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书目|信与不信之间：太史公及其《史记》
有这么一部卓越的史学典籍，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奠定了传统史学的独立基础，稳稳地坐上了二十余部正史的头把交椅。那么，这肯定以及绝对就是《史记》。《史记》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虽说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稀世珍宝无数，但那些物件儿却远赶不上这部书更值得为后世传颂，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文化财富。自打《史记》著成，通邑大都，流传于世后，人气指数就一路飙升，获得了各种殊荣和赞誉，至近代鲁迅先生更是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不仅肯定了《史记》的史学功绩，还搬出了《离骚》来进行衬托，强调《史记》是一部经典史著的同时，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
可这就有些奇怪了，作为群史之首，这么正儿八经的正史，从头到尾记录得都是历史上的那些事儿，怎么能跟文学勾搭在一块，难道《史记》成了小说演义？这就不得不说说《史记》的编撰者司马迁。
凭借《史记》，司马迁一举成名，迅速走红，而且这一火就持续了上千年。的确，司马迁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然而天纵英才者，往往要比普通人承受更多的挫折，经历更多的人生磨难。关于司马迁的多舛人生以及可歌可泣的生平事迹早成了课堂作文的素材，莘莘学子能背得滚瓜烂熟，不必再做科普。司马迁当时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不过他这个公务员不是考上的，而是世袭了老爹司马谈之职。可司马谈既不是皇亲国戚也没有拜将封侯，但那个年代太史令这样的小官儿同样可以世袭，原因便在于工作的特殊性。作为史官，不仅要负责掌管皇家籍册、档案资料，更重要的是编修史书。为了保持历史记叙的绵亘不绝，便允许太史令一职代代世袭，这有利于修史工作的延续不断。
作为太史令，司马迁的本职工作就是编史。但是，司马迁的才分太高了，文史不分家这话充分体现在了他的身上。在身为史家的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其文采飞扬，辞藻华美，可跻身当时顶尖作家行列。如此，司马迁便不可避免地将文学才华运用到了编撰《史记》的过程中，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主观意愿也有意无意地投注到笔下那些历史人物里。所以，整部《史记》文字优美，叙事曲折离奇，人物生动活泼，感情充沛，读起来津津有味，完全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便解释了鲁迅将《史记》同《离骚》比肩，同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原由。
于是，令人纠结的事儿便出现了。
作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秉笔直书、书法不隐是不变的修史准绳，这是每个史家必须坚守的实录精神。而《史记》偏偏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如《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司马迁便将自己的身世遭遇体现在了李广身上，好像他哥俩是同为沦落人一样，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同情之心。人的主观感受很有局限性，也不断在变化，而且也可能被受到蒙蔽，修史者带有这样的个人情感，不经意间就杂糅在了修史的过程中，一旦不加节制，必然会影响到历史记述的客观性。
再有，许多历史事件，司马迁并未亲身参与，却能编出精彩的故事来。如著名的鸿门宴，人物和情节安排地严丝合缝，整个故事扣人心弦。这事儿发生时西汉尚未创立，有理由相信其中的某些细节一定经过了司马迁的妙笔创作，简直是像极了一篇惟妙惟肖的精短小说。再比如，《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中虎符救赵这一段，隐士侯赢同信陵君二人藏于密室之谈话司马迁是从何得知的，如果仅据修史时之材料竟能将人物间的窃窃私语表述地如此生动？所以，人们读《史记》的时候，往往沉浸在这些故事情节中，却很少去怀疑这些史事所述的真实性。
更需注意的是《史记》里关于时间、数字的记载，很令人挠头。司马迁为了保持文字叙述上的一致和工整，在追溯过去之事时，文中开头惯用“初”表示。如《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初，宋义所遇齐使者”，一个初字，有时要往前推几年，甚至更久远。大概司马迁博闻强记，知道每个具体的“初”是指什么时候。但如果为了追求文辞的统一而省略具体的年代，无疑会给史事的准确性造成相当的影响。数据方面的记载，如《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载“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在涉及此类时，尤其不要轻易相信。实际上，这些数字都是文学性用语习惯的表述方式，大致相当于的意思，绝不会是实指。
可见，作为一部史书，尤其还是一部正史，由于司马迁自身的原因使得《史记》充斥着文学化的成分和色彩，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史实的情况，带来了不少遗憾。
今人了解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传世文献方面主要还是由《史记》来提供，但在阅读和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史料进行细致地考辨。除了上文所述外，尚有两点需要注意的情况，仅略作说明。
其一，出土文献的发掘问世，主要是简帛、石刻等形式的文献对《史记》文本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如出土古本《竹书纪年》对《史记》战国时期纪年的厘定修正，新近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书《赵正书》对《史记》所记秦二世系篡位说相关史事的挑战。依据这些出土文献，为我们进行《史记》的研究以及史料的运用提供了可资比较的“二重”材料，有助于考察《史记》文本的史事记述，定谳一些历来争讼不绝的问题。
其二，当下学界流行谈论的“历史书写”问题，何德章先生曾指出“给人以不谈历史书写便不得预流的感觉”（《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所谓历史书写，即史料批判研究，通过考察史家所著之史呈现出的面目之背后动因，对史书及其史料形成过程进行系统认知，以期完成某一文本对象的解构和重建。具体反映到《史记》，即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司马迁出于某些不可告人之目的，采摭了一些并不可靠的材料，甚至有意扭曲史实，从而对《史记》的信史性质提出质疑。对此，笔者并不在本文详细展开。但历史书写作为一种史学发展新时期的史料研究方式或者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对于传世文献的书写背景、形成过程有了更深层次、立体化的理解，这无疑在突破现有文献的史料限制和反思旧有学说的理论方面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从结果的表现上来看，运用历史书写近些年来在中古史领域的确涌现出了不少水准颇高的论著。同时，存在的不足之处也应直言不讳，作为一种史料批判研究的方法，并不是去质疑和否定一切传世文献，而是通过对史书所述史事的去伪存真，使得史料更加接近于历史事实，这才是最终之目的。如果说，历史书写擅长对史书进行所谓的全面解构，那么这种解构容易，难于解构之后的文本重建，然以当前的情势而言，后者所做的工作成效远不如前者乐观。
太史公及其所著之《史记》，信与不信，仅在一念之间。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信与否的本身，因为无论信或不信，《史记》都是一部必须依赖的、不可替代的经典传世文献。
附：主要参考书目
《史记》点校本，中华书局，1972年。
《汉书》点校本，中华书局，1975年。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
《二十五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中华书局，1982年。
《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
《史记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
《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上下），中华书局，2012年。
程金造编：《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华书局，1998年。
贺次君：《史记书录》，中华书局，2019年。
袁传璋：《宋人著作五种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中华书局，2016年。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佚存》，2019年，中华书局。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瞿林东主编，施丁、廉敏分册主编：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史记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商务印书馆，2015年。
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金建德：《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
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袁传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袁传璋：《袁传璋史记研究论丛》，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丁德科、马雅琴：《两千年史记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
辛德勇：《史记新本校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17年。
王华宝：《<史记>金陵书局本与点校本校勘研究》，凤凰出版社，2019年。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杨海峥：《日本<史记>研究论稿》，中华书局，2017年。
佐藤武敏：《司马迁の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
藤田胜久：《史记秦汉史の研究》，汲古书院，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