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 群体对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摘录：资本主义建构起来的这套现代模式，把一个由血缘、习俗、风俗组织起来的前现代社会按照可计算、理性化的功效标准从新组织起来了。

群体对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古今以来的两次大脱嵌

根据刘擎老师在友朋会的分享，摘录整理

文章共3498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自然科学兴盛以前，整个人类像戒指上的宝石一样镶嵌在自然世界中，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天人合一。古希腊人所说的“宇宙”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整个自然界，它所表述的是包括天、人一体的整体和谐秩序。我们常把大自然比作母亲，想象人类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这时人与自然是一种尊序共生关系，与其他万物一样共同遵循自然秩序或者自然法。

古人为什么不焦虑？

古代人为什么没有焦虑呢？因为他们有很多约束，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没有感到这是对他们的强烈的外在的压力，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约束是天经地义的，是天命，所以古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认命，认命了就不焦虑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一切问题看成是重力问题，是一个初始的无可改变的给定限制，古代人把那些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看成和物理世界的重力一样是给定的不可改变的现象。但是现代人发现那些所谓的自然法则其实是人造之物，是可以改变的，这就在认知上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认命到我命由我不由天。所以古代人在一个作坊里当个小学徒，得有师徒之道，师傅骂你两句，打你两下，你一气之下就不干了，要换个作坊，那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而且你自己也觉得不能这么做，所以不会像今天职场上那样，不满意公司或者不满意老板就索性换个工作。而是得好好想想，怎么样哄哄师傅，让他不要生气。以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就事论事，是努力让个体匹配这个群体，而现在是个体在寻找适合的群体，或者多个有共性的个体创造新的群体。再比如夫妻之间出现问题了，妻子可以有抱怨，但不会想到可以结束这段婚姻，再去开启另一段新的生活。因为这些都是像地球重力一样不可改变的，他们有烦恼，但没有焦虑。所以这有一个双重的嵌入，我们是绑定在一个自然秩序之中的。

自然母亲变成了自然资源

而到了近代，特别是自然科学蓬勃发展以来，人们变得愈发焦虑。西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大脱嵌。它导致了两个转换，一个叫做人类中心主义转换，另一个叫做个体主义转换。大脱嵌的产生，离不开西方从16世纪以来四五百年间的巨大变革，从宗教、认知、到技术等等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时间有限，我们没法展开细说。但举个大家比较能理解的例子，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的40年经历也是一个大脱嵌，从集体的计划经济单位制里脱嵌出来，进入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所以也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走过了西方两三百年的历程，我们这一代人特别能感觉到时代的进步节奏。

回到刚才的话题，两个大脱嵌的发生没有先后，也不存在因果联系。首先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呢？因为在古希腊有中国所没有的理性主义传统，当然理性主义只存在于非常少的知识精英也就是哲学家当中，从苏格拉底到毕达哥拉斯，他们都要追根问底，海德格尔把这种问称为“异乎寻常的问，异乎寻常的思”。这些问和思没有什么直接的现实的作用，他们的这种问其实就是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是哲学研究的范围。哪怕到了牛顿时代，科学仍然被称为自然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现代科学把自然作为对象看待，这是个非常厉害的转变，也是蛮神秘的理论。好比一个孩子，天天缠着妈妈，依偎在妈妈怀里，突然有一天，孩子长成了少年，站在妈妈的对面说：妈妈，我要观察你。这时候至少在表面上看，孩子已经不是孩子了，是个和母亲平等的人。培根曾经说过：我们要把大自然放在刑具上拷问，逼他说出真相。这当然是一个隐喻，但表现出来的就变了，大自然由妈妈变成了设计精巧的机械，有着复杂神秘的规律。当我们慢慢掌握了一些规律后，发现很多原来没法解释的东西能够解释了，甚至有了这些规律，我们制造出许多超乎人类本身的工业产品，从而赋予人类自身更多的能力。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人终于站到了自然母亲的对立面，剪断了人和大自然的精神脐带，从此把大自然看成了客体或者对象，而人类成为了主体，有了主体性。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只是人类的一种极端自负，用韦伯的话说，叫做世界的祛魅。这是第一重脱嵌。

现代的个人主义转向

第二类叫做个人主义转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理解，虽然人在物理层面上是独立的个人，并不是连体婴儿，但我们的自我理解是通过各种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比如我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我是谁谁谁的哥哥，我是谁的邻居，是谁的好哥们等等，总之是通过一大群关系塑造出来的自我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从生下来就在群体当中。

基于群体本位或者关系本位的自我理解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有机共同体，一般来说，当我们身处前现代的乡村，每个人从出生、成长、生活到死去都是在这个乡村里，这个乡村里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有机共同体，我们与这个共同体的关系就像是一种生命的共存。所以我们常说家乡人都是血肉相连，是离不开的，而且所有的理念、欲望都与这个共同体有关系，也包括其中所隐含的伦理规范。比如在过去，当丈夫去世后，妻子得守寡，做的好会有好名声，甚至获得牌坊，成为守妇道的楷模；相反，如果做的不好，自身会有自卑感，会遭到别人的鄙视，被扫入这个村庄的边缘。虽然从现代的角度看，这是对妇女的束缚，但在当时没法改变，人们绝不会想象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因为这就是生活的整个世界。因此当时的人们不太能够从个人角度出发来理解这个社会，但这个东西（从个人角度理解社会）怎么就会摇身一变，成为现代社会非常普遍的自我理解了呢？其中的原因与西方宗教改革有很大的联系。因为教会的腐败，马丁·路德等人发起的宗教改革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信仰上帝的方式，不再通过教会，自己就可以直接与上帝产生沟通，用自己的方式开展宗教活动就能证明上帝选民的身份，而且选民之间是平等的。这样一来，人们被从过去教区的陈规戒律中解放出来，把更大的精力和智慧用在了发展生产上，因为新教徒们相信，只有受到上帝眷顾的选民，才能通过努力获得现世的成就。当然，我认为宗教改革带给我们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个人本位的前提，而助其落实到实践层面是近代诞生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流动，一发生流动，事情就变的复杂了，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集合，而是变成了相互影响、渗透的复杂综合体。你会发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部落，女士的丈夫去世后根本不用守寡，她甚至还可以再找一个丈夫，那个社会没有反对的声音，更没有崩塌。所以当你不曾意识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就会认为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当你看到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时，就会把本地生活相对化了，它不是绝对的，不是不可改变的，更不是地球重力之类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个现象叫做“走出洞穴”，大家都知道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理论——其中一个囚徒走出洞穴后看到了太阳，看到了真理。这在哲学界一直有争论，持反启蒙观点的人认为，怎么能确定你看到的是太阳和真理呢？怎么能断定这不是一个大的日光灯？只不过进入了第二个洞穴罢了。但我认为，所谓启蒙，并不一定是走出洞穴看到了最终的真理，哪怕是进入了第二个洞穴，但只要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洞穴，我们就知道了自己的洞穴性，走出洞穴的意思是把自己的生活相对化，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必然的，不可改变的世界。

人开始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流动，比如富士康要造一个工厂，只会在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建厂的地点，招聘工人同样按照公司所需择优录取，并不会考虑应聘人的出身、籍贯等等这些风俗因素。所以你会发现，资本主义建构起来的这套现代模式，把一个由血缘、习俗、风俗组织起来的前现代社会按照可计算、理性化的功效标准从新组织起来了。完全打乱了前现代社会自然演化的脉络，也打破了群体本位赖以存在的有机共同体。然后才出现了故乡这个词——一个回不去的想象归属。

经过这种流动，你会发现人仍然是生活在和他人的关系中，但古今的区别在于，我们以前生活的共同体没得选，是给定的；而现在的共同体叫自愿性共同体，也就是说，人永远不是独立的存在，孤独的生活，随时可以有选择的进入社群。比如微信群，来去自如，每个人总能找到几个相契合的群体。再往后，发现群体和个人是血肉相连的这句话已经不成立了。在传统的有机共同体里，要离开是相当痛的；但现在的自愿共同体中，虽然离开难免痛苦，但确实是分的开的。

更重要的是，法律制度是个人本位制度。无论定合同、买房子，甚至夫妻买房子还得着重看个人的分成比。所有的法律责任是由个人承担的，父债子还这件事在法律上已经不成立了。因为法律是一个制度，但一个制度实行的长了，就会变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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