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 | 从优贡生到铁桶将军
清道光四年，也就是1824年，8月20日，曾国荃出生在湘乡荷塘都，也就是今天的双峰荷叶镇，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靠着祖父星冈公（注：曾玉屏，曾国荃祖父，号星冈）多年的积累，父亲竹亭公（注：曾麟书，曾国荃之父，字竹亭）多年的舌耕，他办私塾、当老师。虽然这个家庭人口众多，谈不上很富裕，但日子还是可以衣食无忧地过下去，家中的男孩都能有书读。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已经是非常难得的好家庭。
曾国荃出生时，已经有了三个哥哥、三个姐姐。长兄就是曾国藩，比他足足大了13岁；第二个哥哥曾国潢，比他大4岁——在这个家族里面，曾国潢排行第四，所以曾国潢通常被称之为曾四；第三个哥哥叫曾国华，比他（曾国荃）大2岁，这位老兄在家族排行第六，通常称为六爷。曾国荃5岁的时候，他的弟弟曾国葆出生了。
曾国荃在家里排行第九，通常称为老九，他后来带兵了，在军中称为“九帅”。我有年到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我做一个讲座，来了很多湖南的老兵，他们也称曾国荃叫做“九宫保”（注：曾国荃晚年加“太子太保”衔，按惯例称“宫保”）。
曾国荃在五岁的时候发蒙了，就是他父亲办的这个私塾叫“力荐斋”。当时社会上有这个习惯，盛行对对子（对联），以对对子考验这个孩子的学问情况和应对能力，看孩子敏不敏捷、聪不聪明。有人就以“小人有母”四个字来出联语，很多孩子答不出来，曾国荃就回答“帝乙归妹”，“小人有母”出自于《左传》，“帝乙归妹”出自于《易经》。可见当时的曾国荃对《左传》和《易经》已经有了解，对得很工整，在当时认为是有读书的天赋。
曾国荃不到17岁的时候随父亲去了北京，此时曾国藩已经在翰林院任从七品，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副处级，翰林院的检讨，相当于我们今天中央最高的文史机构的主任科员。曾国荃希望在大哥的指引下，一心一意去读书、求学，他自己期盼，家里也期盼他能像哥哥一样通过科举出人头地。当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离开北京回湖南的时候，老九被留下了。
当时曾国藩在翰林院，这是比较空闲的职务，一般不要去上班，有事了才到翰林院去，平时大部分的时间就在家里读书、做学问，写诗，以备皇帝的不时之需。所以曾国藩有很多时间待在家里。当时曾国藩在他的一批好朋友的帮助下，进行很严格、很系统地修身自律。他自己对各个方面都有要求，他对教育弟弟这件事同样也很严格。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曾国藩留下的早期日记，很清楚地看到当年大哥是怎么严格督促这个弟弟读书的。在那个时代，本有“长兄当父”的观念，何况这个长兄比弟弟大了13岁。于是曾国藩饱含着以教弟弟来回报父母之恩的心，把这点写在了他的书信和日记里。这是一种很好的情感，可惜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没有这样一个理解，哥哥为什么对弟弟好？除非是手足血脉，还有他的孝心在里面——我父亲当年这么教育我，我有这个责任教弟弟，来回报父亲当年对我的栽培，报答父亲当年教育我的恩德。曾国藩当时就有这种心情，满腔热情的指点老九读书。我们翻开曾国藩日记，几乎每天都有大哥为九弟改文章、改日记的记载。
有一篇日记至今让我们读起来还很动容。一天晚上，曾国藩从外面回来，到弟弟的房间。九弟就后悔了，以前在家里没有好好读书，做大哥的就担心，弟弟过去荒废了，我这个做大哥的这个时候再不好好教育他，会耽误一辈子。尽管我身体不好，我有很多事情，宁愿放弃自己用功的时间也要好好指导九弟。做大哥的这点尽心尽力，当然做弟弟的并不完全了解。
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起，老九就开始不认真读书，不想读书，天天吵着要回湖南老家。大哥就问他是什么原因，他也不讲。更令大哥感到难堪的是从9月份开始，老九就不跟哥哥嫂子侄儿一起吃饭。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夹点菜到自己房间吃饭。大哥既感觉到不舒服，也很不理解，就总是问九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吃饭？老九总是不做声。大哥就跟老九说，你不要这样，我们是亲兄弟，你对大哥有什么意见就要讲出来，不要闷在心里面，哪怕是跟我争吵也不要紧。你如果觉得不能直接跟哥哥讲，写信到家里跟父母讲，让父母写信来批评我。总之你不能这样。但是老九就是不说，事事放在心里面。做大哥的没办法，每天陪着弟弟读书，也不跟太太、儿子一起吃饭，每天吃饭的时候就陪着弟弟。
老九的性格倔强，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他始终没有讲，后来回家了也没有讲，现在我们也解开不了这个谜。我估计他肯定不是对大哥有意见，也不是对侄儿有意见，当时他的侄儿还很小，还不过是一两岁，显然可能是对大嫂有意见。小叔子在家里待久了，大嫂有点烦了，对他会有点冷淡，导致他一直不做声。倔强的老九，我们从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
到了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大哥进三十岁生日时。这一天，老九突然一改过去，换上整齐的衣服，为大哥庆祝生日。从那天开始，老九跟哥哥嫂嫂一起吃饭，也不说明原因，一家人又恢复和谐的氛围。转年初夏，老九在北京大病一场，病好以后回湖南的心更加强烈。7月中旬趁着湖南同乡探亲的机会，跟他一起离开北京回了湖南，结束了一年八个月的京师岁月。尽管想家，但是总的来说曾国荃在北京的表现还是很好的。我们可以从曾国藩给祖父母、父母的家信中看出，大哥称赞九弟领悟力强，尤其是字写得非常好。有些人认为他的字比大哥的字还要写得好，尤其是他的楷书。我们看到现在流传下来的曾国荃的字，楷书尤其是写得好，《近代书法名家字典》也特别把老九的字收录进去了，他也可以算得上近代的一个书法家。
在北京期间，老九品行绝对没有不良习气，对哥哥嫂嫂也很有礼貌。善于看人的曾国藩，由此看出了九弟的潜在能力。他曾经用诗对三个弟弟分别做出了鉴定：“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是曾国潢，很平庸；午君是曾国华，很有才华；真正能做大事的只有曾国荃，用马家五兄弟的典故（注：三国时马氏五兄弟，马良最出色，时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大哥的这番预判都一一兑现。常言说“知弟莫若兄”，其实世上很多做哥哥的都不能深切地了解弟弟，像曾国藩这样对他的三个弟弟，在他们的青年时代，为他们后来的这一生能做出如此精准评估的并不多见。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潢的思维和行事都一般，正因为曾国潢比较平庸，他后来就在家里守家、管家。曾国华很聪明，但是不无轻浮，能做很大的事，有时候也很荒唐，最终没有成正果。
在后来的岁月里，曾国藩常常怀念九弟在京师求学的情景，他很多诗里面都写了弟弟当年读书的事。可以说这一年零八个月老九的学问有了很大长进，往来大哥家的时代精英必然会开拓他的胸襟与见识，老九一生的学问、事业及基础是奠定于这个时期。这段岁月也长久留在老九的心间，他说“我方十六游京国，海上扬尘正沸腾”，就写他16岁到北京的事情，把对大哥的教诲之恩、怀抱感激之情写了很多。
十年后两兄弟再次见面是在母亲的葬礼上。曾国荃果然不辜负大哥对他的期望，回家后与哥哥国华一道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今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他遵从大哥的指点，不沉迷于科举考试之中，兄弟俩又拜罗泽南为师。曾国藩对几个弟弟说，说你到了这个年纪，不要一心一意沉沦在八股文中，要走出来。甚至曾国藩还说出这样的话，“科举害人匪浅”，一个靠科举出人头地的人没有深刻的认识，是不会这么说的。这说明曾国藩的确有高过一般人的识见，而且他把这个识见告诉弟弟，意思是：你们当然要努力考科举，但是绝对不要沉迷于此，要趁着年轻把真正的好东西学习到手。24岁那年，曾国荃考中秀才，32岁的时候又考中优贡生，成为曾国藩4个弟弟中功名最好的一个。
对曾国荃来说，咸丰六年是转折点。这一年春天，他来到长沙，准备参加朝廷的一个考试。曾国荃有优贡生的资历。大家知道咸丰二年，太平军已经到了湖南，当时太平军的势力已经很大了。道阻，曾国荃没办法到北京去，于是他就在长沙捐了一个“同知”的官衔，为正五品衔，是花钱买来的空头官位，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副厅级，没有什么实权，但中国人喜欢有个这样的事能够高兴高兴，当然也为今后的晋升准备一个基础。
这个时候曾国藩率领湘军打仗，极为不顺，正处在屡战屡败的最艰难时期。曾氏兄弟的父亲很有头脑，他对老六曾国华说，你的哥哥现在很困难，国家也很为难，几个兄弟要上去，既帮哥哥，也帮国家。曾国华没兵，就从湖北巡抚胡林翼那里率兵，两千人。曾国华的人马成军没多久，但作战很好，曾国华既为自己博取了功名，又帮助了大哥。“午君奇”就“奇”在这个地方，曾国华读书吊儿郎当，一旦带兵很好，而且运气也很好，于公于私斗争了大面子，这也给了曾国荃很大的激励。
恰好这个时候朝廷委派黄冕为江西吉安知府。黄冕也是长沙人，但是他这个知府是个空头知府，当时吉安还在太平军手里，黄冕就请曾国荃来帮忙。本来曾国荃就心痒痒，看到六哥曾国华出马这么顺，他就马上答应，两人一拍即合，就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带领下，率领三千人的军队，他把这支军队取名“吉”字营，这个“吉”字营从此给曾老九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吉”。曾国荃只是个书生，虽说这是他首次做军队的统领，但是他的军事生涯早在4年前就开始了。那是咸丰二年，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大臣，就把两个弟弟带出来了，老九和最小的弟弟曾国葆。老九在大哥的营里面做军事高参，史料还记载老九前前后后给哥哥出过32条计策，其中31条都被大哥采纳，很管用，大哥的事情办得不顺畅，一直做到咸丰四年正月份。
这一年多的军事幕僚经历，让曾国荃从一开始带兵起，便对打仗从军不陌生。他的运气非常好，十月六日进入江西，十一月便收复安福县，屡败太平军。这个时候，他的老父亲在家中去世，三兄弟立即奔丧，在家里守了三个月。老九重回战场，以后陆续的收复峡江、吉水、太和、龙泉、万安等县城，咸丰八年8月份就攻下了吉安府。这个时候曾国荃得到了以知府尽先选用、并加道员衔的赏赐。
攻下吉安以后，曾国荃回家住了半年，咸丰九年4月重返江西，奉大哥的将令，接连收复了景德镇、浮梁，收回安徽。曾国荃收回其中最重的一副担子——围攻安庆。安庆守将刘仓林、叶芸来都是极其忠诚、骁勇善战的太平军战士。曾国荃的战略是先扫清各方堡垒，挖很深的壕沟，把安庆围起来，在里面埋炸药，把城墙炸掉，这就是曾国荃的战略。
太平军肯定要死守安庆，他们一面抗敌，一面围魏救赵，想把曾国荃的兵力吸引过去。
咸丰十年十一月，陈玉成、李秀成率二十万攻打祁门、湖口等地。祁门正是曾国藩所在的湘军大本营，曾国藩面临他一生最艰难的时刻，身边只有两千老弱残兵，命悬一线。当时曾国藩没有办法，一把宝剑常年放在枕头低下，随时做好自杀的准备。即使在这样危及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安庆围军应该撤离，要保大本营，保湘军的有生力量。但是曾国荃毫不动摇，苦战突围，而且他设计招降了太平军的程学启，利用程学启分化了太平军，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血战，打下了安庆。当时就被赏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也就是封为布政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副书记、省长的级别，实际职务是按察使，也就是三把手。
曾国荃打仗遵从的就是湘军的一贯作风，叫做“扎硬寨、打死仗”。曾国藩有个很不简单的秘书赵烈文，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很好的研究近代历史、尤其是研究太平军和湘军的很宝贵的日记：《能静居日记》。在这个日记里，他记录了当时实地考察的安庆前线，他把安庆前线跟江南大本营相比——太平军攻下南京以后，朝廷设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也就是绿林军，想让湘军在前面当炮灰，大营里的朝廷军队则趁着这个机会冲进南京，攻到南京。湖南人湘军卖命，功劳是朝廷的，这是朝廷的如意算盘。江南大营就是朝廷的正规军。赵烈文比较了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和江北、江南大营在当年的不同表现，做了很形象的描述，有点像说现在的国企和民企。他说有几个很大的不同：
一、统帅大营不同。朝廷的部队，统帅离壕沟有十多里，统帅呆那里很舒服；而曾国荃率领吉字营就在壕沟边上，是很危险的地方。
二、壕沟的深度和围墙的高度也完全不同。朝廷的营挖得有深有浅，围墙又矮又薄；曾国荃的吉字营的城墙又高又深，即便想穿越这个壕沟，掉到这个沟里面去也是一死，里面放了竹签子，可以把你活活扎死。
三、壕内的防备也不同。江南大营的没有防备；吉字营大壕沟里有小壕沟，同样插满竹签。
四、接待来客不同。江南大营是好酒好肉招待；吉字营需要临时去买，人家不好意思就走了。曾国荃说你在我这吃饭，但是没有菜，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那人不好意思在这里吃了。
五、江南大营是朝廷驻地，官员连他的卫兵都穿得漂漂亮亮；吉字营从曾国荃本人到底下的官兵跟种田人没有两样。这就看出两支部队的不同。
因为围攻安庆的蛮劲，曾国荃被人称为“曾铁桶”，一只鸟都飞不出去，插翅难逃。从此“铁桶将军”威镇海内。同治元年正月，曾国荃被封为浙江的按察使，就是浙江的三把手；仅仅过了一个月，又晋升为江苏布政使；元月份奉命为浙江三把手，二月份就被封为浙江二把手。这个时候从他建营不到六年，虚岁是三十九岁。布政使为从二品的地方大员，清代的地方一把手巡抚和二把手布政使都是从二品，官阶是平的，巡抚不能拿二把手当部下，他们同时向中央负责。这是清代的一个地方惯例的制度设计。
对千千万万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来说，做到封疆大吏那是一辈子的梦想，这一辈子做到从二品，是三代积的恩德，曾国荃只用了六年时间便奇迹般的把这个梦给圆了。曾老九用他的经历清晰地回答了一个历史大问题，那就是咸丰同治年间，为什么湖南会有那么多的书生走出书斋，会有那么多农民放下锄头义无反顾地奔向湘军军营。这个问题是个历史大问题，为什么湖南一下子出了那么多的人才？这是因为一个社会需要让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当时政府的制度设置，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太少了，压抑了绝大多数有抱负、有才干的知识分子；而贫困艰难的生存环境，又使得绝大多数血气方刚的农民失望，唯有湘军军营为他们提供了出人头地、发家致富的平台。曾国荃的经历非常清楚地回答了这一点。所以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必须要广开门路，让人才脱颖而出；这个制度如果是这也堵那也堵，使人才压抑，最后将累积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同治四年，曾国荃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进军南京——要以他不到两万的兵力攻下天京城。南京的城池又高又厚，周长九十华里，确实雄伟壮观，规模是全世界第一。曾国荃只有两万人不到，要把南京城围住，没有人会认为老九成功，连他的哥哥，最欣赏他、最支持他，帮助他成大功的大哥曾国藩也不抱信心。曾国藩一再劝老九要慎重、要缓和，不要那么急，老九是怎么回答大哥的？他说，凡是来投奔我的人，都以打南京为自己的最大目标，现在如不乘胜兵临南京城下，士气会逐渐削弱；我动兵南京，则可以把太平军的兵力全部吸引过来，就是要把太平军的老巢给端掉，平定天下在此一举。
曾老九向世人宣告他要立战胜太平天国的第一功。但是南京绝不是轻易可以打下的，最主要的是曾老九的人马太少。尽管后来不断增加人员，吉字营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五万人，对于南京这座有着全世界最长城墙的六朝古都，以五万人来包围它是不足一提。老九不管这些讥笑，把兵力集中在南京城下，太平军在南京城里的兵力并不多，曾国荃所要对付的主要是来自江浙一带的太平军救援部队。最残酷的时候发生在同治元年闰八月到九月之间，忠王李秀成率兵三十万，东起方山，西到板桥，试图吞掉曾国荃队伍，曾国藩寝食难安。老九身先士卒，在前线亲自指挥，炮子打中他的左脸，鲜血淋漓，他依然立在前线，最高统领这样，哪一个敢后退，就这样历时半个月，李秀成终于停止了进攻。
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九月初，侍王李世贤，也就是李秀成堂弟又从浙江调兵来帮助李秀成，两支军队号称八十万，再次将吉字营团团包围。太平军前锋离湘军营房不过六十米，太平军、湘军天天激战，枪炮声昼夜不息，最后吉字营把太平军逼到撤军。
这场战争一共打了四十六天，太平军死了五万多人，吉字营也死了五千多。湘军从建军以来从没有历时这么久的战争，郭嵩焘称之为“集古今之恶战”，他说没有一场战能够超过这场恶战，经过这场恶战，吉字营在天京城外站稳了脚跟。
这个时候曾老九遇到另外一场大灾难，因为死人太多，天气太热，瘟疫爆发了，这场瘟疫究竟有多么可怕？曾国藩在一篇文章里对这场瘟疫有很形象的记载。当时兄弟、父子同在一个军营里，早上还看到是笑着的，晚上就死了。军营的十个帐篷里，有5个帐篷不经常起火，没有人吃饭，如果一个人突然得了病死掉，几个人跟他送葬，比如六个人给他送葬，回来的时候就只有3个人了。附近的药全部买光了，甚至去湖北、安徽买药，所有医生面对这场瘟疫束手无策，远高于我们前些年的“非典”。那个时候是战争年代，没有办法对付，老九最小的弟弟，吉字营的副统领曾国葆没有逃脱这场劫难，死在军营，儿女也没有，后来是兄弟们一个过继一个儿子，一个过继一个女儿，让曾国葆香火延续。
老九除了打仗和天灾以外，还要应对与朝廷的指责。天京城久围不下，于是流言四起，大多是指责老九贪功，也有不少指责曾国藩有私心，要把天下第一功归功于曾家，他为什么支持他的弟弟打南京，就是要把第一功归功于曾家。这些人提出要把李鸿章的部队派过来，要调李鸿章的淮军打南京。
曾国藩就劝老九不要独自攻打南京，那个时候写了很多信给老九，说你不要这么弄了，现在大家的意见很大，今后史书上就写打下南京的是曾国荃和李鸿章一起打下的，这也很好，都有美名，你何必要独占？他也怕自己的弟弟扛不住，最后功亏一篑，还不如叫李鸿章早点过来。李鸿章早就眼巴巴的等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摩拳擦掌，准备派他的淮军来打南京，但是老九坚决不同意。
我们现在看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有很生动的记载：老九拿着他哥哥的信，跟他的将领们念，现在有人要来跟我们抢功了，那些将领就跟老九说，如果李鸿章敢来跟我们抢功，我们不打了，我们全部在南京城外跟李老二打一场，谁打赢了谁来打南京。这比很多正史记载得要生动得多。吉字营的将领们说，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李老二这么轻轻松松的来抢我们的功，我们先打一仗，把你打退以后，再来打南京。李鸿章吓坏了，“铁桶将军”惹不得，赶紧向朝廷上奏说不去了，朝廷问他怎么不去？他说天气太热，大炮打不了。
曾国藩早做了准备，跟老九说，李鸿章如果来，我也到南京去，今后如果打下南京，我们曾家有两个人，我是统帅，三份功劳，两份是我们曾家的；如果李鸿章不来，我也不去，他不能跟弟弟争功，功劳就归老九一个人。
曾国荃就靠这样的一己之力，用当年打安庆的老办法，挖地道、轰城墙，同治三年炸开了太平门的缺口，吉字营就这样冲进了南京城。在天王府还没有拿下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有一个类似于紫禁城，内城有个天王府。曾国荃便倚马草奏，向朝廷报捷，以日行800里的超速向朝廷报功，日行800里是什么概念？日行400里就是快递，他向安庆城的哥哥报喜，日行400里，向朝廷日行800里，600里就是超常，不是通常意义的快递，这个急件派专人、专马送，每到一个地方就换人换马，人也受不了，人会累死，马也会累死，不到一站会累死一匹马。可见曾国荃有多么高兴，迫不及待向朝廷报喜。我们看到一个多么生动的曾国荃在眼前，跟他的哥哥有多么不同。
但是立下首功之后的曾国荃，在日后的日子里，心情却很不好，情绪不佳又引起旧病复发，而且郁郁不乐，脾气烦燥，这是为什么？我们都想不到，如果不是史料摆在我们面前，谁都不会想到打下南京以后的曾老九处在那样的困境之中。
首先是有人借助幼天王洪天贵福出逃一事，指责他捷报中的事实不符。16岁的幼天王，自己逃出去，被发现了，有人借着这个大做文章；朝廷还有人指责吉字营抢劫南京的金银财宝，为了掩盖这一点，最后干脆一把火把南京城烧掉。朝廷给曾国藩的圣旨里，说如果你再这样骄横，朝廷对你是不是客气就很难说了。这是明摆着的两点，老九心里不愉快。
还有一点是实实在在的，老九又不好挑理的，我们现在在文字上找不到确切的信息，但是我有很充足的把握跟大家讲，老九之所以最后打下南京郁郁不乐，是因为朝廷封赏不公。这是老九的一块心病。东南战场上，加上后来的左宗棠，一共封了四个一等伯。李鸿章的主要功劳是拿下了江苏省的省会苏州，所以李鸿章封一等伯；左宗棠的主要功劳是拿下了浙江省会杭州，所以左宗棠也被封为一等伯；但是老九不单拿下南京，还拿下安庆，应该和李鸿章的是一样。尤其令他不舒服的是武汉也不是官文打下的，是被胡林翼打下的，朝廷是在矮化曾国荃。曾国藩封一等侯，曾国荃应该封二等候，老九绝对是没有意见的，但是老九不好说。朝廷收缴金银财宝一事，激起了吉字营从上到下的公愤。
据多种野史记载，吉字营的高级将领曾联合一道，想让曾国藩带头起兵反清。曾国藩于是把老九叫过来，一句话不讲，拿来纸和笔写了一副对联，就是有名的“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我自知”。曾国藩不好做声，老九就跟他们讲，你们谁也不能把这个事说出去，你们如果谁说出去了，担心九帅我割了你们的脑袋。
种种迹象表明，大胜之后的南京城，唯有曾国荃解甲归田，朝廷顺水推舟。那时曾国荃已是浙江省一把手，回家养病，离打下南京仅仅三个月，曾国藩亲自送弟弟到采石矶，命儿子代他送叔父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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