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升：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上篇

┃Personal History

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上篇

© 茆家升／文

　　任何事情，希望总比绝望好。因为，谁也无法预测可能的界限。
　　　　　　　　——歌德

一

　　这是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诗。鲁迅《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云：“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我最喜爱末一句，人生谁不惜青春呢？年轻多好！可以梦想，可以憧憬，可以发奋，也可以偷偷懒，可以读你想读的书，干你想干的事，到你想去的地方去，还能撒撒娇，使使小性子，甚至还能犯点小错，跌几个小跤。青春是早晨的太阳，是春天的鲜花，是蓬勃向上的幼苗。
　　然而，我的青春是黯淡的，是凄凉的，是饱受凌辱的，是孤立无助的，是无处倾诉的。二十岁那年我就被“运动”上了，从此沦为二等公民，一切属于青春的美好事物，都离我而去了，我只能苟活着，只能在九分绝望一分希望之间挣扎着浮游着。正如我在悼一位难友也是自悼诗中所写的：“少年识尽愁滋味，七批八斗，忍辱蒙羞，牛棚劳役度春秋……”
　　永远难忘的是，我最黯淡最凄凉的青春，是在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渡过的。这个美丽的地方就是有天下第一名山之誉的黄山。黄山给我的感受是特殊的，这里的千峰竞秀万壑风流，这里的烟云浩淼万千气象，开阔了我的胸襟，丰富了我的想像，常登山也锻炼了我的体力和毅力。但是，就在这样的大好河山里，运动之势也是那样的肆虐严酷，人心一样的险恶，一些和我同样年轻的医务人员，刚刚还一起说说笑笑，为何运动一来，转眼之间，马上成了凶神恶煞，言词刻毒，招招都是毒招，必欲致人于死地。那时黄山上工作人员很少，就五六个单位，一二百人，但是运动一样如火如荼，管理处一位21岁的刚毕业的林业技术员就被整得精神失常。正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运动。
　　岁月无情，四十多年的日子也如白驹过隙，说过也就过去了，当年黄山上的一翩翩少年，如今已是白头老翁。晚年的我，和许多老人一样，也常枯坐在电视机前，无目的地随着画面转悠，经常弄不清电视里播的是什么，但是，每当电视里出现黄山的画面（这是在许多频道都会经常出现的）我的神情都会为之一振，眼前都会一亮，思绪随之翻飞。尤其是旅游节目，详细介绍黄山时，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不仅因为这里的一丘一壑我都十分熟悉，而且经历过思想上巨大的反差。反右之前，年少气盛豪气干云，俨然以黄山主人自居，登天都绝顶时，也曾写下过“六省高峰我独先”这样豪放的诗句。然而，运动一来我马上成为黄山的罪人，我在山上挖过竹笋，摘过茶叶，背过茅竹，也曾被放逐到北海建筑工地，一个人住在与诸残破神像为伍的破庙里，睁眼闭眼都是凶神恶煞与假慈假悲。别看现在黄山上人声鼎沸摩肩接踵，五十年代的黄山还是行人稀少，有时大雪封山时，漫长的山道上，只有我一个人彳亍而行，感受的是无边的凄凉与孤独，小小年纪，即开始品尝人生的苦酒，直到被逐出黄山，接受更大的磨难。
　　“心随画面忆华年”，美丽的黄山画面给我的感受是独特的，近半个世纪后，记述一下我这个小右派的经历，也是给那个时代，留下一些真实的纪录吧。

二

　　1955年我合肥医校毕业，分配至黄山疗养院任职。到黄山不久，就有了一点接近历史的感觉，先是我们的宿舍，到小楼前一站，就被镇住了，傍我们疗养院大楼一侧的，是碧瓦琉璃，斗棋飞檐，雕梁画栋的一座精致的小楼，掩映在万绿丛中，背后人字瀑飞流直泻，楼前桃花溪碧水潺潺，真是太美了，走近一看，在门楣上还依稀可见三字题词：“正道居”，下署“段祺瑞”（被人用石灰水抹了下）。段祺瑞！不就是那个皖系军阀头子段执政嘛！这是他的别墅？对，正是！再往里走，我进了二楼我的宿舍，啊！好漂亮！枣红地板，粉红的墙，宽敞的客厅，舒适的卧房，还有接人字瀑天然水的抽水马桶。这些都不必细说了，当有人告诉我，我住的这间房，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关押爱国将领张学良的住处时，先是一惊，惊奇自己一下子和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么贴近，接下来又有些不安，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一个普通人只该过普通人的生活，搅到一些大事情里，不一定是好事。不过段祺瑞也好，张学良也好，毕竟都是历史人物了，不会对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疗养院初建时很闲，休养员不多，是读书的好时机。不过医学很特别，越忙越能读进去书，可以学以致用；闲下来反而不知读什么书好了。那就读闲书，当时黄山图书馆藏书不多，在文学那一栏我几乎是挨着一本一本往下读，书是读了不少，不过既无目的，又无人指导，谈不上多大收获，就算是开卷有益吧。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邹韬奋先生的两本书：《萍踪寄语》和《患难余生记》。先生文笔流畅优美，爱憎分明，伸张正义，且极富感情，引人入胜。特别是先生所记述的事，国际也好，国内也好，都是人们很关注的大事，尤其是先生与沈钩儒、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遭受的苏州之狱，那是抗日期间全国乃至国际共同关注的大事，我虽生也晚，也听家长和老师说过，那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先生以亲身经历娓娓道来，读起来十分亲切感人，真获益匪浅。对七君子更是充满了崇敬与仰慕之情。
　　正当此时，我忽然接到领导通知，要我到黄山观瀑楼别墅，去拜望沈钧儒沈老，并担任沈老的保健医生，随沈老一行登山去玉屏楼北海西海一带观光，因为担负沈老保健医生的沈老长子沈谦博士，心肌功能不太好，不便登山，才临时委我以重任。记得当时我既兴奋又怵惕不安，这本不是我一个十几岁刚毕业的中专生能担的重任，那年沈衡老已是82岁高龄，倘若有什么闪失，怎么得了，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好在沈老当年身体很好，总算平安下山了。以后我和沈老一家人，包括长子沈谦博士、三子画家沈叔羊先生、女公子沈谱女士、秘书王建先生，相处得都很好，他们待我很亲切，沈老回北京前还和我合影留念，并赠我一幅记事留言墨宝，据行家说，那是沈老赠人的绝笔，弥足珍贵，我保存至今。
　　和七君子家长沈衡老一家短短相处，对我一生至关重要。在我罹难后二十余年的艰难岁月里，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一个人不问是伟人或是普通人，一生中总会受到各种磨难的，一个男人总要昂着头，面对一切灾难，虽然跟不上伟人的脚步，多少也懂得一点强大并不就是真理的道理。
　　要说真正走近历史，那还是和黄山疗养院001住院号病员，前合肥市长江城同志的几十年的相知相处。
　　江城同志是位传奇人物，是三十年代投笔从戎的一位儒将，是省报整版点名批判的党内大“右派”，文革后期是周总理指定要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晚年是诗名远播的诗人。特别是文革期间，他那一段特殊的经历，应该是文革史不能忘却的一部分。作为一些重要事件的知情人，后面还要细述。这里先记述1957年反右时我们共同的遭遇。
　　江城同志是1957年4月来黄山疗养的，如他自已诗中所述的，是“病余赢得一身闲……来此三十六峰间”的，本无大病，只是战争期间戎马倥偬，无暇读书，以后当上了省会城市大市长，更需要日理万机，刚转任省劳动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党政一肩挑更是忙的不可开交，好不容易借一场小病，获得了到他向往已久的黄山来休养数月，可以想见诗人素质的江城，是如何的高兴了。但见他手不释卷，终日吟哦，完全是位诗人形象。我那时因为工作清闲，常去他房内闲聊，看到他带来的许多线装书，和桌上许多诗稿，他说我可以随便翻翻，也可以说说对诗作的意见。我一个二十岁学医的中专生，知道个啥呀，居然也大言不惭地胡扯一气。好在江市长并不见怪，还和我道短论长，当然主要是对我的指引与辅导了，我受益良多，他是我真正的文学引路人，终生难忘。
　　一个老革命，政府要员写诗，一般人想象之中，大概总不外乎革命理想远大目标乃至战斗岁月回顾什么的，我相信江市长也会有这类作品。但这次是病后来黄山休养的，写的完全是个人感情的舒怀，特别是对名山胜水优美大自然的赞赏，使我对早期共产党人多了些全方位的了解。
　　那时读过些什么样的诗作，时隔久远，大都忘记了，还记得的有这样的几首诗：“烟雨迷蒙四月天，桃花开尽柳吹绵。闲庭寂静无人到，斜倚东风听杜鹃。”是写来黄山途中小憩的。“柳丝拂拂晩风凉，隔岸歌声喜欲狂。小艇载来人俩俩，红桥绿水对斜阳。”是追忆和夫人在逍遥津中荡舟情景的。看这样的优美的田园小诗，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位共产党要员写的诗。江市长见我犯疑，就对我说，共产党员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也憧憬爱好人间的美好事物，我们正是为了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才前仆后继去战斗的。如果解放了，百姓的日子还不如解放前，那还革什么命。由此他还开导我，说古诗中的美人芳草，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是广义的，比如屈原的作品。这些话对我真是大开眼界。当然，江市长还写了很多黄山的诗，不过那时正春风得意，写的无外乎诸如：“……徘徊西海门，奇峰各异态，流泉鸣涧底，鸟语烟云外，深潭临绝壁，疑有蛟龙在。”《咏西海》这类的山水诗，和他遭难后再来黄山所写的诸如：“……深山不识谁宾主，但与风霜共岁时。”《黄山松》那样的沉郁凝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回想黄山初识江城，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好山好水好风景，好人好书好心情，有点像世外桃源了。
　　谁知霎那间风云突变，整风鸣放开始了，报上每天都有新消息，而且有很多敏感的话题，特别是《文汇报》，报道了各种言论不说，还长篇连载了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苏的报告，记得有一节，题目是《巨大的疯狂》，揭露了斯大林三十年代搞肃反的疯狂镇压行为，杀戮了大批党政军要员，读来怵目惊心。省报上的消息，主要是关于曾希圣盲目强行推广农业所谓三改的，还有就是关于1955年到1956年肃反工作扩大化的意见。“三改”问题我不懂也没兴趣，只是说到肃反，我自然会想起我在合肥医校时亲身经历的在中专学生中开展的荒唐政治运动，因此感到报上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也就是感觉而已，又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也没参加过什么鸣放会，我又不是什么文化界名人，更与民主党派不搭界，不问阴谋阳谋，我都不会是运动打击的重点，本来应该平安度过的。
　　这时江市长和我谈话的内容也大变了，他毕竟是位政治家，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哪里还有多少闲情逸志吟诗弄文，关注的重点已经主要是时局了。开始是我对一些想不通的问题向他请教，主要是肃反是否扩大化的问题，其实我是瞎操心，肃反扩大与否，是政党政府的大事，不是我们这样二十岁孩子该过问的事，何况我又未挨整。记得江市长并未批评我多管闲事，倒是说了省里肃反的一些实情，特别是刘秀山、马野林夫妻的冤案，他说早在1940年，他和刘秀山就都是中共六合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刘这个人有许多缺点，但作战勇敢，刘大胆这个名字还是刘伯承元帅起的，也不只是褒奖，还有指责他大胆误事一面。但再怎么说也不会是特务，打刘是特务完全是曾希圣和当时公安厅长邢某的栽赃诬陷。省里别的情况我不了解，马野林案件可是熟悉的，因为合肥医校那场荒唐的肃反运动，就是从听马野林坦白检举录音报告开始的，决不会想到当时说得有鼻子有眼就像是千真万确的事，原来只是子虚乌有的一场闹剧，是有人为着某种目的而编造压榨出来的谎言。当时我就想不通，一个几千万人口大省的主要领导，为什么要干这种欺骗百姓的事？江市长还由此说到1942年延安整风一事，那时他是作为皖中某根据地负责人去延安参加整风的，也曾出现过一些莫须有的事，不过只是淡淡提了几句，我不了解历史，所以也未深谈。以后省报头版整版点名批判他是党内大“右派”，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说江攻击反对延安整风，可见江是高级干部中较早对延安整风的所谓抢救运动表示异议的人。
　　江在黄山和我谈的较多的，还是对曾希圣盲目推行农业“三改”的意见，江说他出身农村，对农业是熟悉的，很多地方根本不适宜种双季稻，他带工作组多次到基层实地考查过，很多地方强行推广“三改”，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是坑农行为。他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市长，有责任为农民说话。他不仅是说了，而且付诸行动了，他不再写诗了，而是一连数日伏案奋笔疾书。我知道他在做关系到全省几千万农业人口，今后何去何从的大事，不敢去打扰他。当然这样的大事，他也不会和我这样的孩子细说。
　　大概是1957年8月中旬，他回合肥了，不久就在省报上看到他被打成右派的整版报导，重中之重就是反对农业“三改”。很多年后江市长告诉我批判他的整版材料，主要依据就是他在黄山时为安徽农业问题，写给安徽省委常委的信，信很长，不只是一点意见，而是一份关于农业问题的调查报告。信是寄给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庆梅的，曾不敢表态又转给了位子更高的书记李任之。据李任之在江的平反会上对江说（那时曾希圣已倒台），他接到江的信感到事关重大，大概是曾希圣在推广农业三改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不同声音，他不敢压下来，就送给了曾希圣，曾看后大发雷霆，当即在信上批了四个大字：“右派言论”。安徽是反右重灾区，有材料证实，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标准之外，另加了两条：是反对本单位领导，二就是反对“三改”了。省报头版点名批江城是做个示范，也是以儆效尤。
　　江城被省报点名之后，我还能逃脱掉吗？其实在这之前我也已经成了运动的靶心了。我历来是个口没遮拦的人，年轻时更是有啥说啥。在医校肃反时我整了同学，是我一块心病，听江市长说了些省里肃反情况，所以虽然我没有正式参加什么鸣放会，也已经在许多人面前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复述过江关于农业“三改”问题的见解，这样运动一来批我斗我就“顺理成章”了，至于还拼凑了其他一些什么材料，是运动中整人的常规行为，对这些我历来没兴趣细辩。甚至到给我改正时，档案上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还是不管不问。我一个普通医生，靠一点小手艺吃饭过日子，不幸一次被运动上了，我清楚从此我的命运就和国家联系到一起了，国家要是就这么不断地进步下去，我这样奉公守法的人，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我又不想入党不想被提拔重用，要档案里那么纯洁辉煌干什么？我17岁就在防汛中立功当上了一等人民功臣，20岁还不照打我右派，古人说行止在己毁誉由人，我且过我平常人的日子，到哪一天我驾鹤西游了，那些档案上的是是非非只能是日久化为尘。万一有哪一天国家又刮起运动之风，不问你档案里是怎么写的，我们这些老运动员，还不都要引颈受戮吗？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1957年秋，我接受了多次批斗，我也真诚地写出过一篇又篇的检讨，甚至可以说“认罪”态度是老实的。我刚20岁，毕竟还是个孩子，哪里有多少分辨是非的能力，尽管我还是认为江市长说的话全在理，也还认为不应该在合肥医校中专生里搞什么肃反。但是，在报上连篇累牍大肆吹嘘肃反和“三改”如何如何重要如何如何正确时，我确也曾相信过自己错了，错了就得认错，所以我真诚地写出检讨，不过还一边检讨一边心存侥幸，心想我不就说错了几句话嘛，又不是在正式鸣放会上说的，又未写过什么文章，检讨过应该就没什么大事了，况且江市长这些观点又不只是向我一个人说过，疗养院里许多医务人员都是知道的，闲谈中也是表示赞同的，再说不就是一点见解吗，就算是附和错了，就有那么大罪吗？
　　事实证明我太幼稚了，太不了解人心的险恶，也不知道政治运动的威力，不知道一场运动不仅可以摧毁一个人一批人和家族，而且可以彻底改变几乎所有人的价值观和处世哲学，甚至扭曲人的灵魂。就拿我们那个只有二十来人的疗养院来说，十几位医务人员都是各中专学校刚毕业的学生，都还是一些单纯的年轻人，尽管平日各人的兴趣追求不一样，总还是机关同事，各人干各人的事，也谈不上什么利害冲突，平日也一起说说笑笑。为什么运动一来，这些人马上翻脸不认人，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说的话写的大字报还有那丑恶的漫画都是那么狠毒，真是招招都是毒招，都要置你于死地。特别是一个化验员，一天就写过我六张大字报，署个“云海”什么笔名，写到第六张了，大概怕领导不赏识他，也未忘了再加个刘的姓，都写了些什么呢？说来好笑，连我看《红楼梦》都是“罪证”，还质问我大谈《红楼梦》是何居心，要把年轻人引向何方？真是笑掉大牙，好像我已经七老八十了，我不也刚二十岁嘛，比你刘某人还小一些，我能引导你什么？真是高抬我了！尔后很多年我一直在想，以刘某人为代表的那批人，为什么那么气势汹汹，哪来那么大的干劲，我们平日无冤无仇，也没什么可争的，打倒我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是否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运动大手在操控着。
　　当然，要说年轻人都是这样也是不公平的，这里我要向两位同学同事表示深深的敬意，一是我合肥医校同届同学张吉才，他是我们这一届二百多位同学中仅有的三位党员之一，虽然年纪轻轻，却有早期共产党人的许多优秀品质，刚正又倔犟，不仅没有参加斗我的大合唱，而且公开为我辩护，说我不是不三不四的人，为此他也以包庇右派罪，划为右派，和我先后发配同一农场劳动改造。那时他已经成家并有了孩子，为我的事连累了他一家人，真使我愧疚无比，不知如何面对他，其实我又错在哪儿呢？无辜地伤害了他家，也是对我更深更重的伤害。好在最后定案时，他只划了个中右，未戴帽子，还保留了党籍，我才略感宽慰。另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护士，是我在医院工作几十年所相处的同事中，极少见的纯朴善良又真情待人的人，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文革期间她所在的那家大医院，到了“横扫”阶段，军宣队、工宣队动员全院职工互相揭发批判，那才热闹哩，医院里全是你揭我我揭你的大字报，真正是混战一场，事后清理“战场”，全院五百多人没有被人贴大字报的，仅有二三人而已，沈护士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她的为人。反右时我和沈女士都刚分来疗养院，以她的为人，当然不会加入斗我的大合唱，为此她也受到了很多牵累，虽说最后未受什么处理，我也应该向她表示真诚的歉意。
　　1957年斗了几次之后就把我晾在一边了，既不做结论，也不给我定性，那时动不动就说什么两类矛盾，从挨斗起一拖半年，机关里人几乎没人和我说过一句话。那是非常尴尬的日子，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大概别人也弄不清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无人和我搭话，一个个为了标榜自己的阶级觉悟有多高，都是用那种凶狠的鄙薄的冷酷的目光在看着你监视你，真是生不如死！那种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孤立在人群里，视你为异类为瘟疫，你又避不开躲不掉，更无处倾诉无处宣泄，这种比批斗之苦比劳役之苦胜过千百倍的软性折磨，能把任何一个坚强的汉子逼疯，所以半年后戴上右派帽子被逐出黄山时，反而有一种豁然轻松之感。而一位林校毕业生，因为尚可以废物利用，留在黄山监督劳动，就硬是被这样的软折磨逼疯，他也仅仅比我大一岁。
　　回想我被错划右派的经历，当然不能说只因为认识了江城这样别具风格的共产党要员，以我当时个人的经历与见解，以及口没遮拦的个性，在哪里都难逃一劫。只是认识了江城之后，听他条分缕析的剖解，思想观点成熟了许多，要说我在其他地方被打右派，可能还是稀里糊涂的，而认识江城之后，站在曾希圣这样推行极左路线人的对立面，就多少有些自觉自愿的味道了。说到底这不是一个二十岁基层科技人员应该有的关于国家政治问题的见解，这样在尔后几十年的苦难生涯中，就更多了一层思索之苦。所以我说一个普通人不该接近历史，不该知道那么多那么深，普通人只该过普通人的日子。
　　但是，话虽这么说，结识江城对我来说确又是难得的机遇，从划右派那天起，我就未后悔过。我们双双右派加冕后，我在被押往农场改造的途中，在屯溪小息时，我还去了旧书店，看到了木版带封套的四卷线装本王逸注的《楚辞》，我立即想起江城说过，王逸注的《楚辞》是很好的善本，当即买下并邮寄给他了。多年以后江城对我说，他是在发配到宣郎广农场劳动前收到这部书的，当时是又高兴又苦笑，高兴我罹难后还未忘了读书，也笑我孺子不知愁，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分情致。
　　从此开始了四年之久的劳役生涯，我们不通音讯，不知各人是死是活，其实他当时在皖南的郎溪宣郎广农场，我就在一山之隔的广德门口塘农场，都在劳动改造，当然通不了信息。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安徽的霸王曾希圣倒台了，新省委着手给我们平反，江市长当然首先平反了，并随即出任滁州行署专员。而我这样基层人员，虽然平反结论已做好，等待宣布了，突然最高指示一声令下，平反戛然而止了，我们只得依然当我们的摘帽右派苟延度日。好在这并不妨碍我和江市长一家尔后几十年的真诚相处，在我最困难时期，得到他们多方的帮助和呵护。说件小事，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医院，又以右派翻案的罪名整我，那些整黑材料的专政队员，居然调查到了江城的家里，江城一听说此事，当时就大发雷霆，说你们这些整人的人，小茆二十岁就挨整，他有什么错，都整了二十年了，还要整他，他要翻案说明他是相信党有错必纠的政策，还不应该吗？办案人还要说东道西，江城更火了，桌子一拍叫他们马上滚。很多年后，江城夫人冯阿姨说起此事，我们还一起大笑。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下面还是先说一说四年劳役生涯的生生死死的经历。

三

　　门口塘农场全称是“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对外是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地方，有点像文革后期的干校，实际上是改造右派的场所。有一些下放的基层干部职工和被精简的人员，主要是右派，全盛时期收容了近1500名右派，不过都是处理较轻的都还保留了干部身份，还有工资和口粮供应。虽然一批划极右的，月生活费只有13元，口粮标准随着大饥荒日益逼近而逐渐减少，到1960年就瓜菜代了。但和五十余万的右派群体处境相比，应该说是较好一些，死人的比例也低些。有材料披露，当年被错划右派的，近半数被送去劳教劳改了，这批人多数死于1960年大饥馑，状况都比这家农场凄惨。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里的右派又是受冤屈最深，最不该受到牵连的一批人。我们全来自这个专区的各基层单位，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人士，没有一个从大学科研机关或文艺团体来的知名人士（后期才来了五名大学青年教师），别说没有一个教授讲师也没一个在校大学生，没有一个作家、画家和哪怕是三四流的演员，一句话几乎全都不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倒来了很多办事员、营业员和一些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小学教师，甚至还有文盲和半文盲。天晓得抓右派怎么会抓了这么一批人，报上不是天天在说，右派都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吗？这1500名有几个是？！开始我也曾想过，这门口塘农场是否可能是个别现象，后来听说仅本专区这样的农场就有好几处，全省就更多了，都是曾希圣们的政绩。不过这些情况是我到了总场卫生所之后才逐渐了解的，记得每了解多一点，思想上的迷茫就更深一些，心想运动怎么啦？国家怎么啦？干吗要这样做？这么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难道真如某部长说的，要把我们这批人长期当劳动力使用吗？当然，我只能一个人私下想，短短的两个月劳动改造，我已经受够了，我自幼体弱，完全不能适应农业最普通的劳动，我要被再次放到农业第一线去，非累死不可。
　　我是1958年5月发配到这家农场的，农场是山坡地，又缺水源，不能种水稻，只能种些山芋、苞谷等旱粮，阳历五月还不是大忙季节。我分在二大队，头天刚住下，次日一早就上工地锄山芋草，按说这不算重活，我想这应该是任何成年人都能做的事，早上太阳不烈的时候，微躬着腰，握着小锄头，松松土锄锄草，遍野是碧绿的山芋幼苗，空气清鲜，吹着悠悠的风，倒有些诗情野趣。可惜好景不长，太阳愈来愈烈了，我浑身是汗了，长长的山芋垅总也锄不到头，看看别人都锄到前头去了，我落后落的愈来愈远了，我心急了，不想头一天就让别人看出我的无能，我尽量加快速度，可又怕伤着山芋苗，越着急越出事，锄头脱把了，这本来也是小事，可我自小手头活就笨，怎么弄也弄不上去，浑身都是汗了，也沮丧极了。这时过来一位中年人，我更心慌了，怕要遭到训斥。我们生产队是混合编的，除了右派之外，还有些下放干部职工，听说大都也是犯了别的错误，或是机关精简下来的人，总还是自由人，完全可以对我们呼三喝四的，我正愁着要挨训呢，只见他轻声慢语对我说，小伙子，未干过农活吧，别着急慢慢来，边说边三下两下就把锄头装上了。接着教我锄地时两腿该怎么站腰该怎么弯，手该怎么拿锄把，锄地时该怎么用力，边说边做示范，果然是行家，锄头在他手里，像武术高手挥动兵器一样，不一会就赶到前面去了。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了。他对我说他姓胡，是这个队的副队长，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去找他。啊！还是队长，真是难得，我还以为是右派难友呢。不过即使遇到一个好队长，也不能改变我的处境，我还不是每天都得干这样原始的繁重的农活吗？记得每天天黑透了才收工回来，又饿又累，人像要瘫了一样，就这样晚上也不能让你们闲着，照例要开会训话，那个姓张的大队长，就没有胡队长那么好说话了，张口闭口都是老右老右的，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再就是找岔子，找到一点就把大家骂的狗血喷头，即使是无中生有，你也得受着，心中再有多少委屈，你也只能忍气吞声。我们这些本来平白无辜的人，都要接受当二等公民任人奴役任人宰割的现实。不过天天挨训挨骂渐渐也麻木了，当务之急是如何能过了劳动关活下来，开始锄锄草还能勉强应付，以后右派来的多了，地不够了要开荒，还限定了任务，各个队都要披星戴月出工，带巴根草的山坡地，要用六七斤的大镢头，高高抡起用力砍下，才能挖起带草兜的荒土，还得用镢头砸碎它，是十分累人的重活，我根本干不了，挖不了几尺远，我已是心慌气短汗流浃背了，真记不起一天天是怎样熬过来的了，只知道我的身体在一天天衰弱下去，再这样拖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力竭而死，成他乡的孤魂野鬼了，那年我才21岁。
　　正当我快熬不下去时，突然通知要我到丰产突击队报到，我听心想坏了，普通生产队我都干不了，再去什么突击队不是要我死得快些吗？哪里想到这里竟是我生的转机，当我一进丰产队时，见到队长竟是我熟悉的胡队长，顿时心头一热，不过也猜不透这位当时给我印象很好的人，当上我的顶头上司后会怎样？只听胡队长说我们要实现农业大跃进，光凭干劲是不行的，还要科学种田，所以我要来了几位知识分子，有学农的技术员，有学医的，也有当过领导干部的，希望大家多出好点子，用科学方法做出成绩来。不仅说话客气实在，而且半个右字也未说，他不仅当时未说，以后也从未提过一个右字，仅这一件事就暖了大家的心。其实，胡队长是位务实的人，平日话不多，办事实在，那时生产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胡队长天刚亮就把我们喊起来了，借着蒙蒙的晨曦，我们就开始积肥挑肥了，等到大队人马出工时，我们已经干了很多事了，真是一副突击队的派头。晚上也是一样，大队人马都收工了，我们还在丰产田里干活，而且效率高，屡屡受到作业区领导表扬，外队的人都认为我们吃了大苦了，其实这是胡队长为了保护我们所作的煞费苦心的安排，看起来我们出工最早收工最晚，实际上我们工作时间最短，每天太阳一烈时，我们就收工了，对外说起来我们这些在农场来说是知识分子了，正在研究丰产方案，在讨论如何科学种田，其实是带着大家躲过了烈日的煎熬。好在胡队长并不明说，大家也就心照不宣。其实这也决不是胡队长在耍滑头，而是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午那么大的太阳，地里四五十度的高温，那时出工除了熬人还能干什么？再就农业生产来说，保护好劳动力才是再生产的根本保障，人都拖垮了，还能跃什么进？大跃进时各地多几个胡队长，怎会饿死那么多人？事实也正是这样，因为作业区仅有的三位农业技术员都在我们丰产队，我们队的产量是最高的，劳动成果也是最好的。回想1958年时各地大放卫星胡吹瞎说时，我们小小的丰产队，还在按农业的规律办事，真有点沙漠里绿洲的味道，这一切都得感谢胡德树队长的一颗仁者之心和有胆有识的周到安排。
　　就在这丰产队里，我遇到了我一生中最真挚的朋友李青同志，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四十多年了，我们一直是相互关心的，主要是得到他的关心与帮助。在一些重要时刻，帮助我改变了在当时来说是很难改变的艰难处境。他当时虽也只有二十来岁，却是农场千多名右派中惟一的正县级干部，他是为属下担责任而受牵连的，他管辖下的五人小组办公室，本来都是一些当红的青年积极分子，不知为何地委领导要整他们。李青当时如果迎合领导，在下属中狠抓一批右派，不仅可以保全自己，说不定还能官升一级。但他可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更不会盲目跟风，虽说那时他也只有二十几岁，但政治上已很成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是非标准，不能说他那时就看出了反右已经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那时他也只能从眼前所见的事，坚持他认为是正确的观点。比如说他属下那些挨斗的青年人，尽管有这样那样错误缺点，给予批评教育是可以的，但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是敌人，他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跟着当时形势把他们往死里整，而是尽他的权力，保护他们不要受到更深的伤害，所以一时形成了斗一个他保一个的局面。这下子地委某主要领导发火了，决定要先搬掉李青这块拦路石，果然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贴了他满屋大字报，打了他一个极右，只发月生活费13元发配农场劳动。他属下那些挨斗的人，当然也尽皆在劫难逃，小小的五人小组办公室，三十来人，竟抓了二十多名右派，大多数都跟他到农场来了。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好友，我敬重他们，敬重李青也敬重他属下的一批男子汉，也敬重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关怀和默契。可惜这一批干才，除了李青1962年即平反，以后成为一家地级市的主要领导人之外，其他的人都一蹶难以再振，令人惋惜。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还是先说一说我们在丰产队的日子，胡队长待我们不错，作业区董主任也算得上是位好人，比那些张口闭口都是什么老右老右的人温和多了，但是，我们毕竟是待罪之身，在大跃进的号角越吹越响，极左之风愈刮愈烈，生产指标次次加码，劳动强度愈来愈重时，丰产队也不是避风港，特别是农场也和各地一样，要大办钢铁大兴土高炉时，那种日夜奋战，死守第一线，超大强度开山运石子，砍大树作燃料，没鼓风机硬用人力拉风箱，那种原始的野蛮的，拿人当牲畜一样驱使时（用牛用马也得让它们吃饱休息好），你没处躲没处藏，心里极度恐慌，还不敢流露，真是任你铁打的汉子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煎熬。尤其是随着口粮标准的渐渐降低，我们难友处境日益艰难，已经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好在在这之前我已经离开丰产队到总场卫生所当右派医生去了。我能有这一份关系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境况改变，依然是得力于胡德树队长的鼎力帮助。因为农场右派愈来愈多，总场的二三位下放医生远远不够应付，决定从生产队里抽表现较好的右派医生到卫生所工作。所谓表现好坏，还不是各队队长嘴里一句话嘛，依我在丰产队的生产技能和完成定额来说，只能是下游，但胡队长和李青、方后高等难友们，都是以兄长般的心情宽待我，没有个人因为自己还在受大苦，看不得我能脱离苦海，而对我做什么小动作，都还在为我高兴。所以我当了医生之后，从未敢忘记我是他们的同类，总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救治帮助生了病或劳累过度的难友们，为此一再受到干部医生和总场领导的训斥，就这我也没有后悔过，特别是在1960年大饥馑时期，大限临头时，我们争取到了干部医生的支持，向场部特别是向来农场检查工作的地委有关领导，反映了难友们因长期饥饿而致浮肿干瘦的真实情况，有关领导大概也怕人饿死的太多不好交待，终于在粮食问题上有所松动，还特别拨了一点黄豆与红糖给我们卫生所，患浮肿病的难友，凭我们医生病假单可以领一周每天三两这种民间称为“状元红”的食品。别看不上这些极普通的食品，当时确确实实挽救了很多难友的生命。记得为这样救命的病假单该发给谁的问题，我和两位干部医生闹了矛盾。虽说农场也有下放干部，但受苦难最深体力消耗最大的当然还是我们右派难友，所以得浮肿病、干瘦症的也主要是他们，他们有了病自然首先想到要找我们这样的右派医生，我也只是根据实况发出病假单，可是这样的单子开多了，麻烦就来了，有说我包庇右派的，有说我刁难下放干部的，还有说我屁股坐歪了的，我知道了也只能装聋作哑，不想辩也辩不清，好在两位干部医生张医生和陈医生，总的来说还算通情达理，虽也少不了给我一些批评和“劝告”，还没有太多的刁难。以后大概是迫于总场的压力，才将我第二次流放到一个边远的小作业区医务室，室里就我一个人，只能边看病边劳动了。好在还算是总场卫生所的下派机构，和总场关系还比较密切，常常可以借领药和会诊等事宜跑跑总场，体力消耗还不算太大，也才没有累死在那个凶残歹毒的作业区主任的手里。
　　到了这个叫赵家岗的作业区，我才真正面临生死关头。这时已是1960年开春了，经过1958、1959两年的持续跃进特别是大办钢铁大办猪场等诸多荒唐行径之后，所有难友的体力都已消耗殆尽。本来冬春之际应该休整一下了，可是跃进的号角却越吹越响，那个赵主任像周扒皮一样，天不亮就把我们轰起来，地里实在没事做，就铲草皮积肥，那是很累很累的活，别看地皮上只有稀稀的几根茅草，却都连着大根兜，只铲表皮的草是铲不断的，必须连根挖，而巴根草是盘根结错的，挖出来再斩断它谈何容易，非累得你七死八活不可。可是这些主要是根须的纤维状物，哪里有什么肥效，却严重地破坏了大地植被，被铲过草皮的山坡地都很快就沙化了，几场雨一冲就只剩下啥也不长的骨土了。大炼钢铁需要燃料，把山上粗一点的树都砍光了，以后连地上的草皮也扒掉了，往后农民的日子怎么过？！1960年大批人的非正常死亡，能是一日之错吗？不过要直面一个个青壮年饿殍的死去还是在一个叫做新杭水库的工地上。
　　农场没有修水库的任务，这可能是农场死人较少的原因之一，据说农村死人大都与修水库有关。那是硬活，硬是要把一筐筐土从库底挑到坝顶上，少一步是不得到位的，不像地里活，做深做浅做快做慢没个定数，要好糊弄些。再说人体力的消耗也与宣传鼓动有很大关系，虽说农民下地有时也有打着红旗与口号牌子的，毕竟是少数，形成不了威慑的力量，而所有的水库上，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红旗招展口号震天，而且照例都要进行社队之间劳动竞赛什么的。因此人上了水库工地，有点像工人进入了自动化的流水线，你就是流水线上的一粒棋子，是忙是闲由不得你个人说了算，而是被口号声被程序化的链条控制着，人们的体力就是在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中逐渐消耗掉的，而且这种消耗是随着水库工程的进展日渐加重的。库底愈挖愈深，坝顶也愈高，那从库底运一担土到坝顶就愈难。先不说各地修这样的土水库，因为没有科学设计没有钢筋水泥强固，全是一些浮土，绝大部分都毁于来年春汛的大雨。而且这样的水库修的愈高愈大，造成的损失与灾难也愈重，冲走的全是可以生长粮食的沃土，留下的全是些寸草不长的骨土。我在农村生活多年，在很多地方看到过这种大地伤疤式的山洼洼，这是后话了。当时最现实的问题，是修这样土水库夺去了无数农民父老兄弟的生命，几乎全是饿死的。很多农民朋友告诉我，种田本来是半年辛苦半年闲的，辛苦的时候比如开秧门和割稻掼稻时，都吃的特别好特别饱，一般一天都吃五餐，不然就干不动。偶尔有挑水库这样重活，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可是当时是什么局面呢？人们已经长期低标准瓜菜代，储粮都被挖地三尺搜刮一空，已是奄奄待毙了。把这样的农民兄弟赶上水库工地，不靠粮食支援，尽靠宣传鼓动，不是在把他们往绝路上赶吗？难怪有大批农民兄弟被饿死在水库工地上。
　　我到那个叫新杭水库的工地上次数不多，是跟我们作业区难友们一起去积肥的。水库上人多，随地大小便的人也多，我们是去拾野屎的。在工地上到处转悠，我以一个医生的眼光，触目所见，除了少数管理人员，几乎没有见到一个健康人，不是瘦得像一根竹竿，就是肿得像个蒲包，走路都歪歪倒倒，个个一脸菜色，目光呆滞，别看到处红旗飞舞锣鼓喧天，实地干活的人早已是充耳不闻，都只能在那里磨蹭。土筐里也只能盛二三锹土，步履蹒跚地往坝顶上走，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两眼发黑，有人就这么中途倒下永远也起不来了。常常是哪里惊慌地围着一圈人，哪里就有人“路倒”了（所谓路倒，就是指已经饿极了的人，在挑担甚至步行途中，突然倒在地上，先是昏迷不醒，如不及时抢救，很快就死了）。按说我还是个医生，能救治也救治过这类早期也只是低血糖休克的普通病人，可我每次都走开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挑着粪筐的拾粪者，我拿什么给他们治病救命，即使我带着药箱给他们救了一时之急，我能有大批粮食保证他们的后续治疗吗？我不敢上前还因为我太懦弱，是个犬儒主义者，不敢直面“国殇”式的大批善良百姓的无辜死亡，更没有勇气对这种死亡作深一层的分析探讨，只有一点低等生物式的愿望，就是千万别摊上我，我能活下来是多么幸运。
　　以后我们这个作业区在邻近一个矿山找到了肥源，就再也没有去过水库工地了，但是农场四周的农村依然不断有饿死人的消息传来，我们除了感伤还能说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面对四周农民的无辜死亡，多少还是有些作壁上观的味道，那么农场里严酷的现实，就与每一个难友休戚相关了。特别是我们这个作业区，由于那个凶残歹毒的赵主任的高压管制，已经开了农场饿死人的先河，弄得我们难友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屈死在姓赵的拳脚之下，或是成为饿殍，路倒在哪条沟壑之中。
　　先说说姓赵的其人：本是某基层供销社的一个仓库保管员，因为文化程度太低，被精简下放到农场来了，又因为他身强力壮，农业内行，不久就当上了作业区主任。别看不上这几十人的小作业区，可是正区级编制，姓赵的不止一次对我说，以后他回县里，不想在城里当什么部局长，只想回原地当个公社头头就行了。我懂得他说的意思，他只有小学文化，城里官是难当的，乡下要好混多了，而且是真正的荣宗耀祖。可以想见，一个被供销社精简下来的勤杂人员，到农场转个圈就成了区乡的头头，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又是实实在在落到他嘴里了，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遇。他要是头脑清醒一点，应该想到作业区的所谓成绩全是受难右派们吃大苦干出来的，别看我们全都是蒙冤受屈的，都有一肚子苦水，但全与姓赵的无关，各人只想苦撑苦熬熬到能摘掉帽子，日子过得好一点。而且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右派，绝大部分都是开罪了本单位领导惹的祸，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对姓赵的都不敢有半点违抗。本来姓赵的只要不说是同情心吧，哪怕能有一点想到我们这些难友都还是有思想的血肉之躯，不要太苛待我们，不要把大家都往死路上逼，大家还是会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地为他日夜辛劳的。可是事实证明我们都太天真了，世上确是什么样人都有，有人本性就是极其凶残歹毒的，这个姓赵的应该是个典型。如果他只是文化程度低些，思想方法片面些，哪怕是思想上极左吧，管得比别人严些，难友们虽说多受些苦，也还能理解，大不了背后发发牢骚哀叹几声命苦罢了，谁让自己中了阳谋圈套成了二等公民呢？既然是来劳动改造的，就未想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实在想不通他对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难友，哪来的那大的仇恨，整天板着张大马脸，两眼凶光逼人，似乎我们都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开口闭口都是他妈的你们这些老右，有事没事都是不骂人不开口。而且自有他文盲加流氓式的独特骂人语言：他骂了你，你如果低着头，他就说你：“整天勾着头和卵子算账，哪天栽死你们这些狗日的！”如果你敢抬头看他一下，他马上盯着你骂你：“看你两只眼睁着像驴卵子一样，看我干什么，想造反呀！小心哪天把你这双驴卵子挖出来喂狗吃！”要说开始时，他可能受了的报纸宣传，真把我们都当成了坏人，所以这么凶狠，尔后见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正经人，他该有些收敛才合道理，为何愈来愈凶呢？我曾想过，这也可能是人恶的本质之一，人能凌驾他人之上可以任意侮辱人奴役人，大概是件很舒服很受用的事，而且一旦食髓知味之后就放不下来了，好像不骂人不欺凌人他的日子就没法过。我和他相处近两年，似乎他除了骂人，就未正经说过话。以后他的罪行开始败露时，更是做贼心虚地整天拍台子骂人骂的更凶了，说什么你们这些右派狗杂种，想跟我共产党员碰，瞎了你们狗眼，非要把你们一个个砸的稀巴烂不可！他就这么一边骂人凌辱人，一边作恶多端直到被绳之以法，到他早就该去的地方去，直至恶有恶报，饿死在劳改农场。
　　说句实际话，我们这批难友，在运动中哪一个不是挨了七批八斗，受侮辱的话不公正的话，谁不听得耳朵都起了老茧，哪里还会计较一个半文盲的恶言恶语。如果他在实际行动中不是比恶毒语言更凶狠百倍，我也不会在他已经死去近半个世纪且家破人亡之后，还要愤愤不平地在控诉他。他实在是做的太绝了，什么劳动强度大时间长都不必说了，就说一件他坑人的绝招：那是1960年初了，粮食定量已经降到22斤了，一天7两定量分成三餐，吃的还全是山芋糊山芋叶子，很多人都饿得浮肿不能动了，还得干重活，要想活下来，只有靠偷队里的一点碎山芋，再拾一点白菜叶子萝卜头子糊糊肚子。这时姓赵的一家，每天吃的油光光的就不说了，他要有一点人性，睁只眼闭只眼，放大家一条生路，那他骂人骂的再凶，难友们也不会计较的。可是正是在这种生死关头，他卡紧了大家的脖子，他管山芋有个绝招就是查看各队茅坑里的大便，他知道吃山芋糊拉什么样屎，吃山芋渣拉什么屎，吃熟山芋生山芋又各拉什么样屎。他每天都到各队的厕所转悠，如果发现货不对板时，能把全队人都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确定了是哪个难友，更是拳脚交加。三队难友周志艮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一天不知从哪弄到点生山芋头子，洗也未洗连皮都吃掉了，结果被姓赵的逮住了，当晚就开批斗会，姓赵的把周志艮痛骂了一顿之后还不解气，当场对着周志艮临胸一拳，接着右脚抬得老高，对周的肚子猛踹一脚，周当场就栽倒在地上，痛得满地打滚。姓赵的这时不但不有所畏惧，还恶狠狠地说他在耍花招，又上前补了一脚，这下子周哼了几声就不动了。我们全体难友眼见着一位难友被活活打死，都吓坏了，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很多人全身直哆嗦。可是没有一点人性的赵德龙，还在说周装死，等到确信周已死了时，还大声叫骂，说死个把违法乱纪的右派，就像死了条狗一样，拖出去埋掉就是了，还警告大家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和周同样下场。
　　周是来自无为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师，仅仅因为一块小山芋，就送了一条命。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兔死狐悲，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命运，周之后下一个会是谁呢？什么时候轮到我呢？我能逃脱吗？我从农场看看四周农村，再从农村回过眼看看我们农场，到处都是饥饿与死亡。再看看当时的报纸，天天是大好消息，天天是粮食丰产卫星的捷报，天天是粮食出口支援亚非拉革命的报道，我们的国家怎么啦？现实与舆论为何相差这么远，我见到的事实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的问题？我从心里真切地希望，国家形势真的像报上说的那么好，我所见到的只是个别现象。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大概是1960年底，报上就开始宣传，说我国遇到了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是旱是涝是虫语焉不详。因为未发大水未见蝗虫，大概就是旱了，哪里旱了呢？居然也包括我们所在的长江以南大片水乡，这里水乡究竞旱了没有，那可是蒙骗不了百姓大众的！那三年可是千真万确的风调雨顺，当地农民怎么形容1959年的天气？说是“摇车不动”，此话怎讲？就是说那年天气好到要雨有雨要太阳有太阳的地步。不比一般年辰，雨水多时把田里的水往塘里抽，旱一些时再把塘里水抽到田里，这是平常的事，所以种水田的人家，水车是必备的农具。如果哪一年能“摇车不动”，农民要烧高香的。1959年倒是遇上了摇车不动了，可是百姓全去大炼钢铁去了，田里没人管了，结果稗子草疯长，稻谷未收到，尽收的稗子，我就吃过稗子面。就那样我也还曾想过，是否江南水乡未旱，别处旱了，不能一叶障目。以后见到过一份材料，有人统计过那三年的天气情况，全国都是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见《方法》杂志1998年10期）。为什么不向百姓说实话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可没有想的那么多，只是一些疑团而已。
　　死难真的接踵而至了，在这之前一个月，一位姓陈的难友已死于非命，他说起来是给雷打死的，其实他也是饿死的。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农业上一把好手，能挑得动三百斤的壮汉，硬是被姓赵的逼着干最重最累的活。他饭量大，每天七两定量不够一餐吃的，终日挨饿，给榨干了全身血肉，把最后一床被单换小麦吃掉后就死了，真是赤条条而去了。他是基层供销社的工人，半文盲，戴的是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平日我们交谈他根本不知道反右派是怎么回事，就这么稀里糊涂成了运动牺牲品。
　　难友一个个死去，特别是农场四周农村大批农民的死去，我们个个都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活过今天还有没有明天。我那时虽然半医半农，比其他难友境况要稍好一点，但在姓赵的眼皮底下，时时提心吊胆，惟恐哪天死在姓赵的拳脚之下。确实差一点也就死于非命了。我那个小医务室本来和作业区办公室毗邻，姓赵的为了霸占民女为二奶的方便，把我赶到后排土屋去了。一个暴风雨之夜，干打垒的后墙在狂风中倒塌了，后窗连同土块直向我床上砸来，我在朦胧中飞快地跑到室外大雨中，才逃过了一劫。几十年后回想当年的危险，还十分后怕，有时还会在噩梦中惊醒。
　　面对严酷的现实，特别是农场内外大批人的非正常的死亡，我们这些难友们，在挨饿劳累恐怖的同时，也还在思索着，尽管这种思索是危险的，暴露出来更危险，所以思索只能是以地火的形式，在地下运行。我大概年轻些，又了无牵挂，还当着半个医生，比其他难友处境稍好一些，就多了一点思索的空间。当然那时我们未想到也不敢想，是三面红旗的政策出了问题，但已感觉到肯定是农业政策的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因为大批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就是检验农业政策的最好最准确的尺度。虽然说这种思考既无济于事又会惹麻烦冒风险，但作为一个大活人还是要思索乃至要流露的。记得有一件事差点招了祸：因为我还在当医生，几乎所有难友都会来找我，看病之外也会说这说那，我一再说过的，这里难友大都是来自底层的普通群众，大家关心的也只是如何不被饿死，我们的谈话，基本上是谈吃的事，所以也相安无事。到了1960年秋，农场来了五位年轻的大学教师，都是反右补课补出来的倒霉蛋，他们的到来，虽然和其他难友一样，是来劳动改造的，但是谈话的内容思考的问题，就要复杂多了。我向来口没遮拦，心想既然都是难友了，还顾忌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未想到他们之中一位姓黄的，因为又瘦又弱，不堪劳动重负，又是个读过很多书很有思想深度的人，我们之间谈话内容当然也就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已经在质疑乃至抨击当时的农业政策了，这应该是每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那时都应该这么想这么做的。一个自诩有知识的人，面对大批普通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完全视而不见无动于衷，那他那些知识还有什么意义？！压根儿未想到他一面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憋得难受到我这儿来宣泄一下，一面却对别的难友说，说我的思想是如何的危险，好在我人缘不错，原先作业区那个作恶多端的赵主任已被绳之以法了，要不然真不知要闹出什么恶果来。记得当时是很气愤的，现在想通了，他也只是患了运动恐惧症，当时矛盾复杂的心情流露而已，毕竟未造成后果，何必计较呢。未想到的是，这种运动恐惧症，几年之后又有人大发作，那是大表演了，掀起的是轩然大波，中心又是围着我的，我这个不安分的人，给大家惹麻烦了，真是对不起，这是后话了。
　　由于姓赵的作恶多端，也由于大环境的改变，地委财贸部头儿发觉了门口塘农场问题的严重性，查清了姓赵的罪行，绳之以法。并在粮食等问题上有所松动，我们的境况才渐渐好起来，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农场解散，我们大批难友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芜湖地直财贸系统分配工作，我在一个小诊所里蹉跎岁月。
　　1962年曾经给我们甄别平反，我和多数难友都曾做出过平反结论。但是除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少数幸运者，我和绝大部分难友，都在最高指示一声令下之后，平反戛然而止了，继续做摘帽右派苟延度日。不过虽然平反未成，1962年至1966年文革前，相对来说还是一段比较安定的日子。抓住了这个空隙，我读完了夜大学中文系本科，在小报上发表了一点小文章，还谈了一个漫长的无结局的恋爱。最大的改变是在难友李青等人的大力帮助下，从小诊所调到了我以后一直工作到退休的大医院。开始了新生活，也面临了新矛盾，在更复杂的环境下，迎来了文化大革命，我又将在更严酷的政治运动中浮游挣扎。

　　本文选自《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茆家升／著，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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