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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
选译自
Georges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12：Articles II 1950-1961
Gallimard-Jeunesse，1988
原载于《批判》（Critique）
Nowhereman 译
在最近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中（1952），画家奥贾梅（Aujame）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艺术只是对大众施加影响的方式之一。”他谈起了维克尔（Vercors）的观点，在后者看来，“在苏联艺术家的处境和中世纪艺术家的处境之间有某种相似性”，而奥贾梅则补充说：“在维克尔所说的话里，有一点是我激烈反对的：把被我们视作伟人的人的处境同12世纪的境况相比是不配的。维克尔忘了，12世纪时的核心是神职人员（就像今天非洲的巫师），他们被视作为众人说情者。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斯大林——这就是让他同我们对艺术的设想分开的东西——并没有被看做一个说情者，因为这里不存在目的性，除此之外只有无尽的进步，技术的进步。”这些句子的怪异并不重要，当然，它们将讨论放回了适宜的位置。首先，我坚持这一点：维克尔的比较并没有让我反感，相反，只有从这一比较出发，一个根本问题才成形。在关于艺术自由的讨论中，我们如何能忘记艺术家和艺术本身一直都不得不服务于其他东西呢？自由的艺术家，自主的艺术，这是最近才有的形式，我们之所以远未能认识到它们的意义，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它们有什么绝对的新颖之处。我们很快就变得反对官方艺术了。然而，就算是苏联艺术（即国家艺术）恢复了一种为一切时代的艺术奠基的原则，在它和奥贾梅所看到的古代艺术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尽管奥贾梅的表述有些奇怪。教士权威指导着天主教艺术家，这种权威实际上在某个点上是不同于苏联权威的。教士权威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它使用了奥贾梅叫做“某种超越性”的东西，不过，把这个东西叫做“至尊目的”（fin souveraine）要更合适。达利的一篇文章，是由《美术》（arts）杂志出版的关于这一场争论的文章，它以最平庸的方式表述了如下事情：“艺术家不应该服务任何人，除了上帝。”用更准确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家可以服务，但他服务的对象只能是至尊的东西。艺术家可以接受牧师的某些命令，也可以接受国王的某些命令。实际上，牧师或国王吩咐艺术家去画的东西，要么是神圣的，要么是皇家的，即超越于功用（l'utilitaire）的东西：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无论如何都不是手段的东西，它不服务于任何东西，它自己就是目的。但是，情况通常是苏联站在了这种以至尊方式存在的东西的反面，苏联把一切都化约为“对大众施加影响的手段”，化约为进一步生产，或加强领导者权力的手段。
2020年上海西岸美术馆。
作品与话语分裂、看与说分裂的当代艺术：艺术家仍然求助于抽象的“爱的宗教”或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
这并不完全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也在手段之外：是“非异化的人”，是人性的现实，上帝只是其反映。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唯一差异在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还是说相反。但是，作为至尊目的的人和上帝是一样至尊的；事情的确如此，只要涉及到的是人身上的至尊部分，为人所支配的手段将这一部分从对自然的服务中解放了出来，并且，这个部分作为不可化约的原则，在我们身上维持了一种激动人心的美，后者从定义上来说不服务于任何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能最终给出人类之尺度的东西，因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规定一种第一真理。这激动人心的美明显独立于至尊性的古老且具有欺骗性的形式，它在一个异常分裂的世界中成了没有任何权威能指导的艺术的对象，这是属于我们的艺术，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所暴露的东西。然而，这种独属于非异化之人的美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追求的目的。但是，我们应该避警惕那种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会为了确保自己完成那一目标而首先将每个人都化约为这一目的的完美反面，即一种手段。这并不是错误：正是在当下的时代悲剧中，我们在谎言和撕裂里隐约瞥见了一种从妥协中脱身的至尊性，而对倒霉蛋的奴役曾迫使至尊性进行妥协。
2020年上海油罐艺术中心的展品。
帕梅拉·罗森克朗茨，《感染（香奈儿五号香水）》，2020年，黑土，香水，LED灯，尺寸可变。
恰逢这次讨论，罗杰·卡约瓦（Roger Caillois）对安德烈·巴希诺（André Parinaud）作出了回应，并坚持这一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并非一个美学问题。俄国人以这一名称所指的画作准确来说，就是被钦慕、被评估、被购买，并被贴在各地墙上的绘画，在芝加哥，在波尔多，在列宁格勒，所有人都希望用这些东西来装饰它们的‘内里’，这些人恰恰不是艺术家，而是明智的那部分人，从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管理视角来说的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学究气的词，用来指代对图画价值无感，并且满足于邮政挂历的那些人的一般品味。”这么说也许是公允的，但卡约瓦是以社会学家的身份说的，他的话实际上引入了社会学的问题，但他却没有细说。这个问题可以按如下说法提出：如果苏联领导人的品味和一般品味差不多，这难道不是因为在某一点上，彩色画的业余爱好者和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乱出点子的人被搞混了吗？在艺术层面，它们难道不是一样的吗，因为双方都远离了至尊的目的，而抱守一些更加平淡的忧虑，而至尊目的超出了这些忧虑，后者只是由功用性的词语确定的。我们难道不也可以问，“无可救药的堕落”——这是同一份出版物中布勒东谈论苏联绘画所及之恶的词——从百年前起就通过绘画产品席卷了大众（它于是导致了显而易见的衰落），它没有填补由过去的神圣价值的衰落留下的社会空洞。就算我们可以作出积极的回应，我们还能乐于瞥见我们所爱的自主艺术的深刻意义吗？也许，去神圣化的文明的艺术不得不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对雕塑领域作出的某些研究表明，自主艺术也许依然在追寻着失去的世界，神圣的世界。在超越了自身的无能之后，现代艺术还在追求我们的由功用性带来的灾难所不再能触及的目的，在我们看来，情况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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