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DGA】脱贫攻坚下国家动员社会组织的新机制
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实施八七攻坚计划以来，国家始终将社会组织作为贫困治理的动员主体。在脱贫攻坚新形势下，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动员机制进行了重大调整，有效实现了社会资源的精准整合。作为国家在新时期的一个重大战略，与上世纪后期的扶贫相比较，精准扶贫中国家是如何动员社会组织的？在精准扶贫的场域中，是否产生了一个新的机制？
9月24日，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在线举办第22期发展知识学术讲坛，本期主讲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董强副教授，分享的主题是“脱贫攻击下国家动员社会组织的新机制”。本次讲坛由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陆继霞教授主持。
董强老师介绍，从历史上来看，国家从1985年就开始有组织、有规模、有计划地扶贫开发，而伴随着社会组织本身的发展，以及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对于社会组织作用认识的深化，国家逐步强化了社会组织动员过程。1994年开始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其他种类民间扶贫团体的作用，这是官方文本中首次提出要动员社会组织。2001年发布的新一轮扶贫开发纲要，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这是整个国家动员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演变的背景。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救援和灾后重建，推动了中国民间结社的热情，进一步促进了民间社会组织规模的增加。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要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到村到户精准扶贫。同年，腾讯“99公益日”的推出，帮助社会组织更加便捷地获得公众捐款，近年来有效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公益。中国的社会组织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第三部门，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可忽视。
其次，董强老师分析了在精准扶贫背景中，社会组织动员机制的重塑与创新，产生的新的机制促使扶贫中实现了社会资源精准化的大量引入。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的目标是社会组织动员的公众资源与精准扶贫的需求进行对接。从2017年到2019年，国家逐步形成了新时期动员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新机制，即基于扶贫治理体系和社会组织管理体系相融合的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机制。这个机制通过扶贫办和民政部门等多部门的联动，将资金动员能力强的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织作为动员的主体对象，引导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为脱贫攻坚提供社会资源，实现了社会资源精准化的大量引入。
最后，董强老师展望了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的新方向，特别是在后2020年阶段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新方向。国家动员社会组织的新机制，核心是将贫困治理体系和社会组织管理体系进行有机融合，从而产生动员社会组织的合力，民政部门和扶贫部门作为合力的引擎。民政部门通过一系列软性、嵌入性的管理方式，将国家的权力延伸到社会组织的内部运作中，通过一系列管理环节的审查，形成了一个动员闭环，这样一个闭环推动了社会组织将获得的社会资源持续聚焦到脱贫攻坚的场域中，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社会资源供给。
2020年后，我国将进入到一个治理相对贫困的时期，国家正在探索建立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社会组织动员机制也会发生新的调整。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框架下，社会组织动员体系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为社会组织开放基层、乡村、空间，并提供政府资源，提升在最后一公里的扶贫绩效，将是社会组织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新方向。
董强老师还介绍了李小云教授在西双版纳河边村发起成立的社会组织（小云助贫中心）的情况，认为社会组织虽然可能没有像大型企业那样的力量去解决一个县的扶贫问题，但是河边村案例表明，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社会组织在未来相对贫困治理的进程中，完全有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的减贫与发展是过去四十年里全球发展的重大成就。其过程一方面符合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转型的一般性规律，另一方面又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自身逻辑演化的结果。基于市场的开发式扶贫手段、针对区域与个体的瞄准机制与全社会参与的扶贫机制等实践内容形成了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今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决战之年，中国的减贫经验为全球国际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并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作出贡献。
国际发展和全球农业学院（CIDGA）
中国农业大学基于其过去几十年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国际发展合作研究与人才培养探索之上，于2020年组建的校级跨学科、跨学院、围绕国际发展和全球农业相关学科进行科研和人才培养的校级新农科建设平台。面向国际前沿，秉持全球视野。
编 辑：杨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