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一吟：牛棚枕边雪

┃Personal History

牛棚枕边雪

© 丰一吟／口述
© 周峥嵘／撰稿

丰子恺

　　最初爸爸面对批斗，是心有余悸，但后来，他横下了一条心，把批斗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被拉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一些老知识分子被称为“牛鬼蛇神”，在单位时不让他们与革命群众呆在一起，另辟一室安顿。这房间被称为“牛棚”。别人坐牛棚不堪其苦，爸爸倒练出了一身功夫，把坐牛棚看作参禅。别人写每天的思想汇报苦思冥索，久久写不出来，他却一挥而就，因为弄笔头是他的本行。只要学会说假话，这种思想汇报是不难写的。但有一点，他的思想汇报，从来不牵扯别人，一味自己认错。有时，他还会在思想汇报中创作出一篇小品文来。例如写他在街头扫地劳动改造时，姿势不正确，扫起来很吃力，一位专业的清道姑娘好意地手把手帮助他纠正姿势……据说他的“思想汇报”有时会被人偷走，这可是艺术家的真迹啊！
　　他在牛棚里与人谈笑风生，有时谈自己在日本时的情况，有时谈词语的日文、英文名称的读法的差异或内容的差异，有时也谈生活，或其他种种。常常是好端端的就忽然被叫去受训话。他去了回来，好像只是去上回厕所，继续与“难友”们谈下去。他和画家唐云谈得很投机，互相勉励，得到安慰。有时他在牛棚里靠一本《毛泽东选集》做掩护，偷偷地作诗填词。
　　1967年夏，造反派中各派打内战，其中一派要批斗爸爸，另一派把爸爸藏起来要由他们自己来批斗。就这样，父亲被一派藏到徐家汇以南海燕电影制片厂对面的上海美术学校（今上海轻工业学校）里，与上海画院办公室主任、美术理论家邵洛羊先生关在同一个房间里。两人仅有的自由就是可以到食堂吃饭，可以到井边汲水。两人同居一间牛棚，睡床为矮榻两具，到了晚上，说古论今，海阔天空。谈到佛教中的大乘小乘，画的南北宗，谈到《护生画集》，一扫霉相，喜笑颜开。爸爸一向嗜酒成癖，关在美术学校里，喝不到酒，未免美中不足。后来他放大了胆，让家里人送酒来，被造反派看到时，他就说这是“治风湿痛的药酒”。与邵先生两人，药酒把杯浅酌，不改好酒者本色。
　　父亲为纪念母丧而留下来的胡须，在一次批斗中被造反派剪去了。文革中有关批斗他的事，他回家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一通，有时甚至避而不谈。这一回胡须被剪，再也瞒不过家人了。但他还是满不在乎地说：“会长长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即使在批斗最厉害，全家最紧张的时候，爸爸的烟酒照样不断，黄酒仍是老样，只是香烟牌子比前差了。这是爸爸旷达的地方，他不让家人受惊和担忧。一直和我们一家同甘共苦的英娥阿姨回家乡石门探亲时，对乡亲们说：“先生晚上回家，仍是喝一点酒，神态照旧，叫人什么也感觉不出。其实他是怕我们难过。”是的，父亲一直很体恤家里人。从外面回来，只要英娥捧上烫热的绍酒，他就会忘记一切的不愉快。边饮酒，边聊天，只字不提白天的事。有一次他被挂了牌子，牌子写“反动学术权威”，与一帮牛鬼蛇神从市少年宫出发，到静安寺一带游街。他回家来绝口不提此事。但有亲友看见，对家里人说了。家里人问他，他对此事也轻描淡写，反而讲一件趣事给家里人听：“我在游街时，路旁有个青年人跟着我走，一边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丰先生，我是很崇拜你的。”讲得全家人心头也暖烘烘的。爸爸的意思是，你看，即使在这年头，也还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牛鬼蛇神表示敬意！
　　1968年3月14日，上海戏剧学院造反组织“狂妄大队”冲击画院，勒令画院里所有的牛鬼蛇神跪下。他们把热浆糊浇到爸爸背上，在他背上贴上大字报。又叫他到草坪上去示众。由于跪得太久，爸爸一时站不起来，无情的皮鞭就往他身上抽，逼着他爬到指定的地方。尽管这样痛楚地受折磨，他回家来还是想隐瞒。但背上的浆糊怎么瞒得过家里人！在家人的追问下，他仍是轻描淡写，只说了在他背上刷浆糊贴大字报的事。“快拿酒来，不要谈这些事！”这个狂妄大队，据说是属于上海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革命楼”的，他们提出“老朽滚蛋”的口号，专给运动搞得不够激烈的单位点火。实际上，就在冲击画院的前一天，他们到过我们出版社，我见过他们，当时他们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样子已经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来过之后，我们单位一个颇有才华的男同事，他已经靠边受审查，开煤气自杀了。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第二天就光临了画院，把魔爪伸向了爸爸。我记得那天爸爸回来脸色苍白，步态有些不稳，等到他坐下来，我们才发现他那藏青色衣服的背上全是浆糊迹。爸爸在画院遭此折磨的经过，我都是后来为了写爸爸的第一本传记，向当年在画院的人挨家挨户访问才知道的。
　　我和宝姐在编译所分属两个部门，领导要我们写材料揭发爸爸。
　　我费尽心机凑合了几条材料，揭发了爸爸几个很疏远的朋友，已经去香港的，说他们向爸爸要过画，居心何在等等。我甚至从爸爸的画题中“挑刺”，说爸爸如何画得不对，根本称不上“学术权威”等，如此这般。材料送上去后，他们就不再找我麻烦。民望哥单位里有一次为了爸爸的事单独给他开过一次会，还要求参会的人个个都发言，帮助他，批判他。
　　我们家底楼的房子让出来后，好一阵子一直空着，没有人搬进来。后来一群建工局的造反派不知从哪里得知我们楼下空着，硬闯进来并以此为据点，驻扎下来。他们中几个人经常到二楼上厕所，妈妈担心爸爸的安全，让我去跟他们谈谈，请他们用一楼的厕所。我只好硬着头皮下楼，和他们谈判。我先是问清了谁是头头，谈判就开始了。我按事先想好的策略，先表示欢迎他们来我们楼下住，将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然后就说到正题。我当时说，我们一家除了爸爸，都是女人，你们上楼来用厕所，多有不便，楼下也有厕所，如果嫌脏，我们可以打扫干净，你们也省了一趟趟爬楼梯。那个头头还算通情达理，听我这么一说，就跟我聊起天来，顺便问了爸爸的一些情况。此后，我们算相安无事。
　　虽然楼下已让出，但二楼有前后两间，前间又隔成东西两间，所以我们住得还算宽敞。不过有一天，又来了两个不速之客，是画院的造反派，我记得其中一个好像是姓严的，他们提出要暂借我们二楼的后房办公。说是暂借，但究竟住多久，我们也搞不清楚。那时正好新枚和他的新婚妻子好猫（乳名）在家。我记得那天新枚一听造反派要借房，血气方刚的他瞪出了两只眼睛，脸涨得通红。我很怕他当场发作，我赶紧答应了造反派的要求。与造反派共处一室，对爸爸自然是极大的威胁，但那种情况下容不得我们不答应。那两个来人见我爽快地答应了，就吩咐我们清理一下后房的东西，给他们留下家具，转身下楼了。谁知他们还没走下楼梯，早就按捺不住怒火的新枚大发雷霆，敲台拍桌，说，这不等于要监视我父亲吗？我们要劝他，已经来不及。造反派听见动静回到楼上来。一场冲突眼看就要爆发，那两个人说：“怎么？对我们不满意吗？”新枚总算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没有吭声。还是我那聪明善良的弟媳好猫急中生智，马上对他们说：“跟你们没关系，我们夫妻在吵架，你们来之前我们就在吵。他看见你们一走，就又吵了。没你们的事！对不起！对不起！”多亏了弟媳妇这番话，挽救了爸爸，也救了新枚，要不然造反派就要为此批斗爸爸，对新枚也不会手下留情。要是通知了新枚的单位，怕也要倒霉。造反派听好猫这么一说，原来是夫妻吵架，就下楼离开我们家了。
　　不久，楼下又来了几家新房客。现在按照我手上保存的一张卖菜橱的发票，可以推断楼下几家房客是1968年3月13日前后陆续搬进来的。房客中有一个复员军人很厉害，一搬进来就在厨房贴了一张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指着纱橱，说厨房现在是大家共用的，不再是我们一家的，让英娥阿姨将橱搬掉。英娥阿姨还舍不得，后来爸爸息事宁人，提出这个大橱卖给旧货商店，现在还留下了卖掉大橱的发票。就这样，住了十几年的独家独院房子，变成了一房四户。
　　1969年10月29日，我收到通知说11月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要疏散到奉贤县柘林镇。我们上海编译所当时已是该社属下，一批原来不坐班只拿车马费的人也必须跟着他们走。10月31日放假一天，让大家作好准备。那时爸爸已到上海县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我趁休息一天去看爸爸，并给他送寒衣。
　　我带着不满五岁的女儿，一大早在徐家汇乘56路公交到港口后，换龙吴线到曹家行，再打听爸爸所在生产队的方向，好不容易到了那里，听说爸爸在田头劳动，我东寻西找，赶到田头一看，原来他老人家在棉花地里摘棉花。他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两眼因被秋风长吹而出泪，胸前腹部挂着一只褴褛的棉花袋。我看爸爸这个样子，鼻子里一阵酸，说了一句：“爸爸，我来看你了。”爸爸用手擦了擦他那流泪的双眼，说：“咦，一吟，你来做什么呀？”语气中除了惊讶，似乎还有不愿我看到他这副可怜相的意思。我们边说边在田头边坐下来，我问起爸爸在乡下的饮食起居，可他照例不肯多说，只说：“我很好，他们看我年纪老，派我做轻松的工作……”
　　一声哨子，收工了。从四面八方庄稼地里集合拢来的一队人，在解押人的叱咤声中，来到了一座院落里。我背着女儿，跟着爸爸到设在农民房子里的食堂，吃过粗劣的中饭后，又看了一下爸爸住的宿舍。这算是什么宿舍！一所低矮的农舍里，潮湿的泥地上铺着些稻草，并排着一副副被褥。爸爸就睡在这里。举头一望，屋顶多处有漏洞。到了雨雪交加的冬季，这日子怎么过！1970年，爸爸给远在石家庄的新枚的信中曾提起1969年的冬天在曹行农村的情况，说朱屺瞻老先生的被子上因屋漏而下了好多雪，他自己因为睡的地方好，枕边略有些雪。爸爸就是这样，对自己的苦难总是一笔带过。
　　门口的河浜，据说就是他们洗脸的地方。我看了河浜，正在为天寒地冻的时候老人家们如何临河用水犯愁。爸爸似乎看穿了我心事，打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的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快回去吧，不要为我担心，这里还是有不少好人照顾我的。”那一回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爸爸，我知道爸爸一定有很多事瞒着我。事隔多年后，我才从他的“难友”们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据说在曹行农村时，除了田头劳动、接受批斗外，晚上还常随时有可能被紧急哨子催起来“拉练”。所谓“拉练”，就是急行军，起床穿衣的动作稍一慢，便会受到种种非人的惩罚。于是父亲干脆每晚都不脱衣服睡觉，有时候连鞋也不敢脱，以便一听见哨子马上起身报到。但半夜三更，一片漆黑，要在乡间田埂上急行军，相互间还推推搡搡，听吆喝声，这哪里是一个七十二的老人能忍受得了的！
　　饱经了风寒，受尽了折磨的爸爸，全靠这一年12月19日震惊全上海、全国的上海文化广场一场大火，才得回到上海市区。因为文化广场与上海中国画院属同一系统，广场失火，需要画院等下乡的工宣队、军宣队上来处理善后事宜，爸爸等也就“因祸得福”，一齐回来。人们忙着处理火灾的事，爸爸则患了重感冒，卧病在家。
　　我那时随单位和全市新闻出版系统人员被疏散到奉贤柘林镇。市新闻出版系统要在那里建五七干校，我们要在那里接受教育。因未完工暂时被安置在柘林镇一所小学里。在那里，每天帮农民干些种菜的活，干完了活开开会，每月回家三天。1月29日正好是我们回家的日子，我刚上车，镇上的人叫我接家里来的长途电话。我一路心惊肉跳，难道是爸爸出事了？妈妈生病了？女儿有事了？我接了电话，才知道是英娥阿姨突然中风去世，正好探亲的新枚、好猫夫妇在家，通知我请假回家。英娥阿姨在1953年我们还没搬进日月楼前就到我家，十七年了，跟自家人一样，除了高血压，她身体一向很硬朗，却突然走了。我哭起来，旁边的人还以为我父母去世了。我说了是我家保姆英娥阿姨，他们也松了一口气。我们一家不胜悲痛，2月1日在火葬场租了半个大厅为她举行告别仪式。岂料就在这天晚上，爸爸自己起来小便时跌倒了。自己硬说没事，但次日被外甥女沈国驰闻知，坚决要送他进医院。她是我姨妈的女儿，是医生，我们叫她秋姐。当时要送牛鬼蛇神进医院，绝非易事，幸而秋姐有熟医生，总算住进了淮海医院的六二六病房。经检查，竟患了中毒性肺炎！这一回总算抢救及时，得以脱险。
　　说到五七干校，我想起来当时一开始领导说我可以带小孩一起来干校，我很高兴，就到街上去买了一个小凳子打算给女儿坐。结果有一对夫妻，一个叫高宗文，他太太姓刘，都是党员，他们知道了以后，就说丰一吟可以带小孩子来，大家都带小孩子来，这还像什么干校，马上就去告诉了领导，这样小孩就不能随我了。我哭得要命，有什么办法呢。家中只有老人，本来可以委托英娥阿姨帮忙，但她去世后家里已经乱了套。后来还是好朋友萧旬帮忙办妥了家里的事情。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爸爸生这一场大病，倒是因祸得福。肺炎治愈后，留下了肺结核复发的病灶，于是开三个月病假，而且一直可以续假。爸爸很高兴，他虽然与病魔打上了交道，却从此可以摆脱“人魔”无休止的纠缠和折磨。岂知这一回“塞翁得马，安知非祸”！只因这次可请长病假，他一心想着与“人魔”诀别，竟忽视了病魔的侵袭。请了长假，就常在家里，只让大女儿去医院代诊，只要能取到医生续假证明便满足，自己不再去透视复查了。比肺结核更加可恶的病魔，肺癌后来便开始向他进攻了。不过，这是后话。
　　我还要说说我弟弟新枚的事。新枚是爸爸最小的孩子，爱好古诗词，又会陪爸爸喝一点酒，对爸爸的遭遇无比心痛，所以父亲很喜欢他。新枚于1964年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后，校方照顾他家庭在上海，爸爸又是统战对象，便分配他到上海科技大学外语进修部进修两年英语。原以为1966年毕业后可留在上海工作，谁想毕业时正逢文革开始，分配工作一拖就是两年。后因爸爸是上海市十大批斗对象之一，原定分配在上海，一变而为被分配到河北省石家庄市。爸爸很伤心。新枚青梅竹马的对象沈纶，又名佩红，是我妈妈亲妹妹的女儿，我的表妹，当时在天津工作。为了使两人今后便于调在一处，经商议后，决定让沈纶到上海来完婚。成婚时间是在1967年11月底，那天晚上凄风苦雨。原想在这一天晚上全家好好欢聚一下，没想到爸爸这天又被揪到离家很远的虹口区去接受批斗了。新郎新娘几次到弄堂口去等，一直等到九点多钟，爸爸才冒雨而归。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做父亲的仍没有忘记给新人送礼品，一对小镜子。这对小镜子放在他的怀里，陪着他去参加批斗。爸爸回家后，上三楼临时布置的新房里，亲手为新人点燃了喜烛，并即席赋诗一首：

　　喜气满新房，新人福慧双。
　　山盟铭肺腑，海誓刻肝肠。
　　月黑灯弥皎，风狂草自香。
　　向平今愿了，美酒进千觞。

　　吟毕诗，从怀中取出暖烘烘的一对小镜子，分送给新枚、佩红。并勉励他们眼光要放远一些，不要被眼前的月黑风狂挫伤了锐气……
　　婚后，佩红回天津，新枚于1968年4月赴石家庄华北制药厂当工人。动身前，爸爸特别难过，他自己送儿子到弄堂口，看着他上了车，怅然地回到屋里，若有所失。
　　“是我连累了新枚……”他常常喃喃地说。

　　本文选自《丰一吟口述历史》，丰一吟／口述，周峥嵘／撰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