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了，这个致力于“让好电影遇见对的观众”的团队怎么样了？
2020年1月13日，是大象点映成立3周年纪念日。
时间往回倒流到4年以前，因为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发行无门，在传统发行渠道几乎是“走投无路”的大象主创团队，被迫想出了一个“歪点子”：众筹点映，在全国寻找愿意把这部电影带到大银幕的点映活动发起人。这就是轰轰烈烈持续了一年时间的《我的诗篇》“百城众筹观影行动”。
2016年12月30日，这是《我的诗篇》百城众筹观影行动的结点，也是孕育“大象点映”的起点——1000场众筹观影，创造的不只是一个文化奇观，因为众筹观影被诗意“点亮”的全国205座城市、1346位发起人以及10万名观众，也直接成为构想中的大象点映平台的种子用户。
大象点映的核心团队也几乎全部来自全国各地众筹点映的发起人。
2017年1月13日，大象点映平台低调亮相，一个全新的C2B 众筹点映平台就此诞生，“让好电影遇见对的观众”，这是一种电影全新发行模式的探索。
大象点映早期平台
2017年7月2日，纪录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百城首映礼，从拉萨到舟山，从哈尔滨到海口，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百城同步首映。区别于传统的电影路演，影迷才是百城首映礼的主角，他们组织观众、设计流程、邀请嘉宾进行映后交流，并进行媒体报道，把首映礼的规格拉升到电影节的层次。
《摇摇晃晃的人间》拉萨首映礼
2018年3月17日，郑大圣导演《村戏》百城首映礼。这是第一部由大象主发行的剧情片，这部被戴锦华教授称赞为“问题意识和创造性表达相结合”的佳作，通过大象点映，找到了大圣导演期待的那一双双“对的眼睛”。
《村戏》SFC上海影城东方巨幕厅千人首映礼
2018年6月20日，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企业活动——“中国电影新力量：大象点映C2B长线放映平台”发布会上，大象首次正式向外界介绍大象点映C2B长线放映平台，意在打造一个能深度服务片方、影院和观众三方的电影导赏服务平台。
大象C2B长线放映平台发布会
2018年11月2日，大象出品的首部剧情长片《第一次的离别》在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斩获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以东京电影节为起点，《第一次的离别》随后在柏林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国内外电影节上屡获殊荣；而以《第一次的离别》为起点，大象随后将有《时光机》《炸裂志》等多部出品的电影面世。
《第一次的离别》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奖现场
2019年3月1日，“大象空间站”揭幕发布会在上海天山电影院举行，大象正式启动为新生代导演提供从创作到宣发全产业链支持的“大象空间站”计划，预计在未来5年内投入1个亿，孵化出15部高品质的电影作品。
大象空间站发布会现场
2019年5月25日—6月30日，“一幕之遥”NEWS大象城市影展，37天，64座城市，378场放映，15642名观众，这可能是目前为止国内参与城市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影展马拉松，它让影展跨越了地域的限制，和更多三线甚至四线的观众相遇。
NEWS大象城市影展宣传片
2019年9月1日—12月8日，大象和全国艺联首次合作发行的纪录电影《零零后》票房破500万，观众16.3万，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数据却意义重大，就像上海戏剧学院石川教授所说，它“对大多数坚持小片创作的电影工作者是一剂强心针”，因为这意味着“在如此残酷的市场中，他们有了一席立锥之地”。
文汇报对《零零后》票房破500万的报道
过去3年里，先后有来自全国446座城市的8253名喜欢电影并具有行动能力的发起人，通过大象点映，成功组织完成了7155场点映活动，让445342名观众，走进3424家影院，完成真实地相遇和观影、交流。
导演贾樟柯和大象影迷映后合影
过去3年里，大象的服务对象从纪录片扩展到剧情片，从较“小众”的文艺电影扩展到更“主流”的类型电影，大象也从影片的宣发尝试进入影片的出品，乃至到推出为新人导演提供全产业链支持的“大象空间站”计划——我们在不断尝试更多的可能，拥抱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但不变的始终是“让好电影遇见对的观众”的初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取得过一些小小的成绩，仰仗媒体朋友们的观察和记录，它们被定格成为一个个意义非凡的瞬间——
人民日报以“众筹，看你想看的电影”为题，盛赞大象“以众筹方式实现小众文化产品的供需对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文化消费需求的做法，也为文化市场送来一缕新风”；
澎湃新闻称“中国电影市场将迎来另一个事件：不下跪地让艺术片大规模公映”，高度评价大象首创的众筹点映模式为艺术片发行进行的探索；
《我只认识你》SFC上海影城千人首映礼
中国新闻网和北京日报不约而同发文，前者称“众筹点映：让好电影遇到对的观众”，后者称“众筹放映悄然兴起，好电影这样遇见爱它的人”；
文汇报则以充满诗意的文艺笔调称赞“他们（大象）结成的网，兜住文艺片慢慢浮出水面”；
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CCTV3文化十分以“艺术影片迎来自主点映新机制”为题，对大象发布C2B长线放映平台进行报道；
CCTV3文化十分对大象的报道
上海电视台面向日本播出的“中日新视界”，将大象点映作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创新范例向日本观众做特别介绍；台湾中央社也以“大陆电影市场大、观众选择少，群募看片突围”为题向台湾观众推介大象；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CCTV6中国电影报道制作了一期专题报道，盛赞“大象点映，为小众电影寻求市场突破”；
CCTV6中国电影报道对大象进行专题报道
甚至还贴心地在节目中安利如何在大象点映平台发起一场点映：
商业周刊中文版曾发文报道大象，称“票房翻数倍，这家公司颠覆宣发模式”，“颠覆”之论可能言之尚早——“票房翻数倍”也并非发行常态，大象过去3年里一直在努力实践的被新华网一语道破：“百城千场点映：中国文艺电影探索如何延长寿命”。只是时至今日，我们早已不局限于文艺电影的“小天地”，我们期待在一个更大的电影世界里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媒体的评论代表了一种旁观者视角，他们的称赞也许是基于对新生事物的鼓励和期许，和大象直接打交道的电影产业从业者又有怎样的评论？
作为和大象深度合作过的导演，《村戏》导演郑大圣对于大象点映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知：
“我当时希望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上映，而是可以进行一些艺术电影发行模式的探索。我们这部片子必须得用独特的方式找到合适它的观众，我并不需要街上的所有人去看这部片子，我只想找到合适我们这个片子的观众。以前我们只知道中国文艺片有市场，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更不知道怎么和他们有效连接，而大象点映的发起人模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村戏》导演郑大圣
大象点映的发起人介于专业影评人和普通观众之间，推荐更偏个人化，而非商业化轰炸，容易在身边人群中形成说服力，直达目标观众。并且它不依靠一个人宣传，而是靠无数懂电影的人宣传，影响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发起人的组织让每场映后讨论成为了可能。商业电影看完就结束，观影体验很快消解了。但文艺片观影需要配套的服务，我们在拍摄初期就希望观众能对我们表达的意思讨论和品评，看完后对疑点的交流能帮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通过大象吸引来的观众面貌超出了我的预期，这是一群有品质的观众，普遍受教育程度高，看电影年头长，你能听出他们平时思考的问题是严肃的。”
《江湖儿女》大光明影院千人首映礼
精准有效地为影片找到潜在观众，并在映后组织高品质交流活动，发散影片口碑，这是作为导演的郑大圣，对大象点映的评价。
精准而有力。
3年时间，446座城市，3424家影院，7155场点映活动，8253名发起人，445342名观众，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上海大光明影院首映礼现场
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电影文化观察者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戴锦华教授曾有过精彩的论述：
“现在电影面临的最大冲击其实是网络，网络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分众，和不同的screens（屏幕），把电影观众分散在各个看不到的角落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象点映基于网络本身，吹响了集结号，开始再度召唤和集结电影的观众，把散落的电影观众重新组织起来。
导演郑大圣和戴锦华（右）
另外一方面，大象点映虽然在网络上召集观众，但并不是一个网络式的社群，因为它最终把观众都带进影院，让大家可以在影院这样一个空间真实地相遇，真实地观影和交流。电影院某种意义上是最后的社会空间之一，所以保卫电影，不光是在保卫一种艺术，也是在保卫陌生人——特别是异质性生命相遇和交流的社会空间，尤其是在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下。”
《小偷家族》SFC上海影城千人首映礼
当屏幕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分散，电影院也许终究有一天将不复存在，但也许那时我们将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聚集在一起，继续分享电影和生命的喜乐。
最后的一个终极问题是：大象点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当我们谈论大象点映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也许下面这份来自大象发起人的视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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