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革命时代的爱情

┃Personal History

革命时代的爱情

© 九歌／文

　　青春有悔

　　老来回首爱的历程，觉得挺有意思。那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大学里读书。
　　那时候，学校里有一条明文规定：学生不许谈恋爱！
　　我是学生干部，又是共产党员，当然带头执行不误。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便免不了偶有爱的冲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悄悄的爱的幻想，有时甚至潜入梦境，令你温馨不已。不过这只是一股被压得很深的暗流，而且一当理智清醒，即刻坚决堵塞，绝不放行。如此久而久之，尽管底层暗流不息，理智之门却已卡得死死。整个学习期间，心不旁鹜，目不斜视，一本正经，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工作，连节假日都不例外。四年下来，有幸荣获“三好学生”的美称，却连恋爱是什么滋味都不曾尝过。后来才知道，有些喜欢我的女同学，由于我的“正经”而只好敬而远之，留下诸多遗憾。这些都只关乎个人，悔也罢，不悔也罢，都已成为过去。真正令我“悔”的，有两件事。
　　其一，我自己不谈恋爱也便罢了，却视校规如至高无上的命令，又使劲地去要求别人，尤其是班级干部，要他们一定以身作则，保证学习期间不谈恋爱。现在看来这已属“侵犯人权”了，但在当时，我却有恃无恐，义正词严。岂料事实令我难堪：尽管我全力“护法”，情况并不乐观。一个最突出的事例，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竟然控制不住，一次又一次地给一位女生送情书，人家表示拒绝，还死乞白赖，纠缠不休。此人工作后因奸杀女学生而堕落为罪犯，看来原本根性不好，另当别论。即使一些表现很好的干部，在这方面也有点“不老实”——跟我耍“两面派”。表面上一切正常，没有过分的接触，没有群众的反映，暗里却早已“海誓山盟”，“私定终身后花园”。不然，怎么刚刚毕业就双双对对的结婚了呢？看来，爱，的确是人的天性，健康正常的爱情，有如春天的花朵，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它的萌生和开放。而我却在傻乎乎认真地干着一件违背人性的错事。好在这些同学比我聪明，既维持了干部的“声誉”，又维护了自己的爱情，也减少了我的一份内疚之情。要不然，如果因了我的错误，破坏了一对本应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恩爱夫妻，我将会负疚终生的。
　　其二，则有点像公开“斗争”了。有些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严重的同学不仅“明目张胆”地谈恋爱，而且公然散布舆论，振振有辞地宣扬什么“大学期间是谈恋爱的黄金时代”！出乎意料的是，这种理论竟有不少人接受。他们觉得，这个年龄都是情窦初开，自然真诚，又能共同相处四年，可以了解得比较深入。思想的口子一开，感情的洪水冲决理智的堤坝，奔涌而出，于是纷纷“下水”。岂知谈恋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双方有意，两心相吸才成。结果，成功者寡，失意者众：有的一厢情愿，苦追不成，要死要活；有的迫不及待，四处寻找，八方碰壁，伤痕累累；有的虽有目标，但缺少勇气，只好闷闷地单相思。一时间恋爱成为热门话题，正当的学习受到冷落。以今天的观念来看，这些本是正常之事，无需大惊小怪，对于那些处理失当者，可以作为朋友，给予劝告和帮助，也可以不予理睬，听其自然，让别人自己在实践中慢慢总结经验教训。那时的我，却觉得事实给了把柄，便抓住机会发起“反击”，在团里团外大批“大学期间是谈恋爱的黄金时代”的论调，大批所谓“资产阶级恋爱观”。当然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那个时代的统治观念，我个人只不过充当了一个忠实的传声筒而已。咋呼一阵之后，大家稍微冷静了一点，我也觉得自己尽到了学生干部的一份责任。正是这份“责任”感，使我伤害了某些同学的正当恋情，至今想来还觉得心中有愧；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爱的大门锁得更紧——要求别人不能做的事情，当然自己得首先不去做！
　　好容易到了大学毕业，思想稍稍放松了一些，不料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更为剧烈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橫扫“四旧”的铺天风暴中，许多人过去婚恋中的风波与变故，甚至谈及对爱情看法的一些私人日记，都被翻出来，做为“生活作风”问题、思想意识问题，放到大字报上进行批判，有的女性还被剃成阴阳头，登台示众。记得有一位女性，就因为在日记里写了一句“哪一个男人夜里不想女人”，就批得不亦乐乎。这种情势对于我来说，恰如初春遇上暴风雪，紧闭的爱的门扉刚刚开启，便又连忙关上。
　　这一“关”，又是几年……

　　迟到的爱情

　　在爱的大门紧紧关闭的日子里，我开始细读自己。
　　每当夜阑人静，我便收视反听，潜入内心仔细观察，反复思量。这时，我才清晰地发现，原来自己也是一个“两面派”：表面上一直是反对大学生谈恋爱的坚定分子，批判“资产阶级爱情观”的先锋，也确实做到了自己不谈，而内心深处却始终涌动着爱的潜流，萌生着爱的渴望，有时甚至想入非非……
　　我曾经试图批判自己，但终于举不起批判的“刀枪”，因为我确信自己是个好人。不仅如此，我又进一步推论：既然好人也有这样的情感与需求，那么问题本身就值得重新考虑。实际情况是，爱的发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强求既不可得，硬行阻止也不现实。所以在高压政策下，才有了干部的“两面派”行为，一般人的公然“对抗”。这种认识，在当时是无法公开表达的，但它使我慢慢对他人有了理解，对自已也渐渐有了宽松。
　　“宽松”的结果，向来处于“潜伏”状态的爱的欲求，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一如钻出五台山的孙悟空，很快地伸展起拳脚来。爱欲的解放，改变了人的观察方式和感受方式。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里，我突然从一位过去已经很熟悉而并没有激起爱的情感的女孩身上，触电般地发现了美的奇迹。那时的她，虽然只是穿一身今日看来土得不能再土的旧军装，在我眼中，却浑身笼罩着一种动人的辉环，流光溢彩，真如天仙下凡。刹那之间，我感到了爱的降临，整个身心沉浸在巨大的激动、幸福之中，热呼呼暖融融，宛如太阳就在心中。我已经不能自控，不由自主地跟在她的身后，一颗心好像已经吸附在她的身上，怎么也脱不下来。这是发生在六十年代末的事，那时我已经接近三十岁。
　　常言云：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也许是压抑的太久了吧，一旦爱情发生，积蓄多年的所有情感，便全力向她集中，凝聚，迅速形成一股强烈的爱的湍流，急切地要求宣泄，渴望¨“对象化”。我恨不得马上向她倾诉，并期望着获得她的呼应。然而，我知道，此时的她，还木木然一无所知——我还只是在“单相思”！
　　我非常珍惜这份迟到的爱的冲动，我必须尽快地让她知道我的爱。然而我也知道爱是不能强求的，更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找到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正当我为此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在饭桌上听到一位老同学讲述他的恋爱故事。他也是一位学生党员干部，为人忠厚老实，也由于“以身作则”而爱情滞后。不过，他比我觉悟的早，而且暗中使劲，主动出击。他相中的是自己中学的一位女同学，还不知人家是否已有对象，便将一封情真意切的求爱信，径直传递到她的手中。结果，一鼓作气，获得成功。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于是归而效仿。
　　谁知，提起笔来却久久无法落下——多年的思想禁锢，使我头脑的语言仓库里很难找到情书的词汇，说坦率一点，就是连情书该如何写也闹不清楚。思之良久，觉得爱之所以动人，关键在于一个“诚”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遂决意不拘套式，照实写来。说也奇怪，观念一变，笔也轻松起来，竟然下笔千言，一发而不可收。不知不觉，密密麻麻一气写了五页信纸。这在我的通信史上是一个破天荒的纪录。
　　时过三十多年，别的都已记忆模糊，但有两点还十分清晰。一是告诉对方：写的全是真心话，无论同意与否，都“恳请”给个回音；二是叮嘱对方：说出心里话是基于对她人格的信任，如果不同意，也请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千万千万”。还觉得不太放心，又在“千万千万”后面连打上两个“！”。对了，还有一个重要细节：最后我在折好的信纸上郑重地写上一个“密”字，然后划上一个圆圈，圈下再加上三个长长的惊叹号。那时的心情，一面是欣喜、激动，充满着期待与渴望；一面又惊惧，焦灼，充满着矛盾与惶恐，实在复杂得难以言表。
　　信寄出之后，在人生中一向充满自信的我，突然变得如同做了什么丑事，时刻面临别人的揭露一样，整日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失魂落魄，不知如何是好，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次“度日如年”！好在上苍有眼，保佑了我这个“好人”——不到一个礼拜，回信来了。然而即将面临的究竟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在莫测的期待与惶恐中，我迟迟拿不出勇气拆阅，直到夜阑人静时，方在一个惟一属于自己的空间，悄悄将它打开。
　　没有想到，她的回信要高我一筹。先是描绘一番接信时的感受；本以为是一封平常的信，便很自然地当众展阅。不料突入眼帘的是一个“密”字，顿时觉得像捧着一团火，心里热辣辣的，又赶忙封好，放入贴身衣袋，直到深夜确信同伴们都已睡着后，才放心地仔细阅读。这个开头令我兴奋万分，迫不及待地往下看。
　　真佩服她的冷静，以下的内容只是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友情的期待。既没有欣然接受，也没有断然拒绝，留下的是片“神秘”的空白。
　　说心里话，正是这片“神秘”的空白，鼓舞了我的勇气。从此，鸿雁为媒，开始了人生迟到的“爱情”。

　　又是一个“严冬”

　　在我的期望中，迟到的爱情应该更甜美更圆满。
　　没想到甜美的滋味刚刚尝到个开头，便“风云突变”，整个中华大地又掀起新的一轮狂烈的政治风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
　　我的恋人文革初期还在大学里读书。一九六七年初春她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曾经发起震动全国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当时她是这个组织驻北京的重要情报人员。这一事件，迅即被包括张春桥在内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定为“反革命逆流”，予以“迎头痛击”。从此，她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审查、批斗和关禁。到六十年代后期，好像已经太平，她也和别人一样，参加农场锻炼，正常分配工作。我们的恋情就发生在这个看似解冻的季节。
　　中国的政治本来就是一个难解的谜，文革期间更是翻云覆雨，瞬息万变，令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当我们在相对轻松的感觉中，开始步入热恋的时候，他妈的该死的政治风暴又吼叫着刮来了！
　　对于我们的爱情来说，这是一次直逼生死的试炼。
　　运动刚一开始，她即受到牵连。她本来是分配在解放军某总部机关里工作，突然被莫名其妙地“下放”到一个工厂去当工人，实际是劳动改造。不多久，即被押解回上海母校“隔离审查”。后来知道她和几个相关人的案子，是由当时在中央的王洪文、张春桥直接批示，上海市“革委会”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具体执行的。张春桥做贼心虚，将“炮打”他的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要不然，就天天如坐针毡，神魂不宁。这次借着新的运动，他又一次向有关人员举起了屠刀
　　我和我的恋人是同一所大学的，那时我已是有几年教龄的青年教师。我记得很清楚，在她被押回学校的前一天晚上，学校里到处是醒目的大标语：“把×××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必须老实交代”，“×××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等等。一片腾腾杀气。
　　我意识到，又一个“严冬”已经降临。我必须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她。她纯洁、善良、正直，又有着一种无所畏惧的英气。正因为无私无畏，她才在发现身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有问题时，敢于不避风险积极参与“炮打”。但哪里知道正好撞到人家的枪口上。她年轻气盛，绝不肯“委曲求全”。我实在耽心她受不了再一次的折磨，心里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见她！
　　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刚刚被押回学校的她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见我。
　　我们不约而同地向当时的领导——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提出见面的“请求”。
　　于是，在工宣队一位连长的主持下，我们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见面了。那位连长首先郑重地宣布党的政策，然后是我们俩人互相交谈。
　　本来我想好了一肚子的话要对她说，可是当面对这种被监视的现实时，顿时一种人格受到伤害的屈辱感涌满心头，喉头像有什么东西塞住一样，一时间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的思想准备似乎比我更充分一些，短暂的沉默之后，首先开口。好像说了不少。三十年过去，记忆早已模糊，惟有一句话至今还常在耳边萦绕，在心头重温：我们曾经是朋友，现在我正在受审查，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去走自己的路，今天跟你说清楚，我也就可以安心了。
　　她的话音很轻，但很有分量，有如重锤敲击着我的心。从这些话语里，我强烈地感受到她的诚挚善良的心，她的高尚美好的人格，她的真诚无私的爱。我的心不仅没有离开她，反而贴得更紧。如果说真正的爱，在不同的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的话，那么这就是在特境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当时它给予我心灵的震撼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只觉得，刹那间那间昏暗的小屋里，充满了明媚的阳光，连心头都洋溢着温馨。
　　我暗暗对自己说：这是一颗多么美好的灵魂啊！在自己危难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却是别人，为了我有光明的未来，情愿独自去承受黑暗的煎熬。而其实，此刻她身陷囹圄，孤立无援，内心所渴望的正是亲人无悔的安慰与支持——她是忍受着感情的剧痛说出那番肺腑之言的。这样的人不值得爱，还去爱谁？如果真的弃爱而去，不就是对自已良心的背叛、人格的自毁吗？这样想着，便记起原来准备好的一句话：你现在接受“审查”，一定要“实事求是”，好好保重身体，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等着你。
　　说完就再也想不出什么，真是“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了。

　　窗里窗外两熬煎

　　那次见面之后，我们被彻底“隔离”了。
　　她被关进一个单独的房间，门口二十四小时有人看守，除了洗漱和大小便，禁止离屋，连出门“放风”都不允许，真比国民党的监狱还要严酷。每天不是审讯、“交代”，就是批斗。“批斗”是文革中的一大发明，美其名曰“群众专政”，实则是操纵者假群众之手，无法无天地去实现在法律范围内所不能实现的整人目的。可怕的是，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周，两周；也不是一月，两月，三月半年；而是一年，甚至更长！
　　一个对毛主席、共产党充满敬仰和忠诚的青年，却遭受着毛主席共产党发动的政治风暴的无情摧残，而且只准“认罪”，不许申辩，否则便罪加一等，那种心灵打击之深，非身临其境是很难完全想象得到的。尤其艰难的是，这一切她必须一个人独自去面对，去承受，身边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更没有律师。
　　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和牵挂着她，一颗悬置的心怎么也无法安放平静。为了稍稍获得一丝安慰，每天至少三次在她的隔离房周围悄悄观望。白天，人多眼杂，不敢细看，只好装做路过，偷偷朝她的窗口望上几眼。心里的期望是，只要窗子开着就说明她生活正常。晚上，夜阑人静，加上幽暗的天幕做掩护，胆子大了许多，竟敢隐身在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下，定心地仔细探视一阵。有时看到她坐在灯光下伏案书写，那一定是被逼着没完没了地“交代”；有时看到她站在灯下愣愣地出神，肯定又受到什么新的心灵创伤；有时看到她手持面盆拖着疲惫的身躯出门去，知道那是要洗漱歇息了。观望的结果不仅没有增加安慰，反而心里益加牵挂不已。那滋味，是窗里受难窗外忧，左也愁，右也愁，不知何年是尽头！
　　一组画面反复地出现在我的脑际：茫茫大海，无边无际，一叶扁舟，孤立无援，不明所往，不知何期……这正是她当时的危难处境。
　　我深知，置身这种境遇之下的她是多么不容易，多么需要来自亲人的温暖和力量。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沉默、不能“袖手旁观”了。必须想办法让她知道，我的心是如何日夜地陪伴着她，在“铁窗”之外还有一颗大脑和她一起思考，共同接受恶魔的试炼。
　　时值盛夏，当看到她经常费力地驱赶蚊虫的时候，我的心头忽然一动，想出一个主意。立即跑到商店买来一瓶碘酒、一盒清凉油，径直送到看管人员手里，请求转交给她，以为消毒止痒之用。我相信，只要拿到我的东西，爱的阳光就定会普照她的屋子，爱的温暖就一定会涌满她的心田。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已是隆冬。有一天，我突然在关她的那幢楼外的空地上看到了她。一时喜出望外，满以为她已获得自由，便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想好好握一握她的手，仔细看一看她的面容，跟她说上几句贴心的话。谁知刚刚跨出两步，发现不远处两个看管她的专案人员正蹲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不由心头一紧，只好放慢脚步，忍痛绕道而行。
　　待找到一个隐蔽之处，我又反转身来，想看个究竟。只见她穿着一身旧棉衣，正艰难地挪动着脚步，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就像战场上下来的伤兵。然而面对这样的情景，那些“看管者”却视同不见，无动于衷，谁也不肯伸手去帮她一把。她们大概是要表明自已站稳了“阶级立场”吧。
　　那个时候，“阶级立场”高于一切，是一个被“神化”了的观念。这个观念有如宗教咒语一般，具有无比的魔力。无论何人，只要一旦被划定在敌对阶级一边，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划清界限”，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之，像诅咒恶魔一样诅咒之。“宁左勿右”成为人们的护身符，谁也不愿冒犯“立场”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想想，那些看管者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由此我更加忧心如焚：她到底遭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她的双腿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还将面对什么样的不幸？一大串问号在我的脑海里日夜翻腾，连睡梦中都在苦苦求索。一番左思右想之后，我推测，一定是她的关节炎恶性发作了。我知道，腿上的关节炎是她的老毛病，平时一直用心保护着。现在，长期不下楼，不活动，不见太阳，再加上冬天的寒气，不发作才怪呢。
　　按照常理，这个时候，她最需要的是亲人的周到护理和爱抚：搀扶着慢慢走动走动，用大盆的热水泡泡脚，轻轻地按摩按摩……可我此刻却不能守在她的身边。我的爱，只能用偷偷地观察、默默地祈祷来寄托。那种焦急、痛苦、悲哀，只有自己心里明白。
　　无情的折磨，像黑色的幽灵时刻纠缠着我。
　　我的心在流血，身在苍老，头发在大把大把地脱落。

　　守住这份爱

　　一般人的恋爱，大都是浪漫的，甜蜜的，幸福的，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热恋”。
　　我的恋爱，是现实的，冷静的，痛苦的，始终伴随着艰难与不幸。我必须时刻面对现实，冷静地思考、对付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麻烦的问题，经受痛苦的磨难，实在是种“苦恋”。
　　“苦恋”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然而正是这一过程，使人性得到“修炼”，精神赖以升华，爱情终成“正果”。它给予我的，是长久的快乐和温馨。这是后话。
　　当时这份“苦”，开始主要是对于恋人危难处境的忧心和焦虑，相对还比较单纯，后来随着对她的“揭批”日益公开和升级，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严峻。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开始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对象。
　　记得有一张揭发她的大字报，说她有一张反革命的联络网，还画了一张“联络图”：她在中间，四周有许多线，每条线的终端都注明一个具体的对象，惟独一根线不点名具体人物，却写了一句极具暗示性的“提示”——“某系青年教师”，旁边又打上一个醒目的“？”。于是人们议论纷纷，不仅到处打听那个“青年教师”是谁，还要想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有一次，一个全校性的大会结束之后，在走出会场时，我就听到背后有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说这人就是某某某。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中被剥光衣服示众一样，无地自容，难堪得真想钻地洞。
　　更有恶作剧者，故意跑到我的面前说：“我们今天开会批判某某某，请你一定参加哟。”那表情，似笑非笑，不阴不阳，令人恶心，愤怒，却又无法反抗，难受至极。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生活，在阴冷和孤独中守护着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爱，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乌云早日散去。
　　就在感情最艰难的时候，“领导阶级”又出场了。
　　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找我谈话。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要我与她断绝关系。他们对我说：“老T呀，我劝你还是跟她断了吧，你是一个大学教师，又是共产党员，人也长得不错，凭你的条件还怕找不着对象吗？”
　　这是一种劝说，也是一种警告。我明白，他们并没有恶意。但我心里想，你们对她又揭又批，揭来批去，一点也找不着她本质和品性上的错误；“炮打张春桥”如果真的错了，她也只是政治上的失误，不仅不损害人品，相反更显出她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抛弃呢，而且是在人家正遭受厄运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坚信，她的境界和人格要远比某些审查她批判她的人高尚的多。于是，对于领导的“劝告”，左耳朵进，右耳朵冒，不理会，不回答。我把这种战术叫做“无言的对抗”。这一点令我至今回想起来还隐隐有一种自豪和欣慰。
　　不过也有“失足”的时候。
　　就在稍后一个时期，一些十分要好的朋友，出于至诚之心，推心置腹，反复地对我开导和劝说：阿T，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很好的同学，但在中国，政治是无情的，而且政治运动隔几年就要搞一次。一个人如果一次被戴上政治帽子，他（她）就会成为一个“老运动员”，以后每次运动，都要重新被整治一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她这顶帽子是戴定的了，你们现在又没有结婚。而且她已经主动向你表示了态度，你为什么一定还要给自己套上这个永远也解不脱的枷锁呢……
　　朋友的劝说，发自肺腑，条条在理，的确令人无法反驳。可我总又觉得感情难通，因为我爱她爱得太深太诚了，甚至包括她的缺点也都通通喜欢。情与理的冲突，使我原本坚定平静的心开始有了矛盾和波动。朋友们认为有了转机，便趁热打铁，进一步给我介绍新朋友。他们热情地拿来照片，约期相见，不许说不，硬是赶鸭子上架。还悄悄对我说“忍痛割爱”要有一个过程，早日有了新的意中人，这个过程就会快一些。这些好意无可挑剔，不应该的是我自己竟不由自主地如期赴会了。
　　那是一位船长的女儿，大学生，身材、相貌，都还不错。说真的，要是第一个就和她谈，说不定也会发生爱情，可现在却无论如何来不了“电”——我的心不仅整个儿地被铁窗中的“她”所占据着，而且又因此次相见，隐约产生了一种“负罪感”，这种感觉迅速扩张，化作一个巨大的声音在我的心头，耳边鸣响：“你自己选中的心上人正在受难，渴望援助，这个时候你却要抛弃她，那是不仁不义，如果真的去做，你的良心将终生不得安宁！”我知道，这是我的良知在对我说话。
　　良知的呼唤，使我“迷途”猛醒，从此坚决了断“邪念”，全身心地守住这份难得的真爱情。

　　本文选自《六十年代记忆》，祝勇／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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