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逃难记

┃Personal History

逃难记

© 萧乾／文

萧乾

一．我失过业

　　我早年失过学，后来又失过恋。活到二十七岁，我才尝到失业的滋味。那以后，我就同“小树叶”过起流徙生活，从沿海到大西南，几乎跑了半个中国。那滋味就像原来踏着坚实的土地，忽然两脚悬了空。在写《未带地图的旅人》时，我有意无意地把这段经历略过去了。现在就来补记一下。
　　这是从胡霖社长的一次谈话开始的。
　　从打一九三五年进《大公报》编副刊起，胡霖社长对我的工作一直给以支持，不时地还加以鼓励。他的关心所体现的是他对副刊的重视。他说过报纸就是通过副刊同学术界、文艺界以及广大青年保持联系的。它比经济版或体育版的社会基础都更广泛，甚至档次也高一些。
　　可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一声炮响，报纸马上由十六版缩至四版。当时报纸的读者唯一关心的只是战争打到哪儿了，那关系着国家的存亡，也更直接地涉及个人安危。因此，除了新闻版和报纸赖以生存的广告，其余各版都只好停了。当时报馆最活跃的是张篷洲（杨记）。他是报馆里唯一行伍出身的，打过仗。我还跟他一道去过大场，吴淞，仿佛想改改行，试着当一名战地记者，可不知自己能不能胜任。
　　正当我在彷徨失措时，胡社长把我叫到他那间小办公室去。他依旧是忠厚长者的神态和语气，先对我进馆后的工作讲了许多好话。我心里明白，那是为正文垫的底。果然他很快就转到战局上，说看光景上海的局面长不了，报馆的前途很难说。“我呢，只好混一天算一天，你年轻有为，应该保住自己。内地需要人才，不要陪着我们朽在这里。”接着又说报馆经济上目前如何困难，诉完苦以后，说只能给我半个月工资的遣散费，去自谋生路。
　　我走出他那间办公室之后，觉得眼前一片黑。半个多月前还是报馆的红人，又搞文艺奖金，派去游雁荡山后，连载了我那山水通讯。可忽然成为多余的人了。深深感到人生命运的无常。
　　幸好“小树叶”刚由东京赶回上海。我们是注定不能有个家的。当时去南京的铁路已经断了，看来旱路是走不成了，只好走水路：由上海经香港去武汉。好在从一九二八年我就几番走过这条水路。当时从上海买香港的统舱票只要三四元钱，就赶快去买了两张。代售船票的旅社还叮嘱：现在黄浦江上正交着火，大船进不来，得坐小火轮去吴淞口外搭大船。
　　于是，我又去杨树浦打听开往吴淞的小火轮靠哪个码头。当时我唯一的一只皮箱还是燕京毕业时斯诺送的，里面装着他一并送我的一些西洋古典著作。另外是一只柳条包。就这样，我就拉着比我更加迷茫的“小树叶”上了那挤得水泄不通的小火轮。船一开出“公共租界”，就进入了战区。炮弹从黄浦江西岸在我们头上尖声飞过，江面上一片硝烟。这时，舱里已挤不进去了。我们两人就躲在甲板一个角落紧紧抱在一起。她浑身打着哆嗦。我为了给自己壮胆，就哼着电影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的声音也是颤巍巍的。那可真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后来说起这事，她笑我当时是用颤抖的声音哼的那支英勇的歌子。
　　我们居然航出了吴淞口，靠近泊在那里的一条大船，船尾挂着花花绿绿的小旗。
　　我们这批惊弓之鸟就赶快抓着舷梯，攀了上去。这些统舱客中间还有七老八十的。风浪很大，快到香港的那个晚上，还死了一口子。亲属哭得死去活来，也不晓得尸首是怎么处理的。真是惨而又惨。
　　那是我头一遭到香港。码头上乱嘈嘈的同杨树浦差不多。难民是没心情看风景的。我们不但人生地疏，而且言语不通。只好跟着人流涌向开往广州的火车站。
　　失业又逃难，当时一心一意只想在人间捞到一根稻草。到了广州，我们就咬牙上了辆计程车，去投奔位于东山的一家中学。那里有一位我曾叫过“姑”的，是那里的训育主任。一九二八年我就凭我的标准北京口音给汕头一家中学录用当上了一名国语教员。当时，我连中学还没毕业。如今，我不但戴上了学士帽，还曾出过几本书，并且为一家全国性大报编过两年文艺副刊。满以为凭这些谋个教职总不难吧！
　　谁想到时候不同了，人的关系也不同了。那位一向和颜悦色的“姑”一见我们这对投奔她来的难民，立刻绷起脸来。她甚至没让我们进去，就在门房外面厉声对我们说：这里没地方安插外江佬。她惟恐我们会赖着不走，所以连口茶也没给喝。
　　这样的“白眼”，我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又经历过多次。人一背时，行情立即一落千丈。这就是炎凉的世态。
　　偌大的广州，我们举目无亲，一路只好靠笔谈问路，居然又摸回到车站。我们又买了两张去汉口的车票，那里我认识武汉大学的凌叔华。早年我曾要当个“少年漂泊者”。如今，真这么茫然地漂泊起来，可真不是滋味！
　　到了汉口，先在一家离江边不远的小客栈落了脚，然后就过江去珞珈山看望凌叔华和在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的陈源。他们倒是很热情，但那样兵荒马乱的日子，大家都自顾不暇。武汉大学是挤不进去的。他们说《大公报》正在武汉出版，那是你的老家，怎么不去投奔？
　　这倒是一线曙光。我赶快买了张《大公报》，按地址去找。一路上在纳闷：我是在天津进的报馆，年后虽去了上海，可还兼编着天津版的“文艺”，而且编得也还热闹。怎么没找我！
　　我错了。武汉的《大公报》是张季鸾主持的。副刊改名“战线”了，编者陈纪滢是张主笔从东北找来的老部下。那里的门，对我关得紧紧的。后来，我到了昆明，可能是由于读者的一再要求，报馆又要我遥编“文艺”。编了没几期，我就去香港《大公报》了。这是后话。
　　正当我困在小客栈里一筹莫展的当儿，忽然出现了一线曙光：从一九三〇年一直关心我并把我引上文学道路的杨振声老师和我的另一位师父沈从文先生由敌占的北平逃出了。当时三姐兆和带着龙虎幼子暂时还留在那里，但杨老师的助手汪和宗还是一道来了。
　　当杨老师晓得我们的状况后，没等我开口就说，那么就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吧，反正有你们饭吃，每月只能给五十元零用。沈先生自然也深表赞同。
　　这样就结束了我一生唯一几个月的失业。我们就像悬在半空的一对蜘蛛，终于又找到了落脚地。
　　从一九三三年起，杨沈二位受当时的教育部委任，一直在编一套中学语文教科书。杨正是为此而辞去青岛大学校长职的。沈先生也辞去教授职，同他一道来的北平。他们为我开启了文艺这座宫殿的大门。

二．五福堂

　　一九三七年夏秋之交，武汉三镇形势异常紧张。一方面，敌人在攻下南京之后，已溯江西上。包括武汉在内的沿江城市已经空袭频仍，而从平津等沦陷区来的知识分子，也陆续汇集在这里。汉口的交通路就宛如北京的金鱼胡同，不时地会碰上熟人。对许多知识分子，那时的武汉成为一个大十字路口。有的从这里去了延安，有的，在这里加入了国民党，就像我在上海的两位二房东：杨朔和孙陵。
　　我是挨到一九四九年才走到我的十字路口的。这是由于一九三七年在武汉我参加了由杨振声老师主持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工作，成为其一名临时雇员。从一九五五年的审干到文革，每逢旁听受审查者的交代以及周围的揭发，我就暗自庆幸自已没留在汉口这个政治漩涡。当然，留在武汉也不一定非陷进去不可。其实，老同学刘德伟当时也曾在老河口为我张罗一份教职。只是没等我去走马上任，那地方就沦陷了。
　　当时杨沈二位以及我和“小树叶”都还分别住在小旅舍里，这总不是个办法：不但花费大，而且没法铺开纸来工作。对于成年动笔杆子的人，突然游手好闲起来，最不是滋味。况且那阵子旅舍的气氛也太恶劣：左边“七巧、八匹马”地划着拳，右边也许花姑娘在卖唱。越是国难当头，就越有人在大发其财，大享其乐。我们只有从早到晚躲到江边去游荡，木然地望着那姜黄色的江水中往返开着的轮渡，想着国家和个人渺茫的前景。
　　终于租到房子了，而且在武昌珞珈山下，是一所老房子。特别招我们喜欢的是它门前有一座用毛竹搭成的牌坊，横楣上用细竹编了五个“福”字。我们马上替它起名为“五福堂”。大二堂主当然是杨沈二位，然后是从北平和保定陆续来武汉的杨先生的大二公子、女儿和儿媳，从苏州逃来的沈先生的五内弟，然后就是我与“小树叶”，连上汪和宗，整整十口子。
　　这十口子本来包括父子、父女以及公媳两代人，然而五四运动中反封建的猛将杨先生却提议打破辈数。杨先生自任大哥，沈从文先生在老家本来就排行老二，我成为“三哥”，杨先生的长子为“四哥”，兆和的小弟自然就排为“小五哥”。
　　从打上海逃难出来，我和“小树叶”就到处碰壁，成了丧家之犬。如今，有了这么个热乎乎的家，自是无限欣悦。然而心里踏实不下来的，还是武汉究竟能保住多久。为了鼓励士气，报纸总是报喜不报忧。每天都说歼灭了敌军多少，收复了某某地方——可丢失的时候，并不见报道。武汉这华中重镇拉警报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期间，“小树叶”却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好友刘德伟在汉口为她找了个能寄宿的中学，她想乘机把高中读完。所以她星期六下午回五福堂，星期一过江又去上学了。
　　她早年丧母，父亲娶了位同她年龄不相上下的后娘。她十分厌恶家庭，曾坦率告诉我，她就是为了摆脱家庭才同我结的婚。我呢，正相反。十岁丧母就再也没有了自己的家。单身汉住在上海亭子间受尽房东太太的气。我结婚是为了能有个自己的家。然而我又十分尊重并同情她对一份学历的追求——当然她的求知欲也很强。所以婚后我就托人把她带到东京去了。当然是希望她混个“留日”的资格。如今又想按她的愿望，让她取得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后来她还真是这样进的西南联大。
　　自从杨沈二先生于一九三三年来北平，我就晓得他们在编一套教科书。当时杨师住在西斜街，沈先生住在达子营。然而我们见面总谈文学写作——后来就谈刊物编辑，从不知他们那部份工作的内容。如今，我竟也成为他们这个编书班子的一名小伙计了。我的工作是每晨去坐落在珞珈山半腰的武汉大学图书馆去披阅书刊选材，为所选的文章写点作者生平，并对入选的作品写点评介。记得杨师还曾夸奖过我为所选的一个契诃夫短篇所写的评论。
　　珞珈山麓的五福堂那段日子过得不错，尽管晚上大家横七竖八地用凳子拼拼凑凑地睡，可是既有慈祥的堂主，又有两位能干的主妇，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星期天我们常去叔华那间“太太的客厅”。那里很自然地成为“八骏”的集会中心。尽管四处兵荒马乱，警报频繁，教授们依然安详地叼着烟斗，甩着拐杖，边饮着咖啡红茶，边海阔天空地发着宏论。时而还传播着一些无伤大雅的笑话。记得他们背后议论起一位逻辑学教授别出心裁的防空术。说每逢听到拉警报，他们一家不是赶快钻进挖就的掩体，而是连大带小挎着一只给娃娃洗澡用的大铅盆，下山赶到湖滨。然后紧紧贴着湖边把铅盆放满了水，把盆高高举起，一家人都躲在铅盆底下。逻辑学教授的想法是：这么一来，敌人从空中俯视，他们一家就成了湖水的一部分了，就绝不会再浪费炸弹去炸湖水了。
　　我至今还记得在叔华的客厅里常见到一位农学教授，他有一位典雅而失明了的夫人。每次他总温柔体贴地挽着她来，扶她坐下。女主人给倒茶时，他也总是先接过来，然后稳妥地递到她手里。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人看了，既敬重又感动。
　　一天，五福堂主杨“大哥”告诉大家，买到去长沙的火车票了。尽管在珞珈山的日子过得挺愉快，我们的目的地毕竟是昆明。那里将成立一所由清华、北大、南开三家大学合办的西南联合大学，那才是这套教科书可靠的后盾。
　　于是，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五福堂，挤进南行的粤汉铁路的一个车厢。

三．从长沙到沅陵

　　历来战争必然带来人口的大迁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居民除了老弱病残，但凡走得动的，都很自然地涌向内地。随着高等院校的内迁，沿海的大批知识分子自然也纷纷朝大西南或大西北疏散。我们“五福堂”一行在杨振声“大哥”的率领下，也挤入粤汉铁路由汉口开往长沙的人流。在战争中，人的行止只能随着形势的推移。
　　长沙比武汉小多了，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多是来自北京或青岛的文化人，都是杨“大哥”的同事知交，记得有戏剧家赵太侔和他的夫人——演过莎乐美的俞珊。时常一道逛街的还有《荷塘月色》的作者朱自清教授。我们常去八角亭吃炸臭豆腐，要么就爬到岳麓山上去眺望湘江。晚上，大家总是围着一只蓝色的大磁钵烤炭火。时常把灯熄灭了，静静地坐听木炭噼啪作响，火光闪亮着。赵先生总是握着那把火钳，把炭条堆成一座宝塔。堆到一定高度，就又塌了下来。他一边全神贯注地摆弄，一边在想着心思。
　　战争像一把乱斧，把生活砍得七零八落。教授学者们有的携老带小，有的只身投入逃难的洪流。最了不起的是人类学家潘光旦，他是位独腿教授，却发出要拄着拐杖徒步走到大西南的壮语豪言。
　　那段时间，八角亭不晓得遛了几十趟，岳麓山景物虽美，怎奈逃难者心境安顿不下来。面对白云绿树，却满腔惆怅。
　　当杨“大哥”在晚饭桌上又说“车票有着落”时，那就像天上奏来的美乐。但是他告诉我们，票一口气买到昆明是不可能的。这回只能买到沅陵，那里有沈“二哥”的长兄云六。反正离昆明又近了一大截，何况还可以在湘西游荡一下，看一看沅江的风情。
　　告别了橘子洲，告别了八角亭的长筷子，告别了文化名城长沙，我们又登上一辆拥挤不堪的长途汽车，朝朱红色土壤的湘西奔去。
　　沈云六大哥的家宅是坐落半山的一幢杏黄色小楼。我们这位主人非常近视，又十分风趣。战争年月，一下子接待十口子逃难者，那份慷慨豪爽实在令人难忘。沈家除了贤慧能干的大嫂，还时而见到沈家的老三——一位英俊潇洒、谈吐文雅的军人。一九四九年他起义了，可镇反时他又被错杀。这一冤案在五十年代初怎能不影响他二哥的情绪。
　　沅陵是一座美丽的山城。在这里，我同被称作“三嫂”的“小树叶”及小五哥寰和经常在林间或山边玩耍。我还记得山下一家客栈一晚突然失火，一对从上海来的夫妇就在那里下榻。着火时，他们正在戏院里看戏。出来才看到一切都变成废墟。我曾就此写过一篇《灰烬》。
　　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八成醉，仿佛就是在沅陵。那也是我第一遭吃狗肉。几杯之后，我同桌上的一位青年辩论起来。一个说吃的是狗肉，另一个说是“犬”肉。辩得十分认真，以至双方都面红耳赤。
　　还有一次险遇。我同“小树叶”在几乎没有人的枯草丛中游荡，忽然有人在我们前后点了火，而且火势异常猛烈。我们恐慌了，甚至喊起救命。好容易才踏着一片沼泽走上一道山岗。
　　一九三八年春间的一天——忘记几月了，杨“大哥”又宣布买到去昆明的汽车票了。于是，我们就别了沅陵，再一次挤上长途汽车，朝着我们最后的目的地行进。

　　本文选自《萧乾全集》第四卷，萧乾／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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