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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老梅香馥自年年|我的爱情生活

刘海粟 私人史 2021-01-21

Personal History

老梅香馥自年年
我的爱情生活

© 刘海粟/文

刘海粟


  在还健在的老一辈文化人中,我可以说是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也可以说,我是较少受封建思想羁绊的,从不用假道学来伪装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年轻的时候似乎什么都无所畏惧,对爱情、婚姻,我一直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行事的。但是真正懂得感情,并且能掂出它的份量,往往是在历尽沧桑之后。
  坦率地说,我一生结过三次婚。我就谈谈我的生活面吧。照时髦的说法,就是谈谈我的“爱情生活”。


  木石前盟与八字夫妻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傍晚,我母亲患病已很久。父亲把我叫到她的病床边,对我母亲说:“小九来了,趁你精神好,你对他说。”
  母亲微笑着说:“你是一家之主,理该你说。”
  我从母亲有点烦躁的神情中看出她不想说。我们刘家是当地望族,诗礼传家,按规矩,一般家中的大事是要父亲先开口的。当时我不知何等大事,就诚惶诚恐地小声说:“请阿爸吩咐。”
  父亲很严肃地说:“小九,你也长大了。你娘身体不好,不能样样都管你,我们要给你订亲了。”
  我听后吓了一跳。忙说:“阿爸,我还只有14岁!”
  “这不是先订亲吗?定下亲事,明后年再迎亲。我们老了,看着你们都成了家,也就省心了。”父亲回头望望母亲,说:“你娘也晓得,这是个书香人家,姑娘知书达理,人品不错。”
  我呆立着,父亲向我望望,我故意低着头,不声不响。停了许久,我问道:“父亲还有别的吩咐没有?”他摇摇头。我如获大赦,逃出房去。
  过了一天,趁母亲一个人在房里,我问道:“为啥这样早就给我提亲?”
  母亲微笑道:“像我们这种人家,照规矩,也不算太早。不过……”她轻声叹息着,不说话了。
  “我不情愿!陌陌生生订亲,我不要。”
  “提媒聘亲的,多半是陌陌生生的。再说——”
  “不用说了!”我打断母亲的话头说:“不陌生的不也有嘛!”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一个14岁的少年居然在娘面前谈自己的婚姻主张:“从小在一起,脾气都熟悉的才好……”
  母亲原先一直在微笑着,听到这里,眉宇紧锁起来:“小九!不要说了。你的心思,娘已猜着。”
  我想,猜着更好,就听听她的口气,忙说:“等我长大再定吧。只要从小有感情,将来你也可省心。”
  母亲陷入沉思,过了半晌,才对我挥挥手:“你不要对你爹说这件事。娘心里明白。”
  我想,娘真了解我,我一个字也没提,娘就知道“她”是谁了。
  这个“她”就是我的表妹杨守玉。
  守玉是我姑妈的女儿。我姑妈嫁给一户姓杨的读书人家作填房,房族叔伯在一处,是个大家庭。不久我姑父死了,杨家不容我姑妈,她就抱着出生才7个月的女儿回到娘家,一直住在青云坊老家里。我表妹的名字是姑妈取的。姑妈守寡矢志不嫁,所以为女儿取字“守玉”,单名一个“瑜”字,有守身如玉的寓意。表妹在我家住到4岁,母女俩又回去住了几年。后来她们在杨家还是呆不住,又回到青云坊。这时候,表妹已经10岁,是个懂事的小姑娘了。表兄妹重逢,自然青梅竹马,更加欢洽。但是,有一件事使我不高兴了,就是守玉不肯叫我哥哥,因为我只比她大7个月。
  小时我们在一起时,我处处照顾、迁就她,好玩的好吃的东西,也总是先让给她。记得一次分糕饼,我把面前的一块先给她,说:“喏,给妹妹吃!”引得全家笑起来。姑母说:“小九像作哥哥的!”因此到12岁那年,我们一同在我家的书塾里读书时,她开始叫我“九哥”。
  我12岁就到武进县的新式学堂绳正书院读书。14岁下半年,学校停课,我又回到青云坊读私塾。说起读书,表妹守玉是很用功的,她的功课要比我姐姐好得多。为此,我曾向先生提出要“一视同仁”。这句话在当初很时髦,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开始发展后比较流行的话,就是“对待全体职工一律平等”。先生听了笑道:“你这话用得不恰当。你们上学读书,又不是进商号上工,再说,我是刘家聘请来的教席,杨守玉在此寄读,我并无歧视。”我听出话因,这“并无歧枧”四字,就是隐含“并非刘氏正宗”之意。我就认真地说:“先生,守玉虽然不姓刘,却是我刘家血亲,我们是一家人!”这番话,不但使先生吃惊,更使我表妹震动。因为我们多年相处,又年龄相仿,感情自然比其他的哥哥姐姐不同。兄弟姐妹之间,仆妇佣男口中,已经有“天生一对”或“正好相配”的话出来。14岁的表哥,虽然还糊里糊涂,14岁的表妹,却已很解人事,何况她寄居舅家,处境不同,我一向殷勤,她未尝没有所感。《红楼梦》、《珍珠塔》里的表兄妹感情,不也是这样转化的吗?
  提起《红楼梦》,需要说及的是,我母亲是洪北江(亮吉)的小女儿,自幼家学渊博。她在我7岁时就教我诗词。我们兄弟几个都是十余岁就学着填写旧体诗词。因而《红楼梦》我13岁时就看过了,表妹也是那时候看的。当时我家藏书很多,《西厢记》、《水浒》、《再生缘》之类我们都看过。有些文字深奥的文学作品,如《牡丹亭》等,我碰到看不懂的地方,就跳过去。
  我和守玉之间朦朦胧胧的爱情,虽然多少有点像“红楼”一角,但我在恋爱、婚姻上要求自由的想法,并非仅仅受《红楼梦》影响。本世纪初年,随着列强入侵中国,许多“舶来品”从欧洲输入,文化上的欧风美雨也渐渐吹进来,其中有一些翻译成文言的外国言情小说。江南风气开得早,我们常州刘家,受这股风影响也是比较早的。
  我和表妹感情好,一半也是环境促成的。哥哥、姐姐年龄都大,能和我作伴的只有守玉表妹。加上旁人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我们这一对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也就真真假假、真假难分了。
  对此,我母亲心细,早有觉察。等我父亲有所感觉时,我和表妹已经私下交换了“信物”。真是孩子的天真!
  当时,我姨父不知从哪里弄来许多玉石雕的小玩意儿,其中一只玉石猴子给了我,因为我是属猴的。我又转赠给表妹守玉,她也是属猴的。过了几天,她也送我一样东西,却是用桃核雕的猴子,还串着红绿丝线,我很喜欢,佩带在身上。哥哥姐姐们借《红楼梦》中“木石姻缘”的出典,笑我们是“两只猴子,木石夫妻”。这件事,被我父亲发现了。他不声不响地找人给我们两人算了命。
  父亲最疼爱我,轻信了算命先生所说的我姑妈“命硬克夫”的谎言,生怕表妹和我八字不合。结果,真的又出了鬼话,说我出生的时辰和表妹的时辰“相克”,“卯酉相冲”;还说表妹命硬,出生时辰和我母亲的生肖相克,是“卯亥相冲”。我的父亲竟然都相信了。他悄悄地对我母亲说:“这件事办不成。你已经病得这样子了,刚有点好转,不能再有克冲。”
  我母亲知识水平、文学修养都比我父亲高,她倒不迷信那一套江湖术。于是两人发生了争执。结果,我母亲还是让了步。
  虽然平素母亲在经营和治家方面有心机,有见地,嫁过来以后也确实将刘家衰败的家业重新振兴起来,可是要不要刘家姑奶奶的女儿再做刘家的儿媳,这是要刘氏房族中长者们决定的;排八字的主意也是我父亲的族叔出面去办的。刘家都不赞成守玉做刘家的儿媳,我母亲岂能抗拒。再说她又是继室,前妻遗下的长兄、长姐都已二三十岁,他们中有几个就不喜欢聪慧、机智的守玉表妹,自然怕一旦有了这样的弟媳妇日后难对付。由于此事心照不宣地牵扯到日后刘家产权家业的纠纷,我母亲也就更难开口。
  父亲替我和守玉排过八字后,马上做主聘下了丹阳的林家姑娘。下聘礼那天,正好是我母亲的生日。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冲喜”,使母亲的病早点痊愈。我想他们总是把我们的八字和父母的生肖八字排过的,再没有“六冲”的危险了。但是,造物主最后还是和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定亲不久,母亲就逝世了。守玉表妹并没有“克”着我母亲,那位林家小姐也没能为我母亲“冲喜”。从此,父亲因为老年丧妻,心情日坏一日,脾气也更大了。年长的哥哥姐姐们先后离家自立门户,我这幼小的老九,失去了知心的慈母,还必须更加惶恐地面对父亲严厉的教诲。我实在忍不住,就经人介绍,于1909年我14岁时到上海周湘办的布景画传习所学画。
  此时,正逢宣统皇帝登基。慈禧亲政,朝廷很腐败,国家也已被列强分割,内外交困。但是作为殖民地的上海,却日益繁华起来。上海以及各大城市里,一种新兴的行业——照相馆应时而起。当时照相都用大轴布景,像挂中堂那样可以用绳子上下升降。上面画的风景和客厅、书房的摆设,叫做写真布景。各种戏馆——当时都叫茶园,也开始用布景代替守旧图案。哪怕布景内容和演戏内容毫不相干,也不要紧。现在还可以看到从前谭鑫培(小叫天)和杨小楼拍的剧照:杨延辉和黄忠站在西式教堂面前,还有站在伦敦大桥前面,手里拿着马鞭——因为是时髦的东西,人们也就不讲究了。
  在这种形势下,画布景的也应运而生。周湘不过30来岁,头脑很灵活。他自己的画技并不很高明,但为人热情,人缘不错。他用一些外国的画报图片当教材,去向他学画的人不少。我之所以到上海学画,并不完全是热衷于画布景,而是当时受西方影响,对油画、水彩画等新派画法很感兴趣,也想去开开眼界。我从小喜欢作画,10岁就开始临摹八大、石涛的作品,10余岁就自已乘兴作画,还指点表妹守玉作画。守玉挺信我的话,叫我“小画家先生”。得知我要离家去上海,她很难过,悄悄地问我:“九哥,你去了,要多久回来?”
  我说:“放假就回来。我学好了,再回来教你。我们一起当画家!”
  她眼神迷茫地望着我,慢慢地说:“也许……不等你回来,我已经走了。”
  “走?你走到哪里去?”我诧异地问
  “我娘说,常住你们刘家,总不好。”
  “什么话!姑妈不是也姓刘吗?”
  表妹当时似乎笑了,笑得不很自然。也许排八字的消息她也风闻了?也许因为我已订亲,使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自然了?我说不清。我却依然故我,拉着她的手说:“守玉妹妹,你好好在家,我就要回来的,回来后就教你!”
  想不到这竟是我年轻时和表妹的最后一次相会。半年以后,姑妈领着她悄悄地走了。等我放假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大哭了一场。我料想姑妈母女在我家一定过得很艰难,尤其排了八字以后,秉性好强的姑妈,自然更难以安身了。此后,我心里很烦躁,哥哥姐姐们大都走了,当初母亲在时热热闹闹的青云坊刘宅,已经凄凉冷落。表妹一走,我更感到书房里十分孤寂,园子里也格外萧条了。这一切,我都怨父亲。所以,我明知父亲日见衰弱,还是拎了我的画箱回到了上海。
  第二年春天,姨父给我来信,说父亲病了,很想我。我急匆匆赶回青云坊,只见他果真已躺在床上。家里的佃仆也没有几个了,似乎母亲一死,我和父亲的家庭生活,已缺乏生命的绿色。
  “小九,今年就给你成亲吧。屋里没个主妇,扫帚颠倒竖。”父亲喘着说。但是,他的眼神里依然是一片威严,不容人置辩。尽管我不愿意,我吵闹,长辈们却依然像早经排演过多遍似地,按部就班地给我安排了一场成亲的滑稽戏。
  这一年我才16岁,便被迫和丹阳的望族——东门外林家高屋的二小姐林佳(蕙娟)成亲了。当时我真是六神无主。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幸灾乐祸地观望,也许他们当初也是这样被撮合着成亲的。惟独我的小姐姐——比我年长五岁的七姐刘慕慈比较了解我的心情,她说:“守玉已经走了,姑妈一气之下,也一定将她另外许人了,现在林家小姐也抬来了,爹年纪大了,经不起再刺激。你还是暂时定下心来再说。”
  成亲的当夜,我不肯进洞房。林小姐自己不好意思来叫我,等夜静更深,她叫丫头送来一串钥匙,说是小姐陪嫁过来的箱笼财物,都归我管。我当时正心里委屈,又血气方刚,提起那串钥匙往地下掼去:“啥人要你们的箱笼财物!”这时候我听见林小姐在房里哭,还叫着要连夜回娘家。我姐姐慕慈和伴娘劝了半日才止住。林小姐虽是林家姨太太生的女儿,却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也是读过书的。她当时和我同年,也是16岁。人生得小巧,但是长相我一直没看清楚过。
  三天后,林小姐就带着丫头回丹阳了。林老先生是懂道理的,他当过宁波知府,因为喜欢我,反写信来邀我去丹阳读书。因为这一年正当辛亥,年初朝廷还发朝服,准备用新学开科选进士和举人。这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也是流产了的考试。我本来是不会去的,但打听到表妹守玉寄居在丹阳,就贸然去了。林老先生倒不怪罪我,把我安顿在书房里。林小姐因为委屈,不出来见我。据说要我进去道歉才肯和好。她以为我是回心转意了,岂知我是为表妹杨守玉而来。我只好再次辜负了林小姐。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连访两日,还是见不到守玉,哪知她是为了回避我,躲在了另一处。等我打听到确址,她却已于当晚坐船到上海去了。我在失望中也不辞而别赶到了上海。这就是我逃婚的开始。
  父亲得知我逃婚后很生气。林老先生给他一封严辞切责的信,说他管教不严,使两家的家声都受了损害。父亲一气之下,也赶到了上海。
  起初,我躲避父亲,因为一则他很严厉,我一见他,就习惯成自然地害怕;二则,他老了,心脏不好,父子一冲突起来,他会受不了。我只得请朋友出来说情。
  当时在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读书,我已认识了不少名画家和上海名士、文化界朋友,他们出面在酒楼里请我父亲吃饭,替我说情。主要理由是:刘老弟目光远大,前途无量,要先在事业上创点根基,再成家不迟。这是古人的“大丈夫功名未就何以家为”的翻版。我父亲对这番话是听得进的,因为他也希望我从小就胸有大志;同时,他看到我上海的朋友们都是有身份和较体面的人物,证明我没有在上海瞎混。于是,他要拖我回家的念头便逐步打消了,甚至后来还资助我在上海奋斗。这是后话了。当时因为林家催得紧,他又无法交待,因此就要我自己到丹阳去跟岳父当面交待清楚。我知道,这事使一生好强的父亲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他下了最后通牒——倘若我对这件事情完全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就和我“脱离父子关系”。他给我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这使我很为难,因为这时候,我把父爱看得非常宝贵。
  正当我左右为难无计可施时,真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境遇又有了转机。事情是这样的:起初林老先生很震怒。女儿平白无辜地被退回娘家,叫他这位当过道员府尹的饱学之士颜面何存?所以他一面把女儿送回常州,对我父亲施加压力,一面又亲自赶到上海,找我评理。同时,他也打听到我表妹守玉曾经和我要好。他找到了我姑母和表妹,询问之下,知道她们是无辜的,何况我也始终没见到姑母和表妹守玉。林老先生也了解到我逃婚到上海,并没有花天酒地,而是在追求自己的艺术事业,当他通过我朋友得知我在节衣缩食地学绘画,过着清苦的生活,美术界一些朋友对我印象都很好时,他居然还给我留下几十块银元,悄悄地回丹阳了。这位老先生虽没有成为我真正的岳父,但在名义上,我们还是翁婿。我感动之余,就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长信,恳切地提出不愿再继续这种牵线木头人的婚约。好在我与林小姐之间并无实际瓜葛,林小姐应该另配一位门户相当的丈夫,请他恩准我离家到上海,为自己的艺术爱好奋斗下去。不久,我便收到了林老先生的回信,他答应我可以自由了。后面还勉励我要一如既往,不要在这花花世界沉沦下去。我父亲看到这封信,也就无话可说了。父亲当时唯一的顾虑,就是房族长辈的议论,怕我在上海落魄。因为当时除了任伯年、胡公寿、吴昌硕等大家外,一般卖画和学画的皆无多大出息。父亲是希望我成才的,他似乎也看出我只能走这条路了。因此,到了第二年,当他得知我要办上海美术学校时,竟卖了田地房产资助我办学。这又是后话了。我与林家小姐的婚姻,就此结束。
  我表妹杨守玉与我分手后,很长时间杳无音讯。直到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丹阳,才知道她一直在丹阳,始终没有嫁人。起初她在丹阳正则女子学校教书,抗战时期她到了西南,住在四川璧山。后来又从事苏绣技法研究,当了副教授。晚年她住在常州市,已是苏绣艺术的专家,在当地颇有名望。直到1981年,我和夏伊乔回常州,住在约园作画,表兄妹才重逢,但都已是86岁的老人了。她满头银发,戴起秀郎架眼镜,仍然很清秀,得知她还是孑然一身,我心里很不安。守玉却相当开朗。71年过去了,几经沧海桑田,哪还在乎眼前的散烟片云!她笑盈盈地握着我的手说:“表哥终究成功了,我真高兴!”她又握着伊乔的手说:“表嫂,多亏了您,表哥才能有今天,我感谢您!”
  伊乔完全清楚我和表妹的过去。她诚恳地对表妹说:“姑太太,我敬佩你的为人。回到家里来住吧,我一定会尽心服侍你。”但是表妹笑着说:“嫂嫂,往事毕竟都巳经过去了。今天表哥取得的成就,正是我70年前所盼望的,我能够看到,此生也无憾了。”守玉表妹再三谢绝了伊乔的邀请。我尊重她的意愿,也就不再坚持。
  第二年守玉表妹就病故了。因为生日未过,还是86岁。


  绝尘而去与乘缘而来

  我第二次结婚,是和成家和女士。
  当时,成家和较之一般的女孩子,是很美的。她的容颜、体型、风度、神韵皆美。可惜她不够完美。思想品德和情感操守没有像外在那样美。
  成家和起初是跟我学画的,她也是美专的学生。当时她如果肯下决心,摒绝十里洋场声色犬马的诱惑,能够在自己的全部生活感情中,找到一块建造艺术殿堂的净土,她会成为一只凤凰、一朵奇葩。可惜她没能做到。我现在也这样看:成家和虽然没有陆小曼那样博学,嗓音和语言修养上也不及小曼,但是她却有自己的特点:凡是她认为好的东西,她总要争取,凡是她喜欢的事情,她一定要做,决不犹豫。但是,她这种执著和认真,并没有用在对艺术的追求上,不是为了创造自己的一个光明世界……
  我认为,任何时代的年轻人,在时代的大潮面前,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不是站在潮流的前头,在激流上奋进,就是随波逐流。没有绝对的“观潮派”。
  作为30年代的女性,成家和思想感情的发展,不能与当时的潮流脱开。我认为,一个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在生活中常常不能做到这三个方面:“甘淡泊”、“守节操”和“耐寂寞”。但这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一个已经涉足名利场的妇女,尤其重要。当艺术家,自然没有权贵、显要的奢侈生活,因此,“甘淡泊”不容易。好像半路出家的和尚,没有大彻悟,是达不到对花花世界中的脂粉酒肉深恶痛绝这一境界的。这里讲的“节操”,并非封建的贞节,也不仅仅是苏武牧羊所秉的节杖,而是对品格的自我要求。不怕人所侮,务在不自轻。当然,接下来的“耐寂寞”更难。佛教徒修行,立大愿者要坐关三年到五年。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打坐五年,这个“耐”字是很难做到的。盖叫天在那么多劲敌中独创一派,就是经得起这个“耐”字。耐并非软弱,更非怯弱,而是一个坚韧和刚毅的表现。成家和离我而去,只是我们夫妻生活的一个变化。但是,她离艺术而去,离艺术创作的潮头而沉沦,被四周数不清的浪头中的一个浪头打昏了,席卷而去,这是她不能“甘”,不能“守”,不能“耐”的结果。现在回头来冷静地剖析一下我们当年的婚变和离异,我也从中总结了一点东西。对一个曾经愿意上进,也确可有所成的女青年,我们年长者——无论是老师、兄长、好友或者丈夫,应该在事先多加诱导和指引,而不是事后的堵截。我作为兄长和丈夫,不能在百忙中挤出更多一点的时间去关心、研究和帮助,一个曾经狂热地爱过自己,并且仍然被自己钟爱着的女青年,又怎么能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呢?照说,90岁以后,渐至望百的年纪,应该在如烟的往事中豁然开朗。但是我这个人,不能触及感情这根神经,否则,我心里就不能平静。虽说这是60多年前的事,是非恩怨,都已经淡薄了,但是作为当年她的校长和老师、丈夫和保护人,我事后所得到的痛苦的代价使我深悟到:我最初播下的那颗种子并不理想,并且没有着意耕耘,尤其不注意锄草。爱情的果实能茁壮吗?它的滋味能不酸涩吗?对于我和成家和之间的感情发生裂痕,我发觉得太迟了。
  成家和从一个清苦的女学生,成为美专校长的妻子,很快适应了那种所谓上流社会的交际生活。其实,我虽有虚名,生活却并不充裕,尤其无法满足家和对物质生活的迫切要求。实际上,我们结婚不久,就开始暴露出夫妻之间有一点小小的隔膜。当然,开头由于师生的结合,她有话还不会直说。我察觉到,她一个人坐在卧室里,神情沮丧,那双火辣辣的眼睛,似乎黯淡了。我问道:“家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没有……”家和掩饰地一笑。
  “有的,你的眼神告诉了我。”
  经过几次追问,成家和终于说道:“海粟,我说实话,你不要生气!”
  我说:“你是我的学生,对你,我可以谅解,不会苛求。再说,你又是我的妻子,你对我讲的话,是讲给我一个人听到,就是不对,我也高兴。”
  但是她却露出一丝苦笑道:“算了吧,我不希望夫妻之间有裂痕。”
  我感到她晶莹的泪珠滴在我手背上。“家和,你再不说,我可要生气了。”
  晚上,她终于说了:“海粟,你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还是我的老师。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你是我的丈夫。我当初大胆地追求你,有幸当了你的妻子,我是付出了代价的。”
  我听了这番话,并不以为忤,并且含着歉意说:“确实,像你这样一个才貌出众的姑娘嫁给我,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你是美专的校花,当时有多少人追求你,你却嫁给我这个结过婚的中年男子。我徒有虚名,又无财产,更无赚钱的本领,我不能尽力使你过得更舒适些。”
  但是家和却说:“我所计较的,倒不仅是这些。我是学艺术的,我对精神上的要求更多。我认为,你虽爱我,但更爱的不是我。对艺术、对工作和朋友,你都看得比我重要。一个普通朋友的信没有复,一盆不值钱的花草没有浇水,你会对我发脾气,但是你忙得连我和孩子的生日、我们结婚的日子都忘了,却一点不感到歉意,甚至偶然有个星期天,有个可以偷闲的晚上,你都会泡在楼下会客室里,和那些不相干的来访者作毫无意义的‘海阔天空’,他们来访你,有的是为了好奇,为了炫耀,也为了想得点好处,你却甘愿把等了多日、想和你说几句话的妻子丢在脑后,为那些不负责任的年轻人忙碌。”她越说越激动:“这无非说明,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是无足轻重的!”
  我听了这番话,忍不住说:“家和,自从我们相识,我不是一直在这样做吗?当初你还仅仅是我的学生的时候,你不也是这样希望我匀出一点时间为你们讲解的吗?我们年长者,又是有了点社会基础的人,应该尽力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摆脱困境,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怎么可以说毫无意义呢?艺术家要有宽大的襟怀,我应该让他们海阔天空地驰骋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境界里!”
  家和顿时抢白道:“可是你是一个负有责任的人,你担负着重要的任务,该休息时就要休息好。何况你还是一个妻子的丈夫、一个孩子的父亲,你有关心和爱护他们的义务。”
  当时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计较,就严肃地说:“家和,你的话有点过份了。我是你的丈夫,我当然爱你。但是我不能完全属于你和孩子们。当然你是辛苦的,不仅要照看自己的孩子,还要照看我前妻的孩子。你是为我分担了不少责任。但我也没有浪费自己的精力。我是怎样过来的?我16岁从老家逃婚出来,上海并没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在等我,也没有一所现成的艺术殿堂在等我这个贫困的青年。我为了什么?我把年迈的老父亲丢在一边,直到他临终才赶去相见。我苦苦奋斗了这些年,既不想升官发财,也不会化缘敛财,你嫁给我这个穷画家、徒有虚名的大学校长,你确实也没有得到什么幸福。但是你说过,你是为了支持我的理想,为了爱我献身的事业而爱我的。你难道都忘了吗?”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好像我们夫妇之间缺了点什么,但我讲不清楚。我觉得,真正开始在感情上淡漠的不是我,而是她。因为她对我所献身的事业、对我所乐意担负的社会责任——关心人帮助人和造就人的使命,开始冷漠起来。由于这种冷漠,必然使我们夫妻感情淡漠。当然,我也知道,要改变这种局面也容易,那就是我丢开自己的职责,像那时候社会上的权贵、阔老那样,无视民间疾苦、精神无所追求地把精力放在心爱的姨太太,甚至一条巴儿狗身上——尽管时过境迁,可以再换心爱的女人和心爱的狗。但这对我来说,是绝办不到的。
  有一次,家和又在我身边低声倾诉道:“我过去,主要为了崇拜你的才华、仰慕你的声望而嫁给你的。但是成为夫妇后,你的才华和声望对我来说已不是主要的了。我需要的是一个具体的丈夫——一个温柔体贴,能够随时细微地观察到我的愿望和要求的知心人。对一个年轻的妻子来说,生活上的舒适没有精神上的安慰重要。没有精神上的温暖,就是穿了貂皮大衣也会感到冷。精神上的慰藉,哪怕饥寒交迫也是十分温暖的。这才是夫妻。”
  我听了,觉得心头一震。成家和是我的学生,年龄自然比我小得多。但是在夫妻感情上,她竟毫不掩饰地来教育我。说明在她心目中,我是个很不称职的丈夫。
  不久,我们出国了。这是我第二次到法国。在法国的这段时间,她似乎从实际生活中得到一些补偿。我们把刘虎和英伦都带在身边。巴黎文艺界上层的豪华生活,她那艺术家夫人的殊荣,使她暂时消除了对我的意见。但是,在临回国之前,我发现她的眼神里又出现了冷漠。由于我花在工作室、展览会和朋友们讨论艺术的沙龙里的时间太多,她常常被留在寓所管孩子。因此,当她看到送来的请柬上写着“请带您尊敬的夫人一起光临”时,生气地将请柬丢在桌上说:“什么‘夫人’、‘太太’,都是镜花水月,不切实际!”
  此后,她开始注意打扮了。回国后,她还是到霞飞路一带去买外国香水、衣料,追求奢华的装扮。那时候,她还只20多岁,体态开始丰满,又加上化妆和衣着,更有一种成熟的美。因此艺术界都说她从法国回来更美了。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从巴黎带回“一尊活的维那斯”,称她为“20世纪的蒙娜丽萨”。作为一个画家,我能满意地观赏她那美艳的神韵,但作为一个丈夫,我又不满意她那在矫揉造作中失去了自然朴实的美。尤其不满意她由于物质上的添加而造成的精神上的贫乏。我有时忍不住轻声责备道:“家和,你原来是很美的、你知道吗?过份的打扮会失去你自然的美!”
  她是绝顶聪明的,自然听出我弦外之音。她立即回答说:“海粟,我知道你不满意。但是请你为我想想;请为一个自知尚生得不难看的、爱好绘画艺术的年轻妻子想一想。当她在精神上得不到满足后,不得不正视现实生活。过去,衣着打扮我不计较,但是……现在我也计较了。”我说:“那也应该量力而行,我们清苦的艺术家生活,不能和有钱的阔佬比。”家和听了,顿时脸色不好。她委屈地抢白道:“你不要光以一个大艺术家的心理来说,应该从一个大艺术家的夫人的角度来看。你看,我穿的,戴的,还不如一个普通职员的妻子!你再看看,来我家搓麻将的太太们,伸出手来都是独粒金刚钻戒指!她们生得并不比我好看,可是为什么偏要我比她们寒酸!”我责备道:“家和,你原来在艺术上的那些抱负、雄心都到哪里去了?”可是她却苦笑着摇头:“算了,当了美专校长的太太后,我再没有什么抱负了。再说,要侍候你,也没时间用功。就是再用功,人家也会以为是你给我捉刀代笔的。所以,出于一个年轻女人的本性,我不得不讲究打扮,以免生活太枯燥了。”
  我认为,家和上述这番话,是我们夫妇分离的伏机!因此,当抗战开始时,我去南洋募捐,后来因战争吃紧,我在新加坡等地住了几年,曾经和上海断了半年多音讯。她竟然抛弃了我和儿女,带走了我的藏画和我自己画的一些精品,在上海一个地方躲藏起来。当然。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在我来说,也有不足之处,因战争关系,国内和新加坡通信困难,邮路周折,我没有留下充足的安家费,又不能及时汇寄,也没有及时请朋友辗转帮助。我总以为她很能干,会度过难关的,这一段时间,她在生活上是十分艰难的,何况她又过不惯清贫的生活;加上第三者乘虚而入,终于凤离故桐,另栖他枝了。
  这第三者就是萧乃震。他原先也是我的朋友,他对我是以晚辈自居的。我过去也感到他对家和过于趋奉,但我只以为这是他的意识陈旧,近乎阿谀而已。他常来陪家和搓麻将,也不时放牌让家和赢,这种趣味不高的奉承拍马,我从未从另一方面去想过。因萧常随左右,1938年我出国后,便托他照看家属。哪知会有后来的结果,我没有想到,也不想去研究了。
  1942年上海租界也沦陷于日本军国主义后,我从新加坡辗转逃回上海探家,成家和已经出走了。我知道她在上海,也知道她在萧乃震处,但我不想去找。家和委托金雄律师来找我,提出离婚。我是很痛心的。我之所以逃出日寇魔掌下的新加坡,重回日寇铁蹄下的上海,正是为了家和和儿女,想带他们远走天涯。谁知破家犹存,却已人去楼空。她不敢见我,让金律师出面,声称是因生活无着,靠他人接济,不得已而为之,既然木已成舟,自然覆水难收。还说虽然提出离异,仍不忘师生之谊、栽培之恩,家中一切财物都不要,也别无任何要求。当时我是很矛盾的。出于男子汉的自尊,既然老婆不愿跟你,干脆走了干净。于是我爽快地签了字。但是事后又非常难受。说实话,只要有一线转机,我多么希望她能回心转意啊!我可以原谅她过去的一切。即使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只要和我说,我也可以挺身为她承担。我听金律师说,家和虽提出离异,但失声痛哭,看来对我尚旧情未断。我请他转一封信给家和:

  ……数年离乱,夫妇天涯。历劫重归,人去楼空。惟有抱儿痛哭耳。
  金雄律师来谈,所提离婚条件照签。惟愿吾和与萧兄永享美满幸福之生活。追怀往昔已为昨日之幻梦,残喘归魂,将为蓐食于蚁蝼。奋飞难再,断肠奈何!斯亦绝世才智之士,拔山盖世之雄可凄楚哽咽者。苟非知道,能不痛心?知来去之无常,本纵浪于大化。喜则乘缘而来,缘尽则绝尘而去……

  想不到成家和接到信后,再也藏匿不住,居然敲门回家。她看见我正在和儿女说话,就奔上来,与我、与孩子抱头大哭。当时我倒冷静下来。我说:“既已如此,好合好散。不管怎样,你躲着不见我们总不好。我总是你的老师,你也应该和孩子告别的。今后你要来看孩子,我照样以诚相待。只望你事事要有主见,处处要从远处、大处着想。你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女画家,是我娶你而耽误了你的前程。今后但有一点机会,希望你不要被家庭主妇的衣裙束缚了前程!”家和听了,放声大哭。她说:“海粟先生,你为什么不责备我一句?为什么对我这样宽容?”我说:“事到今日,还谈什么苛刻和宽容。你决心走到这一步也不是朝夕之事。”
  成家和听了,走上来,拉住我双臂说:“海粟啊海粟,我毕竟是一个女人!不管我平日里多么心气高傲,现在我方明白,我还是一个弱女子!你走了之后,留下的这点钱,很快用完,在上海有多么艰难!虽然我们住在法租界,可是中国地界早被日本人占领,因你出国为了抗日,来变相敲竹杠的人不少,萧乃震代为应付。不仅在经济上,在人情上也欠了人家的债……我……太软弱了!”她见我脸涨得很红,知道我动了肝火,停顿了好一会儿,才幽幽地说:“怪我吧……事已如此……不能挽回了……”
  我慢慢地镇定下来。在家和面前,我的自我感觉始终是复杂的。一方面我是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的丈夫;另一方面,我是她的老师,应该比她更懂得宽容和克制。因此,自尊心和优越感战胜了我另一方面的失败感和消极情绪。我把她扶到沙发上,又把儿女赶到楼上,然后拿出我已写好的一张家中财物分配的签证。“家和,我知道你也有委屈。该我承担的,我都作了;该你今后自勉自责的,那就由你了。我没有什么积蓄,所谓财产,是这幢房子和一些家具,你喜欢什么,尽量挑走!这我在给金律师的信上都已写明了!”
  成家和接过签证书,伏在沙发上号啕着:“海粟!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
  我没有开口,但是眼泪也忍不住了。好在她看不见。挨到黄昏,她恢复过来了。呆了一阵,她还是走了。从此,我们再没有相见。从此,她遗下的孩子——英伦和刘麟姐弟俩,就失去了母爱。
  成家和走后第二天,萧乃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向我解释,并且矢口否认是他把成家和诱骗出走的。我听了很生气,就问道:“照你的说法,你不想要成家和?”
  萧乃震忙说:“刘大师,我平素那样敬重你,怎会出此下策?倘若你信任我,我代你去劝解。”
  “怎么劝解?”我问。
  他说:“主要是你去南洋这些年,她没有经济来源。后来两年,你又没来过一封信……”
  我冷静地说:“关于这件事,我是于心不安的。我没有留足安家费,后来因邮汇不便,也没有寄钱养家,她拖着一双儿女,也是够可怜的。当年薛平贵投军,还留下‘十担干柴米八斗’,王宝钏苦守寒窑,是在偏僻的山沟里。可是家和却是在诱惑力极大的灯红酒绿的上海。家和也毕竟不是王宝钏!这一点,我无须再多言。倒是有一点,我要对你说明,家和跟了你,今后倘若有个三长两短,证明是你姓萧的之故,我刘海粟绝不饶你!”我说时猛击桌子,把他吓了一跳。他支支吾吾半天,搭讪着走了。
  我把他叫住:“回来!”他还以为我变卦了,很是紧张。我冷冷地说:“萧兄,听说你有意投奔南京新政府,要去作官了?”
  萧乃震急忙解释:“误会!这是朋友误传的。周佛海虽派人请过我,兄弟出于民族大义,决不会去的,请……请刘先生放心!”
  我说:“我不放心的倒不是你老弟,而是怕家和今后作人难!你当了汉奸,她怎么办?”
  后来萧乃震终究还是去“就职”了,听说当了一个“荐任”官。家和只能嫁鸡随鸡。再后来听说她又独自生活了。但终究“一隔云山千万重”,音讯渺茫了。现在想来,每个人走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别人只能指引和提醒,是无法勉强的。
  成家和走后,我回顾以往的生活,感到自已在生活安排上很无能。我既不会理财,更不会聚财,也不会守家和安家。我一头埋进事业中,是个典型的书呆子。说实话,当我意识到自己不能胜任一家之主的职司,不能以充足的物质生活使妻子儿女过舒适生活的时候,我既有愧于当年对张韵士的冷落,也就原谅成家和对我的感情的背叛。我觉得,除了在个别问题上不能谅解外,我都应该宽容别人的不足,因为我自已的弱点实在太鲜明了。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面两句不必提,但不能齐家,又能何为!
  说来也巧,当我精神上正感到孤寂的时候,突然接到夏伊乔打来的电话:她已经到了上海。我吃了一惊,在我还没有明白过来时,她已经站在我面前,依然是那样爽朗和热情。(关于我和伊乔在南洋相识的情况,在有关我的电视连续剧中已有专门介绍,我就不再重复了。)
  “你怎么到上海来了?”我问她。
  “我是为你而来的。”原来她在海外已经知道我的不幸。她严肃地问:“刘先生,你打算怎么安排你的生活?”
  “这个……我还没有想好。首先,要把孩子安置好。”
  “你打算怎样安置孩子?”她一边抚摸着女儿英伦,一边问我。
  “我想先寄养到亲友家去,然后……”其实我心里茫然得很。
  “不用寄养出去。”她说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来帮您照管。”她说得很平静。在我还没有想出怎么回答之前,她恳切地说:“我会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带好他们。刘先生,实不相瞒,在到上海之前,我一路上就考虑这个问题。绝不能让家务束缚住您的双翅,您还是要继续飞翔!”
  我从她的眼神里感觉到什么。人们都说,要知道年轻女郎的心思,可以看她的眼睛。我所看到的,是一双充满同情和友爱的纯洁的眼神,是一种为坚持自己的信念,准备牺牲自己的殉道者的眼神。
  这时候的夏伊乔,完全出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准备为她所同情者担负较大责任的心情,绝没有丝毫想取而代之的意思。也正因为这样一个美好的开端,我对她怀有较深的敬佩之情。但是,当她脱下大衣,卷起衣袖,系上围裙为我料理家务时,我渐渐发觉,我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颗同情之心,而是需要一个主妇——一个能够使这个家重新有笑声、能够使这人去家破的冰冷的别墅里恢复春天的生机的人。于是她对我说,她想了许久,决定留下来,为我解除后顾之忧。
  我有点惊愕,因为这出乎意料之外。我在印尼和新加坡认识她时,对她的印象很好。但是我记挂着娇妻成家和和孩子们。我向夏伊乔告别,辗转返回祖国时,也是准备和成家和一起在上海接待她的。夏伊乔来到上海,我和她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感到她身上有见义勇为的丈夫气概,也有一种平常妇女所缺乏的英秀之气。确实,那时夏伊乔是很美的,但不是柔弱的,也不是娇憨的那种女人之美,而是在妩媚中带有阳刚之气的美。作为一个画家,我从艺术的角度欣赏她那种明朗的纯真之美,仅此而已。何况一个刚失去心爱妻子的中年男人,对年轻美貌的姑娘,一般是不愿更多地研究的,但是现实又不得不使我陷入沉思之中。
  我开头觉得不合适,我虽感谢夏伊乔,但出于自尊和自卑心理的交织,我不能答应她,这是我理智的一面。同时,我又有感情的一面,不愿用坚决的语言来伤她的心。因此,怀着复杂的心情,我说:“夏小姐,你的牺牲精神使我既感激又不安。请您想一想,我是个徒有虚名的画家,何况又在困难当头之际。也许我日后的处境会变得更坏……”
  “刘先生,这些我都反复想过。作为一个女人,决定走这一步,不可能不再三权衡,如果您不坚决拒绝,我决心当好您的助手,以便使您解脱一切束缚自己发展的羁绊。”
  我们终于结合了。
  夏伊乔很快把家庭治理起来,她其实正年轻,也并无多少韬略,无非一个“诚”字。开诚相见,心诚相待,使我前妻的孩子刘虎、刘英伦和刘麟得到了温暖。以后,伊乔也生了三个孩子——儿子刘虬和女儿刘虹、刘蟾,和他们的哥哥姐姐相处得很融洽。更重要的,我不仅没有后顾之忧,并且在我的艺术与生活道路上,有了一个可以及时提醒我、和我同甘共苦的伴侣。建国初期,由于政府办学的经验不足,在美专合并和停办后又续办中间有所失误,加上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以及我后来政治上的不被信任,无论环境、条件怎样恶劣,伊乔总是挺身承担,从容不迫;而且她总是温情地说:“你不要去多想它,应该把精力放到你的事业中去!”十年动乱中,我不断遭受批斗,家里被抄了十多次,一幢三层楼的大宅子,被毁坏一空。她从地上捡起仅存的一些被撕毁的宣纸(有的上面还踏有红卫兵的皮鞋印),掸掸干净,摊平了,叠得整整齐齐,供我写字作画用。大家都说我豁达,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忧心忡忡。夏伊乔并非不着急,但是她用最大的克制,在我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不用想,你是艺术家,真正的艺术是砸不掉的,抢不走的!”她借口“老人年岁高,受不了惊吓,还是让我去代他,”几次代我挨批斗、挨打。有一次我看到她头颈上的伤痕,心疼地说:“伊乔,是我连累你了。”她笑道:“啥人连累啥人?憨来!快点休息。趁天落雨不会开批斗会。你又可以看书,作画和写诗了。”就这样,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夏伊乔像哄孩子那样帮助我继续保持平时的作息时间,并且重新坚定我从事艺术劳动的信心。
  那时候,上海张春桥一伙要置我于死地。他们给我戴上了三顶帽子:右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还有两顶帽子是拿在他们手里的,叫做“反动权威和三名三高的老朽”。家里的破坏和被抢掠,肉体上受折磨,我全都能忍受,最难受的是精神上的侮辱。当时,我们经常被几个戴红臂章的娃娃兵推来搡去地凌辱。只要出一点事,就要找我们“牛鬼蛇神”算帐。甚至他们内部起矛盾打派仗,也要逼我们交待有没有教唆和挑动的罪行。那真是受不了。夏伊乔经常宽慰我说:“勿碍的,事情总归会弄明白的。你是听了周总理的话才留下来为新中国办学校的,中央一定会弄清楚的。”
  果然,毛主席在一次和周总理的谈话中,提到美术界的“斗、批、改”,说模特儿还是需要的,当年为模特的事反封建是不容易的。他还提到徐悲鸿和我。最高指示下来,我就不再被监督劳动。里委会对我也客气了。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是周总理关心的结果。夏伊乔就抓紧做我的工作:“你看,周总理再忙也不会忘记你。你还不好好保重身体?将来报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我觉得,夏伊乔有两个特点最鲜明。一是遇到艰难挫折,她总是态度特别好。十年动乱中,她也年逾花甲,但是我感到她还像当年到我家来重振家业时的少女那样,温柔而有耐心。但是只要我的日子好过了,社会活动多了,她却严肃起来,要我坚守过去的君子约定,尽可能珍惜时间,保重身体,养好精神。文革以后这十年来,我对夏伊乔提出的这些要求,总是乐意接受的。
  还有一点,索兴一并提一下吧。在成家和之前,我曾和张韵士结合,并且一起出国到巴黎。她是长子刘虎的母亲。张韵士的品德是好的,但也不会治家,虽不是娇惯了的小姐,却也缺乏独立进取的精神。我和她后来不能继续夫妇关系,有多种原因。成家和不能容她,但是夏伊乔后来却把她重新接回家来住。虽然我与韵士已没有夫妇关系,但伊乔把她当作大姐姐,甚至当作长辈照看。她亲自为韵士梳头和洗衣服,直到60年代,韵士已经老弱多病,心情也开始孤僻,但是夏伊乔仍像哄孩子那样使她晚年生活在宁静而愉快的气氛中。最后,韵士逝世了,伊乔为她料理得很周到,还喊着:“老阿姐,让我再给你梳一梳头吧!”我听后,眼泪盈眶了。
  好了,就谈到此吧!说真的,纪念逝世的亲友和回忆过去婚变中的种种因果关系,我觉得好谈。可谈朝夕相处的伊乔,却不那么容易。因为,该谈的似乎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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