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书橱里的父亲

┃Personal History

书橱里的父亲

© 彭小莲／文

彭柏山和抱在怀里的彭小莲

　　为什么活着？不知道。我更不知道的是，自己脑海里为什么常常会冒出这个问题。在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就是看书，只有游走在字里行间，才会有一种安全感，找到一份安定，还有那份自由。思想是沉默的，但是它可以跟着这些书籍，去随意地飞翔。我就是在家里上千上百本的书里进进出出，但我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其中有太多是父亲留下的旧书，我从来没有明白，那些书的选择、保存，还有他的购买，最后构成了我全部的价值观。我一点都意识不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我更加意识不到的是，我的人生成长，是在这几个破破烂烂的旧书橱里完成的。我有太多的东西是无意识的，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家的社会关系，父母的朋友和亲戚，前前后后都经历了从“革命者”到“反革命”的过程，没有例外，只有先后。完全是看了这些越来越多的书以后，我的意识开始苏醒。
　　不过这倒也好，它让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多少机会去感慨，更不会去发问，我为什么会出生在一个“反革命”家庭。命运是与生俱来的，认命！我不会随便在人面前提起父亲的名字，可是你越是这样，人家就越是要提醒你。在“文革”的日子里，走在去学校的必经之路上，街上站着的“男同学们”，有节奏地叫喊着“彭瘪三、彭瘪三”，我知道他们在羞辱我，羞辱我和我的父亲，羞辱我们作为人的存在，因为父亲的名字叫彭柏山。一声又一声，我走到马路对面，可是那喊声变得更加响亮，追在你的背后，贴在你的身上。

　　我过去一直认为，我的父亲什么都没有留给我，更多的时候，他在我的生活里就是缺席的。父亲，仅仅是一个符号，而且是这样负面的。私底下，我们都知道，父亲是因为卷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案子。所以，一生就此锁定，丧失全部的人身自由。但是，对于父亲的怀念，却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批判而受影响，因为母亲（朱微明）一直努力在我们面前维护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她会告诉我们：你父亲是鲁迅的学生，他在三野二十四军，是参加抢渡长江，一直打到南京总统府的；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有功有过。
　　过在哪里？母亲不会说得更加具体，母亲说着那个时代的套话，不管她是真是假，我们都愿意接受，因为关系到我们的父亲，也关系到我们的命运，我们当然愿意看见一个正面的父亲。特别是，看见书橱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厚厚两卷本上，密密麻麻批写着父亲的理解、认识，以及重点划出的横杠杠，母亲会说：你看看，你父亲，读得多认真啊！于是你就完全可以坚信，父亲不是反革命，不然，他不会如此认真地阅读这些书籍。问题是世界不是这么解释的。今天，当我开始想把家里的旧书捐献给上海图书馆时，他们拒绝接受这些整套整套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我打电话给复旦大学，依然是拒绝；我不死心，又给区级图书馆打电话，人家竟然懒得回答我的问题。只有那些搞收藏的，他们需要看看我的版本，高价收购。当然，不要这些书，而是要有“价值”的。
　　书，除了被人阅读的价值以外，还有什么算是“价值”？我完全不能理解。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马恩列斯毛的书，要印刷那么多？从小到大，至今，我们被教育，被要求接受的就是这个信仰，为什么他们的书，现在却没有单位需要？

　　困惑啊，我重新逃回到父亲的书橱里。打开那些纸页发黄发脆的书页，有的都散了架，连贴在上面的胶纸都失效，脱落下来。可是父亲仔仔细细的蝇头小字，一行一行还留在上面。后来，在一些书里，我发现了父亲做的读书卡片，慢慢地整理、收集，竟然有一百张左右。那卡片是用纸头裁剪出来的，显然，他没有太好的经济条件买卡片，所有的卡片，正反两面都写满了。每一张纸头都剪裁得井然有序，规规整整，如果不仔细看，真以为是比较软的卡片。原来，在父亲最痛苦的时候，他也是游走在图书里，在他沉默的思想里，寻找着人生最后的安慰，一份自说自话。
　　P.12上，他摘自汪敬熙的语录：“要真好小说出现，一般作者须有一种觉悟，抛去一切的主义，一切技术上的信条，而去描写自己对于生活之真挚的感触！”看到这里，我查看了一下，确实是一九六三年做的卡片。我脑子一下就炸了，一九六三年，那是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父亲却在私底下做卡片，记录下“抛去一切的主义……”这些构成好小说的基本要素。他怎么敢写这些？这大概就是父亲做卡片，而不是写心得笔记的缘故，他随时可以销毁这些东西，又随时可以拿起来看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想起来真是让人感觉悲哀。那时候，父亲刚从流放地青海调去厦大教书，三野的老战友皮定均、叶飞、贺敏学、刘培善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接受他去了福建。原以为南方的阳光可以照耀进生活，可是那“天天讲”的阶级斗争，怎么会放过父亲？
　　最早的变化，是开始有人跟踪、监督他的行动，他的历史问题在校党委会上被提出，虽然他是死老虎，也是随时可以划到阶级敌人一边的。有人按时打小报告，这些报告，会从他对学生的聊天里，断章取义地找出一句话，直接递送到中央。可是，看看他的卡片，你就会发现，这依然是一个在做学问的人，一方面他对政治，有独特的敏锐感觉；可是一旦进人文学的领域，他仍然是一脸的书生气。

　　在P.20上，他竟然抄下了周作人的句子：周作人／人的文学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
　　且不要说周作人三个字，就是他说的那些内容，即使在今天，又有多少文学课，会这么去倡导？一九六三年，居然有人在那里继续尊崇着周作人。这些话，父亲会在课堂上讲吗？那么记录在案，岂不是把砍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一九六三年，父亲在厦门大学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他为什么不开中国古典文学？以往只有一个不是学生的人，拿着小本子坐在最后一排，他是给父亲的讲课做记录，向上汇报。可是当父亲讲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左联”的时候，突然，教室四周坐满了厦大院校和系里的领导，这哪里还像在听课，已经是如临大敌，集体出动，战争开始了。他们详细地做笔记，所有的眼睛都爬在父亲的身上。课后，系主任让父亲去他的办公室，交出讲稿，它需要被再一次确认审查。
　　这让我想到十九世纪，简·奥斯汀的写作，“她躲在屋里写小说时，只要有人一推门，她就迅速把稿子藏起来。”“为了不让人发现，她使用很小的纸片，因为小纸片容易收藏，或者可以临时用一张吸墨纸盖起来。”不同的是，简奥斯汀还只是防范一些外人，父亲是在防范着专政机构，他随时会因为这些文字，重新入狱！

　　父亲的文字保留下来的不多，但是母亲一直知道他在那里偷偷地写着短篇小说，只有我的大姐读过。那时候，她已经在读高中了，记得父亲从监狱释放回家的第一年，送往上海郊区的七宝农村劳改。父亲是内向的，很少说话，但是每次回家，他都会带上他写的东西，大姐就在那里不停地看着，她什么都不懂，就是好奇，觉得好看，跟外面看见的文章不一样，那都是写着村里的故事，都是很小的事情，大姐已经不记得内容了，就觉得奇怪，爸爸怎么什么东西都能写成小说的啊。夏天回家的时候，父亲脱下他的汗衫，整个人像在身上画了一件衣服，因为他皮肤白，在衣服以外，身体被晒得漆黑一团。可是，父亲从来不说自己劳动的情况，他每天五点就起来出早工，收工后，村里的电，在八、九点就停了。父亲点着油灯还在写作。虽然在上海的郊区，可那是五十年代末的上海啊。说来，人家都不会相信。就是这深夜的写作，哪怕写的是村里的邻里家常的故事，都一直维系着父亲的精神世界。
　　他经受着艰苦的劳动，同时经受着歧视和侮辱。
　　后来，到了厦大，爸爸依然在写，那是厦大的应锦襄教授跟我说的，她记得看了父亲写一个革命者的故事，她在亲人和革命之间的犹豫和彷徨，写得特别细腻，看得让人心痛！“文革”结束，最后在归还父亲的遗物时，根本就没有他的短篇小说，连张纸片都没看见。母亲问清还小组，父亲的短篇小说都到哪里去了。清还小组的人，大惑不解地看着母亲说：你知道吗，很多资本家的金银财宝都没有了，你还来问我要彭柏山的短篇小说？
　　这一次，母亲真的是拍案而起：彭柏山的小说，是金银财宝能买到的吗？
　　多余，多余。跟这些人说这些，他们听得懂吗？总算今天，我们还看见了这些小卡片，半个世纪前留下的卡片，不论正面还是负面的父亲，不论他是否在我的生活里出席还是缺席，只要这些卡片存在，它证实了一个灵魂的颤动．它唤起我对父亲的思念，充满了渴望，充满了感情，充满了感激，这几乎成为一个人的战争，我无法跟他对话，我在这场战争中被打得溃不成军。

　　如果今天，我可以给父亲提供卡片的时候，我想摘录下卡夫卡的句子：

　　有多少次非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得以实行？有多少次毁灭扯起了启蒙的旗帜？有多少次衰落把自已打扮成兴起？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大战不仅焚毁和撕裂了世界，同时也照亮了它。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由人自己制造出来的迷宫，一个冰凉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本身的快慰和明确意图正在日益削弱和侮辱我们。

　　父亲，你能够理解卡夫卡吗？他描述出你的境遇，当你在沙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当你觉得为正义而战的那一刻，这个卡夫卡去世了，可是他已经看明白了一切。他还说：“今天的刽子手就是受人尊敬的官僚，在行政人员的工资名单上排在相当前面。……他们能改变生活，把人变成死的号码，再不能有任何变化。”
　　你却记录下，托尔斯泰在《花坛集》的序言中写道：“一切好的，为人民需要的作品并不仅是追求过去，而是要指出未来。”
　　我抬起头，我没有朝未来走去，因为你没有为我指出未来，因为前面全是雾霾，我什么都看不清楚；我回过头，开始抄录你的卡片，寻找着你的足迹，我不是要沿着你的脚印走去，我是在路上观察，在判断，在思考、我告诉自己不能再重蹈覆辙。
　　文革开始的时候，母亲找来了我们四个在上海的孩子，（大姐大学毕业，在南京工作），商量怎么处理家里这些书。我还是小学生，也是家里最不要看书的孩子，可是在那一刻我都会心痛，不舍得把这些书卖到废品回收站。真的不舍得，即使我不看它们，可是这是我每天目睹的一个实物，它们把破破烂烂的家，装饰得有点氛围。关键是在那一刻，谁敢拿出七个书橱的书去卖，这是会卖出事情的！妈妈说，那么，就把它们全烧了。可是又怎么烧？我们没有院子，住在大楼里，那冒出去的烟，会把红卫兵引来吗？七个书橱的书，那得烧多少时候啊！更恐怖的是，我们这样烧东西，会怀疑我们在烧毁什么反革命证据吗？大家变得越来越不安宁，心里也不愿意把这些书处理掉，最后，妈妈说：再说吧。
　　再怎么说，我们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母亲单位的造反派来抄家，抄了几天几夜，就是没有动这七个书橱．竟然只是贴上了封条，一本书都没有销毁就离开了。就是这样，整个文革，这七个书橱抚育我成长。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从书橱的背后掉下来的《别林斯基文选》，满涛先生翻译，评论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这书评，几乎和作品一样长。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是这样在写书评，怎么比小说更像小说的评论？生动、明确，直指本质。所有的人物，在别林斯基笔下再一次栩栩如生，我这个一看外国名字就打瞌睡的人，突然抱着这本书再也放不下了。然后，再偷偷撕开了封条，找到了《当代英雄》。但是，我没有看明白，觉得皮却林就是没有“道德”的坏人，怎么就成了“英雄”？再重读别林斯基的书评，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读书训练，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书本。

　　在书橱里，父亲留给我的，是他全部的价值观，他的审美趣味，他敏感的气质，以及他的独立思考，还有他那种简单，不会为人处世的性格。这里有基因的关系，但是更多的是因为，在他身后，他给我们留下了七个书橱的书。他似乎一直站立在里面，指点着我们看书，你随便抽一本小书，常常会在那里看见他工整的小字，他的笔迹，他的思考。偶然发现在家里的书橱边上，挤着一本小册子，那是高尔基写的《回忆科洛连珂》，可是翻译的名字，被墨汁涂抹掉了，我对着太阳照，怎么也看不出是谁翻译的，我一直翻到书页的最后，才发现了秘密，那里写着印数，写着编者：巴金／发行者：平明出版社，同时写着翻译者的名字——胡风。这让我吓出了一身冷汁，家里居然还珍藏着胡风的翻译。
　　这就是我们家的困惑，父母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的价值观解释给我们听，高尔基的作品，巴金先生作为编者，可是引进这个作品的翻译，却是被社会制裁的胡风。怎么好人和坏人会“同流合污”？
　　今年是“肃清胡风反革命事件”六十周年，胡风先生去世三十周年。
　　岁月就是如此荒谬和无理可言。

　　“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上，后世往往比他的同代人更正确，因为人已经作古。只有在死后，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一个人才显露其本色。”——卡夫卡
　　成长就是在一遍遍的怀疑自己以前深信不疑的东西，然后推翻一个又一个阶段的自己，长出新的智慧和性情，带着无数的迷茫与不确定，坚定地走向下一个阶段的自己。

　　本文选自《史料与阐释》总第三期，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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