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 | 新冠疫情的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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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从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那学到一些东西来解释我们应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在她的著作《论死亡和濒临死亡》（On Death and Dying）中提出了有名的“五阶段论”关于我们是如何应对得知自己身患绝症的：首先是否认（直接拒绝承认这个事实：“这绝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接着是愤怒（当我们再也无法否认时便会爆发：“这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其次是讨价（希望可以延后或缓和事态：“就让我活到能够看见我孩子毕业的时候吧！”）；再次是抑郁（本能地抽回投资：“我即将死去，所以还有什么可烦扰的？”）；最后是接受（“我无可抗争了，我还是做好准备吧。”）接着，库伯勒·罗斯将这些阶段应用到了各种灾难性的个人损失上（失业，恋人之死，婚变，吸毒成瘾），并强调了这些阶段并不一定以同样的顺序出现，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完整地经历五个阶段。
当社会正面临一些创伤性时刻，我们可以分辨出同样的五个阶段。让我们拿生态灾难的威胁举例：首先，我们倾向于否认它（这只不过是妄想，事实是这只是天气模式的常规振荡）；接着愤怒到来（朝污染了我们环境的大公司和忽视了其危险性的政府发火）；其次是讨价（如果我们能回收利用废物，我们能赎回一些时间。同时，生态变化也有好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格陵兰岛种植蔬菜，从中国到美国的货船将在新北方航线上行驶得更迅速，冻土的融化使西伯利亚成为一片新的肥沃的土地成为可能...）；再次是抑郁（一切都太晚了，我们要完蛋了...）；最后，接受——我们正遭遇一个严重的威胁，不得不改变一整套生活行为方式！
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日益增长的数字控制的威胁也是一样的道理：首先，我们会否认它（这太夸张了！左派太会妄想了！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控制我们的日常活动）；接着，我们怒发冲冠（冲着大公司和国家秘密机构，它们甚至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身并利用这种了解去控制和操纵我们）；其次是讨价（当权者有权去搜寻恐怖分子，但无权侵犯我们的隐私...）；紧跟着的是抑郁（太迟了，我们的隐私已泄露，个人自由的时代已结束）；最后是接受（数字控制显然是我们自由的威胁，我们应该使公众意识到它的方方面面并参与到与之的战斗之中！）。
在中世纪，受感染的城镇居民同样以一个类似的方式应对瘟疫的迹象：首先是否认，接着对给我们招致了惩罚的罪恶生活发怒，或甚至对允许了这种惩罚的残忍上帝发怒，其次讨价（情况还不算太坏，让我们避免和那些生病的人接触就好...），再次绝望（我们的生命要结束了...），然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纵欲出现（反正我们都要完蛋，倒不如尽情享乐，酗酒做爱...），最终接受（瞧瞧我们，还是尽可能地表现得正常吧，生活还得继续...）。
这难道不也是我们在面临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疫情时所反应的吗？首先，总有一个否认（事态的发展并不严重，一些不负责任的个人只是在传播恐慌）；接着，愤怒（通常是以种族主义和反政府的形式出现：中国人应该感到愧疚，我们的政府效率太低下了...）进一步是讨价（好吧，是有一些受害者，但它至少没SARS那么严重吧？我们可以止损...）这并未奏效，随之而来的是抑郁（别再对自己开玩笑了，我们要毁灭了）...但问题是，作为最后阶段的“接受”会是怎样的？一个奇怪的事实是：与在法国和香港等地的最近一轮社会抗议类似，疫情呈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并不是爆发之后消失得一干二净，而是持续存在着，给我们生活带来永久的恐惧和脆弱。
我们该接受并和解的地方在于，承认有一种生命的次层级，即病毒的不死的，愚蠢重复的，前性别的生命，它总是在那儿，并总是作为暗影伴随着我们，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我们预料不到的时候爆发。甚至，更广地来说，疫情提醒了我们生命的终极偶然和无意义：无论人类建造起多么富丽堂皇的精神大厦，病毒或小行星这样愚蠢的自然界偶然都可以毁灭它。更不用说来自生态的教训了，那就是我们，人类，也在不知不觉地为这种毁灭添砖加瓦。
选译自
Slavoj Žižek
Pandemic! COVID-19 Shakes the World
OR Books，2020
译 / 介 / 系 / 列 No.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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