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05期）荐·读 | 杨志玖先生和他那代史学家
中古史·编者按：
作为社会学意义的人，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环境而独立存在。同样，学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学者。某一时代，每一位学者的学术人生，共同构建起一个带有该时代标识的学术群体雕像。于是，学术史诞生了。学术史的发展，探其本源，在于时代的不断变化，从而影响甚至决定了处在此种变化中的学者之学术思想和学术轨迹。故，非先明了学者所处之时代背景，并思想所受之影响状况，而妄图评骘其著述学说，则难免流之于表象，失之于偏颇。治学术史，要务在于洞察时代变迁，但某一时代之变迁，本身亦即形成了历史中的一个阶段。然欲考察该段历史，自然又离不开学者的学术研究，而此研究必然受制于时代。那么，既连续又循环的现象，实为学术史与生俱来之属性。
时代的剧变给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影响往往是后之学人所难以想像的。不仅个人的政治命运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且学者的治学道路也会因此而改变。传统会在这时候发生断裂，而历史却在断裂中蜿蜒向前。从学人的角度看，学术史也可以看成是学者命运改变的历史。而这种改变有的时候明显可见，有的时候却是浑然不觉的。
近百年来发生的时代剧变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初年，第二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际，第三次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即所谓新时期。经历了这样三次剧变的人都是民国初年出生，抗战时期求学，解放前后建功立业，“文化大革命”后焕发出学术的第二春，而在世纪之交都是年届耄耋的老人。他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坛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个时期的史学，不能不关注他们。
晚清时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影响的逐渐扩大，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学术文化（即所谓“国学”）受到西方的冲击之大，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被新的学术体系所取代。民国初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童蒙时代就已经不读四书五经，他们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这与第一代、第二代史学家已经不一样。他们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眼里，虽然被目为“老先生”，是做旧学问的。但是，他们自己看自己，却未必有他们前一辈那样的旧学功底。杨志玖先生对我说过，他读研究生时候的主要功力之一就是点读了一部百衲本《元史》，把《元史本纪考证》抄写在书眉的相应位置。但是，在陈寅恪那一代，则是可以在失明的情况下，熟练地使用《唐书》和《资治通鉴》。吕思勉也通读过几遍二十四史。其旧学根底显然与其学生辈有深浅的不同（1995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中国历史》教材编写会议，谦逊的田余庆教授说，他的古文功底不及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当然也不及比他更年长的一辈[我想，比如陈寅恪、陈垣这辈]。周一良生于1913年，与杨志玖是同辈人。）。他们基本上是近代西方史学引入中国以来培养出来的史学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们有新的问题意识，有新的写作范式，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三句话是他们治学的圭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互相参证。1928年创刊的《史语所集刊》上的论文是他们学习的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50年代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被废除，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他们又是一个浴火新生式的教育，也是新的挑战。郭沫若在1954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三点建议》就这样说：“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筐一样，全面都爬满了各个码头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但总是学不到家。好些老年人都爱这样说:‘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很低’。我想这倒不是一味的客气，确实是先入之见害人，旧的东西霸占着我们的脑子，不肯让位。”
郭沫若的这番言说，无疑反映了两点真实情况：第一点是，50年代前期，有很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思想障碍，“总是学不到家”!但是，他们都愿意努力接受。第二，既然大脑皮质有旧东西霸占着，就要清洗各种旅馆商标。这种认识不能不说，就是后来提出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一个原因。郭沫若的意见在其时的历史学家中是引起了高度重视的。1955年，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跋语”中就引用了郭沫若的上述文字，并且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感到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做深入的追寻。”他又说：“像我这样四十多岁的人，还够不上称为上了年纪的老人，然而由于过去受到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毒害并不轻，因而‘学不到家’是一样的。”（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51-452页，三联书店，1955年）我相信唐先生在这里的表白完全是真诚的。
这里所谓“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第一、第二代学者，如陈寅恪、岑仲勉、吕思勉等，这些人基本上拒绝在形式上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岑仲勉《隋唐史》的“编撰简言”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话，云：“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自不得不采用文言。”岑仲勉引郭沫若是为了给自己用文言写讲义找根据，与唐长孺引用郭沫若完全不同。“上了年纪的老人”，还有吕思勉，他写的《隋唐五代史》等断代史也是文言文。陈寅恪的学术风格虽然与他们很不同，但是，从论文格式和文字风格来说，也是很“文言”的那种。
相反，在唐长孺先生那本充满真知灼见、以实证研究功力见长的论文集里，是比较注意引用经典作家的作品的。例如，《魏晋杂胡考》就引用了斯大林的《民族主义与列宁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两篇文献。目的是清洗旧的商标，而事实上这一段话在文章中倒显得是在贴一个新的商标。
杨志玖先生 （1915—2002）与唐长孺先生（1911—1992）基本上是同辈人，也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和处境。《隋唐五代史纲要》学习引据经典作家的文献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工具，共有三处。
第一处，即原书第50页在分析唐代工商业繁荣的时候，引用马克思的话：“工艺这件东西，可以启示人类对于自然之能动关系，启示人类生活之直接的生产过程。”第二处，即在第115页论及黄巢起义的失败及黄巢是否投降时引用斯大林的话“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并且指出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农民在革命中时常与敌人妥协。还有一处，即第150-151页谈到阿保机的家庭出身时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说，阿保机的家庭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显贵家庭”。第一处的引用，旨在说明唐代手工业行会领域废除了奴隶制生产方式，所以，生产获得进步。第二处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投降的原因是因为有皇权主义思想。这些都留下了50年代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研究中学习接受唯物史观的真实痕迹。
用今天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些引用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首先，在当时的思想认识范围内，这些引用都是贴“新标签”的需要。用废除奴隶制来解释唐代工商业的进步，是学习斯大林时期“联共布党史”铸造的“五个社会形态”理论的必然结论。用皇权主义来解释农民革命的归宿，是那个时代“左”倾思想的经典解释。第三处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来说明阿保机是显贵家庭，牵强附会的意思更明显。可是，这些在那个时代不仅很必要，而且很时髦。
其次，中国的历史学，最缺乏的是对于历史现象的理论化分析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工具、解释框架，满足了学术发展的求新求变的要求，这也是必须看到的。王国维有“学无中西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异日发扬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陋儒，固可决也。”（《观堂别集》四，《静安文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后》）唯物史观也是西方传来的学问啊。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在新中国也属于“预流”之举。
从梁启超、王国维算起，新史学发展到唐长孺、杨志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梁启超大声疾呼“新史学”，王国维垂范作则践行“新史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家的开山祖师，属于第一代人（陈寅恪虽然比他们年纪小一轮，但是，并没有师承关系，以在清华研究院的同事经历来讲，也属于同辈人）。杨志玖的老师汤用彤、向达、姚从吾属于第二代，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受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郭沫若、范文澜属于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第一代史学家，即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杨志玖先生这样一代人实际上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和夹击。一方面，他们要与“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的蒙学教育体系告别，与“经史子集”的国学学术体系告别；另一方面，他们要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接受新的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比那些“上了年纪”的第一、二代学者(比如陈寅恪)要容易接受些。所以，其中许多人参与了解放后“五朵金花”的讨论。但是，比起他们的学生辈(如漆侠、胡如雷等)又逊色很多。在旧史功底上，一般而言则是逊于老者而高于少者。他们是“中间派”。可是，不管如何德高望重，新中国时期中国史学界的主体力量不是陈寅恪、吕思勉，而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在50年代还不老不少的“中间派”。他们虽然不像郭、范、翦那么显赫，却在民间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更有号召力。因为他们是“老先生”，有旧学功底，可以矫正教条主义和影射史学横行时的弊端。所以“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已真正成为老先生的一代人，担负起了复兴中国学术的任务。他们重新操持的不是“文化大革命”前50-60年代的旧业，而是解放前的旧业。比如杨志玖先生研究元史和马可波罗，周一良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等。可以这样说，周一良、杨志玖先生这些人的学术路径的转变也是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