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升：箫声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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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声咽

© 茆家升／文

　　1963年夏季的一个早晨，在芜湖长江边，我送走了5年来与我朝夕与共的难友丁祖杰医生。望着渡船远远地离去，我在心里说：江护士长，我总算把你苦命的丈夫给你送回来了，从此你们又可以阖家团聚，开始新的生活了。丁医生又可以拿起他心爱的手术刀，当他名重一方的外科医生了。
　　那一年丁医生28岁，正是一个外科医生的黄金岁月。虽说我们还是待罪之身，毕竟已经摘掉了右派帽子，从事的是医生职业。丁医生又一贯寡言少语，应该说过几年平安日子是没问题的。怎能想到江边挥手一为别，此别茫茫竟成永诀。
　　记得回到人去声杳的宿舍，看到他赠我的那支名贵的玉屏箫还挂在墙上，回忆五年来我们相濡以沫的日子，也是感慨万端。我虽不解宫商，但那支箫音质特好，信口吹来，那舒缓清朗的曲调即在室内回荡。睹物思人，我经常怀念隔江的兄长与难友。
　　分别后只收到过他一封信，是他在一家大医院进修时写来的。他说医学虽然广博，但一个人只要在自己专业里认真读一年书，则可以掌握这个专业的要领了。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说明他这一年是读了很多书的。
　　以后有友人过江来说，丁医生现在名声比反右之前更响了。每天不知有多少病人找他，手术一台接一台，忙的不得了。真是大名鼎鼎，成一方救星了。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县以下医院是认人的，不像大城市主要是认医院。何况无为县又是百万人口大县，又交通闭塞，出个好医生真是一方福音。但是高兴之余，我又忐忑不安。为什么要大名鼎鼎呢？未听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吗？1957年不就是因为这个遭的难吗？为何要重蹈复辙呢？我知道这也不是你愿意的，只是你诚实工作，成功的事业得来的回报。但这种回报可能就是灾难。是福是祸只能由时代决定了。一个正常的年代，是应该养育呵护奖赏一切有才能的人。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的来了。越是闭塞落后的地方，伤害越重。在一个暴风雨之夜，那支挂在墙上的玉屏箫，突然在狂风中发出呜呜之声，极其哀伤。我立刻猜想到箫的主人丁医生可能出事了。我是当医生的，不迷信。但是患了多年运动恐惧症，遇事总要往坏处想。这次又不幸猜中了。
　　果然，几天后传来噩耗，丁医生文革中首当其难，经历了多次惨无人道的残酷批斗之后，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了。丢下了当时只有30岁，以后抚孤成长，艰苦备尝的伴侣，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我那时虽也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哪一天，会被拉出去斗个七死八活。还是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取出我俩的合照，下面放着那支玉屏箫，再往地上洒下三杯薄酒，以示悼念。然后拿起那支箫反复吹奏一支哀伤的曲调。箫声鸣咽，我心在哭泣，为挚友哭泣，为自己也为其他难友哭泣。
　　痛定之余，我忽然想到，我是不是做了一件蠢事？要是我不反对他和那个女人结合，不催促他复婚，不动员他回到原先的县医院去，他能不能逃过一死？
　　丁医生和我是同学，他高我一届。在校成绩都很好。到农场后未劳动几天就抽调到场卫生所当医生了。从此我们就在一起了。迄今我已经在大大小小的医院当了45年医生，可以说丁祖杰是我见过的最好外科医生之一。我常在想当医生很像写文章，秉赋是第一位的。像丁祖杰这样，有壮实的身体，聪明的头脑，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对事业的执著的追求，稍一接触就知道是个难得的外科人材。这样的医生在各地都是名重一时的，现在更都是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可惜丁祖杰生不逢时，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未争取到，刚过30岁就死于非命。
　　我对丁医生的进一步的了解，是从两件事开始的。
　　一次我诊视一个2岁的小女孩，连续多日高烧，全身皮疹，很容易使人想到麻疹的诊断。可是多方医疗，皆未见疗效。丁医生来看了，仔细一查，发现右上臂比左上臂略粗，外观并无明显变化。他马上做出深部脓疡致全身败血症的诊断，并立即切开排脓，小女孩得救了。小儿突发性深部脓疡，是个极少见的疾病，他能立刻做出明确诊断，并立即手术，表明了他基础理论的扎实，和处理病人的敏捷与果断。
　　值得一提的是，小女孩是个苦命的孩子。父母都被冤划右派了，都只发给月生活费13元，决没有条件去城市医院就医，再耽误下去，就可能夭折了。小女孩现在是一位学有成就的旅美学者。
　　另一件事是关于我自己的。1960年底我们已挨饿多日，某晚我有幸弄到不少山芋，已经吃得很饱了。难友戴兆贵妻子小凤来看他了，蒸了一锅咸鸭子糯米饭，拉我去共享。那时这真是天物，我忍不住又吃了一大碗。那可受了大罪了，肚子胀得像鼓一样，时时有绞痛。坐不是，站不是，睡不是，走也不是，又口渴难忍。我也知道这时再饮水，会胀得更厉害。打止痛针缓解肠蠕动，更是饮鸩止渴。因为这时只有靠胃肠自身的蠕动，把食物排出体外，人才能活下来。话虽这么说，可那胀、痛、渴都难忍受。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崩溃，我想我真的就这样饫死了吗？心里十分悲伤。我能活下来，直到今天还无限地感激丁医生。他一分钟也未离开我，尽管他也知道那时我很危险，但装着没事一样，和我东扯西拉，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最难过时，他总鼓励我，说挺一挺就过去了。我口渴难忍时，他递上清茶，叫我润润口，少喝一点帮助肠蠕动，适时地拿开茶杯，怕我控制不住多喝了误事。我最悲观时，他虽不善言辞，也要找出几个蹩脚的笑话，来逗我开心。使我感到有这么好的人，就在你身边，你没有理由不坚强地活下去。那一夜我不能睡不要说了，丁医生岂只是一夜未合眼，而是费尽心事帮我渡过难关。在这之前除了我父母家人，再没有一个人像丁医生这样对我悉心的关照了。从此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所以后来丁医生惨遭迫害，盛年早夭，我怎能不极度悲愤刻骨铭心。
　　丁医生平日少言寡语。一是性格使然，再就是受到了极重的伤害，以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医疗以外的事从不发言。我们难友之间有个默契，就是相互之间，从不问“案”情。说到“案”一字，至今也令人丧气。我们都是良民百姓，从未触动任何国家法律，也未和公、检、法打过交道，为什么会有“案”在身呢？所以丁医生究竟为什么划右派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只听说他是县医院的第一把刀，名声大了，就成了惹祸根苗。
　　他受的伤害很重，我知道一些。父母早亡，妻子离婚了，两个刚会走路的孩子，都归妻子了，一个13岁的弟弟流离失所。他是个坚强的人，从不在人前说自己的事。再说谁没有一肚子苦水呢？越说只会越丧气，先过好眼前日子最要紧。
　　那个女人正是这个时候来到丁医生身边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女人，但她首先是一位难友，一个女右派。身世也很惨，结了一次婚，丈夫不知因为什么死了，身边带着一个女儿，老家还有丈夫前妻留下的一个孩子。拿着极低的生活费，应该说她的日子比其他女右派会更凄惨的。可是由于她的干练，和其会计职业精于计算，以及人们猜测的其他原因，她的日子比其他女右派们好过一些：有自己的单房、炉灶，和比别人多一点的食品。这就成为人们，尤其是女右派们议论的中心了。因为其他女右派们日子过得太苦太苦了。
　　说起农场女右派们受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右派苦难深，她们是最低层。这需要专章叙述的。我先说一件事，说说养猪场女右派们住的宿舍：先是一位姓黄的当场长，他住哪里？他住在女右派大宿舍的中间！他房门外就是无遮无掩的十余位女右派的床铺。女人们想方便一下都避不开他。简直拿女右派们不当人！以后一个叫陈殿邦的流氓当场长，做法更无耻下流！他在一排猪笼前盖一间小房，给一个女右派住，然后每晚一个去凌辱这些女右派。最最无耻的是他下令，猪交配时饲养员们必须在场，他肯定也到场，边看边卑鄙地挑逗侮辱女右派们，然后晚上再去作恶。最后他摸到了一个干部亲属头上，才犯的案。被送到劳改队去了。
　　再来说说那个女人。那时她也在猪场，不过未干多少重活，也未住进集中营式的房子。这点尽管议论不少，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吃一样苦，毕竟她还带着一个孩子嘛，困难更大些。只是突然听说她和丁医生好上了。开始不相信，以后想想也可能。像丁医生这样实在的人，有人爱他是很正常的。何况两个人都遭受了家庭解体的大苦难，惺惺相惜，也可以说是患难知己。但是作为丁医生挚友，我一直认为不合适。并不因为外界那些议论。只是感到丁医生太本分，而那个女人能量太大了点，对丁医生将来的事业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过我也只是表示一点看法而已，我还能阻止他们吗？
　　但是，情况突变，我的态度也坚决起来了。丁医生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刚传到原单位，他前妻马上带两个孩子赶到了农场，要求复婚。事也凑巧，这时猪场那个流氓陈殿邦正好犯案被抓起来了，交待罪行时说了一些有关于那个女人的一些事。她当然是受害者，这伤害也包括以后遭到别人的冷眼，还伤害了丁医生。这时我抓紧时机力促他们复婚，全家团聚。这一对患难之交终于忍痛分离了，我知道这对丁医生，尤其是对那个女人，都是又一次重重的伤害。但当时我并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我们另一位挚友熊大瀛医生也是力主复婚的。我们能怎么做呢？让这一家人永远失散，让孩子们失去父亲！再说政治压力像磨盘一样压在一个弱女子身上，被迫离婚，能是江大姐错吗？如果她对丁医生没感情，丁医生一摘帽就赶来复婚吗？大家都没错，都是运动造的孽。一场运动造成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运动的始作俑者，到离开人世之前，有过一点自省与醒悟吗？
　　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农场解散了。我和丁医生及那个女人等一干人，回到了芜湖。江大姐带孩子还在江北，也非长久之计。不如归去。谁想到回家竟也是一条不归路。
　　自从那次悼念丁医生之后，我就把那支玉屏箫重重包裹，置之柜底了。再也没有碰过它，免得睹物伤情。这以后又经历了多次运动，每次运动一来，夜深人静时，我都似乎听到了那支箫发出的咽咽哀声。我知道那是幻觉。这种状况1979年改正后才消失。

　　本文选自《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茆家升／著，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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