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葳：校场头条47号

┃Personal History

校场头条47号

© 吴葳／文

吴晓铃夫妇与女儿吴葳

　　出宣武门不远，路西第二个路口是达智桥胡同。进了达智桥，往南头一条胡同便是校场头条。顺着头条走上一半，就会见到两株高大挺拔的合欢树窜出一袭小院的灰墙，夏天绿叶丛中露出团团粉红色绒乎乎的小花，散发出阵阵淡淡的花香，让半条胡同都清爽起来。那绿云映掩、门牌为47号（旧门牌27号）的小院，就是我的父亲——吴晓铃（1914～1995）先生的旧居。他的书斋“双桰书屋”便得名于院中那两株合欢树。
　　起初，父亲的书斋并不叫“双桰书屋”。说来话长，我的祖父吴辉山先生在迁安县留居时，因书斋前绿树成荫，故以“绿云山馆”名其书斋，父亲祖籍为辽宁绥中，出生于河北迁安，几岁上便随我的祖父迁居京师，住进宣南的这座小院。为了纪念五十多岁便逝世的父亲，他写文章常常自称“绿云山馆小主人”。
　　后来，那是1958年，街道上号召家家户户植树，街坊挑去了海棠、枣树等果树苗。待我的二叔吴滦铃去选时，地上只剩下两株光秃秃的干枝，听人讲是香椿树。叔叔交了两分钱，拎回了家栽到小院里。再后来，枣树、海棠都没见成活，倒是那两株干枝生命力挺强，不仅活了，还越长越高大挺拔，只不过并不是香椿，而是北京人俗称的“绒花树”。因为绒花树的花儿颜色和形状很像马脖套子和笼头上的红缨子，便又叫做马缨花，在北方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树了，不是有那么两句诗嘛，“黄土为墙茅作屋，门前一树马缨花”。绒花树正名应作合欢，由于树的叶子抵暮即合，又曰夜合或合昏，故合欢得名取自叶态。由合昏，声转为桰，属双子叶植物纲的豆科。父亲很喜爱这两棵桰树，尤其是夏日，不但风扫清香遍长街，而且浓荫覆盖若凉棚。于是乎便以“双桰书屋”名其蜗室。
　　双桰书屋房子颇旧，院子也狭窄。黑漆小门上的一幅朱红门对儿，是已故北京商务印书馆老馆长、中过前清进士的书法家孙壮题写的篆书“宏文世无匹，大器善为师”。门墩儿是一对儿憨态可掬的小石狮子，甚是可爱。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家人怕招惹是非被红卫兵破了“四旧”，就用水泥将门对儿糊住，门墩儿砌死，小石狮子便藏进水泥中。而今，门对儿上的水泥脱落了，孙壮先生的字又显露出来，可门墩儿砌得太结实，小石狮子至今未见天日呢。
　　走进小院，北屋门外挂着何绍基书写的木框对联“绕庭数竹饶新笋，解带量松长旧围”。为与此联意境相合，父亲请我的堂兄吴志儒从中关园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所住平房门前挖来数枝凤尾竹栽上，又请北京市服务管理学校的李春方先生找来一棵小柏树种下。竹、柏都活了，长得郁郁葱葱，使得小院别有一种意趣。
　　我和妹妹都是在小院里长大的，是地地道道的出自小胡同里的北京小丫。小时候，我们一抱怨：“待在家里闷得慌！”父亲便领上我们出去散步。顺胡同往北走，他会指给我们看这里是晚清词人王鹏运的四印斋，《庚子秋词》就是他和词友唱和于此的成果。那里是现代书法家于右任住过的三原会馆，于大胡子的字着实了得。头条3号是云南会馆，聂耳、卓琳曾经在此停居；7号是山东会馆，谷牧当年就是在这里被逮捕的。梅兰芳先生的夫人福芝芳，坤伶云飘香，武生骆连翔、王元信和曲艺世家田岚云、白凤鸣也都是这条胡同的老住户。走出头条北口，西行数步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因弹劾严嵩父子而被害的杨继盛（椒山）故居，也是清德宗光绪年间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址。而我家所在的校场头条及二条、三条等校场诸胡同，在明代叫做将军校场，原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因外有满族叩边、内有李自成问鼎的夹击，而传檄四川土司秦良玉北来驰援，拱卫京师的驻屯校阅之场。
　　偏僻小胡同里的有趣儿故事伴随着我们继续往北走去。进了宣武门大路西是北方昆曲剧院，照例是要进去歇个脚儿的。说是歇脚儿，其实更主要的是父亲要会会老朋友，与昆曲表演艺术家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侯玉山、马祥麟等各位先生说会儿话儿，大人们聊起昆曲艺术来连说带比划，兴致颇高，我则睁大眼睛看着年轻演员们练功、喊嗓；碰上排戏，更是看得挪不动窝儿了。回到家里，我也会找把团扇，拿块手绢“轻歌曼舞”一番，过过戏瘾。1960年夏天，一次路过北昆，正赶上剧院招考新学员，我拿了一张报名表。谁知错过了考试时间，北昆的叔叔伯伯答应专门给我考一次。由于种种原因，我终归没有参加考试。但是考试那天父亲去了北昆，他对招考人员说：“你们招46岁的学员吗？我来了！”
　　戏没有学成，但是父亲却是没少带我们去看戏。父亲非常喜欢戏剧，各个剧种、各种流派他都欣赏。他不仅爱听戏，自己也爱唱几句。早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时期，在赈灾义演中他扮演过《麒麟阁》中文武带打的好汉秦琼；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业余京剧团团长。他还和很多表演艺术家成了好朋友。他认为，作为一个从事“逻辑思维”的研究人员，应和从事“形象思维”的表演者交往，才能从舞台上下学到书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学问才能做出名堂来，他常常告诉我们：“我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在研究方面一定要体现既重视案头又重视舞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全国戏曲汇演、全国曲艺汇演时他都带我们去剧场，河南豫剧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陈素真的《叶含嫣》我们看了，绍剧六龄童、七龄童的《三打白骨精》我们也看了，还有粤剧、晋剧、汉剧、赣剧等等。当然，看得最多的还是京剧、昆曲、曲艺和话剧。晚饭后，父亲常常带着我们步行到西单，在长安戏院、西单小剧场看戏。父亲看戏用不着买票，剧团、剧场的人上上下下都认识他，到戏院门口对检票员一点头就进去了，看的是“点头票”。进了戏院他常常“靠大墙”，即坐在最后看戏。开演前有时带我们去看演员化装，散戏后一定去后台和演员们聊聊今个儿的戏怎样。马连良先生每场演出，必定在第三排正中给父亲留票。有时马先生在民族宫剧场演出，散戏后就邀父亲到对面的马宅继续谈论表演问题。他们谈得十分投机，不知不觉就到深夜。有几次，妹妹困得坐在马家的地毯上睡着了，父亲就背着妹妹从民族宫一步步走回宣南。
　　顺校场头条往南蹿鞑，我们认识了宣武门外大街路西的永盛轩茶馆，那是父亲上小学时下课后，站在它的门外听说书、相声和曲艺演唱入迷发呆的地方；还有菜市口西鹤年堂药店严嵩题写的匾额；在北半截胡同南口路东，是早先大名鼎鼎的广和居饭馆旧址，晚清两广总督南皮张之洞、帝师常熟翁同龢，以及民国年间鲁迅先生和北京大学的名教授马裕藻、朱希祖、沈兼士等人，都是那里的饭座常客；还有位于另一小巷之中的唐代法源寺，真是闹市之中的一方净土，父亲和老法师谈起佛教典籍、朝拜胜迹，也是投缘得很。
　　出胡同往西，父亲带我们逛过老墙根的晓市，瞻仰过北魏的天宁寺塔，游览过元代的白云观，到过顾炎武著书、王士祯访书的报国寺。
　　去得最多的自然要数东边了。校场口的东边是西草场，是父亲去海王村访书的必经之路。一路上要经过京剧表演艺术家萧长华、荀慧生、袁世海、杨盛春等人的住宅。父亲告诉我们，南城戏曲演员的住宅最多，那是因为过去封建帝王时代不许“戏子”在内城置房居住。从西草场再往东，就是琉璃厂了，那里书肆林立，书海无涯，双桰书屋的藏书大部分来自于斯。那些藏书是父亲一生的心血与积蓄，每一册每一函都浸润着欢乐与艰辛，得来不易。
　　早在30年代中期父亲就读北京大学时，就开始买书了，他就是从这条路走向琉璃厂的。他遍访海王村书肆和厂甸以及宣武门内外小市上的旧书摊儿，遇到自己需要的好书，价格合宜，手头又有钱，便立即买下来。但当时的穷学生和后来的穷助教，更多的时候仅是爱不释手地翻阅“以解馋诞”，因为那令人咋舌的价目，常使父亲的购买热忱烟消雾散；往往遇到一部好书，翻阅再四，不忍释手，及至一问价钱，也就只好悻悻而去，但心里却真是痛楚万分。有时和书肆主人熟识，便恳请暂为留存。于是“背城一战”便开始了，各处告贷求帮，或严冬脱下棉裤卖掉，或停了学校食堂八元钱一个月的包饭，去到红楼旁边的小面摊儿上食用四分钱一碗、豆芽菜白饶的白坯儿面条（仅有酱油、醋而无其他任何调味品）。鞋开绽了，由它；袜子穿洞，不买。及至抱了那一函线装书从书肆踱出来时，心是在欢喜中怦怦地跳着。有时兴致上来，父亲会跑到来熏阁、文友堂、松筠阁等书肄库房的残书堆中去发掘宝藏。他蹲在地上，翻检那一捆捆蒙尘的破书，就像在海边拾贝的孩子、江畔沥沙的汉子一般，希望从中得到些意外的“收获”，任凭那些书肆徒弟把惊诧的目光投射在这怪异的年轻学子身上。不少好书父亲就是这样淘挖而来的。随之就是孜孜不倦地在溽暑、在秋凉、在寒风刺骨的雪夜一页一页地翻看，校勘，补正，精研细究，乐而不疲。
　　父亲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所有积蓄都用在了书上，但是他也不吝于散书。为了不在日军统治下的北平讨生活，他一接到原北京大学中文系罗常培主任从昆明寄来的写有“旧店重张，速来”的明信片后，立即向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老师请辞刚刚上任三个月的助教工作。在郭先生毫不迟疑的一句“到别处去，不准！到云南去，不留！”之后，父亲断然将自己苦苦收集配齐的书拆散卖了，凑作路费奔向了昆明西南联大。父亲带着我们逛琉璃厂时，常常谈起这段经历，那些再也无法失而复得的书令他牵肠挂肚，心痛不已，然而他却并不后悔当时的决定。
　　父亲与书肆有缘，来熏阁书肆也记载着我成长的历程。店中过道的板壁是为我量身高的所在，每年春节，父亲都在那里给我画上一道横线，看我长高了多少。父亲每每把我领到书肆便不再管我，自顾去看书，任我到处乱跑疯玩。有一次玩得太久，大冬天我忍不住拉了一棉裤屎，父亲竟双手捧书脚不动窝儿，只是让我称为金其哥哥的书肆徒弟送我回家。张金其雇了辆三轮车，他坐在车上像拎小鸡子一样双手拎着我把我送回了家。
　　父亲访书、买书的嗜好一直延续到文革，他历尽千辛万苦收集而来的藏书险些毁于一旦。当红卫兵小将踏入双桰书屋大破“四旧”，准备将父亲的命根子付之一炬的关键时刻，父亲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的“红卫兵”及时赶到。他们中毕竟还有读书人，懂得父亲藏书的分量。“大红卫兵”镇住了“小红卫兵”，一纸大大的封条将书屋封死，使父亲的藏书躲过了劫难。从此双桰书屋我们便不得而入，全家人挤在一间小南房中打了数年的地铺。
　　文革惨痛的教训让父亲撕肝裂胆，他发誓斩断与琉璃厂书肆几十年的缘分，再也不买书了。但是文人终归本性难移，并且不长记性，从五七干校回京后，既没资格“革命”也不想“革命”，可又闲不住的父亲，不由自主地又奔向了琉璃厂，开始买书了。那时，中国书店的“读者服务部”卖古旧书、古籍影印本和各种文史专业书籍，但是需要单位介绍信证明是为了“大批判”而用，才得入内。
　　父亲常去那里看书、买书，有时还去位于虎坊桥的三角楼（即京华印刷厂旧址）书库翻看中国书店收购科的工作人员从废品收站、造纸厂车间抢救回来的古旧书。“读者服务部”的入口处有个“外国人不许入内”的牌子，一直挂到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对此极为赞赏，夸那里的工作人员有骨气，因为在那时，就连北京的一些大饭店，一般中国人也是难以入内的。
　　正由于父亲爱书、读书、知书、买书，双桰书屋的书箱、书柜、书架充实丰富起来了。书房的桌子上放的是书，地板上堆着一摞一摞的书。父亲的卧室三面墙都是从地面摞到屋顶的书箱，就连床头枕边都随手能拿到书。父亲一生心血都融聚在他的书上，他熟悉他的毎一部藏书，他爱惜它们，抚慰它们，它们身世的坎坷及隐晦他都清楚地记在心间。父亲把它们从泥沼里拔救出来，洗净了它们身上的污秽，又给它们换上了精致而美丽的外衣。
　　父亲的藏书以杂剧、传奇和小说方面的藏品为最多最精，一些明代的原刻本，清初的精刻本，直至民国年间的石印本、影印本、活字本等，长达五六百年的各种善本、稀见本都摆在他的书柜里，当然还有一些可称海内孤本的稿本和抄本。
　　至于曲艺方面，各种曲本、说唱鼓词、竹枝词、子弟书等，也都是传世稀少的刻本和抄本。竹枝词《都门赘语》、《香厂竹枝词》等是研究清末民初北京风俗、民俗极为珍贵的资料；子弟书数量不多，计73种、84部，其中以百本张钞本为最多，计58种64部。在这58种之中，未见诸家人庋者则有26种。聚卷堂抄本有4种，未见公私登录者四之三。至若《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则有清嘉庆二十年乙亥钞本，当是今存子弟书最早之钞本，其珍贵在于可以执而考镜此种形式之源起时期。父亲珍藏的诸多宝卷尤为精良，有一些是专门收藏宝卷的专家也未曾注录过的。还有一些诗文、北京地方文献、传说、故事等“杂书”也在书柜中占据一定的位置，父亲认为这些“杂书”在反映时代风格、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方面，亦有独特的认识意义。
　　在父亲这十几万册的藏书中，有关资深专家认为堪称善本的就有一千五百多种，其中以明崇祯本《金瓶梅》、乾隆已酉舒序抄本《石头记》最为珍贵。
　　说起《石头记》，父亲和《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先生还有一段佳话呢。“论资排辈”平伯先生当然是父亲的前辈，若从同僚之谊讲，自1949年在北京大学、195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到1990年平伯先生逝世，算来已有四十一年之久，其中包括1966年6月开始的文革运动，父亲和他在“牛棚”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挨斗，及至下放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共同接受再教育，说“关系密切”也不为过吧。撤离干校回到北京已经不少日子了，忽一日，父亲接到平伯老人的一封信：

　　昔年在尊斋所藏乾隆已酉舒序抄本红楼梦卷首见有此词，偶为录出，荏苒十载，方播诸管弦，即以印本尘睐乞正晓铃吾兄。
　　　　　　平伯

　　来信未写日期，想来必是平伯老人在学术上获得正确评价，在政治上得到彻底平反之时，心情舒畅兴之所至谱写的吧。现在老人家的信我们仍珍藏着，只是那篇“乐章”却遍寻不见，可能父亲把它作为文献夹在已经捐献出的《石头记》里面了。
　　父亲的书柜里还放着一个红色的羊皮匣子，内有两千多张“拜帖”（拜客时用，相当于今天的名片），其中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拜帖和在北京和约上签字的各国外交官的拜帖。说到庚子事变，父亲还收存一张“大美国统带水路军提督”的布告，那是我的祖父从晓市上摆着的一堆烂纸中挑出，花了一枚铜钱买来的。布告是八国联军统治北京期间美国军营贴出的告示，里面提到“惟遇有执械华人定要即行正法。若有某城打枪，即将该房焚毁，嗣后某国武官来夺兵器，有者立刻交出，若有隐匿，一经觉查即将该房焚毁，倘华人有抢夺情事，亦要就地正法”，赤裸裸地暴露了列强蛮不讲理的嘴脸。这张布告曾被故宫博物院借去，裱成卷轴，在一次展览中展出；也曾被历史博物馆拿去复制。父亲常常将这个布告拿出来给我们看，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父亲也常常给我们“讲”书中的故事。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晚上常常停电，我们便聚在书屋中就着一支蜡烛津津有味地听父亲给我们读《水浒传》。父亲绘声绘色的讲述使我们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这是我们姐妹“通读”的第一部古典小说，相互对答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的姓名和绰号成为我们的游戏，我们每个人也有了自己的绰号，比如我因为肤色黑，便成了“黑旋风”，妹妹吴华因为头发黄，就得了“金毛犬”雅号。30年后，吴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便是《金圣叹——中国小说理论之奠基人》，不能说与当年的“第一次通读”没有关系。
　　双桰书屋的藏书吸引人，双桰书屋的主人热情、爽快，也吸引了不少中外文化名人、著名艺术家来此畅谈。古朴窄湫的双桰书屋，一度谈笑有鸿儒，拜望无虚日。父亲用醇的绿茶招待来客，以喷香的茶叶馅饺子、小碗炸酱面飨客。至于酒，是父亲仿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用合欢花浸的酒，他让我们拣取刚刚落下的合欢花，洗净后装人二锅头酒瓶中，浸出来的酒呈绛色，有暗香，既好喝又有文化韵味，市场上是绝对买不到的。每毎书屋来了客人，父亲允许我们“叨陪末座”。我们见到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苏联科学院东方文学研究所专家艾德林、法国汉学家于儒伯、印度的师觉月、日本的波多野太郎……这些国际驰名的汉学家，还有许多年轻的学者，他们有的与父亲学术观点相同，有的不同，有的执弟子礼甚恭，有的半师半友，但是谈起学问来都亲密无间。我们不懂那些个外国话，只是瞪大着眼睛傻听。老舍爷爷是我们最欢迎的客人，他慈祥和蔼，谈吐幽默，听他老人家说话儿是艺术享受。有一次他与父亲谈到新近听到一个词“急了吃钉子”，我在旁边插嘴：“不是急了吃钉子，我们小孩都说‘急了抓蝎子，饿了啃砖头。”老舍爷爷竟高兴地说：“这个词儿更好！”我备受鼓励，一度热衷于收集“好词儿”。侯宝林伯伯是父亲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相声表演艺术。侯伯伯一来，就把笑声和欢乐带进了双桰书屋，他的到来是我们天天企盼的。但是文革一开始，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父亲自己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轰进了“牛棚”罚劳役，但他心里却总是在惦念侯伯伯。文革的第一个冬天，让人从心里感到格外的寒冷。一天晚上，重重的敲门声吓得全家人的心立时紧缩了起来，我壮着胆子去开大门，只见门口站着个年轻人，带着副大眼镜，身穿军大衣，领子高高地竖着，胳膊上裹着半尺长的红绸袖章，上面印着三个黑色的大字“红卫兵”。看这架势，不是来抄家的，就是来外调的。只见那人朝左右望了望，一下子闪进了大门，径直往小屋走去。一见到父亲就叫了起来：“吴大爷，我是小宝儿呀，您不认得我了，瞧我这扮相儿，吓著您了吧！我爸老惦记您，非让我看看您来，我不这样哪敢来呀！”原来是侯耀华二哥奉父命特来看望我父亲，着实让全家虛惊了一场，同时又深深地感谢侯伯伯在自身难保的危难之中对朋友的关怀。我们最喜欢的客人还有王晓棠阿姨，她的美丽端庄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更让我们敬重的是她的骨气，她的事业心，她的无论在顺境是逆境都保有的坚忍不拔的精气神儿。我们还佩服她的待人以真，从不锦上添花，却总是雪中送炭。我们两家在困境中互相关心、鼓励与帮助，有着深厚的友谊。
　　父亲利用他的藏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目录、校勘、版本、语言学方面渊博的学识，写出了有关元人杂剧、明人传奇、元明清散曲方面的精辟论文。那些新的观点，独特的见解，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第一奇书”《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四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父亲从读大学时起，经过多年深入钻研，广泛查阅，内外大量取证，提出李开先（1501～1568）是它的作者。这一论断引起海内外“金学”研究界极大的关注，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多少人提出有力的反驳意见。他根据自己所藏时代较早、流传较广、较为稀见的十几种版本并参照《雍熙乐府》校注的《西厢记》，195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专家及读者的好评，多次重版。而同时，四川出版社一次就盗印了两万五千册，其他各地的盗版就难以数计了。有趣的是，1982年父亲在美国讲学时，在波士顿竟买到一本香港某书局1974年的盜版本。
　　父亲领衔和其他人合作编校的73.2万字的《关汉卿戏曲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编校本。同时还校注了《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这是以一般文学戏剧爱好者作为对象的，一百多页的注释——《词汇》，可称阅读元曲的必备字典。他参与和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蜚声海内外，是我国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成果，已成为中国戏曲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和工具书。这部丛刊父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劳苦，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图书馆，第一辑中采用父亲的藏本最多，而资料费都是无偿的。1935年出版的共十二卷的《六十种曲》缺漏较多，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延请父亲校点，始稍可读。1958年改由中华书局印行，一直没有读者知道这是父亲心血所注，直到1982年该书重印时，才在重版说明中指出是吴晓铃校订的，真是“二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父亲尝对我说：“既然指出是我校订的，就应该对读者负责。”在1982年重版时，曾多次请求再加补充修订，只因存在着种种困难，未能如愿，父亲常引为“终生憾事”！
　　父亲常常在自己藏书的书头卷尾、扉页、夹页之上用毛笔或朱笔写下题跋，经我匆匆抄录下来的大约就有五百多条。当然多有遗漏，也是在所难免的。他还写了《天南屐痕》和《居京琐记》两部散文集，他用那带着浓郁北京味儿的语言写出幽默、隽永的散文，文笔犀利，引经据典，无论内容、思想，还是语言都极具特色，产生的影响很大。他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北平的“白巡长”们》一文，就有人写信来说见过这位白巡长。他写了《可怜落照红楼影》一文，就有人来信讲他就是那位北大工友之子。他的《谏全聚德》发表后，来信叫好者有之，打电话述说同感者有之，劝说他别管闲事者也有之，总之读者的反应异常强烈。父亲的译著不多，只从梵文翻译了印度古典名剧《小泥车》和《龙喜记》。
　　父亲多次应邀到日本、印度、美国、加拿大、法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和印度国际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人们都说父亲一专多能，学识渊博，称他是“红学家”、“金学家”，这个“家”那个“家”的。然而父亲对此很不以为然，曾公开说过：“我就不是红学家。”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读书人，感兴趣的东西很多，肚子里装满了一些古今中外、三教九流、杂七杂八的东西而已，称不上什么“家”。若说“家”，只能算是个“杂家”。其实正是因为那一肚子“杂”七“杂”八的东西，说明父亲基础瓷实，底子深厚，做起学问写出文章才能广征博引，站住脚跟，不像“墙头芦苇”头重脚轻，风一吹便倒。
　　文如其谈，谈如其人，父亲古道热肠，直爽坦诚，他疾恶如仇，敢说敢写，敢爱敢恨，心口一致。他常常将自己整理好的废纸送给隔壁捡废品的老大娘并和她拉家常；也常给送蜂窝煤的工人敬上一根香烟，递上一杯热茶；他曾给我的小学同学洗手，细心地用香皂搓，用刷子刷，终于把长满厚皴的小黑手洗出了本色儿；他也把节省下来的粮票支援同事、熟人，甚至我们的同学。要知道小小的粮票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分量是多么的重啊。他不畏权贵，顶撞过某位极有权势之人，硬是不将自己的藏书让给那人以凑成完整的一套。他不攀附高层，在文革时期敢于拒绝进入“梁效”写作班子标解古文。文革中，学部批判党委书记关山复同志，父亲和关山复从未谋面，但是信任他，敢于公开说：“我就是不唱《大劈棺》（大批关）！”后来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关山复同志，他和父亲成了朋友，“批邓（小平）”时，父亲不到所参加，有人找到家中令父亲前去，否则要考虑后果。父亲当下便说：“吴二爷（父亲大排行老二）就是不批邓！”果真父亲的工资被停发好几个月。在脾气禀性上，父亲确是颇有些他专门研究的关汉卿那“蒸不烂，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风骨。
　　双桰书屋与他的主人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父亲喜爱他的双桰书屋，离不开他的双桰书屋和书屋中的书。虽有多次搬到新居的机会，可是父亲仍守在他破旧的书屋里不以为苦，苦中取乐。他悬请尊敬的李苦禅老人题写双桰书屋榜，李老在1983年6月11日为父亲题写了“双桰书屋”四个大字和“八六叟苦禅”的署名，不想第二天老人便因心脏病突发，遽归道山，这苍劲之至的题字竞成了老人的绝笔。十二年后，我的父亲也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他心爱的书屋、心爱的书和他的亲人。母亲不忍父亲的藏书散失，希望父亲一生的心血能为国家、为社会、为学术研究继续挥作用，将父亲的藏书捐献给了首都图书馆。我想，这是父亲藏书的最好归宿吧。
　　双桰书屋的主人不在了，两棵髙大挺拔的桰树依然庇护着小小的院落，那葱郁的合欢叶依然朝舒暮合，春发秋落，那满树的马缨花依然散发着阵阵清香，使半条胡同的人都感到清爽，舒适。

　　本文选自《名人与老房子》，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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