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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06期）荐·读 | 从辛德勇制造到《制造汉武帝》：造型化妆师是如何炼成的？
摘要
百无一用先生/按
历史，无疑是人类社会的行为活动，由人而创造。但历史能够绵亘不绝，或者说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离不开两大基本构成要素，即历史事实与历史学家。历史，要经历了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来完成和实现。由一般性的史料形成历史，完全系于超凡卓越的史学家，而史学家的历史书写又必然要依据一定之历史事实，二者互为依存之关系。
如果说，历史是人人皆可装扮的小姑娘，那么问题的逻辑本身并不在于历史是不是小姑娘，亦或是妙龄女郎，而关键在于化妆师这一角色，即历史学家。化妆师职业素养与技艺的高低优劣决定了妆的质量。其手艺活儿好，妆必定美观，赏心悦目又保持了被装扮者的原始形态和特点；反之，则必然坏事，不仅未获得妆扮的效果，还将被装扮者搞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来的本色。故而，造型化妆师实施的这一整套化妆和装扮流程，即历史书写形成历史的过程。
显而易见，当下学界热衷于谈论的所谓“历史书写”问题，其实质不过是对化妆师的装扮方式和技艺的讨论，即史料运用上的一种方法论。当然，其自有理论背景的支持，主要集中于史料及其史家著史所形成历史之过程的系统批判和反思，以实现对某一历史文本对象的解构和重建。
需要指出，作为一种带有史料批判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去质疑和否定一切史家的传世文献，而是通过对以往历史学家所著之史的追根溯源，去伪存真，使其更加接近于历史事实。如果说，历史书写擅长对史书进行所谓的全面解构，那么此解构行为容易，难于解构之后的历史文本重建。但以当前的情况视之，化妆师们对这种解构后的历史化妆，所呈现出的装扮效果并不容乐观。
游逸飞/文
2014年辛德勇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2015年在此基础之上修订增补出版《制造汉武帝》一书，不仅秦汉史圈内人尽皆知，更引发海内外中国史学者高度关注，这在高度分工的当代史学界里堪称异数。在此论战热潮之下，辛德勇及其批评者的学术争议已毋须多费笔墨介绍，本文只想针对其中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之间的曲折关系略加探讨。因为即使辛德勇用了一本书仔细探讨司马光如何制造汉武帝，胡文辉则把战火延烧到辛德勇如何制造司马光，这一历史书写的研究思路仍未走到终点，除非我们把矛头指向——制造辛德勇。面对学者一波接着一波的商榷及读者的殷切企盼，辛德勇不得不在出书之后，进一步说明其写作目的与史学理念。他在《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一文中指出他“并不是为写史事构建问题而切入司马光对汉武帝的构建”。换言之，对辛德勇来说，“制造汉武帝”充其量只是一种方法、一个阶段性研究，并非他的终极目标。他花五年多的时间做“制造汉武帝”的研究，终极目标其实是想证实黄永年先生曾经教给他的一个中国古代史料学基本常识：“《通鉴》之秦汉及其以前部分，绝不能用作一般意义的史料；了解相关史事，更不宜先于《史记》、《汉书》而阅读《通鉴》。”（引自《制造汉武帝》页1-2，下引不赘述书名。）夸张地说，若将《制造汉武帝》一书视为黄永年此说的注脚、导读，相信辛德勇也不会反对。问题在于，辛德勇为何会花五年多的时间去做研究，企图证实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史料学常识？这与他著作等身、新见迭出的研究风格似乎大相径庭。个中缘由必须从他所处的学术环境去理解。就所在学术圈而言，辛德勇注意到当前中国历史学界某些研究并不遵循黄永年所说的史料学常识，如“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这篇文章，主要是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立论。这种做法，与黄永年先生上述看法直接抵触，而在中国历史学界很大范围之内却具有强烈影响。”（页2）然而在田余庆之前的中国史学名著如吕思勉的《秦汉史》、钱穆的《国史大纲》，海外的汉学名家与名著如宫崎市定、日比野丈夫、西嶋定生、《剑桥中国史》，探讨汉武帝时皆与田余庆的说法有别。辛德勇身处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却对田余庆的主流说法感到疑惑，自然愿意撰写《制造汉武帝》一书与田余庆商榷。若辛德勇其生也早、或身在海外，恐怕就没有耗费大量精力与时间与田余庆商榷的动力。就所处学术单位而言，辛德勇指出他“撰写这篇论文，缘于在北京大学给研究生讲授目录学课程。”（页1）希望“透过这一研究，就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学生，至少就《通鉴》的西汉部分而言，是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的。”（页2）此说看似平淡无奇，放在全球任何一间历史系都不令人意外。但考虑到北大中古史研究传统与《资治通鉴》一书的至深关系，就让我们不得不感到兴味。北京大学历史系存在一个源远流长的《资治通鉴》读书会，据说上承民初陈寅恪带学生读《通鉴》的传统。至少从周一良、田余庆、祝总斌、王永兴、张广达、邓广铭这一代学人，就开始各自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在书房中研读《通鉴》。他们培养出来的当代中古史名家如阎步克、陈苏镇、罗新、胡宝国、陈爽等人无一不是如此。直到今天，陈苏镇与罗新仍轮流主持《通鉴》读书会，引领北大历史系欲研究中古史的研究生，共同进入学术的殿堂。而从田余庆撰写《论轮台诏》、祝总斌撰写《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等秦汉史的论文开始，到阎步克出版《从爵本位到官本位》、陈苏镇出版《<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等秦汉史专著，再到近年陈侃理逐渐以秦汉史为研究重心，北大中古史似乎存在一个“立足魏晋，放眼秦汉”的研究趋势。这一研究趋势的形成不能不说与《通鉴》读书会的学术传统有一定关系，毕竟《资治通鉴》通贯秦汉晋唐的历史书写，适足打破断代史的局限，有助于养成学者的通史视野。“立足魏晋，放眼秦汉”的研究取径，固然与一般秦汉史学者有别，为秦汉史研究带来了新鲜的活力与洞见。但回溯前朝的“后见之明”未必全无弊端，受《通鉴》影响的秦汉史研究，理论上也有别于受《史记》、《汉书》影响的秦汉史研究，研究者应有所自觉。辛德勇授课时面对北大历史系这些浸淫于《通鉴》读书会传统的中古史研究生，自然深感有必要将黄永年所说的史料学常识推介给学生了解。为了在北大中古史学术圈推广黄永年的观点，辛德勇自然也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田余庆的学说，方能证明黄永年所说的史料学常识的有效性，这正是辛德勇撰写《制造汉武帝》一书的用心所在，也是本文取名为“制造辛德勇”的理由。辛德勇是否成功了呢？在《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一文里，辛德勇指出关于全书、也就是司马光构建汉武帝的系列问题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比勘”。然而这么“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比勘”，辛德勇也承认不一定能得到学界认同。例如他全书前四章指出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史源来自于不足凭信的《汉武故事》，此说“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会有不同的想法”；除了司马光制造汉武帝，他在第五章还主张《汉武故事》的作者王俭同样构建了戾太子的形象，但“我的推测是否能够取信于所有读者，那是另一个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信不信由你的事情”；梳理完司马光与《汉武故事》的“制造”，第六章他追溯到最早的西汉时期，尝试探索汉武帝与戾太子故事的原型来源，而“这一点也不是用实证的方法所能够获取读者认可的，信与不信，还是由你”（页3-5）。辛德勇的响应令读者不禁困惑：如果这些问题都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比勘”，为何有“不同的想法”、 “信不信由你”、无法实证等情况发生？如果这些问题确实无法实证，因此导致“不同的想法”合理存在，甚至出现“信不信由你”的无奈局面。那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比勘”便只是表象，《制造汉武帝》一书探讨的问题实为“困难得不能再困难了的历史构建”，故辛德勇需要花上五年多的时间去研究“制造汉武帝”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之间的曲折关系。“制造汉武帝”涉及的重要概念关系可制表如下：
《汉书》是研究西汉史的基础史料，这确实是颠扑不破的史料学常识。但《汉书》的历史书写既然有这么多可能的解释存在，西汉史研究便非“常识”可以完全规范。面对变化万千的历史书写，史家不能被“常识”拘泥，必须努力“别出心裁”地对各种史料加以取舍，方可能不人云亦云，提出自己的新见。故在史料学常识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时不得不承认：较晚出的《汉武故事》纵为小说家言，也不一定完全“不宜当做纪事的史料来使用”（页61）。被辛德勇讥为“华夏第一情色读物”（页100）的《赵飞燕外传》，若考虑到汉代王侯随葬的铜祖与房中书，画象砖中的野合图，其是否有史料价值也不宜仅据其“淫陋”而加以否决。而田余庆、司马光的不循常规，究竟是李开元所说的“善于捕捉史实间微妙关系的独特眼光”、 “高人一筹的史识”，还是如辛德勇所说，“不惜曲意横行，不惜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样堪称自我作古”（页128），亦难有定论。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常识”的了解与否，而是辛德勇所言“关键要看谁讲的话更有理据。”（页17）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书写以历史事实的存在为基础，千变万化的历史事实导致历史书写亦难有一定的准则。异人异时异地，历史书写便可能有所改变。因此要想了解“制造汉武帝”的历史书写，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探索“制造汉武帝”的历史事实。涉及“制造汉武帝”的历史事实又可析分为“汉武帝的政策”与“汉武帝之心”两种。既然上文说明了班固、司马光等历史书写者的心思不易把握，那么身为历史事实的主角汉武帝的心思也同样难以掌握，甚至更难，因为他的心思隐藏于历史书写者的心思之后。在午夜梦回之际，汉武帝究竟是追悔于他的全盘政策？还是只对李广利伐匈奴一事感到后悔？见仁见智。考虑到人心的复杂与善变，答案也可能是以上皆是——随着不同时候的汉武帝心思而定。让我们读一段田余庆对汉武帝之心的描述：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 “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因而延误了政策转变的时间。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尽管我们不宜将美与善当作判定历史事实真伪的标准，但田余庆制造的汉武帝之心似比辛德勇制造的汉武帝之心更加活泼生动。循此而论，田余庆制造的司马光之心也比辛德勇制造的司马光之心更具备“历史的深度”。田余庆何以能够如此？胡文辉认为“跟田先生所身历的政治经验和时代氛围有关”。此说诚是，但这也代表田余庆的“经验之谈”虽然不是不可验证的假说，却不一定能够得到缺乏相同经验的读者认同。这种“神会古人”的历史研究固然值得品味再三，但也容易流于“信不信由你”、 “菩萨证菩萨”的孤芳自赏，也就难以避免辛德勇所言“我另外见到一些人，在文章中曲折而明确地表述出我不具备资质与田余庆先生讨论问题。”此种“不足与言哉”的流弊。汉武帝之心难觅、难证，历史事实的研究理应致力于探讨相对客观、可供验证的汉武帝政策。然而在“制造汉武帝”的论争中，就连汉武帝晚年及过世之后政治上是否发生重大转向都难有定论，其间原因值得探索。田余庆将轮台诏书、巫蛊之祸、盐铁会议等政治事件全部绑在一起，企图从政策的角度论证汉武帝晚年及过世之后，政坛上存在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背后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换言之，政治事件的发生，并非纯凭政治人物的个人意志，更须考虑背后的政治结构的影响。田余庆此说，自然亦“跟田先生所身历的政治经验和时代氛围有关”。辛德勇则认为通检《汉书》及《盐铁论》等史料，其内容根本看不出在汉武帝晚年及过世后政治上发生重大转向。其说得到杨勇、黄怡君等人的肯定。但黄怡君也将汉帝国内部与外部政策区别开来，主张汉武帝与戾太子内部固然看不出政见歧异，若就“对外政策的转折”而言，汉武帝晚年时期确实可能停止对外征伐、与民休息。换言之，如果不上升到整体政治路线的高度，汉武帝晚年确实在某些政策上转向“守文”，田余庆的分析并非全盘落空。“守文”既然不是全盘性的政策，某些政策自然可以不符合“守文”。例如《盐铁论》所见国家专卖等财政政策在昭帝时未有所更张，不一定适合用来反驳“守文”。即便是整体政策更趋于“守文”的元成时期，盐铁专卖亦未废除。若以盐铁专卖为评判标准，整个西汉中后期都不趋于“守文”，都没有政治上的重大转向。这样的结论显然不利于理解西汉中晚期政治史。探讨西汉中晚期政治史，有必要重新检讨“守文”的概念及其适用范围究竟为何。而评估“守文”的标准有别，也是导致“制造汉武帝”论争的主因之一。毕竟田余庆自己认为昭宣时期的“霸王道杂之”就是武帝晚年趋向的“守文”。若如此理解，武帝以霍光、桑弘羊等人为顾命大臣，正是要维持武帝晚年趋向的“守文”。武帝对顾命大臣的选择，并不能证明当时政治上没有重大转向。而田余庆真正关注的政治集团与政治结构等深层历史，实非政治事件、政治路线之有无可以直接证明。换言之，不管汉武帝晚年及过世之后政治上是否发生重大转向，当时政坛都可能存在不同的政治集团，而政治结构也必然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受限于史料，此课题几乎不可能实证。辛德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致力于政治重大转向之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田说，但未能在理论框架上提供另一套新的理解方式，遂导致田余庆的政治史观并未真正被驳倒。虽然，辛德勇似乎根本无意致力于此。
上文尽力呈现班固、司马光、田余庆、辛德勇等历史学者前仆后继地“制造汉武帝”，其间牵涉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情况高度复杂，因而创造了波澜壮阔、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史学论战。在这里面，并无简单的历史图象可以提供。
过去司马光、田余庆的学说在中国大陆学界大行其道，几有定于一尊之势，实不利于我们深入认识此时期历史的真相。其实近年陈苏镇已经指出“《汉书·西域传》夸大了武帝悔过的内容，夸大了轮台诏的意义，也夸大了由此引起的历史转折的幅度”。辛德勇撰写《制造汉武帝》一书，实非孤军奋战。他尝试对此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提出全面且周延的看法，自成一家之言，其精神值得效法，其成果值得品味。也因为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情况高度复杂，我们应该注意到司马光、田余庆等史家殚精竭虑地企图还原历史真相之时，必然会感受到《汉书》的历史书写不足以完全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在此困境下，他们注意到《汉武故事》等其他历史书写，努力压榨其史料价值，尝试更全面深入地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其结论虽未必皆是，但其用心仍值得充分肯定。而辛德勇撰写《制造汉武帝》一书，同样是根据他所信赖的历史书写，尝试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就历史学者的立场而言，双方同样是在努力探求历史的真相，并无高下之分。然而司马光并非职业历史学者，《资治通鉴》一书的书名清楚揭示其经世致用的政治意图，史学与经世之间的张力确实值得吾辈留意。但辛德勇虽是职业历史学者，他撰写《制造汉武帝》一书时却不只为了探求历史的真相，还想要藉此证实黄永年所说的史料学常识，带有教育北大历史系学子的目的，也是某种程度的“经世致用”，其间的张力同样值得留意。历史研究虽须以史料学常识为基础，却又不能被史料学常识所拘泥。史料学常识可以从历史研究之中提炼，却不应是历史研究的目的。西方史家曾经指出：确定一种记载优于另外一种的危险在于，它是为了把“历史”浇铸成一个单一的真实故事。这也是寻求一种“客观的”或“科学的”历史所遵循的逻辑──就其意欲实现的目标而言，它们都是不可能的。本此立场，我希望“制造汉武帝”的议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直至永远。上述诸家之说看似纷纷扰扰、各说各话，实则引领读者进一步思考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思考历史的真相应如何探求，深具学术意义。如果《汉书》、《汉武故事》、《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被确定下来，如果班固、司马光、田余庆、辛德勇的是非对错已成定论。不管是汉武帝的历史，还是现代史家的论著，便只剩下记诵的价值，失去重新理解、重新构建的可能性，历史学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行文至此，本文似乎成为破而不立的骑墙之论。但只要能欣赏各种推陈出新的精彩史论，浸淫于知识的飨宴之中，“心无定见”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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