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一位军功爵制研究者的心路历程

中古史研究

编者按：

军功爵制不仅对春秋战国这一划时代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作为整个秦汉时期极为重要的军事政治制度，更是对秦、汉初的统一战争及其帝国日常统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历史贡献和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关于军功爵制的研究，若进行学术史的回顾，特点即相关论文杂七夹八，但专书不多。仅编者所见如下。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日本西嶋定生先生的大著《二十等爵制》；新近有刘敏《秦汉编户民问题研究：以与吏民、爵制、皇权关系为重点》、尤佳《东汉列侯爵位制度》及日本学者楯身智志的《汉代二十等爵制の研究》；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再造封建：魏晋南北朝的爵制与政治秩序》二书；顾江龙的博士论文《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
上列书目，实际并不只限于军功爵制，且多为旁及。那么，毫无疑问，军功爵制的研究最重要的代表学者当属朱绍侯先生。自1980年《军功爵制试探》初版，至2017年《军功爵制研究》（增订版）封箱，朱先生围绕军功爵制研究的著作先后发行了四版。可以说，朱先生的学术生涯同军功爵制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基于军功爵制研究取得的卓越贡献，使其成为一代秦汉史大家。
谨祝朱绍侯先生，寿享期颐，更望于茶。

朱绍侯/文

近日，《歷史研究》編輯部就“碎片與整體：歷史體系的構建”的筆談選題向我約稿，我感到很高興。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選題，也反映著歷史研究的認識規律，並富有辯證思考的色彩。我想結合自己幾十年來的軍功爵制研究，談一點心得體會。我想，就歷史認識的一般途徑來說，歷史研究應該都是從碎片開始，然後上升到整體，最後實現認識宏觀歷史、總結規律性認識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處理碎片與整體的關係，歷史學家應該有理性的思考和自覺的理念。我的體會，在這個問題上，有三個層次的問題需要考慮。

 第一個層次，歷史研究必須從碎片開始，以具體歷史現象的研究為基礎。

一般來說，歷史研究的目的是要認識宏觀歷史運動的規律，因此，歷史學家必須關注歷史的整體發展，以整體性的認識為鵠的。但整體性的研究必須以具體的、實證的研究為基礎。所以，具體的、實證的歷史研究，也就是常說的對歷史碎片的研究，是歷史學的基礎。歷史研究不能忽視對碎片和細節的研究，離開了對細節和碎片的研究，無論多麼宏大的歷史認識目標，都不可能實現。

我的軍功爵制研究，其實開始面對的碎片，真的很碎很碎，但它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最早是在讀《左傳》時發現，襄公十一年記載：“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這兩個“庶長”究竟是什麼意思？西周爵制裡沒有這樣的名稱，又不是一種官職。聯繫到同時期文獻中出現的齊國、晉國所建立的“勇爵”、“尊爵”，再聯想到《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變法時頒佈的一條法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我感到，所謂的“庶長”，很可能是春秋時期出現的新爵制中的名稱，而這種新爵制，是以軍功為根據授予的，在性質上完全不同於西周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這種新爵制的產生，反映了時代的重大變遷。商鞅變法還頒佈了更嚴厲的法令：“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宗室是指貴族，沒有立過軍功，就開除他們的貴族戶籍。這當然是對秦貴族最嚴重的打擊。這種新爵制反映著春秋戰國歷史的重大變化，是研究春秋戰國這個偉大的變革時代必須弄清楚的一個重大問題。我隱隱感到，我碰到的是個大問題，事關對這個時代全域的認識。但是，如何弄清楚這個問題——它的具體細節、面貌、發展演變的過程，以至它的歷史本質，就不得不去研究與之相關的大量的具體問題；沒有一個個細節的、碎片的研究，我是不可能弄清楚其全貌，並通過它達到對春秋戰國這個時代新的認識。

於是，我平時就注意這方面材料的收集，任何細節、碎片都不放過。這個爵制究竟是什麼時間出現的？秦國的爵制與東方諸國爵制有怎樣的關係？這個新爵制究竟是如何設計的？有多少個爵級——18級，還是20級，還是從18級發展為20級？爵制在實施過程中是如何申報的？申報後又如何評議、決定其爵位等級？具體到一個人不同時間所受的爵位如何累計？這種新的爵制在秦人的政治生活中有什麼地位？對秦的發展以及後來的統一中國起了什麼作用？秦的爵制在漢代如何被繼承、發展、演變？大量諸如此類的細節問題，如果不能一一弄清，軍功爵制的整體面貌是不可能被認識的。

就如這個新的爵制如何命名也是一個問題。按說命名不是大問題，但也不可輕忽，需要認真考證、分析，力爭其準確。只有命名準確才能更好地反映這種爵制的歷史本質。關於命名，有人主張叫“二十等爵制”，有人主張叫“賜爵制”，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遺憾。“二十等爵制”不能說明這個爵制的演變，商鞅變法以前的爵制不是20級，20級爵是逐漸發展成的，最初的18級爵也是系統而完整的，具有軍功爵制的基本性質，命名為“二十等爵制”不能反映秦國早期的爵制情況；叫“賜爵制”就更是含混了，它沒有回答賜的什麼爵，不能反映秦軍功授爵的本質。我認為應該叫“軍爵制”，秦律中有“軍爵律”，叫軍爵制最準確。但軍爵根據什麼賜授，單從“軍爵制”這個名稱上便不能明瞭，考慮到商鞅變法時規定“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我就將其命名為“軍功爵制”。後來，在1990年公佈的《居延新簡》中看到了明確的“軍功爵者”的字句，這就更堅定了我以“軍功爵制”命名的信心。秦以軍功授爵，廢棄西周傳統公侯伯子男貴族世襲的爵位繼承，進而實現重大變革的歷史本質就從其名稱上反映出來。爵制的命名需要以歷史材料為根據做具體考證，也是一個碎片的研究，但解決了這個問題，對軍功爵制整體情況及其歷史本質的認識，就清晰了許多。

我的軍功爵制研究，就是建立在這樣大量碎片研究基礎之上的。關於軍功爵制，我寫過二十幾篇文章，每一篇文章，大都解決一個具體問題，都是具體細節的研究。如果沒有這樣細密的碎片研究，就不會把軍功爵制的整體面貌說得清楚。

第二個層次，碎片研究不能只是研究那些孤零零的歷史碎片，而應該將碎片置於相互聯繫的、宏觀的整體歷史運動之中，這樣的碎片研究才能構成宏觀歷史研究的基礎。

我從1954年開始在高校歷史系從事歷史學的教學和研究，至今已經65年了。除了教材建設和文獻整理的工作，在學術研究方面，我主要集中在秦漢魏晉土地制度與階級關係研究、軍功爵制研究、民族關係史研究、區域文化與姓氏文化研究幾個方面。我的體會是，學術研究要有集中的目標，要有宏觀的學術關注，不能亂寫文章。我發表過200多篇文章，大都是有問題關聯的論文，不是看到什麼寫什麼那種漫無邊際的寫作。

我的軍功爵制研究就是如此。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思考這方面的問題，我就一直把這個課題埋在心中，堅持了60年。在有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之後，研究物件的整體面貌就較為清晰地呈現出來，我們就可以由碎片研究達到認識整體事物的目的。如果不是這樣，單純的碎片研究就會帶有很大的盲目性，研究成果也不能構成成體系的知識系統。

正因為我是幾十年圍繞著軍功爵制做文章，把平時的具體研究集中到一個明確的目標上，才可能最後實現對軍功爵制這個重大問題的完整認識，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意義。我最初研究軍功爵制，在寫了幾篇文章，有了一些積累之後，就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只有7萬字的小書《軍功爵制試探》。後來，隨著出土資料的豐富，軍功爵制問題中的許多細節有了進一步研究的可能，我又開始做這方面的碎片研究，一個一個細小的問題去解決，最後再把它們系統化，1990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2萬字的《軍功爵制研究》。就這樣，我不斷地從碎片研究的擴充，到整體性認識的總結，始終圍繞著軍功爵制研究的大目標，一共出版了四個版本，後兩個版本是《軍功爵制考論》（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40萬字）和《軍功爵制研究（增訂版）》（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50萬字）。這樣做的結果，達到了對軍功爵制這一歷史問題的整體性認識，解決了一個頗為宏觀的歷史問題，對認識秦國的歷史發展、秦始皇的統一中國，以及認識秦漢歷史的重要特點，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如果不是長時間地圍繞一個明確目標去做，而是亂寫那些相互沒有關聯的零碎文章，是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學術成就的。

總之，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想法是，做學問不是不分輕重，看到什麼寫什麼，而是有目的地選擇課題。小問題、小碎片值得研究，是因為它是一個更宏大問題的組成部分，研究它可以使我們深入地去認識歷史的整體。這就不能隨便什麼碎片都寫，而是圍繞著一個大問題去寫。表面看我們研究的是碎片，但它們卻都是圍繞著一個大問題的碎片，而不是孤零零的碎片，這樣的碎片研究，可以説明人們認識歷史的整體面貌。所以，歷史研究不反對研究碎片，是反對研究那些孤零零的碎片。要想使碎片研究真正能夠為認識歷史規律性的學術目的服務，就要研究那些大選題中的小選題，研究宏觀歷史現象中的小碎片。在處理碎片與整體的關係上，這一點非常重要，特別是年輕的同志和初入史壇的青年學者，需要明白這個道理。

第三個層次，歷史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碎片研究的階段上，還需要在碎片研究或具體研究的基礎上，上升到宏觀的、整體性的研究，力求去實現認識整體歷史運動、總結歷史規律的最終目的。

我在軍功爵制研究中是重視整體性、規律性研究的。我們這一代人所受的思想訓練，從青年時期就知道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認識歷史運動的規律性。所以，在軍功爵制研究之初，我就特別注意這個問題，不讓自己的研究停留在歷史細節的發掘上，而力求去總結軍功爵制產生、確立、發展、輕濫、衰落、廢除的全過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對它的規律性認識。在做一個一個細節問題研究的基礎上，我儘量去梳理、分析軍功爵制發展的基本線索，力求對它做出全過程的系統性研究，以反映它的整體面貌，揭示其發展的內在規律，總結它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在多年的努力之後，軍功爵制的宏觀面貌和歷史本質就呈現出來了。

軍功爵制是相對于西周貴族世襲的五等爵制而產生的，按規定，庶民在戰爭中只要立了軍功就可以逐級提升爵位，從而打破了貴族和平民的界限，據此可以說軍功爵制是一種進步的制度。但軍功爵制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發展演變中逐漸走向其反面而被廢除。我把軍功爵制的發展、演變，總結為四個階段，或者說經歷了四次大的演變。

第一次演變是爵級由18級發展為20級。一般中外史學家都說軍功爵制是20級，其實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商君書·境內》中記載的秦軍功爵是18級，這是最初商鞅所建立的爵制。從一級公士到十七級大良造，再加上小夫一級。其爵稱，九級以前，基本上與秦以後20級爵制相同，只是個別爵稱有異。至秦始皇時，爵級變成20級，在原爵制的十七級之後，加上列侯、關內侯、駟車庶長三級，公士之下又去了小夫爵，才成為20級。

第二次演變是把二十等軍功爵分為士、大夫、卿、侯四大等級。劉劭的《爵制》中保留了這一資訊。後來出土的漢初《二年律令》也保存有軍功爵制的繼承制度資訊。我的研究證明，軍功爵的繼承制與軍功爵制分為四大等級，都是漢初的產品。四大等級的頒佈，說明平民百姓不再可能通過軍功從一級公士直接升到二十級列侯。軍功爵初建時，是反對西周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貴族世襲繼承制的，現在軍功爵也成了繼承制，雖然只有兩個侯爵是原爵繼承，其他爵位降級繼承，但高級爵位恢復繼承制，也是其開始走向保守和退化的表現。

軍功爵制第三次演變，就是把二十等爵分成官爵和民爵兩大段。一級公士到八級公乘屬於民爵，俗稱“民爵八級制”。九級五大夫至二十級爵列侯，稱為官爵。在漢初以前，士卒凡立軍功，都可以得到不同級的賞賜，並可賜田宅、免其家人的勞役，甚至可以抵爵免其為奴婢的親人一人為平民，故秦漢軍人都奮勇殺敵，以期得到爵位和賞賜。漢自惠帝以後非軍功賜爵增多。官府可以賣爵，平民可以買爵，就連中央政府都以賣爵為經濟來源。於是軍功爵制就陷於輕濫。到漢武帝時，開展對外戰爭，知道軍功爵制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所以改創武功爵。其實也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武功爵推行不久就自然熄滅了。所以武帝在後來的對外戰爭中，對有軍功的多賞賜官級、金帛，而不賞爵位。而民爵8級，皇帝有什麼喜慶大事，如新帝即位、立皇后、生太子、祥瑞現等，就賞賜1至3級，因賜爵太多，又無任何實質性內容，民爵逐漸成為榮譽頭銜。到東漢時，皇帝怕民得爵太多而有什麼要求，故在明帝、章帝、安帝、順帝時，連發四次內容幾乎相同的詔書：“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意思是說，平民得爵超過八級公乘，要把超過的爵位轉讓給他的兒子、兄弟或兄弟的兒子，免得超過八級，進入高爵而爭取特殊地位。官爵和民爵的劃分，使得軍功爵制的原本意義發生了質的改變。

第四次演變是軍功爵制被分割、廢除。軍功爵制演變到東漢，雖然劉秀在建國後封功臣為列侯、關內侯，但不見封賞其他高爵，這說明其他高爵已被架空。到了東漢末年，由於軍閥混戰，中原經濟已被破壞，社會凋殘，被曹操控制的漢政權無力封賞眾多的高級爵位，所以曹操于建安二十年（215）進行爵制改革。他把二十等軍功爵分成兩大段，把九級至二十級的高級爵位，只留五大夫、關內侯、列侯三級，其他高爵一律取消。而建立的新爵制等級是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五大夫四等，“皆不食租”，再加列侯、關內侯共六等。其中列侯有封國。在此之前，列侯封國多以縣為單位，還有封數縣者，東漢末年的封侯，多以鄉、亭為單位，稱鄉侯、亭侯，至於關內侯的食租自然減少。在列侯、關內侯之外，其他侯爵皆不食租，稱“虛封”。曹操對民爵八級制持保留態度，沒有廢除，說明民爵對人民還有籠絡價值。不僅曹操自己保留民爵八級制，他的兒子曹丕稱帝建魏後，也施行民爵八級制。從文獻中看，《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新唐書》11部史書的“帝紀”中，都有賜民爵的記載。如果從曹操建安二十年改革爵制算起，至唐德宗興元元年（784）止，民爵八級制延續了569年。如果從秦孝公十三年（前356）商鞅變法建立軍功爵制算起，民爵八級制共存在1140年。這在世界歷史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這就是軍功爵制實施數百年間的四大演變過程。

通過研究，我們搞清楚了軍功爵制產生、確立、發展、輕濫、衰落、廢除的全過程，大體上看清了軍功爵制的整體面貌，並且對軍功爵制的性質和作用有了完整的認識。我得到的總體認識是，軍功爵制是秦及漢初重要的軍政制度，它在反對西周貴族世襲的五等爵制中、在秦統一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社會轉型期的政治變革。軍功爵制具有進步性，平民百姓在五等爵制下得不到的利益，可以因軍功而獲得，甚至直接晉升至高爵。到了漢代，軍功爵制逐漸變質，先把二十等爵分為四大等級，軍功爵制由最初的反對世襲，逐漸變成了世襲。之後分出官爵與民爵，保護高爵既得利益的取向更加明顯。西漢中期以後，軍功爵已趨輕濫，並出現王莽亂政，政治腐敗，經濟崩潰，引起赤眉、綠林大起義，對軍功爵制也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劉秀重建漢朝政權之後，雖恢復了軍功爵制，但沒有改變衰亡的趨勢。東漢末年因外戚、宦官專政出現黨錮之禍，隨後又引起黃巾大起義、董卓之亂，接著就是軍閥混戰，皇帝無權，成為傀儡，已不能按軍功爵制進行賞賜。在曹操控制漢政府時，中原的經濟已被摧毀，再無力支付高爵的封賞，故改革爵制，廢除軍功爵制，建立以虛封為主的六等爵，而把不需浪費財力的榮譽頭銜的民爵八級保留下來，而且延續了569年。

以上，我以自己的軍功爵制研究為例，說明了歷史研究中碎片與整體的關係。其實，歷史學的實證性特點以及它的目標追求，就決定其研究是不斷地由碎片而整體，再由整體性的認識為指導做進一步的具體研究，進而反觀和提升整體認識，這是一個往復不斷的過程。總的來說，歷史研究不能沒有碎片研究，但又不能止步於碎片研究。研究碎片是認識整體歷史的需要，碎片研究最後必須上升到對歷史的整體性認識，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歷史研究中碎片與整體的關係。

（来源：朱绍侯《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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