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那北：宣传队

┃Personal History

宣传队
节选

© 林那北／文

林那北

　　9．中学

　　花钱买下粉红舞鞋后，宣传队的日子悄然起了变化。
　　世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制服大约首先是为了给自己打兴奋剂，然后再去震慑别人。舞鞋不是制服，但既然没买它之前我们穿塑料鞋就可以跳，那么把舞鞋等同于制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鞋尖证明今天不是昨天，这样不是那样。
　　在排练间隙，老师开始安排“练功”这个环节，有时是让我们下腰劈腿，有时是排队走“碎步”——就是绷直腿，前掌后跟轮番踩地，步子走得又快又小。这好像是戏剧演员常用的，我们哪用得着？
　　县文化馆老师来公社教化妆，现场由一位公社宣传队女演员当模特，先化左边妆，是明眸皓齿的美貌女子，再化右边妆，是咖色抹腮帮、眼角鱼尾纹的老妇人，一个人顿时分裂成两个人。这种专业的技术活跟我们这些业余小选手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老师还是急巴巴地争取到机会，把我们悉数带去现场。黑瘦老师沉着脸叮嘱：“认真学，以后用得上！”她忘了我们已经很久没进入课堂了，差不多快把自己作为小学生的身份忘光。那时部队偶尔会来招些文艺体育专长的小兵，如果有空眺望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凭借一技之长，或许可以侥幸获得被招入部队穿上军装的机会，却没想到几年之后风云突变，派上大用场的是文化课而不是化舞台妆。
　　《白毛女》也是芭蕾舞，它其实在《红色娘子军》之前就拍成电影上映了，但我们排《大红枣儿甜又香》却是后来的事。编斗笠送红军编出成就感了，连校长都有大干快上的激情，于是红枣来了，《北风吹》来了，接着居然要排一出小芭蕾舞剧，内容是生产队失火了，为了保护集体财产，红小兵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抢救，大致就是如此。
　　既是救火，情节与场面难免大起大落，女主角的动作也随之加大难度，跳、跨、跃、旋转，总之柔韧度要有，力度也要有，能蹦能跳。我在体操队的那些训练可以派上用场，我成为女主角。
　　但是找不到男主角啊。芭蕾舞里的男主角仅是配角，干些托和举之类的力气活，但要能配得上，也不好找。之前我们学校一直主打女生，男孩只是偶尔起用一两次，比如那个在《洗衣歌》里跳炊事班长的，比如杨白劳，却都已升上中学离去。老师拍着脑袋懊恼，她们终于知道自己不切实际了。有了舞鞋，也根本放不起卫星。事已至此，首当其冲被打击的人就是我，我窃喜了半天，分明已经进入女主角状态了，并且私下里偷偷开练，甚至企图练出“倒踢紫金冠”的动作一鸣惊人。
　　结果没有，男主角没找到，我紫金冠也没踢出来，拖了一天又一天，小学毕业了。
　　我进入中学前，母亲已经从外地调来，就在这所中学。中学的房子相对宽裕，我父亲还兼任中学党支部书记，小王国里有些方便，就把家从公社院子搬到了校园。
　　该怎么形容这所学校呢？“大”、“美”，词很俗，却很准确。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种在半山坡上那十几棵一个人抱不拢的大树叫什么名字，应该是松类的，枝干笔直挺拔，针状的枝叶有限地铺展着，每一寸肢体都喷发着热烘烘的骄傲感。想看到它的顶部，必须仰起头，它的末梢与云衔接在一起，蓝天成为衬布。
　　从半山坡上下来，是两座并排的青砖教学楼。楼前种着芙蓉和扶桑，芙蓉是早晚变化的粉、白、胭脂红三色，扶桑是玫瑰红的，中间挑出一束米黄的花蕊。再往前走，一条微微弯曲的青石小道细长幽深，两旁是密不见天的松树林，秋天时松针落下，在地上铺出厚厚的棕黄，踩上去柔软得恨不得倒下去打几个滚。
　　这些，不过是整个校园的一角。
　　扳着手指头粗粗算了一下，我现在能数出来的一共有十三幢楼房，其中还有个小院落，它们分别拥有简单明了的名字：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十三幢高矮不一的青砖红楼错落地在校园各处散开，像一个个割据一方的诸侯，中间隔着一个田径场、两个排球场、五六个篮球场以及难以计数的白玉兰、夹竹桃、合欢、榕树、桉树、桃树、相思树、番石榴树。
　　至今我都没见过比它更优雅从容、宽阔俊俏的中学校园了。
　　三号楼是幢两层的建筑，入口处舌头般伸出一块遮阴的雨披，砌了宽宽的栏杄，上面可坐人，而雨披的顶上，则是二楼的露天阳台。这是全校最精致的房子，有几分西洋建筑风格。它的左前方有两棵不知名的树，开出嫩黄色的花，结出两头尖中间隆起外翘的果，果不能吃，据说有毒，薄薄的皮一被划破，就流出牛奶状的液体。只要一会儿，破损处迅速变黑，结出微微隆起的疤。我们家曾安在这幢楼房的一层。我最乐此不疲做的一件事就是和这两棵不知名的树过不去：把它喇叭状的黄花拔下，插到旁边的桉树枝上，然后坐到栏杆上，等着路过的人惊叫桉树开花了；待到它结果，摘下，在半截处用指甲画出眉毛、鼻子、嘴巴，转眼间它就活脱脱成了一个戴帽子的日本鬼子兵了。
　　几年前曾回去参加过一次校庆，校门改道了，楼房逼仄了，树木少了，气派倒是气派了，却多出所有城镇建设一致的通病：混乱、无序、暴发户气息横溢。有几幢老房子尚存，夹在新楼房间无辜地看过来，眼神却已浑浊。许多东西被时光带走了，淹没了，就永远不可能再回得去。
　　初一教室是在那排扶桑花后面，一个年级八个班。因为“复课闹革命”时的混乱，学生年纪参差严重，成熟与稚气的脸交相辉映。我是最小的一个，个子也小，坐在第一排。第一天课间，窗子外趴着几张脸，叽叽喳喳地看我。“这个先生仔才这么一点点大啊！”这是他们的好奇之处。“先生”是当地人对老师的称呼，福州话可以远溯中原，古意盎然。我母亲教初中两个年级的美术课，并担任隔壁班的班主任，所以也是他们的“先生”。
　　久违了教室，重新坐进来虽手脚憋屈，还是顿觉新鲜。居然有英语课，老师是印尼回国的侨生，穿衣发型都与一般人不一样，很花的衣裳或尖头的皮鞋都敢穿到课堂，头发是自然卷，黑中带隐形小花的大发卡夹起耳旁的头发。她丈夫也在这所学校教英语，建国初他们青春年少时携手回来建设新中国，结婚、生下两个儿子后，终于又后悔，正想法子重返岛国与父母兄弟相逢，但来得容易，走却不易，走首先需要有我父亲的支持，所以她特别关注了我，认真改我的作业，不时过来指点。我也觉得这豆芽菜似的文字不错，读和写都好玩，打算好好学，跟着这位洋气的说话有股奇怪腔调的女老师学。
　　但一个多月后中学宣传队把我招去，我再次离开教室。

　　10．琵琶丢了

　　一直以来，这所中学的宣传队在全公社各中小学里都处于老大地位。有一支强大的乐队，文艺汇演时第一个节目往往是他们的大合奏。师生一起上，磅礴弹奏，震天动地，气氛马上就出来了。还有几个漂亮的女孩和同样漂亮的男孩，女舞蹈不缺人，男舞蹈也不缺人。其中一个女孩是我们小学白胖老的女儿，外号“一一”，意思是全镇第一，这指的是她的跳舞水平。她高中还没毕业就成为公社宣传队的一员，这个待遇她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初进中学时，我曾以为不可能再进宣传队。这所学校有一千多号学生，宣传队已经有足够的人手，个子也高出我一截。一个舞蹈，总得挑个子差不多的上场，而我小学宣传队的那一茬女孩，或者是低一两个年级的，或者转学，或者休学，一起升到初中的只有三个。这当然是件沮丧的事。有天傍晚从学校对面那条狹长的小巷子走过时，被一个瘦得背微驼的中年人拦住了，他看着我的手，并叫我把巴掌张大给他看。我跟他不熟悉，但我知道他是谁。附近的人都叫他苏老师，据说曾是邻县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因为肺不太好，所以一直在家休养，时常看到他在附近走来走去，步子很轻很慢，怕惊扰到谁似的。他的二儿子跟我同一个年级，所以没什么可惧怕的，我听话地张大手掌。他用食指和拇指轻轻捏住我的中指，翻过来翻过去看了看，然后慢吞吞地说：“你来跟我学琵琶吧。”顿一下又说：“你一定要跟我学琵琶啊！”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话，声音很细小，微微有点喘，听起来就像刚受了委屈，惊魂未定，无限忧伤。
　　这个太突然了。有几次县文艺汇演上有琵琶独奏，一个人孤零零地抱着把葫芦状的琴坐在偌大的舞台中央，麦克风被压低了，抵近琴弦，左手在上面从容按弦，右手指扎着假指甲在下面繁忙地拨弦，叮叮咚咚响。好玩吗？一点都不好玩。从早上睁开眼到夜里被母亲逼着熄灯睡去，白天对于我永远都不够用。我得跑步，得游泳，得打球，得东游西逛，忙都忙不过来，那么静态的琵琶哪里能吸引我？
　　但最终母亲还是买来一把简陋的没有上漆的琵琶塞到我手中。苏老师居然找到我家，说服了我母亲。他的理由是从我手指头引发的，“这么细长的手指头，天生就是用来弹琴的，不弹太可惜太可惜了！”说到“太可惜了”时，他的脸色可能愈发苍白语气愈加忧伤，我母亲的柔肠或许正因此被揪了一下，于是咬着牙破费一次，买下琴。我一想也好，进不了舞蹈队，弹好了琵琶说不定还有机会进乐队啊。
　　我开始了背着琴去他家的经历。先进行手指训练，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逐一蹦弹拨动，要快，要有力。他要求必须不停地动手指，即使行走、坐下、躺下，也不妨碍手指头的弹拨，旁边但凡有任何东西，桌子、椅子、门板、墙壁、玻璃，总之是个坚硬的实物，都要随时以手指弹击，弹出来的声音越快越响越好。不把指头练灵活，练得掌控自如，怎能从容拨动间距那么小的琴弦？
　　写到这里我停下来，把右手掌张大，举到眼皮底下端详，我看到的是一只起皱的色泽晦暗的毫无特色的手，为什么苏老师当年在它面前决计当伯乐，竭力说服动员？那时我个子还没长开，手指却已经提前拔节抵近最终的长度，整个人在比例上确实很古怪。当初体操队招人时，让我们逐个张开胳膊趴在棕垫上，以尺子从这个指尖丈量到另一个指尖，再站直了量身高。如果两臂距离超过身高，就淘汰。为什么？以那个上海体育学院体操专业毕业的老师经验，臂长的小孩以后个子肯定高，而高个子离心率大，怎么适合翻滚腾跃？我从棕垫上起来后，就听那个上海来的老师嘟噜一句：“这么长！”尺子从脚底拉到头顶。果然超出，超了很多。而我弟弟则基本相等，是可造之才。我没被淘汰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后来事实证明人家没有误判。
　　苏老师却看走眼了，手指的假象蒙蔽了他，他以为忽逢千里马，结果却是一头蠢驴——我很快就把琵琶弄丢了。背琵琶去他家练习，出来时只要稍稍拐个弯就可以先回家把琴放下，那天我却像只刚从笼子里钻出的野鸟，一刻都等不及就奔向田径场。那里可玩的东西很多，很多人都在玩，我仿佛亏了，把琴往田径场旁一放就扑进去了。天色暗下后，我早已疯得魂魄四散，边擦着汗，边抚着咕噜叫的肚子想象母亲可能煮出什么好吃的，一路快跑回家，把琴丢到脑后。待记起，回头来找，没有。
　　母亲怒不可遏地大吼，吼过扔下一句话：“不管你了！”所谓不管就是不可能再花钱买琴。我顿时大喜，恨不得笑出声来。那时三个从小学宣传队升上初中的人已经一起进入舞蹈队。单单我们三个本来不够，不过一个年级集合了全公社诸多小学升上来的学生，各小学都有宣传队，从中再挑选出五六个，这茬又凑齐了。我们称舞蹈队为“前台”，乐队仅是“后台”，二者明显差一个等级，我自然不必再试图以乐器曲线敲开门。但若干年后这却成为我心头一块隐痛。世上很多好东西都似高处的星空，仿佛可触，却除了念想与垂涎，终其一生都遥不可及，所以得而复失或擦肩而过，才格外扼腕叹息。当然，豁达的话也可把一切归于宿命，吟一句“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也就释然了。
　　苏老师有两子一女，他们后来分别是省、市、县剧团的演奏者。二十年前有一次我在县城电影院看苏家小女儿演出，某个瞬间恍惚了一下，想起那个黄昏，那个狭长小巷，苏老师慢吞吞地告诉我应该跟着他学琴。舞台中央那个高瘦的女子仿佛是我，我问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没有答案，我不知道。
　　学校的舞蹈队与乐队其实并不矛盾，舞蹈队的女一号“一一”，就能弹手好扬琴。大合奏时蝴蝶状的扬琴摆在舞台正中央，其余乐手围绕着铺开，美丽的“一一”众星拱月般端坐，成为一景。说到底是我自己造化不够，丢失琴仅是外因。
　　带宣传队的是音乐老师，也能唱能跳能弹，钢琴、风琴、手风琴都不错。她个不高，大约仅一米五五，胸却奇大，走路总是把下巴向上扬起，仿佛那样便可拔长身高。夏天时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双鞋跟五公分左右的凉鞋，这在当时也属惊世骇俗之物了。人家啧啧称奇，羡慕嫉妒恨都有，她无所谓。“我这么矮，我就要穿！”这话一说，谁也没办法了。
　　我初见她时觉得脸熟，后来听母亲一说才想起来，原来她从前也在县城那所中学，母亲和同事欢天喜地唱歌跳舞时，她就是其中一员主力。她和母亲一起跳舞，再教母亲的女儿跳舞，世事从来纵横纠缠，所谓“缘分”就是一种最通俗的解释了。
　　日子没什么变化，不用进课堂又是小学时的重复。即使有一阵清闲了，无须整天排练，终于坐进了教室，突然哪天中央什么会议召开，几中几中全会并有重要公报，在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公社往往要以文艺晚会来庆祝，于是上场。这时总是需要一个欢呼舞，有时是我们独立排一个，有时要以人海战术营造更热烈的场面，就得和其他学校或公社宣传队的混在一起，下午排一下，走一下台，明确队形和各自站位，晚上就匆匆拉上去了。其实很简单，男的彩旗，女的长绸或者纸质花束，做临近喜极而泣状一队队冲上台，把手里的东西上下左右死命舞动，虽每次曲子不同，动作却是老一套，彩旗哗啦啦响，长绸蛇一样游走，五色花束把台下人眼晃花，无非如此这般，技术含量低得我们都可以当南郭先生，随便混在里头出几个错也不会有人知道。
　　一次正上着语文课，有人在教室外对我勾了勾手，我立即站起，提着书包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径自走出去。来人也是宣传队的，她是受命来喊我们的。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出现，所以正上课的老师也不意外，随便你。一切为宣传队让道，这是全校的共识。在这一刻小小的虚荣心总是很享受，一坐进教室，就开始盼中央开重要的会——忽然之间就与父亲不谋而合了。
　　那时父亲已经调县体委工作，独自去了县城。他离开了，学校里的文艺热忱并未消减半分。除了应对公社和县里的各种汇演，学校每年照例在五一、国庆或者元旦还有两三次汇演。各班、各年级出节目，最终评出等次，授予奖状和奖品，奖品是笔记本。一评奖，马上就有了比赛性质。反正也没其他可比，升学率及格率之类的词还远远没有出现，所以每个老师都憋着劲要为荣誉而战。这个班如果有校宣传队的，马上就占了便宜，自编自导自演就够了，班主任乐得轻松。
　　学校其实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激励，来什么运动就推什么积极分子，学雷锋积极分子、学《毛选》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体育积极分子等等。前几样奖状我从来没拿过，初一时同桌是个结实微胖的圆脸女孩，她每天煮早饭时都对着灶里的火光读《毛选》，一篇接一篇地背诵，所以学《毛选》积极分子总是非她莫属。她一登台拿奖状我就羡慕，但她一下了台我就忘了羡慕。我背不下那些话，反正也没人逼着背。每年的文体积极分子是我拿到的唯一奖状，我觉得自己占了便宜，都是玩的东西，还能被表扬。
　　高一时重新调整班级，很巧，两个宣传队的男生和我同一班。从附近初中也升上来一些新人，其中一个女生坐在我前排，清秀，娴静，脸窄长，唇非常薄，说话细声细气，轻轻咧嘴笑起时，唇边一颗小黑痣一跳一跳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曾是乌龙江边那所小学宣传队的。有了她，恰好两男两女，可以排出很多花样的节目。
　　从另一所初中还来了一位胖乎乎的女生，脸圆得像只球。总是笑，动不动就咯咯咯大声笑，嗓音甜美髙扬。她始终未被校宣传队接纳，只是代表班级登台。独唱、小合唱时，她也很正儿八经地唱革命歌曲，但私下里她唱《洪湖赤卫队》，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我的祖国》《九九艳阳天》《苦菜花开》。“娘啊娘啊，儿死后，你要把我埋在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我没想到歌竟然可以唱死唱坟墓；“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呀，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这暧昧得简直很奇怪啊！“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青春居然还可以被如此吟唱。高中两年，这个能唱很多“文革”前电影插曲的女生，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的笑声和那些歌滋润了那个岁月。后来她是一家民营工艺厂老板的妻子，好多年没联系了，我现在有点想她。
　　邻班也有两个校宣传队的女生，当我们还按惯性排少数民族舞时，她们却赴福州请人教跳芭蕾舞《沂蒙颂》。“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心向共产党……”没有舞鞋，也不似我们当年傻乎乎地以男式塑料鞋代替，但动作全部芭蕾舞化，身体完全打开，幅度极大，抑扬顿挫舒展流畅，与早些年县剧团翁毓玲教我们跳的《纳军鞋》是一路风格的。真漂亮，她们排练时，宣传队的几个女孩都忍不住跑去学，仿佛一下子备下了B、C、D、E诸多配角。有人开玩笑说，到汇演时要是你们谁病了也没关系啊，我们随便哪个都可以代劳。
　　演出后十几天，那两个女生中个子稍高的那个果然就病了，住院、病危、死亡，一切突如其来得像场噩梦。她其实早就有严重的肾病，只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完全看不出来啊，难度这么大的舞她都敢跳，她对自己的体力如此自信。肾病得控制盐分的摄入，但她是家中独女，偏偏爱吃咸东西，父母怎么拦都没用，就一下子恶化，救不了。这些都是我们半懂不懂听来的，究竟什么病，又因什么去世并没人真正弄清，全傻了，一连几天凑在一起脸色苍白地交换消息。她入殓时弄出很大动静，因为死在医院，按当地风俗不能回家，尸体只能摆在家门外，请来乐队弹奏，还请人念经做“迷信”。好多同学结伴去她家，我也跟去，离二三十米处又不敢了。后来听人说她化了很好看的妆，脸蛋和嘴唇都红红的，好像要演出，衣服也是粉红色的，像演出服装。不过她的鞋后跟被剪开，这样做鬼就跑不快了，跑太快怕她会去追哪个活人，尤其可能把谁家男孩子拖到阴间当丈夫。
　　那一年她才十六七岁。
　　这事很快过去了，对于学校而言无非少了一个学生，对于宣传队来说，她本来也不是最核心的那几个之一，总之都无关紧要。我也继续吃喝玩乐，每天东游西逛不谙世事，但是一入夜，想象她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却成为重大主题，挡也挡不住。这么年轻居然也会死？这是我之前万万想不到的，之前我以为死是老人的专利，而老离我还有几万年之遥，即使偶尔听到哪里哪个小孩因病死掉，也觉得不过像小人书里的故事，不真实得如同骗人的鬼话。但这个邻班的女生却不同，她明明不久前还活蹦乱跳，明明我们还跟着她一起跳《沂蒙颂》，明明刚刚开过A角B角C角的玩笑，突然之间说死就死了。
　　我终于也开始对自己不放心了。急性黄疸性肝炎时吃了很多西药，白毛藤、扁柏之类的中药也接连喝下，还打过很多B12针剂。它们全部被我讨厌，偷偷丢掉药片，或者趁母亲不注意吐掉草药汁等等，每回成功都得意地哧哧小笑，此时却后怕得想抽自己几巴掌。转氨酶早正常了，医生说已经痊愈，但真的没事了？会不会因为没吃够药量留下病根？会不会忽然也恶化？也无法救？也死去？那几个月我再也不敢右侧而睡，肝在右侧，我怕它压累了，生出是非。
　　人生的险恶第一次山一样横亘眼前。我那时想，要是我活不过二十岁，母亲怎么办？

　　11．风花雪月

　　宣传队总难免有风花雪月。
　　最早被触动是小学时，排京剧《沙家浜》里一个片段，需要七八个男生，男生中有个叫某光，女生则有一个叫某娜。某娜是我同班，而且同桌，我们一起去排练不上课，课桌总是蒙着一层灰。《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是《沙家浜》里郭建光的唱段，激情四溢，豪迈得惊天地泣鬼神。排练时都好好的，该唱该跳都没异样，可是有一天突然有人把歌词改了，改成：“要学那，某光和某娜！”大声唱，追着他们两人唱，唱得嘻嘻哈哈开心快乐。是他们两人真的有苗头被发现，还是纯属恶作剧？我相信应该是后者，都才多大啊，混沌未开，两人都不过十岁出头。小学一毕业，某娜的父母调另一个县工作，她也就消失了，而某光本来比我高一两个年级，后来因为休学，到高二时又与我同班。中学毕业几年后，有次同学聚会，见到某光，他原先在本县税务部门工作，已调邻县了。正奇怪为什么要有这种反常规的调动，他自己揭了老底，说因为老婆在邻县，他的老婆就是某娜。某光最大的特点是不肯正儿八经讲话，嘴角永远挂着恶作剧的坏笑，所以我没信。他急了，反复强调不是胡闹，“她真的是我老婆！”我眼瞪大了，愣了半晌，唱一句“要学那，某光与某娜”。人生果真有传奇啊，他们究竟是排《沙家浜》时就有故事发生，还是仅埋个种子，后来机缘巧合才春暖花开？问某光，他又恢复淘气样，打着哈哈，语焉不详。两天后电话响了，是某光打来的，他说有人要跟我说话。还不等我回过神来，话筒里换成了女声，嗓门很大，很兴奋，她说：“我是某娜啊！”前年夏天，某光的电话又来了，还是道一句有人找我，然后某娜声音又传来了。这次多说了几句，关于生活，关于孩子，她的言语间都是幸福和满足，不时有脆亮的笑声雷一样炸开。她说有空见见面啊！我说好，却一直未见上。她留在我记忆里骨架奇小，脸窄窄的，嘴更小，精致得像枚小瓷器，那副样子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是衔接不起来的。对着话筒那么澎湃地说话，按经验推测是个胖肥健硕的女人，脸宽阔，下巴挂满赘肉，两条腿行走时都会摩擦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今天的某娜是这样的吗？应该不是。但愿不是。
　　美丽的“一一”注定也会有些故事，只是她比我高两届，即使有暧昧消息，传到我耳边时也已是云淡风轻了。有一年学校里突然多出三位瘦削的高个子男生，他们是三兄弟，他们都拉小提琴。老大好像转眼就毕业了，老三是我同学，老二长得最好，腼腆、青涩、干净。他入学不久就进校宣传队了，很沉默，几乎没听到他说过话，却被活泼的“一一”爱上了。“一一”的母亲不同意，反对无效，山盟海誓愈加坚定。斗争过程的戏剧化我是后来才听到的，不多，零星点滴而已，却似颜料落入清水，慢慢洇开。
　　初二上学期加入校篮球队后，我的个子开始迅速往上拔节，座位因此从第一排持续向后移，一直移至倒数第二排。身体跑步追上，脑子却仍然没有发育。除了打篮球，还被田径队招入，我觉得忙极了，忙得生活里没有其他空隙。
　　有天晚上忽然听到哭声，不是一般的哭，有唱歌般的嘹亮广阔，而且是合唱。循声而去，是宣传队排练场楼下的小会议室，一群人，男的女的肥的瘦的像叠稻草般层层叠叠围了几圈，看不到他们的脸，脸都朝下，两臂张大，互相勾住肩膀，就这样绵长地、声嘶力竭地号啕大哭。我趴在窗户目瞪口呆，半晌都没回过神来。看不到脸没关系，他们一个个即使是后背也是我所熟悉的，跳舞的，拉手风琴的，吹笛子的等等等等，都是在校寄宿的几位朝夕相处的宣传队员。他们凑在一起哭，却把我落下了。
　　一会儿老师来了，劝了半天，哭声息下，圆圈散开，头抬起，可是彼此仅对看几眼又猛地往前一扑，手又勾住彼此的肩膀，再哭，再号啕，壮阔似波浪汹涌。原来是毕业季，第二天就有几人要离校，于是不约而同聚在一起，伤感至极。
　　“人生自古伤别离”，这是我后来读到的诗句，那时却不懂，那时除了有些许被他们集体行为所抛弃的落寞外，便是哧哧暗笑。至于吗？至于吗？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迟熟并不损害生命的最终质量，却可能错过一些窗外风景。《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类的小说里，有一鳞半爪与男女爱情相关的文字暗香浮动，看了不免好奇，却还是没开窍。开窍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吧，有些人天生对自己的身体敏感，早早进入女人的性别自觉中顾盼生姿。前几年房子装修，有次逛家具城，女设计师把她三岁多的女儿一起带上。那是个小美人，五官精致得像画出来的，她自己显然知道这一点，经过每一面镜子前都停下来，扭腰、举手、做表情，久久不肯离去。如果远处有年纪相仿的男孩，她眼光就飘来飘去的，肢体摇曳生辉。这令我有点不悦，几乎震惊。一朵花居然可以这么早就开放啊，想到自己的从前，真是自愧不如。
　　高二下学期时一封厚厚的信寄到我手中，字很好，词很丰富，落款却没有名字，而是一句毛泽东的诗。我相信诗是一个谜语，写信的男生可能惧于我母亲是本校教师而不敢公然标明身份，他是谁？是谁？到底是谁？我对这个谜底的好奇远远超出信本身，看后随手就把信扔到桌上，却给班上一个男生寄去一封信，他有一个独特的姓，信中我洋洋洒洒分析毛主席这句诗与他姓之间的关联，言语间几乎溢满自以为是的得意，并且要他回答：我猜得对不对。他没有回答，一直到今天，见了面他也从来不置可否。或许这事他早忘了？或许信的真正主人并不是他？本来我也忘了，但写这篇长文时，许多似乎早已消失的往事都嘶喊着、蹦跳着从四面八方涌来，仿佛它们穿着隐身衣已经委屈在某个角落太久了，忽然被召唤，顿时翩然起舞。
　　这件事后来节外生枝：扔在桌上的信被我母亲无意间看到，她大惊失色中开始质问对方是谁。我摇头，心里嘀咕：我也想知道他是谁啊。母亲半信半疑，她果断把信拿走，最终是撕毁不了了之，还是暗中展开侦查之路？我没有过问，当时不敢问，转眼也没了问一问的兴趣。那一阵母亲肯定加紧对我的看管，不时走到桌旁瞥一瞥我在做什么，我出门后，她也少不了又东翻西翻，以图再有斩获。总是一无所获后，她究竟该庆幸还是失望？她这个已经十六岁，并且身高长到一米六七的女儿原来还是一个不靠谱的二百五。
　　高一时，那个从乌龙江边升上来的唇边有颗小黑痣的女生，我现在把她称为Y。班上两位宣传队男生中，一个黝黑一个白净，黝黑的那个不是校宣传队常客，只是偶尔被唤去的边缘人物，而白净的那个是男舞蹈队主力，他是W。当我、Y、W一起在校宣传队排练，再一次次去公社、县里汇演时，从来没觉察到身边这两个同班同学神情有什么不同。高中只有两年，两年我们都这么过来了，然后毕业了，各奔东西了，然后音讯全无。我以为Y和我一样也不再关心W的下落，他虽然长得周正，衣服从来干干净净，喜欢抿紧嘴显出几分高傲的神情，但也仅此而已，与我与Y全无关系。
　　其实错了，有天在街头碰到一位女同学A，双方惊喜地寒暄后，A就拍着我肩膀问我知不知道Y和W的事。不待我回答，她就饶有兴致地说开了。原来Y和W中学时就谈恋爱了，都能歌善舞，都模样俊俏，恋爱很顺利，毕业后也一直延续，眼看就可以男婚女嫁了，但有一天，Y的弟弟游泳时出了意外，尸体几天后才找到。Y的父母悲伤自不待说，接下去的难题是Y的父母只生了姐弟二人，忽然弟弟没了，Y就不能嫁出去，而必须招女婿上门。如果W家中兄弟众多，这个角色想必他是愿意承担的，但W是独子。那时独子极少，福州话里被称为“罕仔”，W怎么可能弃自己父母而去？山盟海誓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碎了一地，分手成为必然。A说，Y快哭死了。
　　我见到Y是几年前的一次同学会上，她也来了，乍一看脸，变化不大，脸蛋还是清秀端庄，也还是话语不多，浅浅一笑时，薄薄的唇边那个小黑痣还是轻轻一跳一跳。但我注意到她的手，她的手掌粗大厚实，指尖有些开裂，隐约布着细碎的褐色纹路。这是一双辛苦的手。她早嫁人了，和丈夫一起开家水果店谋生，那个丈夫自然不是W。同学会总是沸腾的，当年班上男女同学彼此间假正经几乎不讲话，各自被生活历练后，嘴皮子已经油乎乎的一个赛一个，嘻嘻哈哈，各种腥味的玩笑此起彼伏。但那天没有人拿Y和W取乐。W坐在男同学堆中依旧平静地笑着，皮肤仍是细白滋润，变化也不大。
　　有一瞬我突然起了疑心：A所说的故事真实吗？

　　12．毒草小说

　　一九七三年，有一个叫张铁生的陌生人忽然被我们热爱。他考大学时面对试卷一头雾水，几乎交白卷，于是索性把卷子翻过来写下一封信，这有点像赌博。他赢了，被树为“反潮流英雄”，学上成了，也出名了。我们学校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大会小会学习一篇叫《一份发人深省的考卷》的社论，号召以他为榜样。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个北方中学生也喊出我们的心声：“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 ABCDE，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其实就是不号召，书也已经没法读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水浒》、学小靳庄、走“五七”道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整个社会像吃错了药，诸多运动纵横交错，哪还放得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我们这些傻孩子，在营养吸收力最好的时期白白荒废了，却以为占了天大的便宜，整天乐呵呵。
　　后来我一直后怕：若是没有宣传队，该如何是好？
　　学校在半山上有个农场，种些番薯、茶之类的农作物，恰好要学大寨，耕种、耘草、收获就找到廉价劳动力了，各个年级各个班轮番拉上山忙活，但至今我都不知农场的模样。宣传队的成员可以不参加劳动，排练成为最好的挡箭牌；甚至可以不开会，不写批判稿，不需要“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更不需要考试。
　　毒草小说在宣传队里流传不是秘密，甲以《小城春秋》和乙交换《苦菜花》，甲、乙再以手中的《苦菜花》《小城春秋》和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交换《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林海雪原》《三家巷》《激流三部曲》《红日》《上海的早晨》……封面全都不见了，纸也发黄，微黑，边沿起卷。通常为了加快交换的频率，一本书停留在某人手中仅限一两天，于是站着看，走着也看，夜里还必须把睡觉的时间省下来。
　　母亲曾经最经常吼的一句是：“以后眼睛会瞎！”煮早饭时我把书伸到灶口借光，晚上又迟迟不肯上床。被母亲逼急了，先躺进被窝，等她屋里一熄灯，又迅速爬起，跪着，屈起身子，佝着背，以被子把整个人密实裹住，用早已藏在枕头边的手电筒照射在书页上。到后来，印刷体的书中夹进一些边沿不工整、规格不正常、以纱绳或麻线草草装订的“书”，上面的字是用钢笔或圆珠笔七扭八歪抄写的。“手抄本”的出现真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质感的事件。谁手上没存一两本，都会觉得有点没面子。其实也良莠不齐，最让人欲罢不能的是《一双绣花鞋》和《第二次握手》，前一本惊险跌宕，后一本与爱情直接相关。
　　既然一个人能抄，其他人就也纷纷效仿。再窝在被子里打手电简写字肯定不现实，我白天就已备好纸张，夜里在母亲眼皮底下先躺下，熄了灯，做入睡状，等里屋悄无声息了，再蹑手蹑脚爬起，抱着被子把桌子团团罩住，然后人钻进去，再拉开台灯，尽量弯下背，眼贴近纸，手不停地写下一行又一行。《第二次握手》我抄了一昼加一个通宵，那天清晨从被子底下出来时，眼前有一瞬乌黑，然后一颗颗金星铺天盖地飞舞，眼眶锐痛，泪水漫出来。那一刻，我想起母亲的警告：“以后眼睛会瞎！”不禁心一紧，恐惧、慌乱、后悔蜂拥而来。
　　在老花眼降临之前，我的眼睛其实不负众望，它们超常运转，三四年前体检时，视力一直都是五点二，据说这是飞行员的视力。人生许多溃败都是来自内在的毁坏，外部的风雨就是把浑身淋透，只要阔步走到阳光下晒一晒，又能很快得以修复。
　　阅读的惯性就这样被启动了。学校图书馆此时已经关闭，保管员是校长的妻子，她因为能说会道麻利能干，被我父亲赐了个“阿庆嫂”的外号，这是京剧《沙家浜》里春来茶馆女主人的名字。放寒暑假，学校里空荡荡的，阿庆嫂忙着为两个漂亮女儿缝纫衣裳，却不时被我打断。我要进图书馆，有时阿庆嫂不耐烦地把钥匙递给我，有时匆匆过去开了门把我反锁里头又忙自己的事去。
　　其实里头也没什么好书了，能烧的大都已经烧掉。不过没关系，眼睛好歹有了觅食的去处，在里头憋屎憋尿都很愉快。有天翻出一本薄薄的《小品文选》，是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夏衍作序，丁仃插图，打开目录居然看到父亲的名字。我以为只是同名同姓的人，回家后还当成轶事告诉父亲，父亲一听脸色霎时变了，愣了片刻低声说：“就是我！”那一瞬我的震惊远远超过父亲。写书的人一直被我看成遥在天边的神仙，忽然眼前就有一位，而且是我的父亲，可是之前他或母亲怎么从未透露过只言片语呢？
　　一九七四年西沙那边起了战事，然后就有一首《西沙之战》的长诗问世，非常长，有好几百行，除了序诗之外，又分出一二三几个部分。学校排了一个诗朗诵，二三十个人浩浩荡荡站在台上，人数是气势的保证，男男女女交错变化，不时做些动作比比画画。“炮声隆，战云飞，南海在咆哮。全世界齐注目，英雄的西沙群岛。涌浪里，风云中，海燕排空上九霄。壮志鼓双翅，豪情振羽毛，飞翔吧，海燕！歌唱吧，海燕！快告诉我们，西沙军民是怎样把入侵者横扫……”这是我背诵下来的第一首诗，也是最长的一首。
　　不知谁先动了写点文字的念头，刚开始是与《西沙之战》类似的高亢句子，不长，短短的几百字，写好了也不署名字就在宣传队里传阅，大家也仅当又多出一个微型手抄本，没有人去追究作者是谁。后来写剧本渐渐成了时髦，反正也没法知道深浅，胆都肥得不行。既然写了，当然最好有人拿去演，学校汇演就是最好的消化之处。跳舞得懂得肢体语言，话剧只是说说话而已，说话谁不会？高二时班上排一个话剧，剧本就出自那个白净的嘴角总是显出几分高傲神情的W。话剧名叫《争夺》，无非是红卫兵为保卫集体财产，如何与地富反坏右作斗争。我是女主角，W是男主角，瘦小的男生C演地主，另外还有两三个走过场的小角色。一个很粗糙的节目，福州人糟糕的普通话通过麦克风，又放大了咬字中的f、h以及前后鼻音不分的毛病。
　　但亮点却在演出开始后轰隆隆地出现。
　　为了打扮出地主分子的可笑模样，C特地向食堂工友老伯借了一件对襟褂子和一条裤子，问题出在裤子上。工友老伯穿的是大裤腿大腰围的裤子，当地人称之为“别别裤”，裤头有五六尺宽，没有任何收口，穿上后对折到腰间，扎上带子就行了。这种式样的裤子据说民国时很普遍，当时却只有为数不多的老人才穿，所以我们都没经验。C按平时穿裤子的习惯用一根皮带扎在裤头，开始平安无事，他在后台走来走去，两条大裤管像两面黑旗在我们眼前飘来飘去。上场后，或许是紧张，裤头渐渐从皮带里挣扎出来，先是一边往下掉，C连忙拉这边，但那边马上也跟着闹事，他又忙不迭地拉那边。如果动作幅度不大，倒可以与剧情配合，表现出地主阶级的猥琐狼狈，但情况越来越不妙，C以为裤头只要重新塞进皮带，一切就安然无恙，他忘了前台无法有后台时的从容淡定，越急着拉着塞着，裤头就越不听使唤往下滑。下面早就笑倒一片，笑声让C更加不知所措，终于他忘词了，两臂抱在腹间，呆站在那里。
　　剧情里有我和W躲在假山后面查看地主如何搞破坏，假山是用木头叠起的，我们在台前竭力绷住脸装严肃，一缩到木头后，就哧哧哧捂着肚子狂笑。这一笑，就像闸门被拉开，再上台抓地主破坏现场时，也没法止住。笑笑笑，台上台下融为一体。
　　这是那个演出季最沸腾的节目，在场的人都记住了那条调皮的裤子，而那个C留在我记忆里的形象也与一条大阔腿裤重叠在一起。适度出丑总是挠胳肢窝的秘器，让隔岸观火的大家获取俯视生活的轻松，每个人暗含的幸灾乐祸之心因此得到小小满足。我推测，这也是后来赵本山等小品演员走红的一个原因。
　　那一次，我也写了一个小话剧，被初一年级拿去排演，内容也不外乎红卫兵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弟弟是参演者之一。剧本用油墨刻印出来后，送了一本到我手上，封面上有作者名字，这确实是挺让人兴奋的事。汇演结束，学校给我颁了一个创作奖，奖品破例不是笔记本，而是一本小说《高高的苗岭》，封面上是个头箍白毛巾的苗族少年，他雄壮地站在山头，弓步向前，浓眉大眼，英气勃勃。这是第一本真正属于我的小说类图书，我特地拿塑料纸包好，再用缝纫机把边沿团团车好，做好了保存一辈子的打算，事实上很快在搬家中就把它弄丢了。一九九八年五月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重庆笔会，从市区坐长途车去黔江有三四百公里，处处险峰不断，常常一边是万仞高壁，一边则是万丈悬崖。刚下过雨，不时见碎石块滚落在路面。我与舒婷坐一起，前排是叶辛和当地一家报社的记者，记者很敬业，一直与叶辛聊文学。我有恐高症，车窗外的险峻让我一直魂不守舍，幸好舒婷凭她的一张铁嘴不时说说笑笑，多少缓解了一些紧张。就在这期间前排的对话让我猛地一怔，他们在说《高高的苗岭》。记者询问写作该书的经过，叶辛温和耐心地一一回答，原来这本书是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我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身子是前倾的，双手紧紧抓着前排椅子靠背上的铁扶手，眼皮底下就是叶辛浑圆的脑袋。从当年写小话剧得奖品，到眼下如此近地抵达作者身后，这中间充填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梦想与渴望。那瞬，竟有些眼湿。深吸一口气，想告诉叶辛这本书与我的联系，又不免羞涩，就忍下了。
　　但几年后在一次电话里，我还是告诉了叶辛，并向他讨要一本《高高的苗岭》。他找了找，仅找出一本，是他手中唯一的，就把封面扫描了发给我。

　　13．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

　　秋叶的静美是被岁月曝晒出来的，从一场场阳光与风雨里穿过，荣与辱都消化为生命的温暖底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抵达这种成熟境界的人被交口称道，一个社会亦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一切却远未到来，诸多跌宕起伏的大事件迎面扑来，生活恰似过山车。一九七六年显然是最诡异的，哀乐动不动就响起，周恩来去世，朱德去世，毛泽东去世，这中间还夹着一个巨大的天灾：唐山大地震，
　　有时会听到父母亲悄悄议论，他们脸上都有些不安，我们却没有。毕竟离得太远了，反正也轮不到我们操心。那一年十月，北京有大动静，“四人帮”倒台了，我们上台蹦跳欢呼。紧接着，一九七七年夏天来了，我们毕业了。拿到毕业证书时，我根本不知道数学里的正负数是什么意思，如同我也数不清中学四年里究竟上台参加了多少次汇演。
　　几个月后，高考突然到来。上大学不再推荐保送，也不再与工农兵衔接在一起，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面对一张试卷，这肯定是许多人等待已久的梦。有资料表明，一九七七年冬天，全国有五百七十万年轻和不再年轻的人走进考场，这其中也包括我。我是被父母赶去的，他们一下子回过神来，觉得事关前途命运，便宜不该让别人独占，却忘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是怎么度过的。于是开始补课，翻开书本才知道，正负数原来是初一就要解决的数学问题啊。太难了，巨大的空洞摆在那里，哪里可以在一天两天内填满？匆匆走进考场，基本上是另一个张铁生。半年后再考，有点小波折，终究也只上了师专。
　　“一一”是我所知的宣传队成员里唯一在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学的人，这个出色的女子身上有太多优秀因子，或许天下任何高处，只要她猛跨几步，就可以随时登临。余下的还有谁？没有了，至少本科没有。曾经风光的一群人，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赐予一点点小虚荣，然后一夜之间潮退了，一个个都被晾在沙滩上，大气难喘。
　　有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她说了自己是谁，又说是从哪里获知的我的手机号。她是H，低我一届，宣传队的绝对主力，兼着跳舞和报幕。约她见面聊聊天，她说此次不行，她平时一直在西安，回来办个事又得马上走。她说：“下次吧！”一直到今天，已经两三年过去，“下次”还未到来。向别人了解过，她在西安开茶叶店，生意不小，过得不错。不错就好。从街头任何一家茶叶店经过时，只要有女主人悠哉端坐其间，我都会马上想到H。她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这样吗？生意之余，她会抽空去公园、广场跳跳舞吗？
　　舞蹈成为民间体育锻炼方式之一，似乎是这几年才忽然热乎起来的。晨夕间，街头稍稍宽裕点的空地上，往往都会聚集一堆人，跟着录音机播放的音乐起舞，虽手脚僵硬动作别扭，却很投入，并且自得其乐。继卡拉OK把唱歌艺术草根化后，舞蹈也烟火气浓郁地紧随其后了。开车从旁经过，看到那些从拘谨年代正儿八经活过来的人如此旁若无人地自娱自乐，会觉得坚硬的生活忽然一软。
　　我先前住的那个小区的空地上，也有一群上年纪、身材已经变形的女人每天都把脸跳得红扑扑的，即使下着小细雨，她们也舍不得停止。有时候，一个身材不高的中年男人也出现在队伍里，他动作与音乐相融，节奏到位，眼跟着手走，身体转动有棱有角，在那群胡乱舞动的女人中显得鹤立鸡群。与他不熟，但有天在电梯里碰到时，我还是忍不住问道：“你以前是宣传队的吧？”他笑起，点头，伸出四个手指头说：“中学跳了四年！”我说：“噢，现在怎么不每天去跳呢？”他摇了摇头，又笑起：“手脚忍不住了才跳。”我心里咯噔一下，一时语塞。
　　这些年电视综艺晚会、歌手选秀等节目都很红火，他们唱和跳都非常专业，却始终不能留住我的目光。为什么呢？我从来没想过为什么，似乎刻意把它回避了。按理应该有亲切感才是，每次却忙不迭地摁掉遥控器，手指头分明有一些不耐烦。
　　我自己也不唱不跳，嫌歌厅吵，太吵了，五脏六腑都被震得扭来扭去。碰到让我开腔，我气不够用，调子稍高一点就噎住了，放不出声。前几年贵州的一次笔会上，几个作家在歌厅玩得开心，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不是交际舞，随着曲子任意扭动，一首曲子可以跳出各自的花样。有一位杂志女主编跳起藏族舞，很投入，也很有韵味。我看着，身子不知不觉间轻轻晃动。在旁的位男作家让我也跳，我跨前一步，手脚动了动，忽然却被一股不自在慑住了，举起的手和跨出的脚怔怔地定在那里，片刻就退了回来。无端的怯懦在那个瞬间把我打败，我已经没有当众起舞的能力了。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在家中和丈夫闲聊往事时，话题有时会拐到宣传队。童年少年，在人生最蓬勃生长的季节里，我的生命与这个集体交融在一起，它像一座大山横亘在那里，无论如何都越不过去。丈夫听多了，忽然就说，你怎么不写一写？去年他在写一组回忆知青生活的散文，有天感慨涌起太多，从电脑前站起，对我说到当年下乡劳动的辛苦，插秧时会有多少蚂蟥附上腿，收割时又要挑多重的担子走多远的路。我脱口就说：“我也劳动过啊。”然后手脚就舞动起来，锄地是这样，插秧是这样，割稻是这样，挑担子是这样，擦汗是这样。当年在舞台上曾无数次跳过劳动场面，每个动作都像捡金元宝那么欢快而轻松，我边跳边嘻嘻哈哈，不认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陈述。丈夫看着，沉吟片刻，说：“你真的应该写一写宣传队，时代的很多东西都挤压在里面了。”
　　我心动一下，但还是不想动手。
　　我已经不习惯让自己站到前台，任别人目光睃巡。把曾经的生活嚼碎了，一点一滴地渗进虚构的故事里，让我觉得有更多的惬意与安全。但是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中午，我在办公室里小憩，一首熟悉的歌从马路对面的美发店里隐约传来。四拍子，柔美、抒情、欢快、奔放，它是《我编斗笠送红军》。我脚指头不知不觉跟着动起来，接着体内也仿佛有无数水草蓬勃生长，合着音乐节拍，缓缓舞动。有风，风把音乐吹得断断续续或有或无，淡得像一张褪色的旧照片。
　　我就在这时把“宣传队”三个字输入电脑，搜索的结果竟然是“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
　　然后我写下这些。

　　本文选自《宣传队，运动队》，林那北／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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