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 | 时代洪流中的一滴水

唐翼明友朋说 2022-04-23

本文为2010年7月9日《醒狮国学》杂志记者赵国瑞对唐翼明教授所做的采访记

他的父亲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国民党部级高官，他的童年却在放牛砍柴！他的弟弟被送给了大字不识的理发匠，如今却是著作等身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他曾是全省第二的高考榜眼，却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他几度被批斗、住牛棚、下放，却成为中国首张研究生文凭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他像一只蜘蛛，在不停地织着自己的网,也常常在别人织的网上游弋。他也像一滴水，在时代的洪流中，用自己的方式滋润着干涸的文化土壤。

与唐老交流，仿佛在轻叩人生的大门，他的经历激励着后人，他的思想开启新的希望，他的沉静、淡定，无声地感染着我。失意与诗意的变幻人生——“当希望被现实几乎揉碎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记者：您早年的生活经历几度浮沉，历尽坎坷，能不能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这些往事？

唐翼明：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唐振楚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母亲也是中国较早一批接受教育的女性之一，当时是小学校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子哥。然而在大的时代变动中，这一切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父母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我当时只有七岁，我们兄弟三个因为太小，所以根本没法带走，父母只好把我们寄放在农村的伯父家里。我们兄弟三人跟着伯父生活，但还不到两年，农村搞土地改革，因为伯父是地主，土地，房子、财产都被分掉了。伯父自己一家都还很难填饱肚子，我们兄弟三个自然更没人管了。结果，妹妹病死，弟弟被送给了大字不识的理发匠，改名为邓云生，就是今天湖南作家协会主席、作家唐浩明。

这样，兄弟三个只剩我一个留在伯父家，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帮人放牛、砍柴来填饱肚子，尝尽了人世的辛酸，只差一点没有要饭了，幸运的是当时读小学是不收费的，所以我每天上午都会去读书，下午放牛、砍柴。一直坚持下来，直到小学毕业的中考，村里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初中。但我知道，我根本没有可能去上的。在大陆，我既是一个孤儿，没有钱交学费，更何况我又是当时所谓的“外逃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当时之所以去参加考试，不过是不服输，想证明自己而已。

当希望被现实几乎揉碎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时我们的乡长是一个读了几年书的小知识分子，土地改革分土地的时候，我老是跟在他的后面帮忙，牵皮尺，量长短，还帮他计算面积，他很是喜欢我。一天他把我叫去说：“唐翼明啊，你是我们村唯一考上中学的，你可以跟你母亲联系啊，你母亲曾给你伯父寄过好几封信和一些钱，你可以给你母亲写信，让她给你寄钱供你上学啊！

他帮我找到了土改时没收的信件，按照信上的地址，我写信通过母亲在香港的一个朋友辗转联系上远在台湾的母亲，有了母亲寄来的学费，才让我这个本已被击碎的求学梦想得以实现。

有了母亲的学费，中学读的还算顺利，直到1960年高中毕业，考了全湖北省第二名，可是却没有被任何一所学校录取。原因是我的出身太坏，是“外逃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是“黑五类”。求学的路再一次被阻隔，我感到了人生是如此的灰暗。

虽不能去读大学，但幸运的是，我高中的校长因为爱才，把我留在了中学当老师。所以十八九岁就开始当老师，但没过几年，“文革”开始，我一下子被打成“反革命”，被批斗、游街、剃光头、关牛棚，下放劳动，经历了许多磨难。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恢复高考，大学开始招考研究生。这个消息太让人兴奋了，我马上报了名。十年“文革”，积压了大批人才，当时的考试真正是千里挑一，我考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的研究生，当时只招六名，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名额，一共八人，其中之一，就是知名学者易中天。我们这一批研究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学术领域的中坚分子。

年轻时的梦想——“这两个梦想是我一直以来学习的动力。”

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两个梦想，一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我一定要接受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二是这个世界这么大，我一定要遍游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地方。这两个梦想是我一直以来学习的动力。到1981年我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当时中美已经建交。我几经波折争取到去美国探望母亲的机会，同时进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因为考虑到父母都年事已高，而且三十多年一直都没有在父母身边尽孝，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到父母身边去侍奉他们，这样我就到了台湾教书，成为唯一一个在台湾执教的大陆学者。

回过头来看我这一生其实是失意与得意相交错的，先是由“公子哥”变成“放牛娃”，然后通过读书当了教师，结果又被打成“反革命”，接着遇到邓小平上台、国共关系改善我得以读研究生、出国、到台湾教书，几起几落，浮浮沉沉。如果少年时我不是一边放牛砍柴一边读书，考进初中，即使有母亲寄来的学费我也没有机会去上学；如果不是我的勤学，我的高中校长也不会顶着压力留下我当中学老师；如果不是我的极力争取，我也不会有机会留学美国。

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部鲜活微缩的中国现代史，在这个过程中，命运让我经力了很多、失去了很多、但也为我留了一道狭窄的缝隙，让我得以在艰辛中成长，成功。

人像一只蜘蛛，需要一张栖身的网。

记者：人在遭遇困境的时候，往往会寻技一个精神寄托，找一种人生哲学来支撑自己，您是如何看待人生信仰问题的呢？

康翼明：我的新书《宁作我》里边有一届文章《人是一只蜘蛛》，谈到人生本来并没有什么意义，不经意间来到这个世界上，终有一天又将离开这个世界，人生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但人是需要为自己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创造一个自己的意义体系的。人像一只蜘蛛，空中本来没有网，但它需要挂在空中，就不得不自己吐丝去编织一个网。如果蜘蛛没有自己的一张网，它会无所适从，飘来飘去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我们常说人必须有个信仰，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能自己吐丝结网，或者靠自己吐丝结不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网，那我们就必须找一个现成的网来把自己挂在上面。古今中外曾经诞生了很多伟大的“蜘蛛”，像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基督、穆罕默德，他们都是为人类织网的人。前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为中国人编织了一张较为完整的意义与价值之网，当然后来又有许多杰出的人物把这个网加大，加宽，加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网，中国人就免不了在黑暗中摸索，在虚空中飘荡；有了这样一个网，我们就免去了许多摸索与飘荡之苦。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挂儒家这张网，而挂释迦牟尼的网，挂苏格拉底的网，挂耶稣基督的网，挂穆罕默德的网，或自己编织的网(如果你吐丝的能力足够的话)，都无不可，但总得有一个网，有网比没网好，完整的网比破烂的网好。

我对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成系统的学术，都是抱着顶礼膜拜的心情，因为那都是一些伟大的蜘帙织出的漂亮的网，但是我也不相信哪一个宗教，哪一种人生哲学是绝对完美的。因为即便是伟大的蜘蛛织出来的网也还是会有缺陷。儒家有儒家的缺陷，佛家有佛家的缺陷，基督有基督的缺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张现成的、十全十美的网，虽然许多蜘蛛都宣称，它所挂的网是十全十美的。

我则宁愿在各个漂壳的网上取一部分我最喜欢的，然后自己也吐点丝，缀成一张我自己高兴的网，然后在那上面随兴游走。

对于西方文化，

我们只能嫁接，绝不能能"移栽”。

——“中国文化的'体'不能丢。”

记者：其实每一张网，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但近一百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试图打破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网，总觉得别人的网是最好的。关于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存在的一些偏差，你是如何看的？

唐翼明：刚才提到我自己也要织一张网，显然，在这张网上，儒家是会占很大的比例，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在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这张大网上爬行了很多年的中国人，但是我会借鉴西方的许多东西。

近一百年来在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没有找出一条非常正确的路。近代以来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屡屡失利，导致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认为只有西方的才是最好的。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文革”，我们几乎彻底丢掉了自己的根。但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传统文化这个根，只是过去一百年我们没有正视这个问题。我们要承认我们脱离不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嫁接”而不是“移栽”，不是要把我们自己文化连根挖掉，再把美国或者欧洲的文化裁到我们的土地上来，这样就会水土不服，会出现问题。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在我们自己文化的根上修剪一些残枝败叶，然后把别人好的、优秀的品种“嫁接”到这个根上来。

张之洞

过去一百年我们总是在想把自己的文化连根拔掉，这是很荒谬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文化的“体”不能丢。

记者：您怎么看现在的“国学”和“国学热”，您觉得传播、承续传统文化最好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

康翼明：几千年来，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明几乎一直是令世界瞩目的，只是近三四百年来，慢慢开始落后。而相反，经过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因此，20世纪初我们更多的是在学习西方否定自身。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以及在学习西方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使更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把关注点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国学热”，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关于国学的传承，我的看法与一般略有不同，我赞成把国学的传承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是比较高层次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中的国学，这一部分包括传统的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和小学。其中经学是头，是国学的纲领；小学(包括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是脚，是国学的基础；诸子学、史学和文学是身子，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哲、史文。对这个意义上的国学需要有一批严肃的、对中国文化抱有敬畏之心的学者，认真学习继承，并加以细心的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另一个层次是普及性的、小传统(the little tradition)中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与思想。这一部分是从大传统中的严肃的学术性强的国学引申演化出来的，通俗的、易于理解、容易接受的传统文化知识，甚至包括一些一般严肃学者不大涉及的领域，例如风水，命相、医药、占卜寺等，这一部分最好不称为“国学”，只称为“传统文化”即可。

我觉得传统文化的回归可以也必然会从这两个层次展开，但不宜把两个层次混为一谈。谈到国学，还是应该以第一层次为主。现在国学这个词用得太滥，什么东西都算国学基至一此江湖骗术也扯进来，这是需要避免的。

魏晋与未尽的文化情结——“希望魏晋人文精神能够成为嫁接现代观念的一个良好的砧木。”

记者：您是研究魏晋文学的，您觉得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是什么？

唐翼明：在中国学术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有两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是魏晋时期。一直以来，很多学者多是从正统政治观念的角度审视魏晋时期，往往掩盖了这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光辉，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个体意识觉醒的时期，在中国的学术，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魏晋时期的政治环境与春秋战国相似，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替频繁，社会上存在着若干相对独立的、不需要完全依赖中央政权的士族集团。这些士族集团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文化上受过良好的教育，过着优裕的生活，人们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思想上要求更多的自由。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经过汉代的“独尊儒术”只剩下一家，但在这个时期，“百家”又开始复兴起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氛围，我把它称作“魏晋人文精神”。

人类历史上私有财产的建立是物质文明的基础，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则是精神文明的基础。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替频繁，中央皇权控制力减弱，士族阶级有了相对的自由，士人个体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因而在中国精神文明发展史上是一个快速前进的时期。

我认为中国的魏晋时期大致上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回归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而魏晋时期是打破两汉独尊儒术的格局，复兴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西方的文艺复兴提倡理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而魏晋时期同样尊重智慧，崇尚理性，思想极为活跃，个体意识觉醒，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甚至科学，在这一时期的成就都是其他朝代可比拟的。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雕塑史上的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数学史上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绘画史上的顾恺之，书法史上的王羲之、王献之，等等，举不胜举。这一切与魏晋时期人个体意识的觉醒都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挖掘“魏晋人文精神”，发扬光大，把它作为嫁接现代观念、普世价值的一个良好砧术，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中国的新文明。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文化情结和精神使命，我将为之努力。

记者：台湾的年轻一代,80后、90后，他们对传统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太度，他们是否认同两岸文化同根一脉的天系？是否有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唐翼明：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认同感的，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而且中间没有经力过文化断裂。但是他们也接受了很多日本和西方的文化，我必须坦白地讲，他们与大陆的年轻一代对很多事物的认识是不太一样的。我自己教过的很多研究生，他们也经常到大陆学习、查阅资料，但他们觉得在观念上有很多地方和大陆格格不入。不过，现在台湾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到大陆来，因为目前大陆发展很快，他们也觉得大陆很有希望，想要到大陆来学习，来发展。

关于教育——“为什么我们几十年的教育没有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

记者：您最早是在大陆接受教育，之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最终又去台湾政治大学做教授，您觉得中国内地的教育与美国、台湾的教育相比各有哪些优缺点？

唐翼明：从作为教育高端的学术角度来讲，美国和台湾相对更为自由一些，我们中国大陆正在走向学术自由，但还是存在一些限制，钱学森去世之前也在谈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几十年的教育没有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我在台湾当了十八年教授，教材都是我自己编的，课堂上讲课非常自由，什么观点都可以讲，批评什么人都可以。而在大陆，虽然已相对自由，但还需进一步的解放思想。

关于基础教育，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只是有一些呆板，而且偏于应试教育。大家都把重占放在考试的分数、名次上，为了考一个好的成绩，孩子很小就要上许多补习班、请家教，在台湾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总的来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基础教育要比美国好一些。但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做的要比中国的好，要严格得多。

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存在不少问题，记得当年我们第一、二届（1978/1979）改革开放后的研究生，是从积压了十年的人才中挑出来的尖子，我们都非常珍惜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都发了疯一样地读书，恨不得把所有的书都看完。现在国内的研究生教育很让人担忧，学生不努力，老师不负责，考试走过场，一个硕士论文的答辩不要半小时就可以通过，半天可以考几个博士，这在台湾和美国都是不可思议的。

记着：关于品德教育存在的问题，您怎么看？我们应该如何解决？

唐翼明：品德教育可以说现在几乎没有。中国古人从孔夫子开始本来是很注重品德教育的，孔子讲“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品德学好了采取学知识。一部《论语》重点不是在讲知识，而是在讲做人、讲品德。但科举制度出现后开始慢慢地变为学作文为主，到近一百年“五四”、“文革”的反传统，现在的大学几乎全部都在学知识，“品德”这两个字变得越来越生疏，学校更像是一个职业技能训练班，忽略了品德教育。

这个问题要解决，必须从孩子抓起，而且要回归传统。从小教育孩子：学习首先就是要学做人，做好了人再去学知识。如果人做不好，学再多知识也没有用。

记着：品德教育在台湾及欧美国家做的怎么样？

唐翼明：在台湾要比大陆做的好一些，因为大陆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五四”、“文革”几次大的断裂，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而台湾受到“五四”的影响有限，又基本没有受到“文革”反传统思潮的影响，道德得到很好的承续。另外，台湾的中小学设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这些课程除了传统的古典文学常识，还会教学生社交礼仪、如何待人接物等。台湾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果你到台湾旅游，不要去看山水，它的自然景观没有大陆的美，建筑也没有大陆的好。你去看它的普通人的人文素养，看街上是否有插队的、吵架的，你会感受到台湾的品德教育要比大陆好得多。

欧美国家更是这样，他们并不像中国的父母那样溺爱孩子，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要自立，还教给孩子在社会上行事立身的准则。

记着：您在《百家讲坛》讲《颜氏家训》，您觉得在家庭教育问题上，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哪些启示？

唐翼明：《颜氏家训》中的教子原则中有很多在当今社会仍然没有过时。比如《颜氏家训》中引用谚语讲“教妇初来，教子婴孩”，认为教育子女要尽早。“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孩提时养成的习惯像孩子的天性一样，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教子要从小开始，越早越好。强调“父母之爱子，应为之计深远。”对孩子不能只照顾眼前的疼爱、溺爱，而要从长远的角度为孩子的将来考虑。现在社会由于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孩子往往过于娇惯，孩子步入社会后在承受压力、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都会遇到很多问题，不利于孩子的长远发展。

唐教授对现行教育的种种思考也正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正如唐教授所说——太平时代也罢，动乱时代也罢，你如果想这一辈子不虚度、想做点事情、想在自己死的时候不后悔、想在子女面前不惭愧，你都要立志、勤学。天上没有馅饼会自己掉下来，无论你是王侯将相还是一介黎庶，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机遇永远只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

在时代的洪流中，哪怕默默地做一滴水，也要足够饱满、执着、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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