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文革琐记

┃Personal History

文革琐记
十二篇

© 于光远／文

于光远

　　第一次挨斗

　　“阎王殿”的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二阎王是周扬；老阎王还有张子意、张磐石、李卓然、许立群、林默涵，姚臻是刚刚提拔的副部长，也是阎王；童大林是小阎王，因为他是刚刚提拔的秘书长；其他的处长副处长是判官；还有一些特殊一点的处员是小判官。这就是中宣部阎王殿领导班子的阵容。
　　我与别的判官不同，在中宣部，我只是个处长，但我是“副部级”，所以，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叫做“大判官”。在内部开斗争会时，我终究只是判官，地位不算高，但是阎王殿名声在外，大判官的地位也算高的了，特别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和经济研究所，我也算是一个显赫的人物。
　　第一次使我认识自己具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事件，是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斗争会。那次批斗的题目是阎王殿在经济所搞“假四清”，包庇孙冶方。这事跟我本来没有关系，那时我在通县农村搞社教，不在部里。所以一开始斗的时候，他们没找我。但我英明地预料到，他们是不会饶了我的。那时家中的电话还没有拆掉，我就坐在家里，等候“传斗”。果然，电话来了。我去了。
　　斗争会上，我成了与那件事完全无关的主要斗争对象。那天，站在第一排戴着高帽子挨斗的是三个人，按顺序排第一的是张闻天，第二是我，第三是孙冶方直接有关的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括中宣部的、学部的和经济所的反而站在后排。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挨斗没有多少经验，我抱着考验一下自己耐力的心情，一丝不苟地参加了斗争会。我那时候还不懂得怎样找机会伸伸腿，直直腰，而是硬碰硬地弯着腰听长篇大论的罪行控诉。我居然坚持了下来，而站在后排的人，斗到半截，就有两个坚持不住了。只听见“嘭嗵”一声，人倒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片骚动，可斗争会还得继续。当时，我对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力颇为得意。斗争会上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是用全部注意力在作一种体力上的磨练，而且成功了。当有人对我们喊“滚吧”的时候，我拔腿就走。大家发现我突然不见了的时候，我已经跳上回家的公共汽车了。
　　大概是因为走得太快了，中宣部的同事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急急忙忙赶到了我家。而那时，我已经坐进洗澡盆，浑身泡在一池满满的冷水里了。
　　当时，因为天气热得要命，加上斗了半天……

　　头发的故事

　　个人的尊严，大概与一个人的头是很有关系的，而一个人的头上，除了五官以外，就是头发了。如果穿一身好的衣服，没有一头好的头发，总觉得有些遗憾；买一个假发套，如果与身份气质不符合，也会使人倒胃口。可见头发确是很重要的。
　　文革开始，我还有一头完整的头发。
　　有一次，学部的人到中宣部来造反。其中一个女的看见我的头发依然完好，于是对我大喝一声：
　　“好！于光远，你还逍遥法外！”
　　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她已经上来，“咔嚓！咔嘹！”对我的头“开刀”了。原来，这也算革命的一个项目。她的手里早已预备好一把很大很大的剪刀，逢“牛鬼蛇神”便要“剃度”一番，然后对着你喊一通口号，再扬长而去。
　　我看自己的头实在不好看，就到中宣部的理发室请他们重新理一理，没想到他们好像也有气，把我的头发理得乱七八糟。
　　没有办法，我只好回到家里。我夫人从外面买回一把理发推子，把我剃成了平头。从此以后，我的头发都是我夫人帮我理的，几十年下来，倒省了一笔洗理费。后来我跟她开玩笑说：“多少年了，我该付你多少款呀？”
　　这事使我想起清朝有一首“流行歌曲”，不过可能有词无调，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剃头歌》，“歌词”是这样的：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
　　有头皆须剃，不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淸朝统治者实行“留发不留头”的专制政策，太平天国的造反者为了表示反抗，依明朝习俗留发，所以谓之“长毛”，这在满清统治下是要杀头的。这也是说明头发的重要性的一个例子。
　　有意思的是，后来夏衍将这几句话改了，用来形容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很有新意：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我把它取名叫《整人歌》。

　　免遭抢夺之苦

　　文化革命中的两派竞争是很激烈的，抢人，是这种竞争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内容。
　　有一天，北京对立的两派同时各要开一个批斗大会。一个是全北京的“地派”批斗大“走资派”的一个联合行动，属于地派的学部的“联队”，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还有一个，是属于“天派”的学部的“总队”，以批判学部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为由头斗争走资派。为要使批斗会开得有声势，被揪到会的人物的级别和知名度，是体现“革命”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我们这些“革命对象”事先并不知道。
　　大会的前两天上午，我听说学部哲学所要斗我，就跟着一个前来押送的人，到学部去了。学部当时是有名的“斗人”的机关，这次主要是斗我，我以为总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可是，没想到批斗会开得很稀松，精神也涣散，发言缺少内容，说话也没有什么力量，陪斗的只有一个“小判官”龚育之。斗完了，我们就回家了。过一天又通知我，哲学所还要斗我。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押送我了，从沙滩到建国门，走起来花的时间太多了，我自己骑自行车去吧。也许是我这人有守信用的信誉，他们也乐得轻松，也就同意不来押送了。我骑车去了之后，发现这一回连陪斗的龚育之也没有了，心中不免有几分寂寞。斗争会开得比头一天还稀松，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这是怎么回事？
　　开过斗争会后，还不让我走，中午还要留我吃饭。吃完饭也不让走，说是要我写检讨，交代问题。
　　我被带到一间会议室里，刘、关、张、杨（即刘导生、关山复、张友渔、杨述，当时都是学部的领导）都在，加上我，一共五个。我们一人一张桌子。一个红卫兵跷着“二郎腿”命令我们：
　　“你们写！”
　　写什么呢？我们都不清楚。杨述便去问监视的造反派。那人一听，勃然大怒：
　　“你自己的罪行你还不知道？还来问我！”
　　原来，我们只要动笔就行，至于写什么，谁也不知道。
　　大概是杨述提了问题，那个红卫兵就走到他跟前看他都写些什么。没想到，他写的竟是自己和号称“独立王国”的北京市委进行斗争的光荣经历。那人一看，又火了：
　　“你还有斗争？这不行。检讨就是检讨，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
　　到了晚上，还不让我回家。说是明天另一派要斗我，会狠狠地整我的，他们自称有责任“保护”我。我有点着急了，于是说，出来时没有给家里打电话，问“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回家？”“可以”，网开一面！
　　我被送到王府井北大街的历史所、考古所那个地点，被安置在一个人的宿舍里。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但不久我就发现，好看的东西不少。比如像首长讲话之类的东西，那时我们这样的人都是看不到的，于是我一个人大饱眼福。
　　后来，我又被紧急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好容易挨到了天色擦黑。这时，被捕获的其他“猎物”也一个一个地来了。来人中有张闻天、李维汉、杨献珍、孙冶方、刘导生、关山复、张友渔……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过夜，睡统铺，一张木板床。李维汉、杨献珍就睡在我旁边。天气冷极了，穿上了大衣，上面压了棉被，我们还冻得直发抖。
　　第二天早上也没人管，只不准我们出院子的大门，我也就看了看院子里的大字报。吃了早饭以后，我们又被押上了轿车，只知道是继续接受批斗，但不知道会送到哪里去。
　　马达一响，我们所有人的情绪都莫名其妙地被调动起来，有的是紧张，有的是兴奋。我感到，电影中的情景出现了，我们的汽车一开动，立即，后面就有汽车跟了上来，我们加快，它们也紧追不舍，绕来绕去，最后跑到了工人体育馆。我们的汽车刚刚停下，后面的汽车已“咬”住了我们的尾巴。车门开后，大家一跳下车都使劲地往体育馆里跑。我的腿脚比较灵便，三步两步就跑进了门去。可惜张友渔动作太慢，后面车里冲下来的人将他一把抓住。我回头看时，我的这位“难友”虽说不上是被五马分尸，但已被两边的人各持一端，“抢”开了！
　　最后，大概是“抢方”的人力不足，张友渔终于被夺了回来。我虽没有帮上“难友”的忙，但还是舒了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免遭抢夺之苦。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头一天斗我们、写检查都是假的，目的是把我们都垄断起来，用以显示他们这一派斗争的实力。
　　进到体育馆屮，果然感到斗争的气势不凡。这是全北京“地派”的一次联合行动，把当时最著名的“黑帮”都揪来了。打头的是彭、罗、陆、杨（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后面还有李维汉、张闻天以及一些大一点的人物。我排在差不多中间，排在我前头的是蒋南翔，后边的是杜润生，我们后面还有不少人。每一个黑帮配三个押送的红卫兵，服装一律草灰色，人都是棒小伙子。在他们把自己分管的那个黑帮押送到位之后，三个人中，左右各一人把黑帮的手往后尽量抬起，中间的那个人使劲地把黑帮的头往下按，这就是当时盛行的“坐喷气式飞机”的姿势。我在文革中坐过许多次这样的飞机，比较起来，这是最正规的一次。这时，一个人会感到腿上与颈上的筋受力最重。
　　斗争会开始后，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叫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上去，全场这时高呼口号，烘托气氛。等那人站定以后，便有人批判发言，发完言又是口号结尾。他完了以后，就是下一个。下一个进行时，前面的都不能走。直开到最后，五十多个人把场子都站满了。斗争结束，后上来的人先退，也是口号不断。如此下来，官越大，到得越早的，坐“喷气式飞机”的时间越长。“问题”越轻的人受的惩罚也越小，从中也体现了一种“公平”。
　　当时室内温度很高，我被押着，眼镜、笔记本掉到了地上，前面汗水湿了一滩。但走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了我，倒有一点一丝不苟的味道。
　　那一次挨斗真累！当斗完我，我回到海军大院去取自行车时，几乎骑不上去了，还是站在马路边的台阶上，跨上车子，我才得以把车骑回家去。
　　后来我们了解到，被他们的对立面抢去斗争的人，并没有像我们听说的那样被狠狠地整，还没有我们吃的苦头多，但我觉得，我还是不亏，因为说良心话，那差不多是我经历的文革的无数次批斗会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次。

　　讨厌的“请示病”

　　我们这些“走资派”的“上级”红卫兵，是经常调换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来了个姓张的，对我们说：“你们这些破烂，都归我了。”他自称是北师大的，我们猜想，我们已经被“移交”给北师大谭厚兰这一派了。
　　移交以后，他给我们定了规矩，每天都要写认罪日记，每天写每天交。他在上面经常批示的是三个字：“不深刻”。交日记本时要交到他手上，可他还给我们时，却是扔在地上，让我们各自去找。训话的时候，他常采取一种不可一世的派头：两腿叉开，双手叉着腰……
　　在他给我们规定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每天打扫厕所。
　　那时的中宣部大楼，早已成为革命群众的革命据点。全国各地来的人，在这里如入无人之境。办公室的门锁着，人们就从上面的玻璃窗爬进爬出，晚上住在里面。厕所里大便堆得老高……那位张兄给我们布置工作时说，每天看看这厕所，就知道你们自己的思想有多脏，可以很好地得到教育。
　　我们“黑帮”中有个小判官，算是“黑帮队长”，听完训话以后，他问了一句：
　　“星期天要不要打扫？”
　　“要，要打扫！”
　　这下把我们气坏了！你不问这句话，我们就不打扫了，星期天还可以偷点儿懒，同家人多聚一会儿。你这么一问，反惹出麻烦来，人家能说给黑帮放假吗？
　　在这之后，我就在自己的头脑中明确地形成了“请示病”这个概念，把本来不该请示而非去请示视作一个人的病态心理。我认为，一件本来是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决定的事，不经请示就去做，不但完全合乎原则，而且正是组织要求于一个工作人员的。这表现他是否起码称职，是否敢作敢为和勇于负责。不该请示的事向上级请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尊重上级意见，实际是责任上推，自己可以不负责任。我这样的一个观点可以说和打扫厕所这件事毫无逻辑关系，因为“黑帮队长”的差事，本来和权利义务一类的概念挂不上钩，我只是因为他的一句请示带来的麻烦有感而发罢了。
　　事隔多年，我又一次想起这么一件事：十年前，我到甘肃的酒泉师范去参观。这个学校在当地还算不错的。当地的驻军和企业，想和学校合作办一个幼儿师资班，他们愿意出钱，也愿意包学生的分配。学校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愿意去办，酒泉地委也同意，但是学校还去请示省教育厅，教育厅居然不同意。校方接待我们一行人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不必考虑省教育厅的态度。陪我同行的正好有一个甘肃省委宣传部管教育的副部长，他同意我的意见，告诉学校可以办这个班，这件事到此也就算解决了。
　　回到兰州，当时的甘肃省长陈光毅要我向兰州的干部作报告，我就对他讲了酒泉师范这件事；并且告诉他准备在报告中反对一下请示病。在这次讲演中，我忍不住给他们讲了文革中的这个故事。不过，我郑重声明，这不过是心理学上的一种联想现象，本质上两件事是根本不同的，千万别误会。
　　后来看《南风窗》，见到那上面刊有一篇许士杰写的反对“请示病”的文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摸一下“老虎屁股”

　　文革中北京有一个著名人物，此人姓吴，是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中央文革的成员）在学部的一个著名打手，也是学部造反派“联队”的一个头头。建国后，吴在国务院“八办”工作，喜欢写些文章，文章写得还可以。他想到学部工作，我是同意的，我同他始终没有什么矛盾。
　　我处理过有关他的历史问题的事情。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写“九评”时，我和一些同志住在钓鱼台。有一位同志找我，说吴在政治上不可靠，解放前他在武汉有许多可疑的事情。我向领导汇报后，传达领导意见，要这个同志写一个书面材料，结果那位同志又不肯写。我于是告诉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要他认真去查。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杨述没有把查的结果告诉我，而吴却因为毛主席的有个讲话没有让他听传达，很不满意地找到了我。我对杨说，你们抓紧查，免得工作被动。杨告诉我，已经查出了，吴是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党证。这话是一九六五年冬天对我说的，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文革发动后，中央文革小组就看中了吴，他一下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在学部召开的批判我的第一次斗争会上，我进场前就看见他站在场外指手划脚，显然是这次批斗的组织者。
　　当时，《中国青年报》有一个人贴出了大字报，揭发吴有反对“大跃进”的右倾言论。说他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一九五九年时还说过：“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大跃进！”这本是“革命群众”之间的斗争，与我们这些走资派无涉，但吴指使学部几个受蒙蔽的青年人贴出大字报，说那话不是吴说的，而是于光远说的。这下，就把战火烧到了我的身上。
　　我本来对吴这个人的历史问题还只是怀疑，因为杨述只是对我说了那么一句话，以后又没有下文，而且文革中吴的对立派中有很多是学部政治部的人，他们对干部的历史是比较了解的，他们给吴贴了许多大字报，但没有人说吴有历史问题。所以，我对吴的看法，那时也只是止于怀疑。但这事使我敢于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人。人家揭发你，你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为什么要转嫁到我的头上？你让几个年轻人贴大字报，可是他们在一九五九年时还没有到学部来，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根本没有资格说大字报上的那些话。吴让这些年轻人出来贴大字报，是一种很不正派的行为。我一气之下，也根本没有考虑“老虎屁股”摸得摸不得，没有去考虑得罪吴传启，就是得罪王、关、戚，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现行反革命！
　　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准备贴出去。
　　但我的大字报还未贴出，经济所一个了解我和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战斗队就贴出了替我“解围”的大字报，说于光远的观点是“商品万岁”，他没有“价值万岁”的言论，原先贴吴大字报的《中国青年报》的人，又散发了他的传单，说明他的这个揭发，是一九五九年就向吴的单位揭发的，如果是于光远说的，为什么他不向于的单位揭发，而要向吴的单位揭发呢？这样，这件本来会导致我和造反派正面顶撞的事情，就算解决了，我的大字报也就没有贴出。
　　这一次，吴这只老虎的屁股没有摸成。不久之后北京矿冶学院的红卫兵来找我外调吴的历史问题。我知道讲这方面的事危险极大，但是我觉得应该把我所知道的事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地向他们讲清。讲了之后，我一直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吴这派的人会找上门来。我估计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而我，一个黑帮，只有等着挨整的份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什么事也没有，平平安安地摸了一回老虎屁股。

　　真诚而错误的检讨

　　延安抢救运动之前和文革刚发动的那会儿，我都是把它们当作一场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来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缺点和错误。看出事物的本质，是在相当晚的时候。在这方面我的“觉悟”总是来得比较迟的。在文革中，我也作过真诚然而后来明白是错误的检讨。这样的事情也许不止一件，但是我记得起来，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那就是关于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事。
　　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酝酿，始于一九五四年，中国科学院、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同志，差不多都认为应该搞。第一步就是制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条例》，这是国务院批准的一个正式的法规，但按照这个条例，研究生毕业并不授予学位，因此还不能说是建立了学位制度。因此接着继续酝酿、起草学位制度的条例。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讨论：郭老提出，相当于现在硕士学位的这一级，毕业可称为“进士”。这次酝酿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后中断了。第二次酝酿是在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以后，又起草过一次文件草稿。这两次酝酿讨论和文件起草我都参加了。
　　我如此积极地推进此事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一个人大学毕业，只能说明他受过高等教育，但不能说明他已进入学术研究的大门，也不能说达到什么学术水平。而且一个有志于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只学到大学本科毕业也是很不够的，还应该打进一步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用自修的办法去打，学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该为他们创造条件。但是说到这个层次还不能说透学位制度的必要，不给学位的研究生制度也可以起那样的作用。学位制度的必要是要给这样进修达到的程度确立标准。
　　这样的认识，原先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但是，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学位制度提出批评，说它是“提倡追逐名利”，引导人们脱离政治，走成名成家的路，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那时，我思想上确实发生了混乱：我真诚地认为，那以前我热衷于建立学位制度是“只见树木”（只从发展我国学术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见森林”（不知道必须考虑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作这种检讨，并不是出于什么压力，相反，在批斗中，人们好像并未强调这个问题。如果是人们强迫我作检讨，我就不会真诚地去反省了。
　　在讲文革中我的故事时，提到这件事，为的是说明，我这个自认为理智比较强，能独立思考的人，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下，也会改变原来的正确认识接受错误的思想，所以说是一件憾事，而且是对我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憾事。

　　二十年前的一笔“帐”

　　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来审问我：“你要交代你是怎么成了陈伯达同志的老对头、死对头的，首先要从延安时期交代起。”
　　一听要从延安时期交代起，我心里就明白了。因为在延安，我和陈伯达只有一次接触，没有第二次。当然，以后我们也还见过面，但是没有说过一句话。
　　那一次唯一的接触的经过是这样的：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分好几次连载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地租概说》的文章，我读了以后，发现文中有错误，就写信批评他，他回信给我，约我到杨家岭他的窑洞见面。一见面他就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有学好，你对我的批评，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终生难忘。”我这个人不喜欢讲谦虚的客套话，不过陈伯达长我十来岁，那时已经是一个知名的学者，我还是一个刚到“而立之年”的青年，他这么讲我还是很高兴。那天我们还随便谈了些别的，然后我就告辞了。
　　隔了一年，延安把报上的文章汇集到一起，出版了他的这部著作。我得到后一看，竟一字未改，这使我惊讶之至。他对我讲得这么好，而行动上却一直也没有接受我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对我的批评不同意，尽可同我争论，我也不会介意；如果他不愿同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争论，说一句“你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也比这样好。
　　与陈伯达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虚伪，但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第一次见面就对这一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的一个特殊机遇。
　　要我交代延安时期就是陈伯达的对头，只可能是这件事。原来我认为他虚伪，没想到在这虚伪之中，还有一句不虚伪的话，那就是“终生难忘”四字。
　　那次审问，被我用装傻的办法应付过去了。我知道陈伯达不可能源源本本地讲这件事。他说不出口，红卫兵也不可能理解这样的事。我不觉得这次审查有多大压力。可是我夫人后来对我说，她当时知道这件事后，真有点儿为我担心：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大权在握，你得罪了他有你的好吗？的确，在当时，他这种身份的人对我有这种评价，虽说不足以置我的政治生命于死地，也足够使我难以翻身了。不过，那次审问，算是平安地过去了。
　　一九七二年，我从干校回北京，对我的“群众专政”解除了。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清华老同学王天眷。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你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吧？我问他此话从何说起。他说，你不是在延安时起就是陈伯达的老对头吗？现在陈伯达倒了，你不就舒服了吗？我问他何以知道此事，他说是从科学院的小报上读到的。原来，有一次陈伯达主张把列宁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中的“气”字改成“子”字，要国家科委党组讨论，我在党组会上发表了基本上赞成对列宁的话进行修改，但只改动这一个字我认为不全面的意见。有人向他汇报我的发言后，他说了“于光远嘛，从延安的时候起就是我的老对头”这样一句话。
　　原来如此，文革中对我审问此事的原委总算搞清楚了。

　　挨打记实

　　在文革中，坐“喷气式”飞机的次数，已多得记不清了，但挨打的次数并不多，有过那么几回，但也记不清次数了。
　　第一次挨打倒还记得很清楚。地点是在沙滩红楼后面，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大楼前的五四广场上，靠近中宣部游泳池的地方，就在露天布置了几处审问判官的地方。每处放几把椅子，让审查者坐在那里，被审查者就低头站在他们前面答话。那一天，中国科学院院部研究室的几个“造反派”在那里审问我。一位女性的“造反派”担任主审。我顶了她几句，她就动手打我。一个知识分子女干部，居然动起手来，我是没有想到的，不知她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当时，在旁的几位男性态度倒还比较平和，看得出他们也不赞成那女人的行为。我虽然嘴硬，但走资派毕竟不敢对“革命群众”回手，而且，我还有“好男不与女斗”的思想，所以就忍了。但越是忍，心里越是有气，所以态度就越是“不好”。所以，她最后得出结论：“于光远，你这个人就是顽固！”
　　事后，说老实话，我对这次挨打还真有点儿耿耿于怀。没想到“冤家”路窄，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又遭遇了。
　　有一天下午，正下着大雨，我从新布置的设在中宣部传达室旁边的专供外调人员审问我们的席棚里出来，那个女人这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到中宣部大院来，正巧在传达室躲雨。她一见我，就在屋里对我嚷：
　　“于光远，你进来！我有话要问你。”
　　我一看见她，就没有好气，说：“我现在正忙着呢！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她气极败坏地大骂：“你这家伙坏极了！要把你斗倒，斗臭，斗死！”
　　我一听乐了，嘲讽地说：“你还有新发明呀？我听说过‘斗倒，斗臭’，还没听说过有‘斗死’一说呢！”
　　说着我就走了。我手里拿着雨伞，而且走得也不慢。她没有冒雨追我。
　　我还有几次挨打，有的是在外调人员的审讯过程中碰到的。但整个文革期间，中宣部的红卫兵没有动手打过我，也没有打过别人。中宣部的“黑帮”，都是挨外调人员的打比较多。有一个“判官”在挨打的时候用手挡了一下，结果被连打了好几下，批一句就打一下。中宣部的红卫兵站在一旁，没法给这位“判官”说好话。
　　我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也是在接受外调时。因为我没有按他们的要求，提供外调对象的所谓“叛徒”材料，结果他们说因为我是叛徒，所以我包庇他们单位的那个叛徒。他们用来打我的东西也有点特别，是一把木制的衣刷子。刷子打在我的额头上，眼部都打青了。去医院看了几次，还做了几天热敷，开了几天病假，脑子倒没有损伤。
　　还有一类挨打是在斗争大会上，一般是动用拳头，也曾用脚狠狠地踢我。
　　有一次我挨打之后到北京医院门诊，病历里留下了这次挨打的记录，前几年偶然翻阅自己的病历还看到过它。
　　许多人经过文革的折磨，含恨至死或留下终身残疾，但我终于完好如故。为此，也有人赠我以“福将”的头衔。

　　“牛棚”生活

　　一九六八年底，我们这些黑帮被集中起来，住进了“牛棚”。牛者，牛鬼蛇神也！“牛棚”者，牛之栖息之所也！牛非人，亦即非人栖息之所也。
　　不过，我们住进去的牛棚，是货真价实的为人居住而建造的建筑物。那是北京车公庄大街上，市委党校内许多建筑物中间的一栋楼房。那儿本来是党校学员的宿舍，文革中学校不招生，大楼空着，就被许多单位用作集中看管牛鬼蛇神的地方。
　　让我们住进这样的楼房，已经是一种优渥，如果不采取别的办法，那么就无以把“好人”和“非人”区别开来。于是，办法被想出来了：在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安排六个人住，房间里没有床，也就是说，不准我们睡床。我们只能把褥子铺在地上，睡地铺。虽然中国远古时代的人不睡床，现在中国有些少数民族（如彝族、傣族等）和东方的日本人也保留了这种古风，但是，要已经睡到床上去了的人们重新睡到地上去，这就不失为是一种惩罚和污辱了。另外，我们的房间里配给每人一张小课桌，那是给我们写检查用的。但是没有凳子。凳子和床这两件器物，虽然不是历来就有，也说不定是否会永世长存下去，但它在大部分人类生活中出现，毕竟是文明和进步的表现。历来就享用祖先的这些文明成果的我们，突然被剥夺了这个权利，才真正感到，自己被当作非人看待的境遇。
　　除了没完没了的检讨外，就是每天例行的早请罪，晚汇报。地点在我们隔壁的一个洗脸间里，那儿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外调人员对我们的“提审”，有时也是在这儿进行的。中宣部的一个“判官”连续不断地挨外调人员的耳光，以及我挨“板刷”的经历，都是在这里留下的。
　　有一个对我来说很不习惯的事情是，其他五个人都抽烟，只有我一个人不抽。他们在房间里吞云吐雾，我不得不每天用鼻子吸进他们五个人吐出的烟气。早上洗脸时，一盆净水，把毛巾放进去一搓，立即变成一盆黄水。
　　一日三餐都是列队去食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放风”的好机会。趁此时刻，我们可以开阔一下视界，瞥一眼院子里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同时也知道在哪个地方有哪些单位的“牛棚”。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和真正的牛棚发生过关系，我当时给五岁半的女儿小东的信里，留下了这个事情的记载。我告诉她：爸爸去一个奶牛场劳动已经好几天了，干的活是给奶牛们修它们跑着玩的地方。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自己的铺盖就铺在土地上铺着的芦苇上面。去的当天打了一种叫“敌敌畏”的东西，苍蝇蚊子都死了，接连三天都没有给蚊子咬。我还告诉她这里的白天很热，晚上却非常凉快，都盖被子，比北京城里好。就是睡得比较挤，一个人只有两尺宽，还有不少人睡着时大出声，说梦话很热闹。在另一封信里我对女儿说，爸爸因为干的活多，吃得也多，一顿要吃好几个窝窝头……
　　是不是“牛棚”生活都那么难受，那也未必。大家日夜相处，比过去为工作发生联系的彬彬有礼的来往倒是随便了许多，所以我们有时也乱扯一气。有位老兄甚至发牢骚，说自己当年在上海，和江青的关系十分密切，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江青见了他就像是不认识的人一样。面对自己如今沦落的这般田地，想想那个女人权倾一时的情景，少不了有一番感叹。他的这段风流韵事，过去大家都不知道，现在他自己“坦白交代”，大家一下子都议论开来了：
　　“——要是她现在还记得你，知道你了解她的秘密，你今天还能平平安安地躺在这里瞎扯？”
　　“——你能有今天，该知足了，还发什么牢骚？”
　　“——你是不是想要她来‘解放’你？别做梦了吧！”
　　当时如果室内安了窃听器，那我们六个人准会给打成“现行反革命”。事后想起，真不知大家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
　　当然，这种“宽松”的气氛，也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出现，如果有外人在，我们便会很自觉地沉默不言，就像一个个标准的“专政对象”。
　　但我这个人生性爱笑，在“牛棚”也经常哈哈大笑。林涧清曾很认真地劝我：
　　“我们过这种日子，有什么好笑的？你这样，别人会说你态度不好。”
　　我接受他的意见，想想也真没有什么好笑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都会遇到我觉得好笑的事情，每当这时，我就又控制不住哈哈大笑一阵。

　　抄家和搬家

　　抄家这样的事情，我过去只从旧小说中读到过，《红楼梦》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小说上说抄家，都是皇帝的极有权威的大臣或亲王主持，规模也是很大的，被抄家者，一般也是极其显赫的家族。这是在政治稳定时期实行“严打”性质的抄家。这种抄家，可以起到敲山震虎，杀一做百的作用，所以除“株连”关系外，一般涉及面不会很宽。另一种抄家，是改朝换代时期，在社会大动荡过程中的抄家。这种抄家是权力以及与权力相联系的社会财富转移的一种形式，所以，其规模和牵涉的面一般是很宽的。延安抢救运动时，我虽然也受到冲击，但那时也没有抄家一说。我们那时都是年轻人，生活极简单，也没有什么好抄的。可是，文革以后，这种历史上存在，和我们的生活似乎隔得很遥远，在我们的意识中本是那么陌生的事情，一下子变得现实了。
　　不过，文革一开始，抄家之风还没有波及我们这种“革命干部”的家庭时，我对此已经有所准备了。我把一些重要的文件正式上交了中央档案馆，同时，自己对一些在新的眼光下看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先来了个自我革命，包括一些私人信件，我也不再保存。处理完后，我便等待着这种事情的来临。
　　住在沙滩中宣部大院时，我的家被抄了几次：
　　第一次是文革后不久，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我们家来了一群红卫兵，他们看见我有一个保险柜，要我打开它，交出其中的文件和档案。我假装上厕所，示意夫人把我听传达记的那些笔记本放在褥子底下，然后又回到外屋，对红卫兵讲，这个保险柜是国家科委给我的，里面是国家的机密文件，并告诉他们，我已通知国家科委，很快把这个保险柜抬走。他们大概也觉得“泄露国家机密”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于是接受我的劝说，走了。
　　第二次是又一拨红卫兵来索取我的文稿，我不好推说没有，只得自动将它们交了出来。一共是七大包，它们包括我建国后写的没有发表或者还没有完成的稿子。其中有讨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些问题和关于技术经济学的文稿，以及有关经济数学的演算，还有一些哲学问题的笔记。这七大包东西的面积和份量，现在估计一下，大约有二三公斤。他们拿我的手稿时，说是要审查，准备对我进行大批判用。理由很充分，我不能抗拒这种批判，所以忍痛交了出去。但我问他们要收据，他们却要我写了个共有七大包的单子交给他们，真是无法同他们讲道理。以后，这些东西便如石沉大海不知去向，也没有据此对我的批判。
　　第三拨来抄家的红卫兵，大致上是知道我都保存了一些什么东西的，“抄”的形式也还是“要”，没有翻箱倒柜。所以，我还是得以保留一些我想保存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抄出来也不会让我倒霉。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交出了我记的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讲话笔记。后来，我看他们自己在看我的那些本子，进行“学习”，这批抄走的东西，后来还是发还给了我。
　　到此为止，我的藏书还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只是书柜被贴上了封条，我没法再使用它们了。给我的书带来厄运的是“搬家”而不是抄家。
　　我搬家的原委是这样的，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主持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时，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社仍然合用原来的那一栋大楼，两个单位的办公和住宿区都没有互相隔开。姚文元要常去《红旗》，认为中宣部这些黑帮住在那里，使他得不到安全感。他为了“纯洁环境”的需要，同时因为一些文革新贵关锋林杰之流对于我住的那个小院子的觊觎，我就被赶出原来居住的沙滩大院，时间是一九六九年，月份记不清了。
　　搬家的第一大损失是书。我原来有将近三十个书架，有两间房做书库。那时，我在沙滩那个小院的空间还算可以，而新分配给我的住房，一下子被压缩得不到原面积的四分之一了。人住着都不宽裕，对放不下的书就只好忍痛割爱了。于是，只得在搬家前，用小推车，一车一车地把我的这些书推到收废纸的地方卖掉。当时，只有中医书还可以卖几个钱，可以打百分之二十的折扣收购，我们就把它送到古旧书店。清理时，我只留下了我决不能处理的书籍，如马恩列斯的全集，毛主席的书籍，工具书和一些大部头、成套的书和部分古典文学书籍。
　　我们的新居在史家胡同的一个院子里。原是一个高干的独家住所，我们搬进去后，加上文革后陆续搬进去的几家，这个院子一共就住了六家人。
　　在这儿，厕所是公共的，用水需从外面提进房间里，冬天我们自己买煤球，在屋子里生起了两个煤炉做饭、取暖。没有厨房，也没有洗脸间，书只好堆在靠墙边的地下。全家五口，起居都在一个大屋顶下，我们在房间里拉起了布帘……
　　生活虽然比过去艰苦多了，但远远离开“革命”的喧嚣中心，看不见那些红得发紫的人物，倒也有一些清静自在的感觉和家庭气氛。

　　下干校前的准备

　　终于听到要去“五七干校”的消息了。
　　中宣部军管组组长是兰州军区的政委，因此，“五七干校”也就选在了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那时我还没有去过，能到一个我没有去过的新地方，我总是怀有几分喜悦的。
　　在文革中，我的精神比较愉快，这固然和我的性格有关，但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能得到夫人的照顾和安慰，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在住进牛棚之前，除了那次参加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大型批斗会以外，我一直在家居住，即使住进“牛棚”，也还在北京，况且时间也不算长。就是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我曾利用出来看病的机会，逾假不归，跑回家住了一夜。当我第二天回到“牛棚”时，等待我的是又一次的批判。
　　这次去宁夏这么远的地方，意味着与家人的长久分别，这就要做好精神上的准备。
　　当然还要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听说宁夏这个地方很冷，冬天很长，既是戴了黑帮帽子下干校，就不会冬天让你在室内“猫冬”的，这就要做好御寒装备。为此，夫人上街为我买了件不挂面子的光板老羊皮袄，我知道那个东西真能挡风。如果睡冷炕，容易得关节炎，所以又买了羊皮褥子。为了防止脚冷，又买了一双部队“退役”下来的方头毛皮鞋。
　　从我自己的身体来考虑，我有内痔，常常出血，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就去宽街中医院打了枯痔针。
　　能想到的夫人都替我去办了，直到想不出还要做什么准备时，离我出发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这时，我终于有了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我和夫人带着小孩子出去玩，在文革前期的这三年中，她们一直在家，没有玩的地方，也没有人陪她们玩过。一听说要出去玩，她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带着她们来到天安门，游了中山公园，让孩子们在儿童游乐场尽情嬉戏一番。最后，还在柏树前面照了相，享受了一下出远门前不知何时才能重聚的天伦之乐。

　　本文选自《文革中的我》，于光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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