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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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地平线
下篇

© 张郎郎／文

张郎郎

四

　　也就是过了那一天，突然不叫我们出去挨斗了。
　　一早开始，陆续开门，把这些人一一叫出去提审。一个外号叫背儿背儿的预审员，叫我出去。他递给了我一根绳子，让我提着脚镣跟着他走。让我低着头，不要和其他犯人打照面。我知道这是去预审楼，就低着头走出了死刑号的小院儿。即使低着头我也能看见，和我一个方向的大操场上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死囚在向前走，而在我后面，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死囚陆续跟我而来，我的对面，也是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从预审楼回来的犯人。我们像是一条巨大无比的传送带上的产品。我顿时就明白了，巨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启动了，开始运转了。那么，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它的程序。我们就是这部机器传送带上待宰的猪羊。这几个快乐青年的血肉之躯，和这硕大无比的钢铁机器抗衡。这就是天真，其实我们从来没想过什么对抗，但赶上了这一步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无辜的热血是否可以浇钝机器上的屠刀。
　　这次审讯简单、迅速，只有几个问题：你叫什么，多大岁数，哪儿人？最后问你犯的什么罪？就完了。我明白了，这是验明正身的最后审问。
　　我回到枪号以后，就听到走廊里开始人声鼎沸，进来了一批别样的警察。他们挨个打开门，问我们的姓名、年龄。他们都穿着崭新的军衣，还戴着白手套。看看牢门上的号码，他们议论着哪个号码不太清楚就叫人来，再好好描描。我知道，他们是法警，是死刑的执行者。
　　第二天（1970年3月5日）早上大约4点多钟，就听见许多卡车开到我们墙外。5点钟就让我们全都起床，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一块咸菜，没有菜汤，也不给水。我知道，去刑场前还得参加一次公判大会——最后的审判，所以不让我们饮用任何液体。6点钟左右开始叫人，也是隔几分钟叫一个人，我们安静地坐在炕箱等待最后的点名。我听见，他们叫了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王文满、宋惠民、索家麟、王涛、沈元等等，最后，连金豆儿也被叫走了。我们还指着他带口信呢！
　　这些都是我认识的，还有我不太认识的北大毕业生顾文选等等。我听得见，每个人都是趟着脚镣走到小院里，然后“轰隆”一声就被撂倒。随后就听见囚犯短暂的挣扎声，口中呜鸣地哼几声，就安静了下来，然后被架上汽车，一辆车开始缓缓开动。
　　我明白，一个人一辆车，死囚在去公判大会之前都得进行一次必要处理——让他们失去喊叫的功能。有人说在他们嘴里塞了一个木球，有人说是警察用掌侧砍击了犯人的喉头。我在等着，心想：我最后的表演，也不能太差。索家麟他们是练家子，戴着镣走起来照样潇洒。他们会表现出侠士之风，我也会亮出书生之格。
　　我等着，等着，等到最后，听见他们竟然把死刑号的筒道大门都给关上了。这次没有我？是的，没有我，也没有老七。
　　筒道里死一样的寂静。那天，他们都没有回来。孙秀珍，库里娃，她真的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虽然，我还在苟活着，却从此见不到她了。心头滴血。
　　我知道，和遇罗克一样；所有的死囚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看来，我还要赶下一拨儿了。那天晚上，又有大批的新人入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机器运转如常。
　　当新的一批死囚又去游斗的时候，居然没叫我。我难得清闲。我仔细看着面对的水泥墙，墙上曾经有人在上面写过字，也有人刻过字。但都被用锐器铲去了。所以，那墙上只有斑斑驳驳的表面，和一些笔画的残余。我明白，那些人最后还是要留几个字，谁都明白，也许只有以后来扫除的犯人才能看见。也许，只是想留下一句话，哪怕给一个任何活人看到，没准就留下来了。也许哪怕只给自己看看也好。
　　我想，如果是这样，我还能写几个什么字呢？我来到这个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随风而去。别人呢，他们也是一样。一辈子，很快地随风而去，也许重于泰山，也许轻如鸿毛。然而，这不过是后人评说而已。对自己来说，这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意义？
　　活一百岁还是活二十六岁，在大自然来看又有什么区别？想到这里，我心里就踏实了点儿。我想起来，《圣经》里妈妈要我看的两句话，很符合我这时的想法。略略改过，我用手铐的弯角，“吭哧吭哧”花了大概两个钟头，在水泥墙上刻下了八个大字：

　　从宇宙来，回宇宙去。

　　早年我写过几天《张迁碑》，这八个字似乎还有点儿金石意思。
　　虽然我不是个基督徒，写完这几个字心里就平实了。最后的日子，扮演人生最后时刻那一幕，自认还算得上心静如水。

五

　　我在死刑号关了近一百天，在这生死一线的剃头刀刃上滚了一百天。在5月上旬的某一夜，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在水淹的地铁里。死亡的冰水一点点没上来了，即将把我吞没了。我又濒临死亡，几乎窒息。就在这时候，突然一股强劲的清风吹入了地铁，水也迅速地下降。我张大了嘴，大口吞吐新鲜的空气。轰隆隆地鸣响，从地底传来，那些堵在地铁里巨大的框架、石块、柱梁都随着巨大轰鸣声，被激荡的水流给裹挟而去。我知道，这风是生命之风。我在巨大喜悦之中醒来，三个月来，我从来没这样醒来过，百思不得其解，想：也许是孙秀珍还没走，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愿。
　　一天，我突然被提了出来。又走向预审楼。
　　我关进死刑号的那几天，天天风雪交加。如今，久违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红柳绿。我眯缝着眼，望着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着镣，进了预审室。预审室里坐了十几个官员。心想，临了临了，还来这么一出，什么意思？
　　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位老军官，看来，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他和颜悦色地问我：
　　“张郎郎，最近学习得怎么样？”
　　一个临死的人，哪还有心思学习。既然他这么问我，也许有转机，咱们也可以顺坡下驴。只要他不逼我再咬别人，说什么都行。
　　“反正，也没别的事儿，就看看《毛选》学习呗。”他们也知道，我们只有那一本书。
　　“学了哪篇了？说说，说说。”说话听声，打锣听音。我在这里边儿关了这么久，还不明白？这是给我铺台阶呢。我也不能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说：“最近，我反复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还看了《别了，司徒雷登》，还有……”
　　“你看了这几篇，有什么体会呢？”
　　“我明白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怎么样呢？”
　　“看来，经过学习，你还是有一定进步的。”这要搁在过去，我这么回答，预审员决不会这么回话。他打算说你有理，你怎么说都有理。打算说你没理，你说破天也白搭。
　　“最近一个时期，你在批斗中，态度还是老实的。学习呢，也有些收获。所以，今天决定把你从死刑号转回普通号去。”
　　天哪！太阳从西边出来啦？我连忙真心真意地说：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我个人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又赶紧感谢该谢的人。
　　老军官说：“从前，去死刑号的路是单程路，没人从那儿回来过。关于死刑号的任何事情都是国家机密。今天，我们会把你的镣铐卸下来，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镣铐还在我们手上，如果你不好好改造，随时都可以再给你戴上，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天，他说什么话，都不能改变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阳格外光明媚。
　　那天，我就是从水底挣扎浮起，飞出水面。看见了太阳，苦海有边，那边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线。
　　出来后，听老七说：有关方面两次都决定枪毙我们了，最后还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救了我们。平均俩字一条命。而那位把我从死刑号提出来的人，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可惜，等我出狱的时候，周恩来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苟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该去谢谁。

六

　　一年以后，又把我押回饶阳。这时候，小段、杨秉荪都已经分别判为十五年、十年徒刑，送到劳改队去服刑了。小亓告诉我，我们走以后，还真来人调查过我们那份报纸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些当事人，早就死的死，走的走了，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头的那份报纸早就销毁了。
　　回到饶阳县，这里已经不同往年了。张所长认为，这些政治犯如果天天在屋里呆着、憋着、饿着，早晩会出事。说：闲饥难忍，干点儿活儿可以分散注意力，否则，这伙人指不定琢磨出什么呢。于是，这里开始拧麻猴。
　　所谓“麻猴”在北京叫轴毛，就是一条五彩的麻毛。当年人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把这轴毛拴在车轴上挡油。随着车轮旋转，显出骑车人的风采。这也是当年自行车的装饰物。
　　估计这“麻猴”零售也没几个钱，附加值极低。幸亏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免费劳动力。别看这个小小的“麻猴”，制作也不那么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运到看守所中间的空场，然后由劳动号（有特许劳动权的犯人，一般都是当地犯人）用大铡刀，把那些长麻铡成一尺长左右的短麻。然后，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术的犯人，把这些麻染成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下一个工序是：把这些色麻分发下去给老弱病残的犯人，让他们用梳子把这些麻梳成像蚕丝那样通透柔软，发出缎子般的光泽。
　　我和老七算是青壮劳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车间。三年多来，由于我们是同案，所以一直关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号都是如此。如今，到了车间，我们俩的车床就可以挨着，就可以畅聊一通了。这里所谓的车床就是木制的土车床，我们就用这种车床依次把不同颜色的麻毛，用一根铅丝把它拧在一起。生产出我们这个工厂的唯一产品——麻猴。监狱长为了刺激生产力发展，把我们的产量和我们伙食的定量绑在一起。
　　一开始，当地的青年农民手头都比我们利索多了。他们认定我们肯定玩儿完了。他们吃最高的定量，我们吃最少的定量。这还不算，一不留神我还把自已的手掌给剪了个大口子。这又让那些青年笑得喘不过气儿。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样，三个月以后，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渐渐地我们就开始吃最高定量，而新来的农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术的老农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们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进行了技术革新，不但把那个车床进行了彻底改造，还把当地多少年来拧“麻猴”的标准程序和姿势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变，地位的转化，并没有引起饶阳当地人和我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很朴实，能面对现实。笑话我们的时候很真诚，佩服我们时也很真诚。
　　我们把这里的“麻猴”产量翻上去不只一番，这里环境因此就变得更加宽松。一天，张所长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集合起来发表讲演，说我们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果，现在产量上去了，超额完成了任务。可是，质量也要严格把关。质量过关以后，下次改善，一定有猪肉炖粉条。虽然，他的讲演时肯定刚喝了酒，但就算这么说说，我们也高兴。在饶阳我们一年标准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旧年（春节）。他老人家什么时候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那就不知道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产标兵，所以吃的比过去多多了。暂时不再被饥饿煎熬。其实张所长也没有给我们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进来犯人的部分口粮挪给我们吃了而已。新来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产指标。我们也没有因此良心不安，因为当地犯人都在这里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劳改队去服刑。在劳改队他们成了合法劳动力，到了那儿他们就不会挨饿了。而我们等于是死缓犯人，不知在这里还要等多久，所以自保为先。在这里开展生产之前，和我们一块儿来饶阳的北京气象学校学生邹宗志，就饿死在这里了。我们不想重蹈他的覆辙。
　　开展生产对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在车间里天天一边拧麻猴，一边聊天。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唱歌。当地的青年也不时唱点样板戏或语录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来《伦敦德里小调》。也许，那忧伤的情调很符合那时大家的心情，所以，我们俩就一遍遍小声唱着，不愿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觉中，其他北京青年和当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个车间都宁静下来，除了车床的嗡嗡声外，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俩的歌声。
　　这时，我们俩才发现大家都在听这首歌，唱完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来。人们都没说话，大概还沉静在那个曲调中。过了一会儿，休息开饭了，几个青年走过来，有北京的，也有当地的，都向我们要歌篇，我和老七答应晚上值班的时候，帮他们回忆回忆，写出歌谱。
　　第二天，我和老七把两个人的回忆加在一起，誊写出了一张歌篇。他们就拿去抄写了。此后，每天一上班他们就要求我们唱这支爱尔兰的老歌，他们就小声和我们合唱。几天之后，差不多整个车间的青年都学会了这支歌。以后每天，我们都必唱几遍这支歌曲，《伦敦德里小调》似乎成了这里的厂歌了。谁会想到，这首爱尔兰旋律会缭绕在饶阳白花花的盐碱地上。
　　后来，我们也教给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乡》。其实这支歌的歌词我都记不确了，只好自己根据大概那意思来填写，就这样以讹传讹教给了大家。后来还教给了大家许多歌，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机写了几首歌，也教给了大家。不过，那三年中，人们最喜欢唱的还是他们学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望，像苹果花在树枝上摇荡……”
　　后来，人们觉得还不够过瘾，就开始自己写诗、写小说。我的程序就是这样，每晚在两个小时的值班时，自己写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给老七，他一边儿看一边儿帮我编辑、改错。第三天，在工余休息的时候，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这珍贵的自由。
　　那一段时间里，渐渐地，这样的写作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每天万籁俱寂的牢房深夜里，我都要写上一千来字。对同一个车间的犯人来说，等于多了一个说书人。也许，每个写作的人都需要读者或者听众。而这里的犯人，在这里除了物质方面的饥饿以外，也有精神的饥渴。所以，我写作就有了动力。
　　在那个阶段，我和老七在干活的时候，最多的是聊社会上的风花雪月，自然会聊到许多遗憾的浪漫故事，就会有许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有晴雯那种“早知枉担了虚名，也没了远限”的那种遗憾。这些深聊让我决定写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因为从一所房子开始，又以同一所房子为结，所以小说的名字就叫作《房子的故事》。
　　讲的是我小时候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我们院儿的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而六十五号是一座北京胡同里难见的童话般的两层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姓黄的老头。在楼上，还住着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因为她的穿着，和我周围的孩子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动画片里的打扮，举手投足也都是仪态万方。今天明白，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时在我眼里，她就是童话中的公主。
　　“反右”的时候，黄老头自杀了，那天我在房上看见救护车如何来把老头拉走，也看见那个小公主面色苍白，嘴唇微微发抖，站在院子里。不久我们搬走了，那一切就渐渐淡忘了。那就是我们童年的相遇。
　　我大学时代，一个聚会中偶然遇见她。一聊，发现很谈得来，又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告诉我她在北京医学院读书，家住在小雅宝胡同六十五号。我恍然大悟。这时候我才知道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甚名谁。我才知道，原来她是黄老头的养女。而黄老头那次自杀并没有成功，如今仍然低调健在。
　　那时候，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她和我都少年气盛，还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我们正在闹别扭，闹分手。
　　也许，生活的际遇不同，黄姑娘则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也非常善解人意。于是，就觉得她才是最适合我的人。
　　然后，我们开始来往。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交往，必然遭到我们学校，我的同学，以至于我们家庭的坚决反对。
　　文革中，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冲击，这次黄老头就没有再次躲过，终于驾鹤而去，她家也被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占用了。好在，她当时还是学生，作为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医疗队，被派驻到清华大学。
　　我穿过风雨硝烟，在清华校园里的帐篷中找到了她。相顾无言，也无泪一行。最后，她送我出来，说：“你回去，做你同学的好同学，你朋友们的好朋友，做你妈妈的好孩子。离开我吧。”我的自行车消失在夜雾中。
　　过了几个月以后，被几个老兵拉去他们司令部喝酒，没想到去的地方就是当年黄姑娘家。我们就坐在以前她的闺房里，这里已经被这帮孩子糟蹋得不像样子了。满地啤酒瓶子，杯盘狼藉，到处垃圾。万幸的是，这里居然还剩下来一个完好的电唱机。我放上一张，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陆》，这张唱片的第二乐章开始的旋律，就是当年我们俩最喜欢的一段。
　　我正在一边儿闷头喝酒，一边儿在回想中玩味这旋律的时候，外面一个孩子大叫：快来，快来！这里有一个上锁的地下室，还没被抄过呢！说着，就抡起砖头开始砸那个锁。几个孩子都窜了出去，只有我还留在这里喝酒。
　　外面传来咚咚地砸锁声，留声机里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响……
　　这就是我在饶阳所写的《房子的故事》的结尾。既然是小说，我自然要加以渲染，加以演绎和八卦。每天在我们劳动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秃瓢光着膀子，身上的汗水沾满了各种颜色的麻屑。他们端坐在一起，我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着那故事，那些小伙子听得直眉瞪眼。
　　只有一个在饶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为然。
　　他叫柳陆森。他说：我打小儿在北京胡同里开玩儿，就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讲的这种事儿。我揣摩，你整个就是一个侃爷，别这儿蒙这帮傻孩子了。他们一听就以为北京到处可以遇见公主，你这不是害人家孩子吗？你以后再侃，得事先声明，这不过是你自己瞎编的。
　　我的这些粉丝就轰他走，说：你不爱听，你就走人，真的假的不用你管，好听就得，谁像你这么弯弯绕？于是他们就把当地“四大弯”顺口溜改成：辘轳把，大弯针，豆芽菜，柳陆森。
　　有一天，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后，人们坐在那儿玩味着，默不作声。
　　柳陆森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这样的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他读完以后，人们都七嘴八舌说：行啊，大弯针，有两下子，是你自己写的吗？
　　他慢吞吞地说：“在这里边儿，都把你们给关傻了。这是著名诗人郭路生写的《相信未来》。你们真是井底之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
　　的确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边儿写了这首诗，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写了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更不知道白洋淀还出了一群文学好汉。
　　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在与世隔绝井底的一洼水里，和其他几个更小的青蛙，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潜流，不知道那算不算文学。对我们来说，算什么都不重要。这些微小聒噪喜悦，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七十年代，是我生命宁静的地平线。

　　本文选自《宁静的地平线》，张郎郎／著，中华书局，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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