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辉：边疆四十年

┃Personal History

边疆四十年

© 陈文辉／文

　　曾读《尼赫鲁自传》，记得有句话：写自己的事情是困难的。说自己好话，别人看了刺眼；说自己坏话，自己心里难受。而我，既没有可圈可点的学术成就可彪炳册上，也没有可喜可贺的官阶学衔可谦逊人前，只得写个阿Q自传，也算一名五十年代大学生在边疆生活四十年的经历吧。

　　西出阳关

　　四十年前。九月十二日，夜。我们“西出阳关”的同学一行十四人离开成都。无人“劝君更进一杯酒”。从西去列车的窗口，我们告别了“蜀江水碧蜀山青”，拜见了“远上白云间”的黄河，（我是过河卒子了！）拜见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长城，（长城外面也将是我家乡了！）到达当时兰新铁路终点——一片帐篷与卵石的尾亚站。换乘新疆安排的卡车，我们迎着风沙，在荒凉的戈壁上继续西行。无人唱歌。难见一点绿。有次只见远处是一堆火，近处是一碗饭，不见人在哪儿。中秋节，我们满面尘土到了哈密，车站土场上到处坐着、躺着疲惫的各族等车人。难得接待人员招待了一席颇馋人的晚宴。月夜，附近走走，忽听有人大骂：“上面他妈的是谁呀！”循声找去，原来下面有灯有人，是新疆特有的“地窝子”。第二天，夜宿土屋组成的鄯善城。起风了。自然想到班超，他投笔从戎，在西域为国奋斗三十载，功勋卓著，暮年才上书汉皇：“臣不望封万户侯，但愿生还玉门关。”（正史为：“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车过吐鲁番，我们见到了神奇的、寸草不生的火焰山。热浪袭来，不知我们各自的《西游记》将会如何演绎？在胡杨茂密、流水哗哗的白杨河谷中穿行几小时后，卡车北出天山山口，静悄悄地驶过一个草木丰盛的小镇，没有人告诉我们，那就是小小名城“达坂城”。从达坂城起，汽车就在轻风凉爽的草原上奔驰，天山雪峰在望。
　　九月十八日，乌鲁木齐到了！《新疆好》的动人歌声又响起来。我满是新鲜与好奇，觉得这里有他乡他族的风光异国异代的情调。有一天竟飘起了雪花。九月雪，这就是新疆吗？分配迟迟不下来。领队李来辛透露：“唉，自治区人事局说，这批大学生政治质量太差了，不好分！”于是让我们去地下室包装库尔勒香梨，是自治区要空运北京供国庆十周年宴会用的。大家相约不随便吃梨。几天包装完毕，我们竟连著名的库尔勒香梨也只闻其香，不知其味。有同学尝过一下，立即遭到同学批评。恐怕，只有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才这么老实巴交吧！国庆前夕，分配下来，大多分在文教系统，李来辛是区人委。几个“右派”和“候补右派”（四十年后才知道有“候补”）同学也分到教育厅，后来一再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有的下落不明。卢天才分的是军区政治部，在随后的饥饿年月，蒙他经常赏饭，我们受益匪浅。我也请李琏生饱餐过黄羊头，琏生则在我文革流落中收留了我。这是后话。

　　乌鲁木齐三年

　　九月三十日，我去新疆人民出版社报到。一下领到九月下半月的边疆工资和寒衣补助费，高兴得不知怎么花了。第二天兴冲冲地穿上“体面”衣服，和大家一起参加自治区国庆盛典。人民广场上五彩缤纷，鼓乐齐鸣，载歌载舞，各族欢腾。我喜欢新疆，新疆好哇！这个出版社（还包括新疆画报社）大多是民族同志，他们都懂汉语；尤其是锡伯族人简直是语言天才，男男女女大多会汉、俄、维、哈语。我们同住一屋，同吃清真，很快我还交了两个朋友。我一上班就教汉语拼音。社内很有几位是解放前新疆文化界名流，原有的苏联专家早已撤走。汉族中则有一位长期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杰出学者苏北海，可惜早在我来之前已因历史问题被捕，只留下一批珍贵的书籍、资料，无人珍惜。因是边疆，我一去不久就做了一般只有正式编辑才有资格做的工作。编辑部的大小领导，人都挺好。自己认真努力，年底被汉文编辑室评为先进工作者。我的第一个重点工作，是把一本《节约粮食》的书稿重新改写充实后仍用原作者名义出版。有趣的是，我还据资料加进了四川大学食堂创造的“生米蒸饭法”（我在川大吃过四年）。不过和吴庚舜等同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使来自川大与北大、复旦的研究人员总体成为文学研究所的三大支柱之丰功伟绩比起来，我对川大的这点儿“贡献”，不仅是小巫见大巫，简直是“画蛇添足”了。
　　一九六〇年十月母病临危，我挎上一件带膻味的纯羊皮大衣匆匆赶回。正值四川“保钢保粮”占用交通车，辗转几次才侥幸回乡。母亲脑血栓住院，我只听到她叫了一声“儿啊！”从此她失去知觉。我伺候母亲一月后，仅以八十多元路费好不容易勉强回到乌市。因搭车难，在鄯善险些被人把钱骗走而回不来。我离家第二天，母亲去世。那时我的消极心情后来写在一首《思母》诗中：“杏花春雨别江南，白马西风出玉关。沙舟幻景失归路，塞客衣单不胜寒。除夕思母望长天，日蚀凝云锁新年。倚门倚闾今何在，童年如隔万重山。”
　　在出版社，我不仅关注新疆建设，也对古西域文化和维吾尔民间文艺发生了兴趣。有时一听到维吾尔音乐，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一次在人民公园观吐鲁番民间舞蹈家吐尔逊的表演，也令我心灵感动。我曾向铁路局组稿，以兰新铁路为线索，联系古丝绸之路，写一本关于“开发大西北”（这是一个老口号了）的书。并拟了个建议性提纲，结果书稿未写。吴霭宸的《历代西域诗钞》，艺术片《阿拉木图兰州》，苏方导演所写的《在古代沙漠的天空下》中译稿，我都曾建议出版，但在当时情况下，难成。《新疆曲子》《维吾尔谚语》《维吾尔民间故事》和《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等，都是我经手加工处理出版的。维吾
　　尔音乐经典有十二木卡姆，我曾建议，整理出版其中的歌曲或歌词选，可当时难度较大。我约稿的《维吾尔舞蹈基本动作》已完稿，还请人配了图。但一本译笔很好、大有借鉴作用的《印度舞蹈基本动作》，当时力促而不能出版。当面退稿时，我为该书稿及其译者（一位下放来疆的文化修养颇高的同志，新华社的）深表惋惜。书中英国人戈培的“序言”里有一句话：“这个受伤的世界，多么需要印度舞的抚慰。”

　　拜访康巴尔汗

　　我们社约请自治区舞协组织编辑一本大型《新疆舞蹈画册》，并且得到一位从北京下放来的民族民间舞蹈专业工作者的协助。准备工作是按民族及地区搜集舞蹈资料。我希望访问曾轰动国内外舞坛的维吾尔族舞蹈家康巴尔汗，她是中国舞协副主席，舞协新疆分会主席。在我购得的一本罕见的、一九五〇年北京一家伊斯兰教出版社出版的《新疆舞》一书中介绍到康巴尔汗，并说《达坂城的姑娘》一歌（后来）是针对她唱的。（事实上，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白金音像出版社的盒带《优秀中国名歌精髓〈情歌集〉》中仍唱的是“……这里有个姑娘，叫康巴尔汗，两个眼睛真漂亮……”尽管《达坂城的姑娘》是王洛宾一九三九年根据《达坂城姑娘辫子长》整理改编的，康是一九四二年才回国的，但这种现象也完全能够解释。将另文作答。）自治区舞协组织了一场难得一见的康巴尔汗、阿衣吐拉演出晚会。康巴尔汗舞蹈那种内在的古典美和韵味，那种独特的古朴、典雅、庄重、严谨的艺术风格，令人钦慕。我去新疆军区文工团拜会过著名维吾尔族演奏家阿不都古力（克里木的父亲），他是康巴尔汗表演的老搭档。虽说他以幽默、诙谐著称，但我看过他与该团最出色女演员何孟道演出的情节舞蹈《在去阿图什的路上》（表现一个旅行者在沙漠里饥渴交困时幻梦中见到自己的情人……），却是那样优美、感人。他愿意择日约康专门让我们拍摄舞蹈艺术照。他向我介绍了康的身世，还讲到康的妹妹古丽列热姆，她和康一起从苏联回来，也是一个美丽善舞的姑娘。但是讲到古丽列热姆之死，他神情黯然，甚至伤感，我也为之怃然。之后，我和新疆画报社小王与新华社摄影记者一起参观了康任校长的新疆舞蹈学校的教学排练。然后我特地拜访了康巴尔汗。那时她住在新大的新校址内，康巴尔汗和蔼有礼地接待了我，毫不骄矜做作。她很支持出版画册。一一看了我带去的舞蹈照片资料，还要了一张土库曼舞照片。资料中有一张原想收入画册的、她向毛主席敬献花帽的大照片，我本以为，这会引发她的兴致。但是，她拿起照片，凝视一阵，长长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然后放下，神情有些严肃，不再说什么。（后来我才听人讲，那张照片在自治区展览馆放大后展出时，被领导同志明令撤下。）静默。这时我才注意到，她这套住房并不大。和我所见过的一些维族上层知识分子家的豪华相比，这位著名舞蹈家生活简朴。室内窗帘低垂，光线显得有点暗。窗外，日影渐渐东移。过了一会，我终于问她“康校长，《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新疆民歌有人说后来是针对你唱的，你知道吗？”她说，她不知道。于是我把曲调略哼一下，歌词背了几句。她停了一下，既没发笑，也没生气，仍是安详地说：“我不知道。”这使我有些失望，还后悔这个问题我问得不是时候。从她家的照片中，我借了一张她的彩色舞妆头像，大概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浓黑的连眉，乌黑、明媚的大眼睛，青春、亮丽、迷人，像一阵风一样：典型的维吾尔姑娘！第二天我就拿到新华社去翻拍下来。按推算，康巴尔汗当时约四十岁，但很可惜，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告辞出来，在新大食堂还凑巧碰到来新大视察的、我所敬重的包尔汉。我搭乘舞校的便车回城时，心中不免怅然：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她的青春怎么小鸟一样不回来了呢？其实“不回来”的岂止是她的青春。康巴尔汗在抗战时期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战宣传演出，甚至为演汉族抗日战士而不惜剪断美丽的辫子，一时既引人惋惜，又引发非议，这足见她的爱国热情。我认为，一九四七年康巴尔汗参加“新疆文化艺术团”去内地演出，向内地人民介绍了优美动听、绚丽多姿的新疆歌舞，加强了祖国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她的出色舞蹈尤其引起很大轰动，影响广泛。功绩应予肯定。至于当时新疆某些官员曾以演出向蒋介石讨好，当然不应由演员负责。在这个问题上，包尔汉对这次演出，对康巴尔汗的评价，是历史的、公正的。一株牡丹，自然要灿烂地开放，散发出芳香；至于谁看到国色，谁闻到天香，怎么能叫花负责呢？一九九四年康巴尔汗逝世。新疆成立康巴尔汗艺术基金会，这个崇高的荣誉，也更可以算是对康巴尔汗的最好的结论。但，这是否太晚了呢？新疆，曾经两次“失去”王洛宾！
　　一九六二年中苏边境伊塔事件后，我所在的乌市南梁常见苏侨出售什物以备回国。我亲眼目睹苏驻乌市领事馆一辆辆封闭严密的专车在紧张的气氛中撤离。有几次乌市为防暴乱，南梁沿街岗哨密布。急调入疆的部队特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乌市同时大量下放人员。当时，我既非党员，也非团员（直到一九八七年我才入党）；作为区党委宣传部门重要阵地的出版社，下放我就很自然了。新任总编林朋与我谈话时说，我在汉编室青年人中较有钻研精神，本想把我留下，但人事部门已经安排好了。他还劝我要去就去阿克苏最好。这里说到我的钻研精神，是实事求是的。例如我精心加工处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书稿《回忆南泥湾》，连王震为该书写的“序言”，和王恩茂为《新疆人民公社调查》写的“序言”，我都大胆地一丝不苟地进行了必要的修改。据隔壁新疆青年出版社同志讲，他们社的编辑部杨主任曾把该社处理《屯垦南泥湾》（与我社《回》书内容大同小异）的两位编辑叫到一起，将两书逐篇有时甚至逐句加以对比，把两人批评了两个多小时。又如，为了通过新编辑的《维吾尔谚语》的审查，我写了好几千字的“审稿意见”，逐一反驳了社内一些领导和群众对本社原出的《维吾尔谚语三百句》内容的种种不当的批判，我还写了新书的“前言”。为使收辑数量最多的《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得以顺利出版，我又写了长篇“审稿意见”，回答了对阿凡提故事的种种责难和有关问题。尽管我工作上有这些表现，但我已不愿要求再留出版社；而且我也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特别能体现维吾尔传统文化的南疆，尤其是喀什去。对我所倾心的《新疆舞蹈画册》等书稿，只能带着遗憾离去了。

　　在塔里木河畔

　　国庆过后，领导派小车把我送到车站。大卡车经过五天颠簸，颠到阿克苏。农一师没有分我到喀什，却让我去“加强”阿拉尔中学。“阿拉尔”，维语意思是“绿色的岛”，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沿，中国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河畔。这个沙枣花飘香的小镇是塔里木垦区的中心。垦区是绿洲与沙漠搏斗，戈壁、沙丘、白碱地、黑碱滩与良田间杂的热土，沙进人退，人进沙退。这里，迎着风沙，处处挺立着胡杨。这种生命力极强的沙漠奇树，上部叶圆，下部叶长。人说，它生长长达一千年，死了不倒一千年，倒地不朽一千年，真是树中、也是沙漠中的“伟丈夫”！农一师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开发南泥湾的三五九旅。军垦战士艰苦卓绝地开拓，创造了万古荒原变绿洲的奇迹。王震创办的号称“今日抗大”的塔里木农垦大学也在这里。当然，这里是比较闭塞。我一去常听人讲到一个外号“大国风度”的女人。一天有幸一睹，那其实恐怕还谈不上什么“风度”。但这里人多吃苦耐劳，朴实真诚，好相处。在中国那个“左”的特殊年代，塔里木又可谓藏龙卧虎之地，不少京沪和全国各地的优异人才及名人亲属流落这里，多少可歌可叹可悲可笑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一次我校球场上两人争吵，一个说“你一个张闻天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才知道十四团场那个赶大车的小伙子，是他父亲张闻天（也许出于“远见”，也许是想锻炼他）把他送到塔里木来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才把他调回南京母亲身边。据说，他常讲些中央的小道消息，如张闻天谈到毛主席啦，对邓小平的评价啦。文革中他有时讲些“旗手”江青的“谣言”，“四五事件”后工宣队“追谣”追到他头上，他说是听李讷讲的，追查只好到此为止。
　　阿拉尔中学属塔里木第一所中学。学生虽是初中生，但年龄多较大，许多还是新生人员子弟，较好管理，师生关系好。学校让我担任文科教研组长，不久还加了工资，我的一大木箱书就成了学校“图书馆”。一九六四年教改中我创造过“四人小组讨论法”，长期运用于课文分析、作文教学。这里教师冬天要带学生去戈壁滩打柴火，平时要拾粪、割草，农忙时要拔稻草、拾棉花。有一年春节前，我们几个教师还远去古老的和田河（塔河支流），用爬犁把一大车一大车柴火经塔河冰面上拉回来。我那一车，两个上海人老师不愿走前面，我就傻勇敢地拉在前头探路。深夜，听着喀嚓喀嚓的碎冰声，虽然危险，但只要没掉进冰窟窿，还觉着乐呢。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一起，新疆就批判“充满毒素”的阿凡提故事，狠批自治区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黄某的《〈矛盾论〉解说》，说它宣扬“合二而一”论，是“杨献珍在新疆的分店”。其实该书原稿只讲了“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话，是我加工处理该书稿（原稿是广播稿）时加进去的。如果我还在出版社，早被揪出批斗了。我只在学校顺便作了检查。文革初期，因塔河地区比较闭塞，更是“群众斗群众”，有两个学校揪出了“反革命集团”和“反党集团”。秋季开学后直到冬天，都在正常上课，日渐平静。不久全国大批红卫兵来“今日抗大”塔大参观、串连。北京红卫兵首先贴出对联：“塔大名大架更大，天冷屋冷人更冷：修！修！修！”造了塔大党委的反，砸了“今”字招牌。一把火把塔里木文革引向“高潮”，扭转了“斗争大方向”，到处揪斗“走资派”，到处大破“四旧”。我校一位上海人老师被形势逼得服毒自杀。我们推车送他去医院，他死时的痛苦惨状令人心惊肉跳。我的书籍和资料被烧的烧、抄的抄而大多损失。到后来我从北京流亡返校时，已是一无所有，包括我最珍贵的一些资料，还有李山（当时新疆最有名的国画家）离疆时送我的一幅小品《春意阑珊》。很快，新疆和全国一样，凭所谓“观点”荒唐地分成对立的两大派。按我的思考，我不会做“老保”，但也不愿当那种“响当当的造反派”。作为五十年代大学生，打、砸、抢、整人的事我绝不会干，但我已卷进荒谬的红色狂潮，也决心“忠于”“捍卫”。我为学生买了大量语录、“红宝书”、领袖像，会唱几乎所有的语录歌，包括那首最难唱难听像念经一样的歌：“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哎，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我不是头头，但作为老师，自己总是力劝学生遵守法规，不搞打砸抢，以维护组织。我所起的作用，使自己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一九六八年六月军委文革对新疆兵团两大派组织错误地划线定性后，派性的“红色恐怖”席卷塔里木垦区。我们组织一个老师被抓去打成重伤，昏倒在厕所里，一个美术老师被牵强附会地打成“反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六月十八日，对方组织“专政”大队来校抓人时，我及时发现，迅即转移。在大家掩护下，我在塔里木河边丛林中躲了两天。六月二十日黎明，我带上一百六十多元钱，换上球鞋，和一个学生翻越后窗上路。中途一个学生骑自行车来送我。到“八十八”（这里常以里程作地名），前方已接电话拦截。我们转道向南，穿过一片铁疙瘩盐碱滩后，球鞋磨穿。在一条干渠边又险些被抓。当晚睡在维族老乡的水磨房。第二天靠吃桑椹充饥，绕过了塔河拦河闸。在哈拉塔公社，花些钱和粮票寄宿路旁一维族老乡家，半夜他儿子突然回来查问（公社里都是对方观点），我假借语言半通不通，答非所问，第二天一早走脱。半路搭上老乡的马车，安全抵达阿克苏，住农一师中学。不久，形势造成师中武斗再起。情况紧急，学生帮我找车北上。我搭的车刚通过玉尔滚不久，该处即设卡盘查好险！晚上颇有趣，因无通行证，寄宿旅社中同“观点”的控制区，不仅免票，还管吃。车到吐鲁番（大河沿），前面卡子上正盘查抓人司机机智地转向，绕道火车站。我避开巡查人员，赶快登上火车，奔向早已神往的北京上访。

　　流亡北京

　　（虽说这个题目只有西哈努克才配，但这里已顾不得许多了。）
　　为省钱，我坐的是慢车。首站西安，车站广场上可是别处难见的热闹：各种走江湖卖艺的、算命测字的、耍蛇卖灵丹妙药的、卖古怪杂货的、卖消字灵的、坐地行乞的，五花八门，喧声震耳。我奇怪西安文革破“四旧”竟如此之宽松不力，不愧是十三朝古都。一个自称三门峡工人的“慧眼”识人求到我，说他钱被偷无法回家。我虽缺钱，但按我每次远行都要做点“好事”以保平安的惯例，还是给了他一点钱。当天转往石家庄，当晚睡车站，第二天一大早就听人不停地边敲边用喇叭大声呵斥：“起来！起来！”原来是要全体旅客迎着红太阳唱《东方红》，“早请示”。他们也管得太宽了！在车站附近，我第一次看见合欢花，那小球形的粉红色合欢花，像云，像雾，给人一种慰藉，真美。不知它为什么要叫“合欢”。
　　终于脚踏在我魂思梦想中的北京土地上了！在永定门车站，一下车就赫然看见北大“井冈山”揭发聂元梓“反动家族”的大幅传单，直令我心惊。晚上仍睡候车室。第二天，我就去了天安门，面对雄伟神圣的天安门，坐在广场上，顿觉心胸开阔，好像受了“洗礼”。当时的中南海红墙四周岗哨密布。在北海公园白塔座上，一位北京干部告诉我：黄总长讲了，文革要公开加强对毛主席的保卫。长安街上车辆稀少。北京交通秩序不好，远不如兰州。有次我上公共汽车后摔倒，两个北京姑娘扶我起来，我对北京人更有好印象了。北京中学生说话儿化音多，特好听。我这人总是盲目乐观。尽管“盘缠”不多，自己还是像马二先生游西湖一样，除故宫关闭外，游了颐和园、景山、陶然亭、天坛、动物园等处。（这也受了些闻捷《我思念北京》的影响。）颐和园美景的皇家气派令我深深叹服。古寂的卧佛寺，大佛前一盏长明的孤灯，使人恍若隔世。香山一座座豪华别墅人去楼空，早被砸烂，到处浴缸里都是粪便，大概是红卫兵“反修”的杰作。冷清残旧的碧云寺任你穿行，孙中山的水晶空棺还在，陈列柜内中山《自述》中“愈挫愈奋”四字使我很有感触。那时“斗私批修”，兴把钱看做王八蛋。（今天有良心的中国人去圆明园凭吊国耻遗址，竟要付出门票三十元，想说爱国也不容易。）颐和园门票只两角，碧云寺不要票，香山、卧佛寺等于不要钱。何乐而不游？
　　在京都，我鞋底已洞穿，人前走路须加小心。虽说“贵易友，富易妻”古来如此，但在“冠盖满京华”的北京，我还是去了几个同学处。我先去北大燕南园周先慎家。一进校门，碰巧遇见一中年妇女，推着自行车正与人说话。觉得有些面熟，旁人说，她就是聂元梓。我倒觉得，她朴素、和善，不大像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的人。周当时的临时住宅颇有派头，说是原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汤用彤的。在周家我住了一夜，淋了个冷水浴，第二天周陪我绕未名湖转一圈才送我出校。穷愁潦倒中的我对周的接待很感激。第二天我去住在中央党校的黄淳浩家。这里军人守卫极严，出入登记询问很细。黄在大学期间就关怀照顾我们“小”字号同学。在他家，我赶上了丰盛的一餐，大出意外，深为感动。当时我天真地想，如果有一天黄落难了，自己也愿尽力报答他。我常常穿行于北京胡同中，我观察，北京人生活并不好，比自己想象中的差得多。
　　我常去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央文革接待站，可站门老是紧闭。那里又脏又乱。满是上访人员和被迫离乡背井的人。地上、墙上不少标语和大字报，“呼吁”“抗议”，最醒目的是一长幅地上大标语：“广西422战士水深火热，十万火急！”在天安门广场，我碰巧参加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首发式的电影拍摄，现场群众与售画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天安门观礼台旁的公共厕所臭得熏人，板壁上到处是污言秽语、漫画乃至“反动标语”。我去西苑旅社，见到正参加会议的农一师本“观点”谈判代表，他热情见我而又情绪低沉地说，军委文革划线定性后，找中央文革和军委文革接待站已毫无意义。还有什么可说呢？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还是在天安门广场手持“红宝书”照了一张文革“标准像”。
　　别了，北京，我心中的丰碑，梦想与迷惘。

　　兰州落难

　　当晚，我仍从永定门站上车去大同，没敢去云冈石窟。内蒙古成吉思汗陵也无缘一睹，但黄河散流地面的壮阔景象使我惊奇。入宁夏，遥望贺兰山，感叹起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难以想象：这样最大气磅礴又极精美入微的名句，人是怎么写出来的？有人告诉我，贺兰山中多野果，去那里生活没问题，自己只好苦笑。我打算在干塘下车，搭货车直插武威。可听人说，武威站检查甚严，而且抓到无票的狠打。只好去兰州找同学。傍晚，我翻进一节货车车厢，里面已有一陕西农民。他说他舅舅是兰州站工人，可帮我搭货车去新疆。当时干塘站形同旷野，入夜风大。见他衣单，我把一件中山装借给他，还给他分了水果、饼干。车很晚才开，走走停停。穿过一座座隧道，我浑身发热，煤烟呛得透不过气。天明后久等不见车开，两个小孩扒车沿上发现我们，正要喊叫，我连忙一人送个小像章，一问才知到了白银市。下来转了一会，那个农民来说，派出所看我“不像好人”，正要来抓我。我这才注意到自己，蓬头垢面，“满面尘灰烟火色”，再加天转热，身穿出口苏联转内销的二号牛舌头衬衣，一手拿网兜，人又瘦，怕是真有些“不像好人”。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赶紧去车站整衣洗脸。也不排除那农民撒谎，因为当时我躲进厕所好半天，等去兰州的火车一到就跑上车购票时，意外地竟碰到他，他很尴尬，可能是想把衣服穿走。到兰州站下车时他又不见了。以后又碰见一次，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从此再没见他的踪影，方知上当。
　　到兰州约在八月中，当然仍睡候车室。找到一个同学，他热情接待了我。我借他的通讯处打电报给学校，要求寄路费来。但无回音。车站食堂倒不贵，只是窗口端饭时要答语录。一次有一个中年人正要端面时服务员大声道：“四海翻腾云水怒——”中年人很窘，我上前接道：“五洲震荡风雷激。”方才接过面来，那人连连称谢。我又找到一个同学，他上大学前曾住在我家，但他太怕“河东狮吼”，饭后只送了两个精美的大像章，算是“精神支持”。我算着最后一些钱，每天只吃两餐，苦等学校汇钱。后来我才知道，学校有人不但卡着，想逼我去犯罪，而且还在学校办什么班，逼学生搜集我的所谓“材料”。虽然快山穷水尽，我还是快乐地忧愁，游了西北最有名的五泉山公园，俯瞰黄河的白塔山公园，坐羊皮筏去雁滩，还在黄河边照相“留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天我正饿得头昏眼花，猛然抬头见到毛主席像，竟然热泪盈眶，自我感觉“最忠于”，于是开始构思起“长诗”《向北京》。睡候车室，有个晚上突击大搜查。我躲避不及，也被带进一间大屋子。公安干警把无票人员统统带到收容所去。（听说，去了每天二百克粮，还要打土块，我害怕了。）但出乎意料，没人理我。大概因我当时正好换上银灰色中山装，比起那一批人，衣冠还有点“楚楚”，而且胸前戴着精美的“三忠于”大像章，不看金面也得看佛面吧。谢天谢地，我奇迹般地躲过了这一关。一天，突然在车站碰到从老家回来的一个初二女学生，我大吃一惊，连忙告诉她，她爸爸早被“专政”，妈妈也揪出来，哥哥则在七月初就被关押，她不宜回去。我劝她去外交部找她舅舅。于是她改道去北京。临行前，我只好给她一点钱，她给我一些粮票。钱粮“平衡”了，我又支持了一段时间。在车站“蹲点”日久，认识了社会底层的好些人。一位久跑江湖修表的四川老乡常给我讲江湖上的“常识”，一一向我介绍常住或常来车站的男男女女，哪些是上海移民，哪些是往返西藏的走私集团，哪些是去内地偷贩名贵药材的贩子，哪些是惹不得的流氓，哪些是惯偷、暗娼、无业游民等。一次在白塔山上又碰见那位身着军装、气质不俗的走私女人和她的同伙。她很警惕地注视我。后来她知道，我对他们并无“威胁”。一个药贩子约我去两趟宝鸡，偷运一批药材。虽能凑足回疆路费，但犯法的事我不敢去。我坚持“君子固穷”，“穷”则独善其身，处淤泥而不染，虽同流而不合污。不过我记住莱蒙托夫写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在塔曼的“教训”，没有告发任何人。我已难以向人借钱，因为当时无法证实我的“政治身份”。我甚至有些怕见熟人。虽说杰克•伦敦当过海盗，高尔基擦过皮鞋，杜牧曾“赢得青楼薄幸名”，郁达夫干脆劝沈从文去偷，但名人有名誉上的“豁免权”，我算什么呢？一次路过兰大，突然看到李伯勋。在川大时他是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因不同班，少有接触），他怎么也“开发大西北”来了？他似乎看了看我，我是“破帽遮檐过闹市”，赶紧朝黄河边去了。（从他的神情看，一点也没有得意的样子。）我曾故意直闯派出所，拿出我的所有车票，说明我是老师去京上访，到兰州无钱，请他们出具证明，让我能卖掉我的九成新的天蓝色优质毛衣（那还是一位华东师大高才生、“误”入新疆分来阿中的女教师帮我的）。他们当然不同意出证明，但从此我再也不怕他们搜查车站了。然而，九月中旬，山穷水尽的日子终于来了。那天中午，在东方红广场，傍在大塑像下，一边看卖笼养蝈蝈，笼里蝈蝈叫，我肚里咕咕叫；一边自然地思索起来，一些文革以来制约我思想的东西似乎开始松动、分离。一阵秋风掠过，感到自己是从未有过地失落、孤独、无助。我突然觉得：冷！这时瞥见一过路妇女好生面善，再一瞧，正是中学时一位同学。当年我们都住县城，一次涨大水，她全家曾来我家避水。但此时我竟狼狈得不好认她。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又守候，再见到她。她把我带到省机关大院家中，她妈妈也在。她爱人是省府官员，但眼下被打倒，家里也困难。款待后，她给了我十五元钱（不多，但也不算少）。我绝处逢生，精神大振，当晚即买了一张小站票上了火车。不巧一乘警一直坐在我跟前聊天，我紧张地佯作睡觉。第二天终于被列车长查出，他叫列车员在武威把几个无票的都赶下去。一听“武威”令我害怕。幸好列车员心软。直到第二天列车长再次发现我们，才在临泽亲自叫我们下车。当时的临泽是祁连山下的小县城，一条小河曲折流过，冷清得像个村庄。全城唯一的小新华书店还卖有“封资修”的书。我一一指出后，吓得唯一的售书员急忙把书收起，连赔不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暗自好笑，像阿Q也到静修庵“革”了一“革”一样。下午我又上火车，车上人说，这趟车终点玉门站两头有人把守。于是我决定在嘉峪关下车，这样还可圆我多年的长城梦。真是天助我也，到嘉峪关时正是深夜，又没站台，我在小车站外待了半小时后才进候车室，已无人过问。我躺在椅上用书盖脸睡觉，发觉有人巡查至身旁观察，我全然不动，并屈腿不露出鞋底，那人走了。第二天一早，我满怀惊喜，直奔渴望已久的嘉峪关。那天不是星期日，这座号称“天下第一雄关”的关城显得冷清而肃穆。举眼一望，黄沙漫漫，颓圯的长城断断续续伸向迷蒙的远方。古来民谚：“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我听了“击石燕鸣”的传说后，也在嘉峪关西门外抓两把卵石向罗城拐角处抛去，果然听到像燕子鸣叫一样的唧唧唧声，我暗自高兴。（如听不到，出关不吉利。）嘉峪关北依黑山，南望祁连，关下有著名的九眼泉。而关旁小山坡上小草青青，小泉漫漫。九月的天空天高云淡。这里没有鸟语，没有花香。万物静观皆自得。我躺在无声的、清泉漫溢的小草坡上，几个月来的愤懑、忧愁、困惑、疲惫，似乎都不存在了。我用我极珍贵的钱，请一个正拍照的人给我照一张留念。他说，不知道我的政治身份。但我送他一枚兰州刚生产的精美像章，他就欣然给我拍了一张嘉峪关前的留影。（可惜后来底片寄到学校，有人却说“可能是特务联系用的”，至今我也没见过这个照片。）因为流连忘返，我误了一趟车，傍晚才又上车。谁知车厢里碰到我校对方组织的勤务员，刚从老家回来。幸好我当过他班主任，关系也好。他热情招待我吃这吃那。可我怕一旦查票尴尬，托辞转移至车尾，在鄯善下了车。鄯善才是贡品哈密瓜的真正产地，无核葡萄也佳，我大把大把地以廉价的葡萄充饥。下午，特地买了到吐鲁番（必要时可由此转南疆的票上车。在吐鲁番站，看见一个逃票被查出的姑娘，据说是北京人。她穿着少见的一身黑，但眼神极冷极冷，甚至含有敌意，背手，靠墙，直立，不哭，不低头，咬着嘴唇，谁也不看，什么话也不说，一旁围着她的铁路人员反而束手无策。我联想起一九六七年七月在阿克苏时，街头常有一形容憔悴的黄瘦女人流浪。她其实只有十九岁，是地区红旗坡农场的南京早期知青（支边来的）。那人说，只要给她几角钱或两个馒头，她就跟谁走。因此人们常抓她去“打那破鞋”，头发也给她剪光，不男不女的，脸上身上常有伤痕。有次几个月学生抓她来，也要“打破鞋”，被我愤怒地制止了。后来她不知去向，总之，比街上同时出现的一个疯女人消失得更早。此刻，看到眼前一幕，不禁对文革期间社会的动乱很感慨。我连忙再上车，对面坐了一位异样的人。他看了我一会，微笑说：“你是不是没买票？”我只好坦白，讲了我的情况。他说：“你下车时跟我走，保你没事。”果然，车到乌鲁木齐，等旅客走后，他不慌不忙，扬长走向出站口。我也狐假虎威，紧随其后。检查人员看了看他和我，什么也没问。至今我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回到阿拉尔

　　九月下旬回到乌市，我先寄住自治区歌舞团，即苏联领事馆。我终于看到这个当年披着神秘面纱的白桦林中的建筑群，但已相当破败了。以后我才转到原单位出版社长住。十月一日我参加了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大会，近在主席台下，我亲眼目睹了台上的一幕：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志上前与“造反派”头头握手时，那位头头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摆手拒绝，这简直太不近情理了！而随后天下起了雨，台上警卫人员竟然只给王书记披上雨衣而置革委会主任龙书金同志于不顾，也使我很反感。有学生帮助我，冒名地方上人员（兵团的无人管），由自治区集体送回阿克苏。谁知我一回校，正值军宣队带队上街游行，我立即遭到文革中练出来的几个打人成性的学生一阵乱打（后来揭批查时他们连连弯腰向我赔罪道歉。）军宣队急忙赶回。我已受伤。学校有个牛管理员，是一九三九年的老八路，闻讯赶来。一九六七年的一个晚上，我曾跑去制止学生打他，他多次讲我怎么救过他，这时只有他敢站出来保护我。他亲自用木板把我住房前后窗户钉死，防止有人再翻窗进来。又给我打来肉菜、米饭，我哪里咽得下？当晚被送医院。出院后，有人又强令我进“牛棚”，安排我放牛。我右手吊着绷带，在野地放牛期间，居然有心思写完了“长诗”《向北京》。（诗稿后来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以后又派我干重活，去塔河对岸沙漠中拉柴火。塔克拉玛干的严冬，滴水成冰，半夜起床，套上羊皮大衣，脚穿毡筒，赶着牛车，天亮时到达沙漠深处，生火烤包谷馍吃后，就找大红柳根或梭梭刨挖。打好柴火后近午得往回赶，晚上才到家。好在后来我发现，在一种白色沙包区撬大红柳根的诀窍，虽体弱却能较轻松地装上一牛车柴火。
　　不久，全疆批判“新疆军区支左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后，情况全面好转。我被工宣队“解放”，恢复教学工作。一九七〇年经人介绍，我结了婚，在走过漫漫天涯长路后，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新校长虽是个大老粗，转业军人，但尊重人。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你把我当牛马，我偏要做人；你把我当人，我甘愿做牛马。我有时每周帮人代课达十二节，每天上午全上课，还没有一分报酬。一九七四年，阿中在塔里木开始办高中，我担任首届高中班主任。之后我为阿克苏地区、农一师主持了两期语文教师培训班，并多次主持过地区、农一师高考、中考语文评卷。一九八三年中考评卷后，因我要求得顶认真、细致，一位老师到处说我：“真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真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一九八二年，上级任命我为校教务主任。我结识了塔农大教师钱宗仁（他就是轰动全国的《胡杨泪》中的主人公），两次请他来兼课。一九八三年七月，我被地区评为两名特级教师之一上报。

　　阿克苏：生活新篇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调到阿克苏市，参加农一师教师进修学校组建。阿克苏是古西域姑墨国。我喜欢这座十五万人口的小城市，它北临天山托木尔雪峰，西有清冽的雪水河流多浪河穿城而过。离开了可爱的阿拉尔，我永远忘不了塔里木这片热土和勤劳朴实的塔里木人，忘不了塔里木河春的新绿，夏的雄浑，秋的丰腴和冬的瑰丽。新建成的这所学校，和全国许多这类学校一样，一套班子，几块牌子。既是党校，又是教师进修学校，还包括职工中专、电大和几种类型的大专班、本科班辅导。我的工作是文科教研室主任。一九八八年，自治区一位朋友拿着调人指标想帮我调回乌市，我谢绝了。我这人没多大出息，从没去寻找自己的“基度山”，喜欢随缘随遇而安，听其自然而然。一九八九年七月，我兼任烟校工会主席，后又担任农一师中学语文学会会长，新疆兵团中语会常务理事，直到一九九六年退休。
　　花开花落，雁去雁来，回顾川大毕业后四十年来的边疆生活，虽有坎坷，我无怨无悔。诚然，任何个人的欢乐与痛苦，都只能是社会给予他的。但就我而言，有些坎坷也是自找的。何况，人生总是得失相伴，祸福相倚。我感谢母校，也感谢边疆四十年给予我的一切。甚至感谢这四十年的每一天，无论荣辱，无论成败。如果把这四十年“平均”计算，我可算是一个称职的平凡人，不过，我崇尚一句话：人，生活要像凡人，而思考则应像伟人。今天，新疆广阔的地平线，高高的蓝天，丰饶的绿洲，淡蓝的雪山，悠远的驼铃，雪白的羊群，乃至古西域的琴弦，甚至蛮荒的戈壁，狂烈的风暴，都已经在我心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已成了一个新疆人，也可以说，是开发大西北中的一颗铺路石。

　　本文选自《那年那月》，李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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