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乃之：牛棚琐忆

┃Personal History

牛棚琐忆

© 钱乃之／文

　　1968年9月3日，我被大会宣布隔离审查以后，就被关进了“牛棚”，直至1970年8月，才被放出“牛棚”，遂即被“寄放”到嘉定县西北边缘的五七窑厂，拖着“尾巴”劳动。1973年1月召回南翔，在人防指挥部敲石、运输、制砖、烧窑，直至1978年3月才获得彻底平反，回南翔镇文化馆复职。
　　在那段阴霾蒙住太阳，恶魔横行，黑白颠倒的日子里，熬过非人的“牛棚”生涯，在今天看来，简直成了“天方夜谭”，令人难以置信。但是饱尝其苦的人，始终难以忘怀，唯求吸取教训，让这种黑暗的岁月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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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牛”，参加革命为人民服务，就该成为“孺子牛”，而进了“牛棚”，却成了“牛鬼”，就得任人鞭挞使唤，思想上就只有受罪的准备。被押进“牛棚”后，一个“看牛郎”（原建筑社的人事干部）就对我说：“你是老公事（指我曾干过审判工作），懂得规矩的，快把钥匙、硬币和裤带交给我保管。”我遵命行事，如数交出。从此门窗紧闭，饮食、用水都由“看牛郎”传送。窗户外还糊着白纸，上面只留着一个小孔，另糊上一张活络的白纸，“看牛朗在窗外掀起白纸，我在室内的一举一动，他就可以一目了然。
　　当时还亏得我被诬控为“特务头子”，由于“衔头”大，除了学习班负责人和“看牛郎”外，其他人都不准和我接触，这样倒使我少受干扰。加上我身体羸弱，他们不敢对我动之以刑，怕弄死了我，断了线索，有“杀人灭口”之嫌。唯一的责罚是无休止地向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90度弯腰“请罪”。我想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甚至下跪致敬，也是心甘情愿，因为是他老人家解放了我，进入了革命队伍。可是无罪可请，又不容置辩，只得忍住腰酸，躬身作90度状，任凭汗水滴满周围，不叫直起身来，就得坚持忍受。心里虔诚地默唱着《东方红》和语录歌《相信群众相信党》，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祈求他老人家能早日解救自己，连做梦也多次见到他慈祥的脸庞，可是醒来情况还是毫无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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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牛棚”不到3天，突然换了一个为我送饭送水的“看牛郎”，见了我缄口如瓶，端上饭、送来水，回身就走，只在窗外掀那张纸片窥视我的行动。我猜测着“看牛郎”为什么换人？新换的“看牛郎”为什么这样怕与我接触？后来在审讯我的人口中流露出来，原来那个“看牛郎”也是“特务”，让“特务”看“特务头子”，怎么可靠？于是就换了人。
　　由此，也使我猜测到“牛”群在不断扩大，蒙冤的人在日益增加，因为我了解原来的那个“看牛郎”，是土生土长的朴实农民出身共产党员，绝不可能当什么“特务”，肯定和我遭受的是同样的厄运。听说他后来因为冤难辩，刑难受，跳楼企图上访，结果摔断了一条腿，还是被抓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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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牛棚”中闷了几天，首次出现了原人民影剧院负责人来找我谈话。此人绰号“绍兴师爷”，平时工作和被揪“走资派”时，经常请病假住在上海家里，搞“清队”却劲头十足，这时已窜上了镇“革命委员会”（筹）委员的职位，开头假装关切地问我的健康状况，使人倍感亲热，继而要求帮助组织弄清解放初期的政治情况，提供我在解放初期组织的群艺业余剧团、南翔市商业职工联合会筹委会和参与组织的民办救火会、工商联、医师联谊会等团体和吸收我参加工作的人员名单。因我在解放初任南翔市人民政府文教股长，兼管民政工作，一些社会团体成立时，我都应邀到会，并和它们保持联系，对其成员都能记得起来，于是答应愿意尽快地写出来。他便留下纸张，嘱咐“看牛郎”免去我弯腰“请罪”，让我坐着静心地写。我便尽我所知，一气呵成，列出了名单。第二天他来取名单，临时走露出了狡诈的微笑。
　　谁知第三天来了凶神恶煞般的镇武装部长，训斥我说：“你已被揭发是特务头子，不容抵赖，你提供的名单只是你同党的一部分，必须彻底交代，还应交代具体活动。”这才使我醒悟竟然中了他们的圈套，更害怕的是牵连了那么多人，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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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入陷阱以后，圈套越收越紧，从此又恢复了90度弯腰，一次次申辩，换来一阵阵威邏，卧不成眠，食不知味，苦难受，冤难伸，生难过，死不得，蹲的又不是国民党的牢狱，前途茫茫，不明不白。心想与其这样活受罪，不如干脆顺着他们的诱供，看他们把这场闹剧怎么收场，或许从中还能弄清冤案的来头。在这个一念之差误导下，违心地综合5个在大会上“揭发”我的“同案犯”交代，作了“坦白”，并把“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为了便于日后申诉，在“坦白”的开头都说明：“经过某某同志的启发、帮助，在‘铁证如山’面前，作坦白交代。”（后来他们感到留下自己的姓名不好，定要我删去“某某同志”）这样他们认为我被制服了，就把我迁移到人民影剧院演员单人宿舍的“牛棚”里关押，“看牛郎”是影剧院的一个老年职工和书场的一个老年职工，待我比较和善。
　　不到两天，突然传来一片慌乱声，从此，在门上用白纸遮掩的小孔中窥视我的频率也突然增加了。一位“看牛郎”偷偷地告诉我，在大会上“坦白、揭发”我的那个被折磨得脱了原形的影剧院职工用触电的方法自杀身死了。我不仅惋惜他的枉死，更可惜失去了一名可以辩清事实与之对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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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员宿舍关了些日子，又迁至人民影剧院北邻，将原来的佛学会念佛堂分隔成的“牛棚”里，这里曾作为“上海民兵打流指挥部”关押、刑讯流氓阿飞的场所。我被关进靠街的西厢房里，西边和南边的玻璃窗不但用白纸糊住，外面还用草包封住，外面的情况虽然看不到，但可听得见。光线阴暗，白天、黑夜都亮着电灯，天气闷热，蚊虫飞舞，不准挂蚊帐，以便“看牛郎”监视。即使加大了支光，耀得两眼昏花，在我心头还是一团漆黑。幸亏还是原来在影剧院里的两位“看牛郎”，暗地给予照顾，在没有人来检查的时候，就不让我弯腰，我就象困兽似地在室内来回走动，活络手脚，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唱着京剧《四郎探母•坐宫》以缓解心里的烦躁。
　　一天半夜，又被一片慌乱声闹醒，还是那位“看牛郎”告诉我，在大会上“坦白、揭发”我的那个留用人员割断了左臂的静脉自杀，送进了医院，我祈盼着他别死，免得又多了个枉死鬼，少了个可以对质的对象。后来得知他被抢救过来了。
　　又有一天，听到西侧南翔中学锣鼓喧天，从口号声中听得是欢送学生插队落户，我盘算着5个子女中有2个可能也要下去插队，想到父亲在缝纫社工作，工资被打了折扣，积蓄都被查抄去了，妻子在居委工场，工资低微，肯定难以负担他们的行装，于是托“看牛郎”把我的手表送回家去，变卖后聊补急用。结果又退了回来，说是家里可以开支，不必担心。可是表壳上留有被拧开的痕迹，据说是那个“绍兴师爷”的手迹，可见对我的监督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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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牛棚”里熬过了1969年元旦，一天下午，只听得人民影剧院里又响起锣鼓声、口号声，欢迎市“革委会”派来的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南翔，听说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这下该是申冤有望了！立即写了申诉，说明被逼的情况及与“坦白、揭发”人的关系，详细作了辩白。不料，反应极快，仅隔一天，就来了几个“亲人”，原来也是带着红袖章的“造反队”，二话不说，把床铺兜底翻了一遍，还抄了身，拿走了笔记本，只留下《毛泽东选集》和《语录本》，最后警告我说：“翻案决没有好下场！”指定我认真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而且规定限制吸烟、削减伙食，处境更加痛苦。这时我铁了心，横竖总不得好过，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辩个明白，管它有没有用，至多一死，还是继续写我的申诉。
　　4月间一个晚上，突然被催促赶紧起身，弯腰向毛主席像“请罪”，等候聆听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公报，从高音喇叭中听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这一夜无法入眠，看来我也“有幸”成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殉葬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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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人”们指定我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无非是要我感受政策，弃暗投明，改恶从善。可是说实话，以前我不止一次通读过《毛选》，唯有这篇文章我并不在意，只当史料看待，谁知而今却成了劝我“投降”的檄文，尽管与我牛头不对马嘴，但是既然奉命学习，又可堂而皇之代替弯腰之苦，像小和尚念经似的念了不知多少遍，反反复复。但从另一侧面使我领悟到：我竟被与战犯相提并论，可见在他们心目中，我的反动地位何等之高，罪行何等严重！转而思忖，既然被当成了“牛”，别无指望，就静候他们宰割吧！
　　一天下午，“牛棚”里又响起了高音喇叭，直播人民影剧院里举行的体现政策“宽严大会”。又听到有一批“特务”在会上“坦白、立功”，看来冤案还在扩大。我想：他们利用逼供、诱供、大会串供的办法，牵连了越来越多的人，怎么能把所有口供的细节对起头来，必然矛盾百出，最后难以定案，因此反而无所畏惧。会后，那个武装部长自以为得已，骄矜地问我“现在你还吃得下饭吗？”我随口回答：“现在只觉得饭不够吃。”他冷笑了一声，说了句“你的案是翻不成了。”退出了“牛棚”。
　　过了几天，我被押到“镇革会”礼堂，被指定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参加“宽严大会”，会上有两个据说都是我“部下”的特务“坦白”，一个是咸肉庄学徒出身的原镇团委书记，他未受到冲击就主动“坦白”，并有“立功”表现；一个是解放前曾兼镇兵役协会主任的原工商业者，在隔离审查后能“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有“立功”表现，都获得宽大回家。后者在会上感激涕零地表示感谢，并说：“共产党实事求是，不象国民党那样宁可错杀三千，不肯放走一个。”这句话分明在咒骂他们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家伙，而他们却认为在赞美自己，可见他们自欺欺人，无知到何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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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牛”群扩大，“牛棚”容纳不下，我被迁至新建而尚未启用的铁路职工家属宿舍，为了便于监督，有两个“看牛郎”和我同住一室，一个是“看牛”的负责人，山东籍共产党员，轧花厂工人；一个是无锡人，酱酒商店职工，相处一段时间后混熟了，山东人私下对我说：“我了解你不是坏人，并不是监督你，只是为了防止你一时想不开而自杀。”当然他并不是对所有的“牛”都一样和气的，一天他送早饭给东隔房关着的一位南翔中学英语女教师，只听得他一声怒吼，接着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声。山东人回房时还怒气不息：“妈的，送给她吃早饭，还放洋屁！”原来就因为她用英语说了句：“早安，谢谢您！”那个无锡人受山东人的影响，待我也不错，他去无锡探亲，带回“无锡肉骨头”，还请我一起品尝。
　　一个偶然的机会，关在西后房的一个原来在影剧院卖五香豆的小贩发现了我，从房门上的玻璃翻窗中发现他在向我打躬作揖。第二天清晨，他乘拎便桶出房的机会，从房门翻窗中丢进来一个香烟壳捏成的纸团，上面写着“救救我，请承认是你命我一夜之间杀了9个人。”我想南翔从未有过一夜被杀9条人命的案件，为了免生枝节，烧去了纸团，不予理睬。
　　这里因为与“看牛郎”同住，南面又是农田旷野，窗户只用白纸糊住一半，晒得到太阳，比以前改善了不少，可是夜间异常恐怖，不时听到凄惨的嚎叫和痛苦的呻吟，那是残酷用刑的效果，白天才得平静，他们也不来提审我，人闲着，思想闲不住，只期盼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明察秋毫，体察民情，早日发出“最高指示”，采取措施，解放倒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蒙冤人，一心忠于毛主席，心向北京城，于是积聚了一些烟壳，折成细条，编织成“忠”字和天安门图案，以寄托希望，消磨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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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春节过后，“牛”群缩小了，我被第四次迁移至原少年之家。靠天井的一排3间平房，自东至西分别关着我和原建筑社技术负责人及那个卖五香豆的小贩，“看牛郎”还是原来在影剧院的那几个，“棚规”比以前放宽了一些，清晨有段时间可以到天井里“放风”，3头“牛”可以见面。听建筑社的那人说，实在受不了他们的刑罚，皮鞭抽打是家常便饭，另加寒冬黑夜剥去外衣拖到阳台上淋水吹风，名谓‘清醒头脑’；用筷子插肛门，名谓‘量热度’；跪三角砖头；弯腰挂铁块……。”卖五香豆的小贩说，那些刑罚他也尝过了，臀部还被打得发紫，晚上睡觉只能合扑困，白天不能坐也站不稳。我想：这些刑罚决不是共产党使用的，既然号召“怀疑一切”，为什么使用这些刑罚的人却不被怀疑呢？
　　我虽然侥幸没有受过这类刑罚，可是离家已近两年，音讯隔绝，不知年老体弱的父母、不经世面的妻子、5个年幼的子女是否经得住这场凭空的打击？这种担忧一直挂在心头，精神折磨并不比肉体的刑罚好受。
　　在放宽“棚规”的情况下，开始实行由家属送饭，但还是不准会见。我按捺不住对亲人的思念，乘坐在窗外“放风”的机会，在玻璃窗户的白纸上镂了个小孔，每当送饭时间，我就守候在窗内，偷觑亲人的到来。看到孩子们虽然长高了，但是哭丧着脸，只觉得又喜又悲。家里怕我吃不饱，饭盒里装得满满的，我总是不顾腹胀，吃个精光，用我的饭量来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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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8月，经过多次书面申诉，“镇革会”的负责人，原镇委副书记和“绍兴师爷来到“牛棚”，要我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重新交代，我说：“以前的交代中，凡是开头没有‘经过教育之后，铁证如山面前’字样的，都是真的。”他们又要我重新再写一份。于是我抓紧在一天一夜之间，写成了交代，对被诬控为“特务头子”的各节列举了反证。上交以后，祸福难测，只盼着早日定案。
　　农历七月初七下午，通知我收拾起全部行李，晚上又被押到南翔中学大礼堂，看到会场里贴的大幅标语上，我的姓名还是被倒写着，还打上了红叉叉，估计情况不妙。但却令我低头站在台上，并没有搞“喷气式”，结果宣布我的“特务案件”“事出有因，査无实据”，决定撤销隔离，回家听候处理，“帽子”拎在群众手里，以观后效。还特别交代，不准串连，不准泄漏“学习班”的情况。
　　会后，由一个“看牛郎”帮我一起拿了行李回家，走到香花桥附近，两个儿子已经伫候在桥头喊着：“爸爸！”立即奔过来接了行李，我激动得几乎站不住脚，扶着孩子的肩膀，勉力加快脚步。跨进家门，只见全家人和邻居们都等候在天井里，父亲坐在藤椅上，消瘦的脸上老泪纵横，激动得一时站不起身来，邻居们在一旁关切地问长问短，我因为还留着“尾巴”，头上还套着“紧箍咒”，当着众人不便多说，除了流泪，一切情感尽在不言之中，向邻居们点头致谢，扑倒在父亲膝下，他让我抚摸锁骨下结成的硬块，显然这是长期担忧所致。不管怎样，我们终于能在七夕之夜家人团聚了。

　　本文选自《嘉定文史》第1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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