是另一种“风俗之美”。不料后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折腾过来又折腾过去，仅仅过了五十余年，现在则朝野上下到处可见“毁方败常之俗”。我想这不是我一人之私言，而是许多中国人的共同感觉，连国家总理都感叹“道德滑坡很厉害”，可见并非少数人的危言耸听。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想想顾炎武的话，可以深长思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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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与：《宁做我》
唐翼明 著
插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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