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 l 遵循历史本身的脉络与节奏——对于中国近代史课程的一些思考（笔谈·中国近现代史教与学的新思考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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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中国近现代史教与学的新思考

主持人语（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建立伊始，中国近代史即是其研究、教学的重点方向和深耕领域，影响不止在高校学界，更及于中小学师生。改革开放后，历史学系着力建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并与中小学师生密切互动。2019年中国近代史课程入选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项目，这次的4篇文章就是此轮建设过程中的教学论文成果。其中邓军依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思考如何以思政来带领学科，进而实现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文章对历史公共课与专业课的相合与互补做了深入讨论。蔡炯昊则试图引入中国近代史课程讲授的跨学科思考与视野，强调近代科技因素对时人感官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冲击，进而以此为中心反思了中国近代史中“常与变”这一重要话题。张晓川从中国近代史专业课程内容的“去熟悉化”入手，探讨现行课程中通用章节的利与弊，其中作者对甲申到甲午十年间的史事与其讲授思考尤深，充分展示了教研如何互补的方法和路径。李文杰着眼本科通史基础课的衔接贯通问题，以其擅长的清史和近代史为抓手，提出增加衔接部分的课时量，配合精选史料阅读，穿插小专题等改进措施。为通史课如何真正做到“贯通”这一大问题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案。

（点击下文可阅）

遵循历史本身的脉络与节奏

——对于中国近代史课程的一些思考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张晓川

入职四川师范大学两年之后，我在2013年开始担任历史专业本科大二年级的“中国近代史”课程，至2018年调离，总计5年时间。次年，进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工作，由于课程调整时间问题，可能要再次承担此课程。这其中的空隙期，或许正可以帮助自己对于该课程的准备和讲授做一些思考，以便在今后更好地重新开始。因此本次工作坊，专门讨论“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与学，相当于为自己闭门造车的思考，进行一次公开的审查，所以非常荣幸能在此汇报。

中国近代史课程属于历史专业通史课程，相较于中国古代史及世界史来说，其内容大概算是学生较为熟悉者。世界史课程，尤其是世界古代史，据说一般对于教、学两方面来说都是比较难的，不仅可能涉及各种不同的语言，乃至于大多数相关历史事件人物都是学生在课程之前闻所未闻者。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课程又是最简单的，因为教师只需要作增量即可，课程教学考虑的只有如何搭建知识框架，将知识点填入即可。与之相对，中国近代史专业课程既有熟悉化的需要，又有去熟悉化的需要。

相较于比较固定的知识点，比如某些重大事件的时间地点乃至经过，本科阶段中国近代史课程，更应该在内容上有所突破之处，恐怕就是整个线索和分期的节奏上。

因此本人所设计的课程第一讲即为题解，首先解释了“近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概念，今日我们熟知的“近代史”开端，并不是国人意识到有“近代史”存在的开端，由此来化解近代史开端、结尾与线索理所当然固定化的倾向。

之后即介绍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几种不同“范式”或“理路”，以及与之一一对应的时间线。比如冲击-反应模式会强调马嘎尔尼来华-鸦片战争，反封建反侵略叙事自然以鸦片战争为端，近代化模式可能看重的是1860年代初总理衙门、洋务企业的创立，而近来更讲究从内部看中国的思路可能会上溯到嘉道之际的衰败与危机。

题解的目的自然是在罗列中国近代史不同分期和“范式”的同时，能对学生头脑中固有时间线索进行“知识考古”，以期其理解不同“范式”的产生、着眼点与利弊。在简单引介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史总体的论著和资料后，课程并未直接进入分时段讲授的环节，而是有一总论部分。

总论中，通过对晚清（乃至清代）政治、经济和科举等方面，尤其是政治制度的介绍，方便学生进一步走近那一个时代，也为更好地理解之后讲授的具体史事打下基础。

比如，在政治制度方面，对于品、职、衔、差等等的分辨解析，即有助于搞清楚一系列问题：军机处到底是怎样的机构以及军机大臣的来源和组成；总理衙门改外务部是否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袁世凯作为浙江温处道怎么却在天津小站练兵；派往海外游历者品级为何远高出其衔职，而常驻之使何以还能在原有班次升迁等等。

同样，经济、生活、人口、交通、科举等方面内容的介绍，也能解决诸如：近代的历次赔款缘何使用银元计算；银两和铜钱“双本位”及平砝、成色等诸多转换，如何左右晚清时人生活乃至国家重大问题决策；清代人口增长并数次迁徙与晚清社会几次大动乱的关系；近代国人行旅和信息沟通究竟是怎么样的；近代读书人的科举生涯和废除科举所带来的影响等许多疑惑。

此后，课程方才进入具体史事的讲授阶段。这一阶段，一共分成7个部分，分别是：“清代中叶的内政与外交”“鸦片战争与五口通商”“咸丰时代”“同光中兴”“从甲申到甲午”“世纪之交的翻天覆地”“新政与革命”。如此进行划分与通常的近代史教科书或者讲义的章节并不太相同，当然这并非专门标新立异之举，而是有一定考虑的。

首先，按照现有的教学内容而言，中国近代史课程基本相当于晚清史，既然讲授晚清史，自然要根据晚清内部政治的基本走向和脉络进行分段。

从嘉庆开始，清代中央政权（尤其是军机处）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现象，而且帝师往往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嘉庆在真正亲政之后，赐死和珅，召回朱珪。道光登基以后，马上以细故罢值托津、戴均元，扶曹振镛为军机大臣之首。咸丰上台也先将“权相”穆彰阿罢黜，以祁寯藻为首席军机大臣。咸丰在热河驾崩后，更是以辛酉政变的形式，完成了朝局的变化，顾命八大臣或死或贬，开创了同治时代。因此，这一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基本以皇帝更替为标准进行分段，是比较能体现朝局变化的。

当然，在此之后，由于皇帝年幼和慈禧的原因，情况与之前稍有不同，因此光绪朝可以分为甲申易枢前后两个阶段。甲午到庚子变化巨大，重要事件因果联系紧密，自可独立为一部分。待帝后回銮，则又是一番局面，在新政与革命交杂中走向辛亥。

其次，现在中国近代史课程通行的章节内容，过于偏向重大历史事件，或者说反封建反侵略的“高潮”，其优点自不必论，但也有缺点，即过于强调反而造成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过于强烈的突兀感，甚至脱离了原有的历史脉络。由此产生的一个对于历史学科来说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模糊了时间属性。

比如：太平天国相关史事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时间上有相当部分的重合，如果完全分成两个部分讲授，自然顾及了大事件的前后完整，可成“纪事本末体”，但是容易造成历史年代上的疏离，或者《北京条约》都签订了，还没讲到湘军的兴起，或者曾国荃攻下了金陵，亚罗号事件还未涉及。如能将两事相应时段容纳进“咸丰时代”，自然不会对最基本的时间脉络产生模糊，也会对清廷南北、内外交困的处境有更深的理解。

章节内容分布过于偏向重大事件的另一个缺点，在于从某方面性质出发，将一系列不尽相同的事件合并在一起。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所谓“边疆危机”，或者进而将其与中法、中日战争放在一起讲述的倾向。

这里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是笼统“边疆危机”其实分为“属地”危机和“属国”危机，两者自然因为地域的接近，会产生一定的联系，但是清廷的心态、应对方式和结果都大相径庭。第二是这一章节的内容往往按照东西南北的方向进行讲授，甚至牵涉到“瓜分危机”的内容，与前述相似，模糊了时间属性。显而易见的是，同光之交的琉球、伊犁问题与光绪十多年的缅甸交涉，乃至光绪二十多年的胶澳、旅大谈判，无论内政外交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是连续讲授中法、中日战争，知识传授上的时间线，往往替代了实际的时间线，作为事件来记忆的连续性替代了实际的非连续性。如此容易造成两场战争接连发生的错觉，而实际上两者相去10年，这1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甚为关键。

这也就是以上所说重大事件主导下章节分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即只见高潮，不见潜流，只见高峰，不见山脉。当然晚清史上的重大事件比较多，况且正如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注重重大事件本没有问题。

不过，对于如何从此澜流往彼澜，从这一事件走向那一事件，有所注目的话，自然可免割裂突兀之患，而收融会贯通之功。此处以通常较为人忽视的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的10年为例。

甲申到甲午10年，首先朝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甲申易枢，维持了20余年的恭亲王领班军机处时代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表面礼亲王，实则醇亲王主持大局。至光绪亲政，尽管慈禧的控制力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两人之间的关系更非戊戌政变之后康梁宣传的那般糟糕，但起码帝后二元的模式有了可能性。虽然不能说产生了泾渭分明的所谓帝党后党，但大抵庙堂之上有人稍更亲近于皇帝，有人则仍希望太后为实际主宰者的趋势还是存在。

和平时期尚且大体相安无事，尤其是到了甲午战端开启，前线丧师失地，京师震动之际，总要有人或路线为此负责，故归咎皇帝年轻冒进和批评太后揽权求稳者皆有之。这既是此前中法之战时所未有之现象，又为此后戊戌、庚子诸多事端之绪。

另外，这10年间其他政治现象如所谓前后清流易势等等，实际皆受此主线影响。

在外交上，甲申到甲午的10年间也与此前的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自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基本上保持着枢译相兼的态势，这种态势至甲申易枢之后结束（即甲申前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主要人物基本重合），直接导致了外交上不如之前那么反应迅速和决策果断。

另一方面，督抚外交的情况也有所改变，甲申前隐然有总署与李鸿章双头外交之势，无论是中日诸多谈判、滇案后的烟台交涉，还是中法战争中的议和，李鸿章基本都身当一线，作为总署的“摒挡”者。

与之相对的，在甲申到甲午，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被倚重度明显在下降。另一方面，其他督抚，特别是张之洞在外交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上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总督任上已久，更有赖于其与许景澄、袁昶等外交人物的特殊关系。

以上三处变化同样可以上与甲申相比较，下为世纪之交的大动荡开启序幕。

10年军事变化则更是直接关系甲午战争者。其中海军方面的问题，谈者众多，自不必赘述。在陆军方面，中法战后除了因和平省费而裁撤军队的常规操作外，依旧持续着勇营常规军化的进程。

甲申之战在思想上给了时人陆军尚可一战的自信，更在实际层面使得李鸿章有了位置直隶及周边驻防淮军的理由和新思路。中法战争后，随着海军建设逐步展开，主要以旅大、威海为基地，陆军离开原先的防区，进驻军港的炮台、要塞。李鸿章改变了此前大队淮军驻扎京师周边的作法，他的想法是以辽东、山东半岛为犄角前出之势，海陆协防拱卫京师，一旦日、韩有事，可由旅大“两处抽调”。

此思路既因为海运便利，又一军作两军用，更可以将其淮军与水师捆绑在一起，无论军事还是政治层面，都可以互相保护。此后甲午战争的朝鲜战场，基本上就是以此思路展开，然而效果却并不理想。

比如进驻军港的淮军不少原是野战部队，入驻基地炮台后即成为守兵，操练守台炮术，接仗阵法荒废。开战后依设想抽调野战能力下降明显的部队上前线，后方军港仍旧空虚，又更募新勇生手守台。原本打算一军作两军用，到头来却是前后失据，一败涂地。

更有一事与以上诸端皆相关联，即人事。甲申到甲午的10年间，老臣凋零，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奕譞去世，对清廷影响自毋庸多言。同年离世之人颇多，文臣中有清流领袖潘祖荫和外交老手曾纪泽，能统兵的大员有曾国荃、杨岳斌、彭玉麟。

尤其是后者对甲午的影响极大，盖因清廷用兵原本习以一王公大臣为将军，辅以武人参赞，太平天国之后这一模式逐渐弃用，而采用勇营之制。大战则营数较多，无论平日如何统属，必须指派一人总领其事，这样的人物时被目为帅才，并非能率一营或数营的将才可比。

至甲午年，此前曾有统领大军作战经验的老臣凋谢殆尽，李鸿章不能轻动，被寄予厚望的刘锦棠在开战不久病逝，刘铭传亦老迈不堪出阵，刘坤一行至山海关即不前。故而，平壤一役只能以叶志超为“总统”，守旅顺亦各自为战，最重要的辽东战事基本上由未经战阵的吴大澂和没有统领权力和能力的宋庆负责指挥。

缺少军事人才一方面是老人的离去，另一方面是新人的缺位，细数参与甲午战争的清军将领，大多具有镇压太平天国或捻军的经历，离甲午起码在30年左右，这些将领的精力、活力、战争思维皆可想而知。

当然，这10年间日本的情况和整个国际局势，也足够重要而需有所提及。其实，近现代的中国史常需要和世界史有所配合，世界近代史除了革命与近代化，还需让同学们充分了解国际格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在此不赘。

以上花费一定的篇幅专讲甲申到甲午之10年，主要为了说明近代史上大事件与大事件之间的变与不变也足够重要。大事件本身的过程，或因高中教育，或因课本教材及相关著述，较为容易获知。

因此，大事件之间的史事、走势，可能恰恰才是大学近代史课程需要讲通讲透的部分，非如此不能有事件的前后联系比较，亦不能上升到整个近代史脉络之高度。

与前述甲申到甲午10年相似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必须要讲五口通商对中国社会的改变，广州长期的反入城斗争及两广地区的武装化。样方能历史地去理解太平天国运动为何发源于两广，第二次鸦片战争何以发生，以及所谓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共性等相关内容。

作为大学历史专业必修课的中国近代史，究竟与近代史纲要这样的课程不同，面对的受众是将来可能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者，因此势必更多地去展现历史本身的脉络和节奏。关于此，最后再简单地提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近代史或晚清史本身的脉络和节奏，是依托于史事、制度、人物关系等知识而展开的。若要形成思考，具体的知识必不可少，否则即是终日夜不食不寝以思而无益。

第二，回到历史本身的脉络和节奏，并不是要一意求新求异，近代史上一些重要节点的意义并没有因此消解。比如当我们以清廷治理重心由西北而东南，中外交往与战争模式改变，条约口岸体制，地方军事化等视野看待鸦片战争时，反而更能确定其开端意义。这恐怕就是去熟悉化之后的再熟悉化，只是看山还是山的境界已明显不同于看山是山了。

注：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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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注释从略，可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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