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刘：大难不死 尚待后福

┃Personal History

大难不死 尚待后福

© 公刘／文

公刘

　　有生必有死。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生一次，也只能死一次，传播媒体经常告诉你这样那样的趣闻逸事，先教你汗毛凛凛，随后又教你喜笑颜开。这类故事，照例是有鼻子有眼的报道，某国某地某男某女，怎么怎么“死”了过去，又如何如何“活”了过来。我很不知趣，每读到这种花边新闻，总不禁兀自断言：分明是假死嘛，倘若真死了，肯定就还不了阳了。
　　然而，死亡的阴影，却可以霹雳闪电般，在艳阳高照的日子，倏然猛拍你的头顶。当然，一旦乌云移位，你便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了——这个过程，有时简直像一场恶作剧，不，一场闹剧，虽然它确也无伤大雅。
　　我把这种样式的死亡，即濒临死亡甚至接触死亡而终于不曾死亡，通统名之曰：打死亡擦边球。
　　粗略计算下来，仅在劳动改造期间，这种擦边球，我本人就先后打过若干次，其中最悬的有两次。
　　容我慢慢道来。
　　看官须知。从这些个有惊无险、有险无惊、有惊有险的不同遭遇中，似乎不仅仅能看出我这个人活得“皮实”，命大，可恶得连阎王爷都不愿收留，抑且多多少少还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风云变幻的大气候，倒也可资谈助。
　　在正式进入本文之前，得先来一段引子，一阕有关劫难的前奏曲，仿佛服中药的人，在喝下医生下的猛药之前，必须先灌一碗略带土腥味儿的芦根汁一般。
　　死亡也有引子。
　　我们在被总参、总政、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遣送山西“劳动锻炼”（据说，这是复杂得近乎烦琐的右派分子劳改政策中的第二等待遇。第一等待遇是，交由原单位群众监督，个别人可以照旧从事本职工作，不降级减薪，但提升无望，也有一些人降级减薪的。毎日早岀晩归，抹桌椅、倒痰盂，扫厕所，乃是天经地义，赶上植树节什么的义务劳动，人家挖五个坑，你就得挖十个。否则，无从证明你对自己的身份有起码的“认识”）。前夕，一般都降了级，根据各人“问题”的严重程度，幅度大小不一，有的降一级，有的降两级，我降了四级，再降就是战士了。“罪行”更严重的，则受到“劳动教养”的惩处，只发生活费了。部队中凡受到这等处置的，一般都被发配到北大荒，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过，至于不幸被划入“不可救药”一类的，就干脆判刑若干年，由劳改营（即所谓特种农场、特种矿山）管教去了。上述四类，共同之处有下列三点：一、都经由军法审判，都发给一纸正式的判决书塞入档案；二、都被开除军籍；三、都被剥夺公民权。其实，劳改犯还有一个服刑期，也就是说，还有明确的指望，而前面三种人，似乎受到了“优待”，却完全没有底——几年？天知道！因此，1979年全面“改正”时，才发现有右派帽子一直戴了二十几年而始终摘不下来的。再说，劳动就是劳动，除了第一类，可以勉强算得上实行了所谓的革命人道主义外，其余的，谁又不是被强制劳动呢？反正，据我所知，所谓劳动“好”，绝对是“表现好”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劳动“不好”，自然证明你抗拒改造，轻则被斥为资产阶级好逸恶劳思想劣根未除，频频进行“帮助”，重则罚你去从事更脏更苦更危险也更无休止的劳役。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不过是“赎罪”和争取摘帽子的手段，实在是丝毫沾不上主人翁态度、自豪、积极等等的边儿的。
　　言归正传，前面说过，我们这几百名“钦犯”，是1958年的五一劳动节在山西省太谷县郭堡水库工地正式上工的。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大讽刺。上边不知是怎么搞的，竟仿效起“修正主义分子”铁托实行的“工人自治”来，表面上是“右派自治”，实则严格控制，仅举组织方式一例，就非常能说明问题。我们完全是军队编制，大队相当于营，以下则分别称作连、排、班了。起初，设正、副大队长各一名，任命原总政保卫部的校级军官充当，正的叫陈挺，副的叫周宏达，陈是山东人，周是河北人。他们的主要罪名与“恶毒攻击”肃反运动有关——因为他们了解内情，而偏偏又“知无不言”。
　　不到半个月，水库的坝址清基工程（先搬石头后钻探）便结束了，为了赶在汛期山洪暴发之前，教大坝达到七十米高程，真个是“每日挖山不止”。人们心急如焚，县上的水库工程指挥部到处栽上电线杆，安上高音喇叭，一个妇女，用本地土话整日价不断高喊：“大干快干拼命干！”取土场挪了又挪，愈挪愈高，土方量愈来愈大，因而取土点也一会儿一个样。
　　这种时候，十分突出的问题自然是安全施工问题，大队长们都愁得瘦了一圈。不穿囚衣的大伙儿，（因为还有真正的劳改队，身着一半儿蓝一半儿白的号衣，头戴同样的用蓝布白布小三角块拼起来的“西瓜皮”帽子。据说，这都是象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没有一个不瘦得像皮猴儿似的。这一天，我们排被分配到一处陡崖之下干活，有的挖土，有的装筐，有的推小车，也就是四川人管它叫作鸡公车的独轮车。我恰好被分在推车组。
　　山西地属黄土高原，土质一般很好，黄澄澄的，当中往往还夹着许多寸把长的白丝丝，连当地人都叫不上名字。说它是小虫子吧，它又不会动，说它是植物吧，又从不出芽，我猜，大概是真菌之类的玩意儿吧。这样的白丝丝，愈多愈好，老乡管这种土叫立土。打胡基（砌墙用的土坯）、打煤羔，都离不了它。它还有一宗特殊的优点，即凡是这种土层厚实的地方，砌窑洞、掏深井，般都比较保险。等到又过了十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惩罚，去忻州北部地面务农，对立土性质的了解就更深一层了。这是后话。且说这一天，我们的取土场情况不大对劲，并没有白丝丝，反倒有大量的砬礓石。粗心的人会把砬礓石错认作中药里常见的龙骨，也有点像日常吃的生姜，只是非常硬，一颗一颗的，忒闹独立性，破坏性也忒大。
　　挖土的人只图省事，刨下多大块，就往筐里装多大块，殊不料，镐头咚咚地震动了崖头，也闹不清谁的一记猛砍，使劲太大，大概正好落在了要害部位上，只听得轰隆一声，天塌地陷一般，一丈多高的崖头迎面栽了下来，一时黄尘滚滚，眼都睁不开——我可不是睁眼的问题！此刻，不迟不早，我正在崖下等着装筐。一般情况是，小车两边一边一人，同时挥舞大锹，节奏整齐，待觉得差不离了，不偏沉，推车人就抓牢两只车把，先退几步，抖抖，再折转身，直奔大坝而去。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我被劈头盖脸地打得天旋地转，车子倒向了右侧，把一条右腿别成了直棍。我右首的填筐难友，已经被埋在了无数块斗大的土坷垃中，出气不得。左首那位却弹地一跳，逃脱了灾难。
　　不幸被埋在土里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段炼，事后，众人跟他开玩笑：“都怨你名字取得不吉利，命中注定要锻炼锻炼！”还有一位难友，我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而我呢，只能算作入了四分之一股。同在一个班，又头挨头睡觉的好友刘玉璋，慌忙将手中的小车掀翻，转身跑回来招呼一时吓蒙了的同志们（也许应该说是右派们），先把堆在浮头上的碎土扒拉开，然后使劲儿用手挪开那压在我右膝盖关节上的大土块，一面还给我鼓劲：“别紧张！别紧张！咬咬牙！”不大工夫，那土块便滚到一边去了，因为太大，没滚多远就停住不动了。后来，刘玉璋估摸，起码有三百斤。我一瘸一拐地踅往一边就地坐下，察看伤势。这时间，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闻讯赶来，两人都脸色煞白，呼吸迫促，汗水淋漓，神情十分紧张。正副班长陈振华、吴占一忙着向上级汇报。许多人用锹和镐一点儿一点儿刨土，不敢大铲大抡，唯恐伤着闷在土里的自家人。我不用说，只有干着急的份儿，屡次三番试着站起来而终于失败了。这会儿，麻木感消失了，渐渐疼痛起来，出现了肿块，肿块的周围火烫火烫。
　　人多心齐，不一会儿，段炼同另一位先后获救，见了这活脱脱一对泥菩萨，大家长出了一口气。他们的眼睫毛都是黄的。人们一面慰问压惊，一面忘不了开玩笑：“感觉如何？但无论你扯多大嗓子，他们一概听不见。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不免悲从中来；忽而又寻思，咱们有句成语：“充耳不闻”，这回倒真的应验了。试想，耳朵眼里塞满了土，哪能放声音进去？
　　这就是我喝的头一碗芦根汁。
　　很快就轮到我喝第二碗了。想来这人世间，还真有命运这东西，因为这第二碗，又是命运按住头捏住鼻子硬灌下去的，并且剂量远比第一碗大。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在“大跃进”的滚滚热浪中，各地都闹开了“滚珠轴承化”，水库指挥部当然不甘落后，便把小小的手推车一律改作小平车，平车可拉土六百斤至八百斤，最高纪录曾达到过一千斤，拍得实实的，垛得尖尖的，远远望去，一座山似的。人人都得掌握这门本领，至于拉多少，根据主观条件而定，可是怎么也不能少于六百斤。一时间，工效提高了三倍！然而，高音喇叭还在一个劲儿地号叫：“大干快干拼命干！
　　人们真是豁出小命了。
　　一天绝早，我们刚刚结束挑灯夜战才不过四个钟头，又赶到工地，各班急匆匆领回自己的车子和工具。每挂平车，一律配备有用荆条编成的前后挡板、箍挡板用的粗麻绳，还有一柄圆头锹，它是供架车人装土拍土用的。待到车已装妥，这锹就插在“山尖”上，像一根旗杆，就差一面令旗了，颇逞威风的。
　　这天，该着我拉车，别人装车。
　　由于连续作战，我的手腕“努”着了，又青又红地肿了起来，还呈现斑斑点点的瘀血紫癜，按理说是完全不应承担这项活计的。可是，我能向谁诉说呢？谁又会听我诉说呢？大家都彼此彼此，还有绑着绷带上阵的，真跟他妈的打仗一样。
　　我一连跑了七八趟，单程距离一千五百米，最高处的坡度为仰角三十度，而且由于车多，运输量大，取土场愈来愈远，全程愈来愈长。临近傍午时分腹中擂起了小鼓，是饿了，有点虚脱，热汗开始变冷汗，眼镜片上水雾蒙蒙，还不时得腾出手来扶正眼镜架。沿路都是撒下的土，大坝上的秩序出现了零乱无章的状态，人们争着抄近路，以致险象环生。当我正架着一挂压得死沉的重车顺坡往下溜时，不好！只见迎面一辆空车猛奔而来，想必对方也是乱了方寸，刹不住车，显然，是他违反了轻车让重车的规矩，可事到临头，谁也躲闪不及了，眼看就要相撞，我担心我这连人带车上千斤碾过去，肯定要伤着对方，我自己也好不了，与其伤两个，哪如伤一个！心一横，便立即使出吃奶的力气，扭转车辕，直朝大坝边上栽着的一根电线杆子冲去。我当然也心存侥幸，指望沾电线杆的光，能把车子和车上的土保住。然而，岂料……一霎时天旋地转，平车根本不听指挥，在电线杆上猛弹了一下，车子一颠，轮子一滑，至今我也不曾闹明白，怎么会角度那么大，竟然掉过头来，不是人拉车，而是车拉人，一家伙栽到大坝半腰间了，当时我神志还算清醒，心上闪过一个数字：一半就是三十米。
　　六百斤的黄土，一百五十斤的平车，拖上我不足百斤的身子骨，不知受了什么阻碍不再移动了，反正等我睁开眼，已是抬头望见蓝天白云，低头望见大坝底座了——原来是一堆洋灰包救了我一命。
　　我却结记平车。车子摔坏了没有？要是摔坏了，那就意味着又一场斗争会啊！如今，我可以坦然承认，哪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财产，不是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千万别上斗争会。
　　上帝保佑！平车基本完好，这主要靠了前后左右里里外外全是土的缘故。
　　事后，班务会上免不了主动检讨、接受批评。会下刘玉璋笑嘻嘻对我耳语：“到底是书生一个！是他坏了规矩，换上我，准朝那小子撞过去，大不了拼他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我明白，他这是在指拨我，往后再遇上这类事，可千万别犯傻！想想也对，像我这样不明不白地一头栽到坝下，让那些不知底细的人奚落一通，再想老婆也犯不上啃电线杆子呀！简直出洋相！
　　得亏不曾大伤着，将撞上电线杆时，我闪开了头脸，教左胳膊遭了罪，大面积瘀血；至于内里有没有暗伤，就只有天晓得了。这下场，似乎也可以暗自庆幸了吧。
　　以上两次，还只能算作小小不言的事故，大戏开台之前的一个序幕。较我抢先出场的是一位名叫秋静鹏的难友，他来自空政。他显然是按刘玉璋提示的方式行事，架着重车和别人的轻车迎头相撞，虽不曾滚下坝去，却比我更惨，对面的车辕不偏不斜地捅进了嘴巴，毁了满口的牙，险些送命。真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一日无事故，大小不同而已。
　　小平车运土，固然胜似独轮车，但土方量还是供不应求，怎么办？右派们开动脑筋，献计献策，提出了铺设轻型钢轨，利用废弃的煤矿斗车，再在高处山上新辟取土场，借自然坡度，重车滑行向下，空车则由人力往上推的合理化建议，并很快被采纳了。于是，先忙了一气拉钢轨、抬钢轨、铺铁路、修挂钩之类的准备工作，四个斗一组，试运行的结果，居然比小平车翻了四番。
　　我被编在推车组。大组下面设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成员有副班长吴占一，还有战友段星灿，一共三人。吴占一本是老熟人，他当过文化部陈沂部长的秘书，后调创作室，还是担任秘书，不久便调走了。反右开始，算他倒霉，碰上了“好领导”，硬是将他从别的单位揪回来“批斗”。据说，由于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某大将和陈沂部长有矛盾。某大将趁机坚决要拉陈沂下马，硬把陈划作右派。创作室主任虞棘原本是陈的左右膀，可到了这会儿，“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是“飞”也不容易，首先必须反戈一击。于是，虞棘一方面声嘶力竭，大揭大批；一方面就在吴占一身上做文章，一心想打开突破口，整出什么致命的“材料”来充当“炮弹”，拿去轰炸昨天的顶头上司。就这样，吴占一在劫难逃。批斗会上，虞棘给了吴占一一个封号：陈氏家丁。另一位积极分子干脆接着喊“家奴”。我在批斗会上敬陪末座，听着，想着如果吴占一是家丁、家奴，你岂不是同一类货色么？要说有区别，也不过是你正得意，你可以笑，可以污辱人，有恃无恐而已！其实，吴是个正派人，我是同情他的，但也仅止于同情罢了。我已铁定是右派，哪有勇气“仗义”？又哪有资格“执言”？这一场所谓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有如地震海啸，一阵紧似一阵，诚如党报每日严厉警告的：谁想“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自己无辜被杀死就算了，何苦再惹人鞭尸！
　　回头再说推车。这天天气不好，下开了牛毛细雨，光景有点像江南黄梅季节，雨似油，黏黏糊糊的，不声不响湿衣衫。我们三条汉子，却热气腾腾，都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儿。我们实在太忙太累太乏了，一趟接一趟，总也捞不着喘口气的机会。远远望见取土场上的伙计们，也同样几乎是赤裸裸的，平日间晒得漆黑的身体，这会儿更涂了一层黑釉，闪闪发光。我们推车组是固定组合，空车推上去后，必须立即从另一头跑步下来，等实车下来了，一辆一辆倒空斗子，并且敲打干净，又用扫帚胡撸一遍，务必不让把剩土带了回去这叫充分利用。当然，这一系列动作，都得争分夺秒，干净利索，一环扣一环，容不得思想开小差。在这种场合，人就是机器。无奈钢轨不够，没法铺复线，否则还不知道要怎么使唤我们。有人私下嘀咕。但一想到不久山洪可能下来，万一前功尽弃，非但大坝不能完工，肯定大家都得吃家伙，这又是正面的经得起显微镜观察的活思想了。说到底，还只有靠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跑！跑！跑！一直跑到将四挂空空的斗车推上斜坡，进了取土场，赶紧往最后面的两个轱辘下边，楔入“眼石”，这当中，倒能找到稍事休整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反正斗车再不饶人，也是死家伙，它得一圈一圈靠人推着往上爬。
　　我们的“眼石”是完全不合规格的。平日间，看见村里的车把式们赶大车，一般都挑质地很硬、有棱有角的石头，我们却用的是随手捡来的几截树蔸瞎凑合。最理想的眼石，一只角必须近似直角（但只能小于九十度，不能大于九十度），底子要平，才能放得稳当，不致轻易翻转。我也搬过那树蔸，我根本没在意它早已把树皮磨烂了，光溜溜的了。平素裹上去的一层干土，现在让雨水一泡，简直变成了润滑剂，把根本不产生多少阻力的它变成了又一只小轮子！这就埋下了祸殃……
　　据事后听说，凡是四节一溜的斗车，一旦被装得结结实实，照例有人七手八脚要用大锹使劲拍打一阵，然后才会由值日者吹响哨子，示意下边的人们注意：发车了！
　　谁能料到，这一回完全乱了套。我们三个正埋头推车，离取土场大约只剩三百米，没听见那尖锐的长长的哨音，重车却“自动化”了。到处是一片惊呼声。当然，对于我们三个，再大的吼叫也绝对不存在，这些都是事后听别人描述的；在我们的耳朵里，灌满了空车艰难上行、金属摩擦复撞击的噪音，以及斗车与斗车衔接处钢缆被扭曲时的痛苦呻吟。这类声音，无疑是有害于人的生理机能的，如今习惯了，也就麻木了，感受不到刺激了，不在乎了。
　　那上面的重车以惊人的加速度冲下斜坡，一米、两米、五米、十米……死神来也！
　　段星灿在我右手边，吴占一在我左手边，我夹在当中，即便抬头，也给车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
　　纯属偶然，我们三个得救了。由于钢轨必须经过一段硬从高粱地里填筑起来的路基，整个路线是弧形的，就在这个拐弯处，段星灿大概是意外地和死神打了个照面，吓得土遁而去，车子突然间少了三分之一的推动力，不得不偏向一边，几乎停了下来，我还晕头转向，莫名其妙，不知道段星灿哪儿去了。幸亏吴占一眼尖，只听他大喊一声：“不好！公刘快跳！”立刻，吴占一也不见了，我跟着也纵身一跃，尾随他之后，掉进了十几米深的高粱地，简直像“飞”一般，这当然并非绝技，仅止本能罢了。
　　这当口，但听得咣当咣当轰隆轰隆咔嚓咔嚓一连串骇人巨响，空车重车都倾覆了。它们一共八节，全扣倒在路的另一侧，反而距最早弃车而去的段星灿不远。
　　我该怎样描绘我的这个“着陆点”呢？
　　大片高粱地，差不多要成为我的葬身之所……
　　山西人爱种茭子，也就是红高粱，未成熟时，青纱帐起，绿茵茵一片，海水一般，一旦成熟，看吧，红旺旺的，如同同时举起了万千亮火把，十分壮观。然而，要说红面比白面好吃，那是哄鬼。山西老乡再待见红面，也不会嫌白面多的。那年月以红面为主食，是没有办法。因为比较下来，高粱较之麦子、谷子、糜子等，产量高出许多。后来，我到农村长期劳动，又常听干部们大会小会上念叨，“要过江，种高粱”（当时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长江以南亩产八百斤），仿佛歌谣，朗朗上口。由于红面性涩，捏不成团，人们变着花样吃它，什么搓鱼鱼、剔尖尖、格坨儿、拨鱼儿、撅猫耳朵，然而不管你怎么吃，首先都离不了摻榆皮面。可榆皮面实在难吃又难看还难消化，即使是选的上等榆树皮，晾干了，碾成面，兑上水，调出来还是青灰寡白，黏黏糊糊，跟鼻涕一样。但又全靠了这“鼻涕”，众多的农家妇女，方能将自己的创造才能和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因此，“鼻涕”是有功的，得感谢“鼻涕”，尽管难以吸收，无法给我们带来多少营养。
　　说到底，高粱面即便一无可取。高粱这种作物却浑身是宝，香醇甘美的高粱饴，是利用高粱熬的糖分做的。固然，高粱酒是人所共知的传统名产，而髙粱醋却未必为外省人普遍了解。走进山西农家，每每一眼就能看见当院或者正窑里，摆着一溜数个八石（读作担）瓮，这种瓮深得能容下一个半大小孩儿。凡是有八石瓮的人家，空气中往往泛着一股酸味，那就是盛了自制的高粱醋了。山西人嗜酸，除了据说水里碱大，需要中和外，盛产高粱，不能不说是老天帮忙。还不能忽略了高粱秆，它的靠近根部的一截，最受乡村娃娃们的欢迎，尤其那不秀穗儿的棵棵，干脆被叫作土甘蔗，鲜甜沁凉，且多汁。整根的高粱秆，本地人唤作秫秸，含有丰富的纤维素，是造纸的上等原料。深秋季节翻地时，田头地角，处处活跃着妇女小孩，紧跟在犁耙的后面拾髙粱茬，土话叫茭茬，是最理想的烧炕燃料。而高粱秆的尖端，群众称之为“箭秆”，是大有用途的编织材料，男女老幼，人见人爱，可以经过麻线的穿扎，编成各色各样的器皿：缸盖、锅盖、托盘、笼屉隔层、针线簸箕、碗柜、筷子筒，手巧的甚至能编出鸟笼来。大概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当然更是为了抢收粮食，这片接纳了我和吴占一的高粱地，一律被扦去了梢头和有七八成熟的穗子，那颗粒至少可以做饲料吧。不过，这么一来，我的受苦兄弟于无意中却坑苦了我和吴占一了，就像越南游击队为了对付美国空降兵，遍地插满削得溜尖的竹签，高粱秆刺得我们遍体鳞伤，鲜血淋漓，特别是我，近视眼，眼镜也不知道摔到哪儿去了，只得边爬边摸，好不容易才从烂泥浆里摸到了它，马上便发现裤衩也被撕破，几乎无法遮羞。此情此景，真是狼狈至极。
　　吴占一和我隔得不远，二人相视苦笑，此时，我虽然浑身到处火辣辣地疼痛，但毕竟意识到自己有幸生还的事实，不免咧嘴大笑（也许实质上是哭吧？），模样肯定又傻又丑；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否则，将这个镜头保存下来，倒真值得纪念。停了一会儿，缓过气来了，我俩才都一瘸一拐地站了起来，相互搀扶着，绕了小半里路，才寻见一处可以攀登的缓坡，忍痛攀缘而上。当我们出现在奔来救援的人们视线之内时，欢声雷动，大伙儿都替我们庆幸，狗日的！我们还准备开追悼会呢！可你们又不愿带这个头！
　　开追悼会？怎么开？悼词就没法写！同志？先生？反革命？该犯？或者模仿判决书上的那个不明不白的“该”？玩笑而已！那年头，人命本来就不值钱，何况还是右派呢！又何须追悼！谁敢追悼？
　　这一回，轮到大队部出面做检讨了——检讨急于追求进度，关心安全不够。“关心”又能怎么样？大队长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谁急于追求进度？大家心中有数，不过是敷衍坐镇水库的县委组织部部长的“面子”，人家做“关心”状嘛。
　　这才脱险不多久，竟再次遇险。我不敢学阿Q吹牛，说这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有千磨百难。这一次，虽然吴占一不在场，但我要说，仍然是他救了我。
　　按常理，水库正在紧张施工，雨季愈来愈逼近，工程必须与洪水赛跑，将大坝抢修到七十米的计划高程，并且砌上护面石坡，还得同时修好溢洪闸；作为水库建设的主力军，我们六百名右派，玩命都怕完不成任务，可就在这紧要三关，忽而上级又下达紧急动员令，宣布“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并且斩钉截铁地说：“炼钢是政治中的政治，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因此，除了少数必不可缺的技术人员外，通统上阵。队伍从水库上撤下来。我望着大坝，心中不禁捏把冷汗。其实，人人何尝不心同此情，心同此理？真是疯狂的年代啊！不可理喻！从这时开始，我们整天忙于探矿、采矿、担矿、运砖、建土高炉、磨缸瓦面、配坩子土、拉电线、装鼓风机、砍树、备料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的严肃而又荒诞的游戏。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这种游戏，居然包裹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美丽装潢，从此，四十八小时、七十二小时地连轴转，不合眼，就只当家常便饭了。
　　右派的命不值钱；平心而论，全国老百姓的命就值钱了么？
　　下面，为了叙述第二次遇险的经历，我不得不展示若干可怕的场面、凄凉的场面、悲慘的场面、欲哭无泪的场面。
　　我和吴占一，仿佛注定了是老搭档，这回又一齐被分配到了采矿小分队分工专管探矿，然而是单兵作战，每人名下配属两位青年民工。我手下的两个，一个叫王招财，另一个的名字我已经毫无印象了。他们都是太谷本地人，哪个公社的，也记不清楚了。水库建设初期，征集民工还讲个原则：凡灌溉受益单位出人，自带口粮、工具、被褥之类，但不久便被破坏了，不管你是哪个村的，只要是太谷人，一旦得到通知，立马出发，限时报到，限时上工，无轮换期，也无报酬。日后批判的所谓“共产风”、“平调风”，这大概也算是典型。跟随我的这两个后生，都不过二十出头，虎背熊腰，一表人才。这时倒不曾听过他们有什么怨言，因为他们饭量大，既然管吃饱，活又不重，也就乐得三饱一倒了。
　　我们三个结伴一直往西南方向走，整整一个白天，走的尽是盘山路，都靠近榆社县地界了。天愈来愈黑，山愈来愈大，当晚赶到了一个名叫古香林的小村子，这名字很美，我一听就觉得肯定会产生诗，不久，我果然哼出来一首。野地里月亮特别大，从破墙烂屋顶朝上望去，非常晃眼，一宿无眠；自然，失眠非关月色，端的是一半由于兴奋，一半由于惶恐。
　　下面，先来上一段抒情的，再说那不怎么有情可抒的骇人故事。这所谓抒情的东西，就是诗，一首八行体的小诗：

　　多谢啦，夜的古香林，
　　乍相识，就赠我半床明月，满枕涛声，
　　三五青山，好似一群淘气的邻家少年，
　　倚着窗儿，对我直挤眼睛……

　　仿佛说：“打一个哑谜，你可要猜准，
　　铁，究竟藏在哪一只手心？”
　　青山呀，休怪我所答非所问，
　　告诉你们，祖国，需要一张坚固的盾。

　　这首小诗的题目是《夜宿古香林》，还安了一个副标题：探矿日记之一，它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我的思想状况，既天真，又痴呆，依然在具体地爱那个抽象的“国”！我完全没有份的“国”！
　　我只带了一条线毯、几件换洗衣服、一只军用挎包，里面塞了洗漱用具以及纸和笔，还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手电。实际上比当年行军都要简单，省了背米袋、搪瓷碗，当然，更主要的是省了背枪。吃的是派饭，但并非像下乡干部那样，一家一户轮着供应，如今情况大变了，男女分灶，所以只能扎在男人堆里好赖每日三餐，有啥吃啥，这种形式的集体生活，新鲜得古怪。留到下面再详细讲。
　　头一夜对付过去，发觉自己到底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山里夜寒，一条线毯招架不住，没带棉被是大失策。第二天只好钻王招财的被窝筒。招财说：“不怕有虱子？”我说：“怕甚哩！又不是没生过！”但有一样倒教人作难，山西农民习惯于光着身子睡，我不行，只好调过头，仍旧穿着裤衩儿，心想，大不了带上一群小动物出工，当个不下班的动物园主任，也挺风光。
　　古香林没有古香林人，全被拉到别的地方去了，如今住在本村的，竟都是外村人。男的归一堆，女的另归一堆，各立各的灶，各开各的伙。要说女人当中有男的，那也尽是些吃奶娃娃和离不了娘的小小子。这无疑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奇事。这些人中间，大多数是彼此不相识的。那阵子作兴搞“大兵团作战”，往往一个公社组织一个“兵团”，便于统一号令，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其之所以移民迁居，男女隔离，据说正是出于这种战略需要。我想打听古香林的受苦人都去了哪里，答案是，男人们下落不明，女人们不明下落。像这样，男的和女的“各住各的营房”（也用军事术语了），岂不把家都拆了？还怎么过日子呢？问起这一点，看来普遍有情绪，说话都没好气：“骗了去球！”“男人不是男人，婆姨不是婆姨的，就是叫咱们回去也没半颗粮食，锅也砸了烂铁，献给国家了，吃甚呢！”我听了，虽然十分地同情他们，却不敢吱声。
　　住进古香林的外村人，都干些什么营生呢？男的担矿，女的砸矿，无一例外。最可怜的要数拉扯着孩子的妇女了，她们整日盘腿坐在野外，风吹日晒，必须完成上峰规定的方数，将乱七八糟、来路不一、品位极低的所谓铁矿，由大块改小，小到同拌洋灰铺路用的石子儿一般规格。她们的衣衫全磨破了膝盖、胳膊肘乃至臂部都露着肉，没有一个人的虎口不是在敲打中被震裂口子，血里糊拉的。
　　据我的观察，人们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时刻，就是开饭那大半个钟头。如今不像居家过日子，好赖可以歇晌，来当“兵团”战士，抹抹嘴就又该进入“阵地”了。饭食的确是“敞开肚皮吃”，大海碗的高粱面条，半截砖似的玉米面窝窝，还有菜汤，几片白菜加几片土豆，偶尔漂三两点油花花。一般说来，大伙儿是相当满足的。妇女们叨叨说比家里吃得舒坦，不用吃了上顿愁下顿，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才会悄悄摇头叹息：这哪像过日子？诚心败家呢！长不了，保险长不了……这种“落后”话，是决不可让干部们听见的，干部们听见了，倘对方是贫下中农，就会×一通你祖宗，遇上成分高的，那活该批判为“反动思想”。要知道，党报上正在讨论“粮食多得吃不了该怎么办？”，这样唱反调，不是对着干，搞破坏，又是什么？
　　我对这一群外村人介绍的情况，总有点将信将疑，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就可村儿跑了一圈，果不其然，没有一户烟囱是在冒烟的，除去“兵团”占着的房子。所有的门窗几乎都没有上锁，有的用绳子拴住，有的别了根葵花秆，最细心的人家，也不过码了一摞胡基。锁呢？哦，我差一点忘了，锁也是铁呀！怕是动员捐献了。从破烂不堪的窗棂格子朝里看，真可谓十室九空。偶尔发现所谓的殷实人家，居然还保存了一半个躺柜，但也是撬了锁的，我知道，这种躺柜上的锁，连同金属护心镶板都是黄铜的。铜也是好东西，也在捐献之列。我暗自寻思，真是罗掘俱穷，搜刮一空啊！
　　还是在第二天，睡觉的时候拉呱，几位老贫农误会了，以为我是“公家人”，下乡干部，同时又判定我这人“当官没官气”，根据是：不嫌弃庄户人，居然和招财挤着睡。我本来想交代自己的“身份”，却忍住了，怕给日后带来不便，唔唔了两声，含糊过去。其中一个挑头问我：“一路上可留神看庄稼了！”我说：“咋不看！这么喜人的年景！”“年景是好年景，可收不回来，这可咋呀！”另外有人插了嘴：“五谷丰登，登不上场，齐登到地里了！”此言一出，炕上就热闹了。七嘴八舌的，有人便念起顺口溜来，什么“茭子丢了红帽帽，谷子断了黄腰腰，豆荚儿放了炮，玉茭子上了吊，棉花戴了孝”。回顾昨天亲眼所见，高粱颗颗教鸟儿糟践得差不多了，谷子倒在地上快要生芽了，豆子也炸飞一多半了，玉米棒棒脑袋全耷拉着了，棉桃吐絮也快挂不住了。创造这段顺口溜的农民绝对是天才！太形象了！如今不兴采风，这才是杰出的讽刺文学呢。
　　联系到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什么究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三分人祸七分天灾？群众心里都有一本账，难道谁还不明白！
　　古香林坐落在深山腹地，野兽出没，是意料中事。村里村外所有的土墙上，甚至大门上，都用石灰画满了老大老大的白圈，旧的剥落褪色了，再描上新的，很是醒目。换了对中国北方农民一无所知的外国人来看，或许会把这误解成当地的图腾、禁忌，以及某种东方式的神秘符号。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我懂得，这说明附近有狼，狼多疑，望见白圈，它就不敢随便进家伤人了。这当然是人凭经验分析出来的结论，狼不会说话，不能够告诉我们它的思维活动，一个大白圈，对它意味着什么。但，狼疑心忒重，我少年时代的一段亲身经历，倒能提供一个旁证。
　　记得那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江西吉安青原山国立第十三中学念初中二年级。有一次，我因事进城，耽误了一些时间，天擦黑了才返校，寒冬腊月，还下着毛毛细雨，浑身凉飕飕的。这背景本身，就颇为肃杀。我的胆子本不算大，此刻自然越发心急，脚步匆匆地往前赶路。待我走近离大礼堂不到一里路处，公路小桥上，赫然蹲着一头狼！我凭什么断定那是一头狼而不是一条狗呢？凭它的眼睛！惨绿的在暗夜中闪闪发光的眼睛！糟糕的是，我孤身一人，没有可商量的同伴，我只好停住，可又不敢掉头逃跑，唯恐它扑过来，此时此地，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汗都急出来了。猛然间，我记起了不知听谁讲过，狼怕伞，怕一张一合的伞。于是，多半是年幼无知，愣头愣脑，同时也是走投无路，便冒险一试，以图一逞，不承想，奇迹发生了，伴随着我的一声断喝，说来不可思议，那狼竟然掉头跑了。我长大以后，还不免老是回忆当年那些细节，着实奇怪，那头原本轻而易举就可以大嚼一通的狼，究竟被什么吓住了呢？我的结论是，除了我的不断舞动、忽张忽合的伞之外，估计还有我那正值发育时期，变音且又颤抖的嗓子，我想，这狼大概还从来不曾见识过如此怪异的号叫吧！
　　暮色苍茫中，只见那狼跑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看，我不敢大意，便坚持着将伞撑开、收拢、再撑开、再收拢，侧着身子横着走，直到头皮发麻，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才终于盼到了一耸一颠的影子和那阴森森的两点绿光最后消失。只是到了这会儿，我才决定撒腿狂奔，一口气跑进已然灯火阑珊的山前小街，栽进街口上的一家小饭铺，连话都不会说了。店老板也吃了一惊，盯住这个从头到脚淋得精湿，却又分明拿着一把伞的学生。他大概以为我是一个小疯子吧？等他回过神来，我也回过神来了，我将大致经过告诉了他，他马上给我提了个火笼来，边说我福大命大，日后一定当大官，边忙着给我下汤年糕，加了许多许多胡椒，并且宣布：不要钱，专门为你压惊的。我，一个穷学生，没被狼咬死，还白吃一碗年糕，真算交了鸿运！当然，这位老板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听说这段独家新闻的人。由于他的热心转播，我成了山前小街尽人皆知的明星。
　　我万万没有料到，事隔十八载，那狼竟会追到山西来，旧戏重演！
　　这一天，因为盘算到路比较难走，也比较远，我和王招财他们三个，约好起了个绝早，草草扒了小半碗干焖小米饭，又灌了一海碗玉茭子面糊糊，很饱了，可还得等他们吃好，他们比我能吃，餐餐都要多一倍。撂下碗，二话没说爬起就上路。
　　一连好几天，我们尽钻了深山凹谷，半天不见一个人影，真是“大跃进”，连赶山打猎的猎户，也全都“跃进”去了。偶尔天上飞过一只老鹰，一直望着它落下，钻进筑在悬崖峭壁上的鸟巢里了，心上也觉着温暖起来。它有自己的家，有家就有着落。有时，草棵里嗖地蹿过去三两只蛇母舅（即蜥蜴），虽然也会吓人一跳，但总比什么都碰不上强。人，终归是群体动物，怕寂寞，何况是如此异样的寂寞。恰好这天我们踏勘的又是一条从未走过的生路，大山沟，南北走向，倘若一直走下去，能走进榆社县城。这一带山里树木稀少，半人高的芭茅倒是成片成片的。奇怪的是，有一条山涧老是曲曲折折在前面等着我们。那时候，我正当盛年，想不到七老八十的事儿，贪凉快，每蹬一次，总喜欢把水撩到大腿上，还总巴不得多浸一会儿，压根儿就没考虑会种下关节炎、静脉曲张以及寒腿病等等祸害。如今上了年纪了，懂了也迟了。
　　我们来到一处硕大无朋的山崖跟前，岩石完全裸露，像一堵长长的城墙，铁灰色的岩体当中，夹着黑红黑红的断层，厚度十二至十八厘米不等，普遍显示锈斑，我使锤子敲下一小块来，内部呈砂状结构，且有闪光物质，掂一掂，挺沉，哈！是铁！应该说，这是此番深山探宝之行的重大收获。
　　我从未正经八百地学过地质采矿，仅仅在中学读过为时一年的矿物课，临进山之前，借了一本有关铁矿普查的宣传小册子，匆匆溜了一遍，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现买现卖，这也算得上是“急学先用”、“立竿见影”吧，虽然那时候还不曾听林彪鼓吹这两个词儿。所幸领导吩咐过，不管品位高低，只要含铁就要，而眼前这一条露头的矿脉，应该说是“优质”的了。本着不添斤也添两的精神，我认定了这可以上报。
　　我的兴奋情绪，感染了两位民工。他们对此当然更是一窍不通，不过，为了分享我的喜悦，憨厚的王招财居然捏上一小颗抛进嘴咀嚼起来，也不怕崩了大牙。抓住时机，我想扩大战果，决定分层深入寻找，招财居中，另一个去崖头上。他们很快就各自爬到了指定的水平位置，底下光留我一个人了。也许是激动所致，我身上淌汗淌得更厉害了，我见过民工们动不动脱了个一丝不挂，本来嘛，天高皇帝远，怕什么呀！我于是也想彻底重返自然，索性连裤衩儿也扒掉，但到底不好意思这样放肆。我戴着眼镜子，鼻梁两边屯了汗，颇为瘙痒，得经常摘下它来挠呀擦呀的，因此走走停停，民工们已经和我不在一条垂直线上了。
　　我哪能料到，过不了五分钟，我全身散发的汗臭，竟会变成引诱吃人野兽的扑鼻异香！
　　突然间，空空的山谷里，爆炸似的响起了一阵猛烈的喧哗，打哪儿来的如此嘈杂而又如此整齐的人声？抬眼望去，只见很远很远的高山上，有四五个农民模样的人，正赶着三匹毛驴，驴背上搭着鼓鼓囊囊的白色的口袋，不待问，是送公粮的。可他们为啥这么高声喊叫？是和我打招呼么？似乎又犯不着如此大声武气，虽说在山里一点响动都回音十几倍大，似乎又在情理之中。我有点茫然，便也朝他们回应了一声。然而，他们仍旧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并且带有焦急的味道（当时我只是模模糊糊有一点不解和纳闷儿），我又傻乎乎地再回应了一次。我甚至还暗自嗔怪，有什么稀罕事，值得这样欢实？我完全闹误会了，是好心当了驴肝肺，不知死到临头呢。
　　我收住脚步，不再往前走，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远处山道上的那几个汉子，想瞧出个究竟来。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身后草棵里一阵窸窣乱响，还没等我做出有野物跟踪的判断，已经有什么东西拍我的肩膀了，啊，不对不是一只“手”拍，是两只“手”同时搭上来了。哎呀糟了！狼！狼搭我的肩了！怎么办？我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勇气，站得牢牢的，不曾趴下，只是感到后脖子窝被一个冰凉冰凉的什么家伙顶住了，开始闻到了一股恶臭，怎么办？一眨眼工夫，数不清的念头闪过脑际，也有骇怖和绝望之感袭来，但求生的愿望又非常非常之强烈。这时，我想起了民间流传的种种关于人和狼斗的故事，其中十分激动人心的一个，便是当狼搭了肩时，那被搭肩者既机智又勇敢，飞快地抓住了两只狼前爪，将狼一直背进村，终于把狼打死。
　　多亏自己还比较冷静，没有逞强，也仿效那位大力士，我很快就会筋疲力尽的，到时候还要负责供应它一顿丰盛的午餐。我下意识地斜着眼睛瞟了一下自己的双手，这双手是多么的不争气！可是，且慢！我不是握着探矿锤么？难道它是吃素的？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我是左撇子，左手力气比右手大，我抡起左手，一个倒挂金钩，狠狠给了它一锤子，只听得嗷的一声哀号，顶着我后脖子窝的那个冰凉冰凉的臭家伙蹭了我一下，便连同两只爪子脱离了我的肩背，沉重地落到地上了。但它似乎并未死心，还从我的左侧方往前蹿了一蹿，该死的畜生！你还打算干什么？我又挥舞起探矿锤，准备迎击，然而它却无心恋战，掉转头跑了。我不禁长吁了一口气，目送它一颠一颠地逃去。为什么它要取那样一种古怪的步态？我这才仔细检查起铁锤来，原来是不偏不斜地正好砸着了它的左眼！探矿锤的尖端，粘着狼的血、带有眵目糊的睫毛，以及一些好像是胶状物质的东西——破碎了的眼珠子！哈哈！我，一个名叫公刘的昨天的作家，今日的右派，竟然教它变成独眼龙了！我还思忖，这个坏蛋，它肯定想报仇，要不，为什么临走前还要专门瞅我一眼？我又是个什么德行呢？晒得黑黝黝的身子，剃得发青的大光脑袋，架着一副太阳地里闪闪反光的黑框近视眼镜，大概还龇牙咧嘴的……这在狼看来，也许是够丑陋可怕的形象了吧？！
　　真有意思！
　　这时，远山道上的好人们又大喊大叫起来了：
　　啊——啊——喔啊——
　　啊——啊——喔啊——
　　揍狗日的啊——好啊——
　　揍得好啊——好啊——
　　狗日的——揍得好啊——
　　这一回的呐喊，显然同上一回不是一回事，这回是助威，嘲笑狼，撵狼了，只是我没闹明白，到底我是“狗日的”，还是狼是“狗日的”？实在有趣得很！在北方农民的口语中，“狗日的”这个词儿，和鲁迅先生论述过的那个“他妈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个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表达各种不同情感的万能词儿。我想，只要保住了小命，当一回“狗日的”也无可无不可吧。
　　山上的几条汉子，还在一个劲地跺脚，表示他们由衷高兴。这完全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多么可爱多么善良的人们啊！太感谢你们啦！
　　洪亮的回声久久地在天地间回旋……
　　两位青年民工相继出现在我的身旁。招财摸了摸我的肩膀，嘻嘻一笑：“吓杀我了，我都扳下好几疙瘩石头，真想砸那狗日的，可又怕砸着了你，我就怕你回头，一回头教那狗日的咬住喉咙就没救咧。哎呀真个吓杀我了！”
　　为了安定“军心”，我强作镇静，跟他开了个玩笑：“好我的招财哩，都怨你的名字赖，你看，你招财（豺），我就只好招狼了。”他们两个听了都乐得哈哈大笑。
　　但到底伤了元气，我们三个怀里全揣着个小兔儿。这地方不能久待，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不过，打这以后，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来也不敢忘了那几位救命恩人。（尽管由于我的麻痹与缺乏经验，这一恩典未曾化为实效。）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不知道他们都是哪个村儿的人，甚至于没能看清楚他们的长相身材，我该上哪儿去找他们哪？我只有一个虔诚的心愿：人人都活得硬朗，活得幸福，不愁吃穿，不愁钱花，有儿有孙，无病无灾！
　　当然，要是有朝一日，我竟能专程去山西太谷寻见你们，我会向你们挨个儿行大礼的！就怕我这是在说梦话了吧！
　　我必须承认，这一回趁地狱之门尚未严丝合缝地关上以前，死里逃生，的确一是为了找到铁矿，比较理想地完成任务；二是想立上哪怕一小功，也会有助于早一点“摘帽子”，而说穿了，一而二，二而一，归根到底是“帽子”问题。这是无须掩饰的。
　　写到这里，应该回过头去，交代一下遇狼脱险之事与副班长吴占一的重大干系了。前边我已经说过，吴和我各自负责一片幅员辽阔的地区，各探各的矿，彼此不通消息，但在分手之际，承他的好意，替我也打了一柄探矿锤，送铁锤时，附带还给了我一本四号字排印，错误百出的小册子：《怎样寻找铁矿？》，不满五百字。这就是我们的速成必读课本。探矿锤是请王公村的铁匠师傅打的，也不清楚吴占一从哪儿弄来了“样板”，尽管做工很粗糙，而且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杂木把，便凑合着安了一段柳木的。不过，柳木也有柳木的长处，那就是轻，并有一定的弹性，不容易折。这种探矿专用锤造型特异，把长得吓人且不论，铁锤本身也蛮古怪，上端尖，像一枚敲秃了的大号钉子，也不妨拿如今新潮女郎穿的高跟鞋来打比方。大头倒和普通家用榔头差不多一寸见方。吴占一说：“这是连夜锻造的，将就使唤吧。”什么将就使唤？我正求之不得！古话说，虽不中，亦不远矣，这总比随便一把什么榔头要强十倍！我非常感激这位好心的老战友。只是那一刻绝不会想到它除了探矿之外，居然还会变作我的自卫武器，并且致狼以重创！
　　这把探矿锤，对我个人而言，诚然是一件万分珍贵的纪念品。无限遗憾的是，在后来回到劳动锻炼的郭堡水库，参加“炼铁又炼人”大会战时（据大队长传达，县上有关方面专门就此做过指示，对右派来说，炼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炼人”，云云），每出一炉铁，都要搞一次所谓的报喜，这种时候，分量够不够，至关重要，我就是在一次希望创纪录的本位主义高潮中，冲动之下，将铁锤献出去的。等它化为红红的铁水之后，已是悔之晚矣。剩下那个柳木把，早由白里发青变为黑里带红了，用熟了，但光秃秃一截木头，留下它又有什么意思呢？也索性“轻装”了吧。
　　最近，我给已经从司法部离休的老吴写信，还郑重地再一次旧事重提，再次向他鞠躬致敬。我以为，人，就应该这样，自己给了人家好处，不要记住，人家给自己的好处，可千万不能忘了。否则，岂不也成了狼了！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将三十多年来的桩桩往事，包括劳动改造的往事，整个儿捋了一遍，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遗憾。这句多少代人的人生智慧总结和经验之谈，对我完全不适用。就说重操旧业，煮字为生的这十来年吧，先是胃大出血，血压降到临界点；后是突发脑血栓，亮红牌二十天：1984年，右眼又基本失明。难道这再三再四，没完没了的劫磨就是我的齐天洪福？！显然，所谓的后福，至少目前于我纯属画饼，那么，寄希望于未来的岁月吧，等吧，等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我把这句俗话改作：大难不死，尚待后福。

　　本文选自《公刘文存·杂文随笔卷》第2册，公刘／著，刘粹／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