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后记（附：编委会按）

中古史研究·编委会按：
本文为仇鹿鸣先生《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8月）修订版后记。蒙仇先生授权本号发布，谨此致谢，转载注明出处。
该书初版于2012年（上海古籍），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该书行文流畅，考证严密而令人信服，是治魏晋史必读的学术佳作。此次修订，全面润色文字，增删材料，并增彩色插图，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
作者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还出版有《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读闲书》等，曾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国学研究》、《唐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其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
仇鹿鸣先生长期致力于陈寅恪先生构建的中古史学术典范和理论体系的探索，通过所谓“历史书写”问题的考察，即对史料本身形成过程的认知，重建历史文本，以图从实证性研究中对陈寅恪研究范式的全面反思，进而取得创获，是为其治学最显著之特征。围绕这些议题，除本文所引该长文外，[1]其近十余年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诸如新近《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皆可作参考。另，《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则在其同名博士毕业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来。同时，该书《绪论》中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所阐述的观点同该长文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该书（论文）的研究创作，正是缘于其指出当下陈寅恪先生之研究范式所面临的挑战与不足，这样的学术史背景下开展的。[2]
另，当下学界流行谈论的“历史书写”问题，何德章先生曾指出“给人以不谈历史书写便不得预流的感觉”（《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所谓历史书写，即史料批判研究，通过考察史家所著之史呈现出的面目之背后动因，对史书及其史料形成过程进行系统认知，以期完成某一文本对象的解构和重建。历史书写作为一种史学发展新时期的史料研究方式或者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对于传世文献的书写背景、形成过程有了更深层次、立体化的理解，这无疑在突破现有文献的史料限制和反思旧有学说的理论方面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从结果的表现上来看，运用历史书写近些年来在中古史领域的确涌现出了不少水准颇高的论著。同时，存在的不足之处也应直言不讳，作为一种史料批判研究的方法，并不是去质疑和否定一切传世文献，而是通过对史书所述史事的去伪存真，使得史料更加接近于历史事实，这才是最终之目的。如果说，历史书写擅长对史书进行所谓的全面解构，那么这种解构行为容易，难于解构之后的文本重建，然以当前的情势而言，后者所做的工作成效远不如前者乐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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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按：即指《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收入《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二卷），中华书局，2011年。[2] 编者按：上述转自百无一用先生《从宋杰驳方诗铭论“曹、袁之早期关系”再辨——兼述仇鹿鸣谈陈寅恪政治集团说》文之尾注[32]，该文于2020年2月7日由本号推送发布。[3] 编者按：上述转自百无一用先生《信与不信之间：太史公及其<史记>》一文之部分，该文于2020年2月27日由本号推送发布。

修订本后记

本书初版于2012年，距今已有八年，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胡文波先生来和我商谈版权续期，提出希望借此机会做一些修订。坦率地说，我对此本颇感犹豫，本书是以我200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增订而成，距今恰好一纪。十二年的时间，对于研究者个人来说，并不算短，但对于一本学术著作而言，还算“年轻”，加上我最近十年来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唐代，对旧日的议题并无进一步的思考。若“修订本”仅是一噱头，也大违我的本心。拂不过出版方的美意，加上上半年因疫情的关系，困居室内，时间碎片，情绪亦颇恶，遂抽出一个多月的时间，拾缀旧作，也算是聊为无益之事，稍遣有涯之生。

本次修订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根据我自己平时阅读的记录，增补一些之前未及注意的材料，改正了个别错误。对于书出版之后，学界直接相关的讨论，如司马芳残碑的问题，也酌情做了一些回应，这类增补在书中约有数十处。其二，对全书文字做了较多的修订。与大多数“正常”的作者一样，书出版之后，除了个别时候需要引用一下外，我其实从未通读过书中的任何一节。因此，此次重读，对书中不少的表述，稍觉拿捏得不够妥帖。念博士的时候，有幸赶上了往复最后的热闹，记得当年陆扬老师曾在网上抛出过一个讨论，大意是中文作为一种学术语言，尚不够成熟。博士论文交出后，曾收到一份盲审意见，意见中除了一些例行的表扬外，还特别提到一点，说文章写得很流畅，但是不是也有些“因文害意”。应该说在当时，或因尚少切身的体会，我对两个问题都没有往心里去。近年来，在内外驱迫之下，工作状态多少有从因读书略有所得而撰文，堕入为写论文而读书。在持续写作的过程中，特别是2018年因准备出版《长安与河北之间》一书，花了半年时间大幅度增补旧稿，一个直观的感受是旧作在四五年后，尽管观点仍维持不变，除了增补材料外，往往对自己昔日的文字颇感“戳气”，特别是在“准确”与“简洁”这两方面很难俱全。因此，之前未往心里去的两个问题，近年倒是经常萦绕在脑海中。学术论文的写作，究其格套而言，本是西方的舶来品，因此形式上略显板滞，语句欧化、注释冗长等弊病，但恐不免耳。为了追求表达的准确完备，经常有意无意地把中文写出些“从句感”。在我尊敬的前辈学者中，自不乏公认文章简洁灵动者，除了自身的天赋与修为外，无可否认，这些论文写得漂亮的前辈，大多没有处理庞大学术史、折衷各家之说的负担。这种“直指本心”的萧洒，对于成长在学术工业化与标准化的年轻一代学人来说，徒有羡鱼之情，缺少模仿的内外条件。因此，至少于我个人而言，就像中国革命经常在“左倾”与“右倾”之间摇摆一样，直到现在，还困扰于“准确”与“简洁”的两难。既然重拾旧稿，则难免要按现在的喜好，在文字做一些增润，也算是敝帚自珍之意。

对于或多或少熏染于后现代语境中的年轻学人来说，往往有“二马分途”的紧张。一方面有展现可加精致而规范学术的自觉与压力，尝试收集更丰富的材料，运用更精密的方法，在实证层面超迈前贤。另一方面，在理性上对历中的直相是否可以“抵达”则远没有前辈学者那么自信，这种“张力”在政治史领域中显得尤为明显，以事件、人物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史的衰退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毫无疑问，本书在方法和议题上仍局限于传统政治史的范畴，因此很难避免被自己或读者追问类似的问题。传统政治史研究由于史料记载的隐晦，高层政治活动又距离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较远，难以避免较多地运用推测与假设，常依赖研究者的“自由心证”。二战以后，在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浪潮中,因为缺乏“科学性”，渐成弃儿。对于中国史上段的研究而言，与政治史有关的史料占据了大宗，对于学者而言，似乎也很难视而不见，完全另起炉灶。至少我个人觉得，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关键不在于标举“新方法”或“新材料”，而是如何更好地将史料与方法“接榫”。因此本书开篇所标榜的“运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无疑只是一句放四海而皆准的套话，若在具体实践中还稍有所得的话，大约是对“政治集团”这一概念的离析与拓展。认为因庇护关系而形成的社会（人际）网络是一种广泛寄生于官僚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存在，而政治集团形成的基本要素需有一较为明确的政治目标，两者间虽有联系，但绝不能等同。之前给本书写书评的几位学者，多对如何更好地界定与运用“政治集团”这一概念有所讨论，我在《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一文中尝试较为细致地分梳“社会网络”与“政治集团”这一组概念的同异，也算是一个回应。由于这些较新的思考无法纳入本书的修订，也请有兴趣的读者参看。

由于三国史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本书出版之后，稍有一些溢出学界之外的影响，连带着有读者表彰小书颇具现实关怀。“塑造正统”和“以史为鉴”是传统史学最重要的两个现实功用，但至少在我看来，这两个现实功用在现代史学研究中都应该被摒弃。假如有一天，学者只能借助研究来表达“忍不住的关怀”，那是学术与社会的双重悲哀。因此，若经过了一纪，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从书中读出了“现实感”，那绝不是作者的本意，或许可以提醒我们思考一下当下社会近年的变化。

本次修订，罗婧博士帮助重绘了图四“高平陵之变的形势”，增绘了图六“钟会邓艾灭蜀形势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汉魏洛阳城队钱国祥、刘涛、莫阳，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王咸秋等师友慷慨提供了多幅彩插，皆为修订本增色不少。责编陈丽娟女士容忍我在文字上“加加减减”的偏好，付出了比编辑一本新书更多的辛劳，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仇鹿鸣记于2020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