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朝斌：我的劳教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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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劳教生涯

© 向朝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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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务川直属机关全体干部在文化宫（南门老电影院）召开干部大会。会上，我与李启涵、申尚杰、李国栋、皮瑞云、甘仁信、王杰等十人作为务川县最后一批右派，被宣布开除公职，送青岩劳动教养。
　　会后，我们十人便由几名公安中队的战士押到监狱。晚上，县公安局股长徐守仁来监狱训话。他看见检察院的李启涵背心上印有红色的“政法”二字，便说：“李启涵，你怎么在监狱里还穿印有‘政法’二字的背心？”几个小时前，李启涵与徐守仁同是政法干部，所以他对徐守仁的话根本没当回事，反笑嘻嘻地说：“好嘛，我回去换了来。”
　　见李启涵要走，徐守仁又急忙说：“站住，你认为进了监狱还像当检察官那么自由么？”
　　李启涵笑嘻嘻地说：“又不准穿，又不准换，你说咋个办嘛？”
　　徐守仁说：“脱下来反起穿。”
　　李启涵说：“反起穿还是看得见。”
　　徐守仁说：“叫你反起穿就反起穿嘛。”
　　李启涵一边脱背心一边说：“掩耳盗铃。”
　　我们十个人都笑了。此时，大家对今天的结论与处分还并不在乎，因为在这之前已经宣布过几批，都早有思想准备。
　　徐守仁继续说：“你们对公安中队的战士不能称同志，一律喊班长。对监狱的管教干部也不许称同志，一律喊干事。晚上起夜喊‘报告干事，我要屙尿’。晚上要翻身也要报告干事。但不能说翻身，们这些罪人是不能翻身的，只能说‘报告干事，我要车转’。”
　　第二天早晨，各自的家属纷纷送来被条等日用品。我没能与家属见面，自然就无法与亲人告别。早饭后，四名民警将我们押送到青岩农场。农场教养队的负责人姓梁，我们叫他梁干事。民警将我们交给梁干事后，他就开始点名训话。他说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是共产党宽大为怀，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又说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不同于劳改，你们和犯人还是有区别的。然后告诫我们今后要加强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还特别警告我们要认罪守法不准翻案，不准继续放毒和发表反党言论，一经发现，性质就变了，就不是教养，而是要判刑劳改。
　　训话完毕后接着就分组，由梁干事捧着花名册点名，每个组分二三人，随即通知各组的组长来领人。每组有一个生产组长，负责安排生产以及全组教养员的管理；一个学习组长，晚上学习时念报纸。我分在二组，二组的生产组长姓王，原是凤冈县绥阳区委书记，凤冈县报主编，江西人，西进干部。他比我年龄大，文化高。他把我带到工棚，工棚内是相对的两排连铺。所谓连铺就是几十个人睡的铺。王组长将我安排挨着他睡。他一边帮我铺铺，一边告诉我一些基本情况。这样，我知道了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修建农业中学；除了我们教养队，还有一个劳改队。犯人负责在料山上砍树，我们负责从料山上将木料运回工地。从农中工地到料山有十多华里，两人抬一根木料，一天两趟。早晨天刚亮吃早饭，中午十二点吃中饭，下午五点吃晚饭。晚饭后要集合听梁干事训话，完毕后回到工棚分组学习，听学习组长念报纸。十点睡觉。王组长在介绍上述情况时特别强调：早晨听见哨音要立马起床，起来后首先要解大便，一定要解。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就听王组长介绍说：从农中工地到料山有十多华里，道路崎岖难走，加上气候恶劣，一丈开外便看不清人的面孔。运木料必须抓紧时间，如果不能按时回来，便不能按时吃饭，而梁干事是不准给教养员留饭的。中午不能吃饭，下午还得出工。不出工每天两趟的生产任务便不能完成，就是罪大恶极。所以木料抬到路上，与你共抬一根木料的人不愿放下木料等你解大便。
　　第二天早晨哨音一响，王组长一推我就醒了。想起昨天的谆谆告诫，我提起裤子就急往厕所跑。所谓厕所，就是工棚后面很大的一个长方形露天茅坑。当我提着裤儿走拢后，朦胧的晨曦中便隐约可见一二十个灰白色的屁股，同时有一二十个烟头明灭闪烁。随着众多屁股下面发出大小不和谐的声音，茅坑散发出一股股刺鼻难闻的臭味。以前在机关上厕所解大便，如果旁边蹲位有人，我必需等那人走了以后才屙得出来。眼下情形我无法大解，蹲下不久就赶快逃离了这露天茅坑。
　　自我回工棚不久，开饭的哨音响了，但我端起饭碗怎么也吞不下。那时务川县机关都是吃两餐，早饭要十点钟才吃。我实在不习惯黎明吃饭，只好放下碗不吃。饭后出工，王组长安排我和他共抬一棵木料。料山上根本没有路，我们在荆棘丛中几经寻觅，终于找到了横在地上的一根木料，大小长短轻重正适合我们二人抬，可是这根木料横躺在悬崖边上。看看树桩都在两丈外的坡上，我问：“在坡上伐树，为啥要把木料推到坡下。而且是推到悬崖边上？”
　　我们找了一处斜坡地坐下来，王组长递给我一支烟，擦着火柴点燃后说：“我慢慢给你讲吧——我们教养队里有个王同教……”
　　“王同教？”我对这个名词很新鲜，便问。
　　“过去在机关上我们互称同志，到这里来教养就不能称同志，只能称同教。劳改队的犯人称同犯。”
　　“是队部规定的？”
　　“也算吧。”王组长说，“王同教名叫王道，是你们务川县送来的。你认识吗？”
　　“认识。”我说，“他是我们县法院的审判庭庭长。”
　　“就因为他是审判庭庭长，在这里劳改的犯人全都是他经手判决的，所以对他有气，但又不能打他骂他。平时遇有机会难免对他要发泄一些仇恨。”
　　王组长的话我明白了，将树故意放倒在悬崖边其实就是犯人想故意刁难王道，至于能否实现当然是另外一回事。聊了一会，我们抽完烟站起来开始搬运这根木料。因为在悬崖边，我们必须小心翼翼把木料扶到肩上，手攀藤附葛，一步一步地往下辗。费尽力气终于将木料运到大路边上，我们都已精疲力竭，大汗淋漓，只好坐下抽支烟，稍歇片刻才抬着木料上路。木料一头粗一头细，他在前抬大头，我在后抬小头。路上他显然是感觉到了我的难度，肩头便几次往后移，这让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木料抬拢后就吃饭。饭后我们又去抬了一根，返回时我筋疲力尽，衬衣内裤全被汗水浸湿了，紧紧地裹在身上，十分难受。这时开饭的哨音又响了，如果在机关，我必须先洗个澡，换了干净衣服再吃饭。可这是在这青岩山上、劳教队里根本没有地方洗澡，我只好裹着湿衣湿裤吃饭。饭后回到工棚，躺下打算好好休息，但没过多久集合的哨音又响了，只好出去听梁干事训话。训话完毕，我们回到工棚分组学习。时令虽入秋不久，但青岩山上却寒气逼人，晚上必须烧火。熊熊的圪蔸火暖和极了，组长开始念报纸，我因为太疲倦，很快打起了瞌睡。学习结束，我脸脚也不洗，裹着湿衣湿裤倒在铺头便呼呼睡去了。
　　第二天清晨哨音一响，王组长便推醒我从铺头翻身下来，我双脚刚落地，便“妈”的一声蹲在地上，两个脚掌恰似万颗钢针刺入，痛入骨髓。见此情形，王组长要我坚持站起来走出去，说只有这样疼痛才会逐渐缓解消失。吃饭后脚痛有所减轻，我披上垫肩，手握打杵，又随王组长出工了。路上他对我说，晚上学习时千万不能打瞌睡。如果被梁干事走来看见，第二天训话时就将是重点批评对象，罪名是逃避学习抗拒改造。在教养队里只要背上抗拒改造的罪名，那将是十恶不赦。
　　我到青岩农场几天后是星期日（农场规定十天为一个星期）。这天一般用来洗衣服，去场部小卖部买点生活日用品，写家信。家信写好后必须贴邮票交给梁干事，经他检查无反党言论后，再由他到场部的邮政代办所统一投邮；有家信来，也要由他拆封检查后再交给收信人。农中工地到场部有几华里路，教养员可以自由往返，不由班长押送。犯人就不行，就是上山砍树，旁边也有班长看守。
　　午饭后我和王组长洗完衣服，他约我一道去场部。路上我心想，带来的钱不多了，花完了怎么办？王组长告诉我，教养员每到月底可以领到九块钱。这又让我感到诧异。到了场部小卖部，我买了牙膏肥皂和两条兰雁牌香烟。本来还想打二两苞谷酒喝，可又担心被梁干事知道后斥为资产阶级的享乐腐化，最后只买了半斤水果糖。从场部回工地的路上，王组长问我在大鸣大放中发表了些什么“谬论”，以至被弄到这青岩来。我观察他是个好人，可以信赖，便说我根本没有参加鸣放，更没说过什么话。我当时在搞农村工作，是县委农村工作部下派的驻社干部，因为李世楷写了一首小诗，有人硬说是我写的反党毒草。如此而已。王组长听后感叹不已。
　　我是一九五八秋天去的青岩农场，在那里抬木料一直持续到冬天。盖农中的木料已经所需不多了，梁干事便调了三个组来打土砖。所谓土砖，就是用泥巴打成砖的形状，不烧制，吹干后用来封墙壁。
　　打土砖并不比抬木料轻松，两人一组，每组的任务是每天四十块砖。打砖有木制的模具盒，一尺五寸长，一尺宽，二寸高。砖盒子下面垫一块平展的木板，砖盒子内填满泥巴后，首先要使劲将砖盒子内的四角捶紧，然后依次将砖盒子内的泥巴全部捶紧。打砖关键是一个紧字，如果稍有不紧，取砖盒子时，便会成为一堆泥巴。为此，打砖时必须用足全身力气。打紧了便是一块砖，打松了便是一堆泥。砖打成后，搬到旁边竖起来，让它吹干，然后用来封墙壁。打砖时，梁干事就坐在不远处盯着我们。开工前他已规定：打砖的人累了，可以和填泥的人换，但不能休息。其实，即使梁干事准许休息，我们也很难休息多长时间，因为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还有呼呼的寒风，不赶快劳动，很快就要被冻僵。
　　整整一个冬天，我们都在青岩敞坝坝里打砖。到了一九五八年冬，我们打的土砖已经够数了，运木料的几个组运的木料也够数了，剩下的就是需要瓦了，于是我们教养队全体教养员便改为挑瓦。瓦窑子在场部附近，是由犯人建造的。烧瓦由犯人负责，出窑也由犯人负责。犯人将出窑的瓦堆放在瓦窑旁边，由我们去装，我们负责运。装多装少没有规定，凭自愿。但挑到农中工地后一个班长要点块数记录，然后交给梁干事。晚上训话时，挑得少的要挨批评。
　　来但挑瓦总是要比之前抬木头和打砖有生气。因为总是成群结队，途中要休息两三次，可以抽支烟稍微轻松一下。此时身边没有梁干事和班长的监督，人们心情舒畅，坐下后少不了调侃嬉笑。但大家的谈笑都十分谨慎，不涉及政治和劳教的事，生怕惹出事端。即使如此，仍有人倒了大霉。
　　挑瓦快结束的一天晚上，训话时梁干事翻起笔记本点了十个人的名：王道、李某、申某和我等十人。梁干事叫点到名的人到队部开会。所谓队部就是梁干事住房前面的一间空屋，大约二十个平米。屋中间烧了一堆圪蔸火，先期到达的有梁干事，两个班长，县人民法院审判员老金，另外一干部我不认识。来开会的教养员都围火而坐。
　　会议开始时，梁干事向我们介绍那位干部是管教股的蔡股长，没介绍老金，因为我和王道都认识他。老金此前是王道当庭长时直接领导的审判员。梁干事宣布开会后，蔡股长咳了两声后就开始说话了。我们没想到，他一说话便让我们大吃一惊：今晚上开斗争会。斗争谁？斗争王道。王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送到农牧场来改造，可是他不思悔改，继续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已经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不知王道做了什么事或说了什么话，心里不觉惶惑。蔡股长仍在继续说：今晚上斗争王道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你们来参加开会的教养员要踊跃发言，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蔡股长的话音刚落，李某就抢先发言：“我发言！那天我们挑瓦在途中休息，看见对面马房门前饲养员在用生鸡蛋喂阿蒙杂交马。王道说：你们看，阿蒙杂交马在吃鸡蛋，它比我们人还吃得好”听李某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确有其事。这时李某还在继续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对政府不满。”我想，王道当时说的分明是一句玩笑话，怎么就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我想李某被划为右派，弄到这里来，很可能也是因为一两句毫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玩笑话，今天何以如此呢？这时我突然发现，通知来开会的十个人全是王道说那句话时在一起挑瓦休息的人。见李某如此冲锋陷阵，我好像明白了：肯定是李某将这件事暗中报告给梁干事。梁干事听到李某报告，又向管教股汇报，然后安排了这场斗争会。
　　我正在想这事，申某又开始发言了：“场部抽王道去刻钢板，他从楼上下来，正好看见来场联系工作的区委吴书记，吴书记问：王道，你在干啥？王道说：我在耍笔杆子。这分明是对农场不满，对政府不满，对共产党不满。”我听了又是一惊：怎么牵强附会到这种程度？吴书记原在县机关工作，和王道是同一个球队的队员，他们是熟人和朋友。农场见面，打声招呼也是人之常情；王道见了老熟人用戏嬉的话语作答也是情理中的事。怎么如此牵强附会？
　　申某说完后，蔡股长再启发动员仍没有人发言。梁干事于是采取点名方式，可点到名的人都基本一个腔调：李某和申某分析的我都赞成，我不重复了。就在会场出现短暂冷场时，李某又发言了：“我再揭发一件事：那天晚上学习，王道念报纸，有意将‘插红旗拔白旗’念成‘插白旗拔红旗’？”他说完后，歪过头去对坐在身旁的班长说：“这个班长也在场，他都听见的。”班长一惊一愣，但马上清醒过来，急忙说：“唉！唉！是这么念的，我都听见了。”
　　其实这是李某唯恐他和申某揭发的两条不够让王道成现行反革命临时编造的，这个班长很清楚，但他不敢指出；当然，我也不敢指出这一点。
　　蔡股长与梁干事也看出李某这是现场虚构，会议再挤不出政治油水了。而王道的判决书已经揣在老金的荷包里，无论再编造好几条都已经写不进判决书，于是蔡股长宣布：“现在散会。王道留下。”
　　我回到工棚，见只有王组长一人，就将刚才斗争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听后愤愤地说：“无耻！可恶！”
　　我们散会走后，老金向王道宣读了判决书：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当天晚上，两个班长便将王道押到禁闭室里去了。第二天，王道提出他不在青岩农场劳改，因为青岩农场的犯人都是他经手判的；如果他在青岩农场劳改，日子肯定不好过。于是王道就被送到了中八农场。
　　提起王道被判刑劳改的事，笔者心情激荡，将青岩农场以外的话多说几句：王道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他当然不服。到了中八农场便开始申诉。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劳改四年他便申诉了四年。到了一九六三年，他终于收到裁决书：撤销原判，恢复名誉。但接到裁决书时，他已经服刑期满，这时撤销原判还有多大意义？回务川县后，他到派出所报到，因不属刑满释放人员，也就是说不是劳改释放犯；而“恢复名誉”大概就是再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是有两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他在务川被结论为右派分子，现在没有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发的摘帽通知书，他仍然是右派分子；他在务川被送青岩农场劳动教养，但又没有青岩农场发的解教通知书，所以他仍然是劳动教养人员。背负着右派分子和劳教人员这两座政治大山，他自然被压得喘不过气，失去工作又导致家庭经济一贫如洗，真真实实是有上顿无下顿。除此以外，身体也虚弱到了极点，刚回来时连走路都要拄捧捧。务川县食品公司的王经理见他可怜，安排他去赶牛车，给养猪场拉饲料，算是给他一碗饭吃，救了他一条命。每天从南门酒厂拉酒糟到东门杀猪场，又从后街豆腐店拉豆渣到东门养猪场。每天从早到晚，王道就赶着牛车从南门到东门穿过务川全城。老牛慢慢吞吞地走，王道手执牛鞭，伴在老牛身旁慢慢随行。不知情的人可能以为此人悠闲自在，其乐无穷。可有谁知，这位解放前夕贵州大学的高材生，学生自治会（解放后叫学生会）主席心里是多么的压抑。直到八〇年代末，错划右派改正以后，王道才真正恢复了人的尊严。

　　2

　　一天吃早饭时，梁干事来通知大家：教养员全部调到场部另行安排工种，修建农中的任务留给犯人完成。从农中工地到场部后，梁干事将我们直接带到工棚交给了陈队长。我和王组长仍睡在一起，在那种环境，身边有一个可以放心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铺铺好后，大家就坐在铺上闲聊。主要话题就是下一步我们在教养队干什么。中午饭后，我们都自觉地到工棚旁边等待。一会儿来了三个干部，其中有梁干事。梁干事吹哨子集合完毕，介绍那两位干部：年纪大的是教养队的陈队长，年轻的是李干事。之后陈队长开始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对农场的情况作简要介绍，并告诉我们的目标是发展畜牧业。
　　农场一共四个劳改队。两个农业队，分为农业一队和农业二队。我所在的兔房组共十人，由李干事负责。工棚到兔房大约三百米，抬脚就到了。兔房是长方形，有八间兔圈，每间关有二十只安哥拉长毛兔。养兔劳动强度不大，但也不能大意。我们八个人负责八个兔圈。兔子每天早、中、晚喂三次蔬菜，蔬菜在保管室拿，要多少拿多少，以不浪费为原则。每天喂一次精饲料，就是煮熟的苞谷面和黄豆。青岩山上气候寒冷，不能冻坏兔子。每天我们还要给兔子梳毛，不能让兔毛起球球。兔子发情时要及时配种。天气暖和了要剪兔毛上交。
　　在这里我们仍然要参加学习，就是听组长念报纸。这次调到场部，教养队经过人员调整变动，农副队各组重新组织，陷害王道立了大功的李某和申某都已荣升组长。李某是生产组长，申某是学习组长，我对二位积极分子敬而远之，因为担心稍有不慎会重蹈王道覆辙。
　　我们教养员的祸福全掌握在干事手里，所以我平时比较注意和李干事的关系。李干事看上去不会超过二十岁，对我们教养员说话轻言细语，从他身上找不出梁干事的影子。他来劳改部门的时间不长，还没陶冶成管教型的干部。一天他从我的兔圈门前过，我就喊他：“李干事，我这里有只兔子好像有病，麻烦你进来帮我看看嘛！”李干事听我介绍完兔子的症状，又仔细观察了这只生病的兔子后，交代我该怎么办，我们便闲聊起来。交谈中得知他农中毕业，学的专业是畜牧畜医，刚毕业就分到这里来了。知他也是遵义人，我便斗胆问他是否安心在青岩工作。他说不安心也没办法，而他的父母亲又很支持他来这种边远地区工作，说这里能锻炼人。见他不像梁干事一类管教干部，我说话也慢慢变得轻松大胆了一点。当我说他对我们教养员好，不像其他的管教干事那样时，他既没承认，也没否认，还告诉了我一件事：他就读的农中有位很受同学敬重的徐老师，也被打成右派送到中八农场教养去了。“我们学校一共有三位老师被划为右派，其实三位老师都是很不错的。”说到这里，他大概觉得不应该和我说这样的话，马上站起来说：“我要走了。我很忙，我是猪马牛羊兔的总司令。”
　　大约两个月以后，兔子开始生病了。尽管我们喂了兔子的药，但死亡的事还是发生了。我喂的兔子也死了一只。一天，陈队长来兔房召集我们开会，他在会上大喊大叫，说死兔子是有意破坏，说是教养员偷吃兔子的精料，兔子吃不饱当然要饿死，随后他在会上就大喊要抓典型，要判刑几个。想起王道随便说两句话就被判四年，我们喂死兔子的几个教养员便有些不寒而栗。陈队长训话之后，大家都提心吊胆。
　　但天底下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人们预料不到的巧事。就在大家整天愁眉不展，等待升级判刑的时候，省劳改局发下通知：将青岩农场的劳教人员全部调往三江焦厂，剩下不多的兔子由蔬菜组的女犯人接管。

　　3

　　三江是否因为有三条江而得名我不知道，但三江下面确有一条小溪。三江有一座炼焦厂叫三江焦厂，在大炼钢铁的年代，它是道真钢铁厂的分厂，所炼的焦炭全部供给钢铁厂炼钢之需。
　　在我们来之前，三江已有许多同教，具体数目不详，但比我们这批人多得多，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青岩来的人全部编入运输队，与原来的运输队打乱重新混合编组。
　　运输队的任务是运煤，从煤洞到堆煤场有几华里，上午两趟，下午两趟，这就是一天的任务。运输队队长姓程，干事姓刘，运输队由此二人全权负责。这里的管理与青岩有所不同，它强调的是完成生产任务，其他方面不太苛求，但晚上仍然要集合训话。训话的内容就是公布当天的生产情况，挑得多的表扬，今天挑的重量比往日增加了的要公布，更要表扬；任务完成不好的要公布、要批评。有的教养员天天增加数量，天天受表扬，最后加到了极限，把身体压垮了；而你只要有一两天不能出工，马上受批评。有的还要被戴上抗拒改造的帽子。权衡利弊后，我决定开始只挑六十斤，每表扬一次，只加两三斤，但加到七十五斤后就不再加了。一直到解教那天，我仍然是七十五斤。
　　三江焦厂编组是固定十人一组，吃饭时也是十人一组：十个人蹲在地上围圈，每人面前一罐饭，一个菜碗。中间一盆汤菜，由一人执瓢分菜。执瓢分菜的人被大家戏称为桌长，桌长必须德才兼备，主要就是舀菜要公正。不能将别人的舀得少，自己的舀得多。舀完后要征求大家意见，如果有人提出某一碗多了，桌长便舀点出来；如果有人说某一碗少了桌长便添点进去。有时桌长还要征求大家意见：如果哪位认为我这碗多了，可以和我换。多数桌长都是轮流坐庄，一天一换，每个人都有当桌长的机会。有的桌则选举德才兼备，又德高望重的人长期担任桌长。分菜虽然那样认真，其实分到碗里，多的也就是三四片，少的也就只有两三片菜叶，我们把这盆菜称之为盐巴水，也有人戏称为玻璃汤。但你千万不能小看了它，因为三江焦厂根本不为教养员提供开水，人体所谓需要的水分就全靠早、中、晚这三碗汤。
　　有了在青岩农场的经验，我知道要少说话，以免祸从口出。而要做到少说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完成任务后独自在工棚看书。同教中有个人叫石柏山，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中央歌舞团拉小提琴，后来不知怎么得罪了领导，把他贬到了遵义。地委组织部将他分到遵义黔剧团，黔剧需要的是民乐，而小提琴是西乐，用不上，剧团便让他学吹唢呐，但他又不屑学。此人喜欢看书，后来被划为右派。寻访到了有书之人，我喜出望外。石柏山与我虽不同组，却同住一个工棚，我们很快便成了朋友。石柏山带有一些书，像《水浒》等。从此，我每天下午收工后，休息时间便多是看书。
　　三江焦厂的劳动教养人员来自全专区各个县，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一天下午，我和一个人同时挑完最后一担煤，在堆煤场过完磅，回到冷却池边舀水时，我问他在这里劳动吃得消不？这人回答：“吃得消，这算啥？”后来我知道这人名叫李光；再后来，我又知道他是一位受众人敬仰的老红军，在遵义名声很大。
　　进入一九六〇年后，随着粮食定量的减少，浮肿的人多起来了，走路要拄棒棒的人出现了。教养员从进教养队那天起，所追求的就是四个字：“早日新生。”现在不同了，“早日新生”已被抛到脑后，“今日吃饱”已成当务之急。为填饱肚子，人们采取的措施五花八门，但多数人都采取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来解决饥饿问题。当时在三江焦厂，就有劳教人员用价值一佰伍拾壹元的英纳格手表换了一斤大米、一斤苞谷面、一斤猪油、一斤菜油、一斤棬油。农民觉得占了大便宜。消息传开之后，背食物来换手表的人多了。由于换取的食物越来越少了，农民所得的便宜越来越大。手表换光了，就换毛领大衣。那段时间，每到下午收工后，工棚里川流不息，就像一个以物易物的交易市场。我们组有个同教叫王连理，原是湄潭县小学教师。当年送到青岩，他知道青岩高寒地冻，来的时候除带了被条，还带了一床九斤重的垫絮。到三焦后，工棚里有熊熊炉火，九斤重的棉絮不需要了，饥饿成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他就用九斤重的棉絮换了一斤蕨粑，半斤棬油。王连理曾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吹嘘，这棉絮换蕨粑是如何的划算。我们组还有一个同教叫昌朝邦，原是余庆县人民法院院长，他用一件毛领大衣换了三斤包谷面，用冷却池的水沉淀后煮了一斤包谷面的包谷稀饭，被他全部吃光了。他走到我面拍着鼓胀的肚子说：“我今天总算得饱了。”又说：“假如我现在就死了，我也算是一个饱死鬼了。”
　　除了用东西与农民换取食物外，有的教养员收工后还会跑到农民的土里去寻找农民挖红苕、洋芋时遗漏在泥土的红苕、洋芋。另外，夜间窜到附近农民的土里偷莲花白、牛皮菜、南瓜的人也出现了，有的农民来队里告状，队长和干事的答复都既快又简单：要查，查到了要严肃处理，决不手软。但实际上一次也没查过。
　　有的人不用上述方式，而是写信向家里要。有一个赤水县来的中学教师王艺中，东西没有要来，反而搭上了一条性命。他当时也是饿昏了，便写信给大儿子要红烧猪肉罐头。谁知他大儿子写信骂了他一顿，说他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好好改造，还要想过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这封信写好后，没直接给他，而是寄给他的二儿子。二儿子同意大儿子的观点，在信笺上用同样的意思，更严厉的口吻批了几句。然后他又将信寄给三儿子，三儿子除了同意老大老二的观点外，也写了一封信，意思是现在因为天灾，国家有困难，八亿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帮助国家度过，你不但不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还要吃红烧猪肉罐头。之后又将信寄给四女儿，四女儿也在信上批了几句，然后才将信寄给他。王艺中给儿子的信发出后，眼巴巴地盼望着他含辛茹苦抚养成人的三儿一女寄来红烧猪肉罐头，没想到两三个月后，却盼来了这样一个结果。那天晚上集合训话，刘干事叫王艺中上去。王艺中走上土台时，立马走来两名班长夹住他两臂，这不是怕王艺中逃跑，而是怕他倒下。不知是饿还是病，王艺中已经站不稳了。刘干事让一个教养员将这封信原原本本地念了一遍，这封信念完后，不说王艺中昏倒了，连我都要昏倒了。信的内容我现在虽然记不很清楚了，但其中“你还想过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却让我印象很深。因为王艺中是我的英语教师，他的情况我清楚。四十年代，国共双方在南京谈判，由美国出面调停。那时王艺中就是中共方面的雇员，负责英语翻译。以后和谈破裂中共团撤回延安。王艺中因为子女多而小，为了抚养子女，没去延安，返回家乡教书。解放后，四个子女都参加了工作，成为党的国家干部。他妻子也姓王，叫王明高，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是第一任县妇联主任，不久调县人民政府教育科长。像王艺中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家庭，他为啥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为啥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天晚上批斗会结束后，在回工棚的路上，一位同教大声武气地说：“以后我老婆生孩子，生下来我就把他捏死。”
　　第二天收工回来，我见王艺中坐在他工棚旁边的独凳上理发，便向他招呼：“王老师，理发呀！”他看了看我，未作任何回答。我走近两步，发现他在剃光头，又惊讶地问：“你怎么剃光头呀！”他看着我，两个嘴角微微一动，露出一种无奈的苦笑。但我没想到，就在第二天，他死了。他死前还在挑煤，是死在运煤的路上，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运输队百多号人从他尸体边走过，我想会有百多份感慨吧！
　　教养队死人很简单，拉出去埋了就是。不用棺材，不设灵堂，不超度亡灵，不贴讣告。实际上，在王艺中死之前，三江焦厂已经死了一些人。具体死了多少人不详，因为队长干事从不公布，只是教养员们在私下传说。我们所在的工棚已经死三个，据说其他工棚死的人要多些。一九六一年春天，厂里想用教养员新生来激发教养员的生产积极性，遂在全厂解教摘帽一人，就是务川县的邹书庭。但这第一批解教摘帽并没有激发起广大教养员的生产积极性，病的照样病，死的照样死。到了三月份，又解教摘帽第二批，这批十个人，务川县有两个，就是我和王永奇。这十个人有三种安置法：六个人回家自谋生活，两个人留厂就业当职工，两人回原单位，就是我和王永奇。在没回原单位之前，暂在厂里等待，由厂里向原单位发函联系，原单位要就回去，原单位不要就另作安排。
　　这时王永奇来找我，说他不想回原单位，要回农村去。我问他为啥？他说出了一番理由：“我以前是领导干部。我们离开后经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提拔了很大一批干部，我现在回去后，以前在我领导下的干部现在成了我的领导。有的甚至是我培养介绍入党的，现在也成了我的领导。我思想上受不了。”我说：“你回去日子照样不好过。你虽然摘了帽，但你曾经戴过帽；你虽然解教了，但曾经教养过，广大贫下中农仍然要对你实行专政，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但王永奇不听，还是走了。
　　我被通知到管教股，李股长对我说：“你的联系函今天已经发出去了。等待期间，每月发二十元钱的生活费，工作暂时安排在马房，晚上睡觉可以搬到马房来住，也可以就住在原来的工棚里。”我选择了工棚，因为我舍不得王冠书这位小兄弟，他和我很好，把我尊为兄长，视为依靠，有什么心里话都对我说。此前一段时间，每罐饭搭一个红籽粑，他吞不下，总是拿回工棚给我吃。他知道我起夜的次数多，影响睡眠，便上山砍了一根斑竹，锯成跟铺一样高，再将结疤打通，靠在我的铺边上。这样一来，我晚上起夜就不需要跑到工棚外面去，省事多了。
　　我和王冠书的友情维系了几十年。前些年每到遵义去，我都是住在他家，他家里的所有人也视我为亲人。去年他脑充血突然死亡，安葬完毕后，他家里人才打电话通知我。

　　本文选自《沧桑务川》，王明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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