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敏：怀想父亲

┃Personal History

怀想父亲

© 筱敏／文

筱敏

　　父亲过世已经二十六年了。早些年，我时常还会梦见他。在头三两年里，梦总是重复着类似的情形：他躺在床上，着走了样的军装，颜色很沉暗的，没有任何鲜亮的点缀。灯光亦很沉暗，或是太惨白。我看到他分明还在呼吸，心里就一紧，想：他不是还活着吗？怎么就要拉走了呢？于是惊醒，有一种无告的焦虑。再往后一些年，许是清明的景象为我所熟悉了，再梦见父亲时就换了情形：他一个人在赶路，拄着病中所拄的那枝竹杖，踉踉跄跄，像是在唤我们。天在暗下去，起风了，飒飒的，落叶和纸钱都横着乱飞，雨也从后面急速逼近。我无从援手，心中只是撄着，不知父亲能不能赶在雨的前面？不知父亲的路还有多远？
　　近年来这些梦也不再做了。世界太大，也太忙乱，它对一个人的生死，是无所容心的。姊妹们现时都已人到中年，聚到一处时，偶尔会对父亲的一生，发一声中年人的感叹，为他一世的屈曲，怯懦，历尽苦辛而一无所成。感叹之中亦不无一丝抱怨：父亲什么也没留给我们，什么也没帮过我们，每个人的路都是凭自己走的，作为一名习惯上说的知识分子，父亲甚至没给我们留下一架子书！直到今年——今年我该是四十六岁了，父亲就是在这个年龄被绝症推倒的。虽然生命还在病床上延续了几年，但正是在这个年龄，他所有的追求和企盼已经结束，生命的可能性已经结束。——我才觉得明白了一点，知道我们是很不公平的。至少至少，父亲以他一生的代价，给了我们一个“好出身”，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使我们在同辈人中极其幸运，所能走的道路更算得上坦平。试想一下，假如我们的履历表上的“家庭出身”一栏，不是赫然填着“革命军人”，而是别的一些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可能的人生道路吗？我不能，因为我不敢。甚至我以为我们能活下来，恐怕也是由于父亲的庇护。然而，我们知道这个“好出身”是怎么来的吗？
　　父亲出生的家庭算得上殷实，否则父亲也不能从乡间到城里一直念书念到中学毕业。我在将近四十岁上去看过一次父亲的故乡——虽然很近，但父亲生前从未跟我们提过，更不用说带我们回去看过。大半个世纪不知已荡平了多少旧迹，但总算还让我看到两处房产。一处是立在池塘边上的书房，不算木楼面上的几间配房，单是地面的厅堂，放进现时中小学的两个教学班总是可以的。另一处住宅，正在拆，从废墟和废墟中的一口沉静的水井中，可以想象从前那些自足的日子。祖父很早就离开故乡到香港去谋职，父亲的兄姊便也随之往香港念书。家中的田产无人耕作，便放了租。父亲年仅四岁，祖父就故去了。即便如此，祖母竟能把家维持下来，并供养六个子女一直念书，已可想见当年家中的底子。但田产肯定逐年减少，这样到了1949年，所剩也就无多了，结果父亲的“家庭成分”就划成了“小土地出租”。
　　“小土地出租”这几个字非常危险，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它几乎马上就能让人想到万恶的“地主”。它成了我心中的一根刺。我十五岁那年，全国上下都成了个大兵营，我也随着队伍学军队的样子去长途野营训练。在山沟里走了两个月的路，因为在扑救一场山火中“表现突出”，队伍里的临时团支部便要发展我入团。但我填的那张表格受到支部书记的质疑，他两次找我谈话，面色一次比一次严峻，指出：我在“家庭出身”一栏中填“革命军人”是不对的，按照某个文件的某种说法，我应该填的是我祖父的成分。我说我不知道祖父的成分，我父亲四岁的时候祖父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祖父。那位支部书记像是决心要挖出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坚持不懈地以各种方式追问，但我坚持说我不知道。那种“欺骗组织”的感觉很使我惊恐，但另一种更大的惊恐却逼追着我：我非常清楚，一旦我的档案材料中有了“小土地出租”这个词，我将会面临怎样的人生。幸而当时置身偏远，通讯也极为不便，他们一时无法向我父亲的单位查证，使我得以侥幸过关。
　　父亲生于香港，或许是因为祖父过世，祖母萌生怀乡之念，在他念过两年小学以后，便携了她这幼子返土归乡。父亲是高中毕业那年弃家弃学出走，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当时他不足十九岁。在一个民族危亡关头，一个青年学生，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很自然的。而在父亲，除了抗日的热情之外，恐怕还有革命的热情。可惜对于他十九岁时的信仰问题，我已无处查证了。但肯定不是因贫苦或饥荒而揭竿的那一种。他非常瘦弱，此前除了念书也不会做什么，开始就被派进文工队，写写标语，演个《二哥参军》什么的。毕竟战争是很容易改造一个书生的，未几，他就被派往武工队，操起了真刀真枪，经历过一些惨烈的战事。但父亲的记忆机制似乎是不太容纳这些战事的。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见着一个着军装的家长，就热情洋溢地拉他到班上讲战斗故事，父亲讷讷而推托不得。但他不善言辞，肯定讲得很乏味，以至我印象中除了黑夜和铁丝网，别的一切全都没了。我不能说他有什么功勋，但比较起他那些出洋寻找宁静的书桌的同学来说，得承认他更有牺牲精神。就是在那个文工队里，他遇到了我的母亲。
　　抗战结束，国共两党谈判成立联合政府，其中一条协定是重新整编部队，南边的共产党队伍就得北撤。1946年初，父亲所在的东江纵队开始北撤，在撤离的人员人数上，国共也有协定，共产党只能带走他们的骨干和主力兵马，余下的绝大多数人员，只能就地遣散。我的父母就被遣散了。环境极其恶劣，仅能以二人为组行动，实际上也就是逃生。其时父亲已是中共党员，党对一个党员自然没有义务，给他的指令只是自寻出路，并保持与一作为上级的党员的单线联系。父亲与一名十七岁的少年依指令隐伏在一个小山包上，等待党指定联系的上级党员，苦等多日而不见，衣单粮绝，“填空格”的国民党军又四面包抄而来。绝望之中，他与那位叫润仔的少年只得摸黑下山，冒险去寻那位上级党员。从掩护过那位上级党员的村民口中，听说那人已前往香港，父亲便与润仔启程赶往香港，却依然是遍寻不着。后来得知那人已径自出洋，这在当时也是自然的事，父亲并不知道这对他将意味着什么，便回到在港的兄姊家中。
　　父亲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坏，在家中养了几个月伤病，缓过来的时候，就得面对一个别样的开始。以父亲的气质和性情，此时他自然会想到重归书桌，这是不证自明的。自父亲离家去革命，祖母望而不归，也渐渐淡了故土之意，又重返香港。其时，他的兄姊都已各自完成学业，有了稳定的工作，自然可以资助小弟念书，于是父亲重又开始他的学业。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欢愉的日子。那段时期他留下的照片较多，虽很清瘦，却那么年轻，充满活力和憧憬，只分辨不清是对学业的憧憬还是对革命的憧憬。他念他的大学预科，与母亲一同参加进步青年组织“文艺通讯社”的活动，划船，唱歌，读苏联小说，写小品文和通讯，后来与母亲登报结婚。假如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完成他的大学学业，无论留洋与否，他的人生都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心智与书桌更契合，完全可以找一张宁静的书桌安放自己的一生。
　　但与此同时，那个革命的情结肯定一直搅扰着他，像一种天职召唤。他不得宁静。因此，1948年的某一天，当他忽然又找到党的时候，他就再次毅然走了，离开他的大学，他新婚的妻子，他年迈的母亲……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或者说，是宿命。
　　我不知道在临近生命终结的时候，回想起1948年的那一天，父亲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在病床上过了将近四年，他已经全无未来可言，所能有的，只剩下对过去的回忆了，他独自默默回忆，独自默默吞咽。我几乎天天在他床前陪伴，却对这一切毫无感觉。我带一本书，管自在床边看，等着他说喝水，解手，床头撑髙一点或放低一点……如果他试图说些什么，我就眼睛不离书本漫应着，想他赶快说完。我十六七岁，满脑子里是文学加革命，是未来的神奇与浪漫，近似父亲的当年。我听不懂更无意去听一个无望的中年人对命运的慨叹。
　　1949年很快到来了，一个万众欢腾的日子，一个天门洞开，望得见灿灿金子大道的日子。此前母亲早已把襁褓中的大姐寄养在亲戚家里而重归了革命，当1950年父母又得以在革命队伍中重逢，并且在欣欣向荣的大家庭里分得一角泥屋的时候，他们便同去接回我的大姐。抱着孩子刚一出亲戚家门他们就哭了，近两岁的孩子小得像一只猫，不会发声只会发抖。母亲后来多次说到，若是晚去一个月，我就没有这个大姐了。
　　革命的一个定义是牺牲，当它以党的名义照临一切的时候，任何有关个人的奢望都是卑鄙的，个人的性情，意愿，以至家庭生活。
　　父亲跟从部队去十万大山剿匪，对于这段战斗岁月我一无所知，甚至连黑夜和铁丝网那样朦胧的想象也没有，我觉得以父亲那样细瘦的胳膊，提一支盒子枪也是可笑的。而从1948年至此，他的履历表上所记却是从一支战斗部队到另一支战斗部队，甚至还有“直属侦察连”这样的字眼。他总算活着回来，迎接他的不是一碗热汤，而是一间冷的隔离室。
　　从学者们所作的史书上推算，我以为这应是1952年甚或更早，这时有一个运动叫“三反”。但母亲说不，“三五反”有好几次，在父亲这里所发生的事叫“新三反”。“新三反”这个词我在史书上查不到，或许它太微不足道，可忽略不计了。
　　父亲与剿匪大队的所有干部，就这样被忽略不计地关押起来，被喝令交待他们的贪污罪行。审讯者的逻辑是，既是剿了多少匪，就必定缴了多少金银细软，虽说是上缴了一定数目，但此前必定有贪污私分，因为人在金银面前是不可能不动心的父亲交待不出，于是便上刑。车轮战、皮带、棍棒这些都是常规了，没有什么想象力，审讯者也太累。接下来，就是跪玻璃碴；用北方人纳鞋底的锥子锥指甲缝，并把大头针一个一个钉到指甲缝里去。许多年后我在反复听渣滓洞先烈的故事时，每听到敌人用竹签钉江姐的指甲，都禁不住毛骨悚然，以为其残忍世所罕有。却想不到自己的父亲早已受过，而且那地点并不是敌人的监狱，他绝没有对付敌人的精神力量可以支撑，他对抗的是自己的党，这使他感到极度的孤独和恐惧。
　　大队长忍受不住，用自己的军用皮带自缢了。这对作为指导员的父亲是剧烈的刺激，他经受不住，便胡乱招了，多少金子，多少银子，多少珠宝细软。精神上的崩溃是可怕的，它迫使人交出人的尊严，沦为连自己都贱视自己的奴隶。父亲的思想改造课程，就以这样暴烈的形式开始了。
　　接下来自然就是要“退赔”，却如何去退？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过着供给制生活，衣食都在严格的额定之内，即便卖掉家中最值钱的东西——他们结婚时亲友送的一对派克钢笔，又能抵得上多少金子？倒是亏得这类运动自有其荒诞的规律，它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审讯者忽然隐形，于是又有“组织”走出来，巍然自若地指派父亲调往另一军分区工作，而先前惨酷的一幕竟连提也不提，俨然那一切都从未发生，更没有人需要对此负哪怕一丁点儿责任。父亲哪里敢去质问组织？只为能熬过大难而感到万幸。或许他宁愿把这视为党对他的一个考验，党是有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考验其跟从者的。党需要忠诚。这种以不了了之的错案错审，在其个人档案里是不着一字的，后世的历史学家哪怕是致力于个案研究的，遍查文字资料，也会以为一切都从未发生。
　　新政权急需知识者了，这使父亲立时重燃几经中断的书桌之梦。征得同意，他与两位同伴北上，准备去继续他中断了的大学课程。途经广州换火车，住在军区招待所，无意中被隔间的一位首长发现这里有三名“知识分子”，那首长就过来与三人彻夜长谈，称他正在组建一个部门，专司营房建筑设计工作，十万火急需用知识分子，力劝三人加入。父亲自然不情愿，他的学生梦还没做完，便推说自己不懂这行。那首长亦很坚执，说你们文化高，一学绝对就懂。如此反复几日，父亲所能想出的推搪理由都被首长一一扫落。首长言语慈蔼，求贤若渴，父亲怕看他失望沮丧的神色。相持的结果是一人执意径去，父亲与另一位周姓同伴答应留下来试试，如若不行，就放他们继续走路。父亲原以为这不过是缓兵之计，怎知人是拗不过“组织”的，这一试就试尽了他的一生。
　　这个小故事是父亲病中对我讲的，并讲过不止一次，可见他是如何的不能释怀。其实这事在他一生中实在小而平淡，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组织机器中，更不值一提。我看不出这对他的宿命会有什么影响，然而，这毕竟是他此生中最后一次个人选择的机会，从此以后，所谓个人，就完全彻底消失了。这或许是他临终之际还耿耿于怀的原因。
　　父亲是以函授形式念完土木工程的大学课程，从而成为一名工程师的，这是后来的事。而此前他至少还有一劫：1952年末整党审干。
　　在父亲如实报告的个人历史中，组织发现了他严重的问题——脱党。长期的学习和改造，早已使父亲对覆盖一切的组织深怀敬畏，何况还包括锥子和大头针的改造呢？完全可以想见父亲在凛冽的目光逼视下是如何的说不清楚，甚至可以想见他完全不试图去申辩，他立时就有了罪感。他恐惧一切痛苦中最难以忍受的痛苦：组织的怀疑和抛弃。他宁愿忍受屈辱，釆取组织所需要的态度：自责，加罪于自己，贱视自己，“藉以求得党和人民的原谅”。
　　记得文革期间我因学校停课而在家里无所事事，便到处翻找一些可阅读的东西，竟然翻出了父亲的一些旧本子，使我大感新鲜读了好一阵。那里面抄了很多歌，《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等等，还有好几页符号化了的小人，照它的示意比划一下，我猜测这是交谊舞和圆舞曲的舞步。忽然之间，我发现里面夹了一页折起的黄纸，摊开一看，竟是一张盖了镰锤大红印的，关于恢复父亲“党的正常组织生活的决定”。那里面对1946年父亲的经历如此描述“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思想发生动摇”，“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在严重情况下脱离组织，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对接下来父亲在香港的二年生活的描述是：“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追求爱人，苟且偷安，不愿归队。”……因此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接着：“该员受到党纪处分后，能深刻检讨，从思想上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并决心以实际行动来改正错误。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经常以党的要求对照自己，做出检讨笔记。有一次母亲在香港生病来信叫其回家探望，而该员认识到过去脱党去香港之严重错误，故未回家，直到母亲死后，对其也并无影响，仍然坚持工作，也能吃苦耐劳。一次因病住院需开刀，该员为了下乡工作，能不顾身体，提前出院。在下面工地时，积极负责，埋头苦干，常打夜班，晚上睡在汽车上，生活艰苦并无怨言。……经党的教育培养，在思想行动，组织观念上确有好转和提高，故决定恢复其正常的组织生活。”时间是1954年1月。
　　行文至此我有一个疑点，便询问母亲，当年父亲是患了什么病以至“住院需开刀”？是手术之后而“提前出院”，还是根本就没手术，也即拒绝了治疗？母亲竟茫然不知，说是那时他们分居两地，开刀这种事，父亲根本没有告诉她，事后也没向她提起。见我似有责怪她的意思，母亲忙补充说：他就是这样，什么都忍在心里。是的，他已学会把什么都忍在心里。生身母亲临终而不见，自己重病而不告知妻子，甚至不医治，拖着病躯“吃苦耐劳”……总之，一点一点地剜除个人，这便是一个人的“好转和提高”，是党改造挽救的成果。组织永远正确并行使权力，而个人永远承担罪愆与义务，这是父亲已默认的逻辑。时至今日从父亲的处境去想，除了以百般的受难去赎罪，他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然而，我从父亲的旧本子里，骤然看到这样一纸“决定”。顿时觉得天塌地倾。那时我十二三岁，里外都是被红色教育浸透了的，万万想不到自己的父亲竟有如此耻辱。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眼前一黑”，甚至不敢看第二遍，迅速原样折好，夹回那旧本子里。那天父亲下班进门，我恐惧地看着他，像看一个阶级敌人。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熬过那段精神崩溃的日子，遗忘是人的一种求生本能。我知道我的血是不纯的，但把这个秘密忍在心里，在任何人面前装着若无其事，包括对我的姐姐。我企图以我的隐忍，使已发生过的事情消失，我深怕我一开口，哪怕是耳语，这原该遗忘的刺，就会赫然成为被证明了的现实。
　　1954年父亲是二十九岁，按说，这还是一个可以做梦的年龄。1955年我出世。稍稍有点儿奇怪的是，我的名字并没有接着前面两个姐姐，被缀以伟大的“伟”字，而是变成“小”了。记得文革初期在红海洋的裹挟之下，我曾缠过父亲说，要把名字接着姐姐们排，改个“宏伟”或“伟红”什么的，父亲对我理也没理。直到今年春上，头发都在变白的姊妹们聚在一起说说旧事，二姐忽然有一个发现：何以我们的名字上半截串之以“伟”，而下半截串之以“小”？这是因为，从那个时段以后，父亲的豪气已泄散消失。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只不过几十年来从没有人想到这点儿小事也需要解释。
　　我印象中的父亲是一个毫无情趣的人，话很少，更从来不会唱什么歌，这与他那些旧本子上的记录很不相合。原因很简单，我所看到的父亲已经是被改造好了的父亲。那些年的改造的确挽救了他，使他在1957年那些令人目眩的日子里，本能地闭紧自己的嘴。而他此时唯一的好友，亦即那位赶赴大学途中与他一同被截留下来的周姓叔叔，却气盛一点儿，结果被定为“中右”而“处理复员”。这一鞭子没有抽在父亲身上，但在耳边的厉响已足够令其惊悚，疼痛。此后他自然更是无话，因为连唯一能说几句话的朋友也失去了，父亲的心境是可以想见的。那位周叔叔后来的境遇很不好，或许怕拖累父亲，往还亦较稀疏。但大饥荒那几年，想是周叔叔实在难过，便每在周末携妻儿五口，到我们家来吃饭。父亲好歹是现役军人，份额中的口粮还能保证，虽然也要节约粮票积极支援国家，还得顾及乡下的亲友，但比起落难者，吃饭问题总要好对付一些，便倾其所有端上桌来，两家十一二口围在一处，父亲忙着往周叔叔的孩子们碗里夹菜，神色是呆的。所有的话，就都以吃饭这简单的动作来表达了。尽管此后的几天，我们往往就只好吃盐水煮煮的南瓜藤或番薯叶子，父亲还是愿意周叔叔来的。
　　读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或回忆录，总有写到已决犯和未决犯的区别，仿佛一致的看法是，未决犯的日子更难过。已决的犯人，除去死囚不说，十年也罢，二十年也罢，以至无期，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总归已经落定，伤着哪里，程度如何，总算是知道了的，所以转监的时候，明知等着他们的是非人的苦役，也是解脱了似的心情。而未决犯却昼夜为头顶的悬剑觳觫，这是一种精神的酷刑，其戕害的程度是不可测度的。我当然不能拿未决犯的日子与父亲的生活相比，但头上的悬剑却是相似的。人与人的神经类型相去很远，承受精神刑罚的能力便相去很远，父亲是一个抑郁、内向、怯弱的人。
　　他断绝了与所有海外亲人的联系，以使我们的履历表上“社会关系”一栏变得清白。他以自虐式的劳动表达忠诚，企图躲开头上的悬剑。政治运动中有一些术语是几代人普遍熟悉的，比如“思想改造”，比如“政审”，这些是持续不断的，反复进行的，像父亲这样有复杂的家庭背景和耻辱的个人历史的人，就必需反复地交待，反复地洗刷，反复地自咎，藉以得到解脱和信任。还有一些政治术语不那么普遍，所关涉的人较少，因此一般不为史学家们所注意，比如“反地方主义”，其中的酷烈也并不亚于那些众所周知的大事件，父亲一个不入流的“本地干部”，阴差阳错流入了功勋显赫的“南下干部”队伍里，在持续的“反地方主义”呼声中，即使不成靶心，其孤单和异类感对他也是种压迫。
　　父亲长年奔走于海岛、山沟等荒僻之处的工地，我是从他写在一本《革命烈士诗抄》上的“购于内伶仃岛”的几个字里，而不是从文天祥的诗里，知道内外伶仃岛和伶仃洋的。关于那些星散在伶仃洋上的岛上生活，我只记得他说过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三杯淡水，任何洗漱之事都太奢侈太资产阶级。他没有说过台风，海啸，这一类海上和岛上常遇的事。也没说过在那种日子里，大陆的运水船不来时情况如何。父亲身后我曾试图去他长年劳作的群岛看看，只漂荡了几天，上过条件最好的三两个岛，我便支持不住而放弃了，途中的苦楚足够我铭记多年。以父亲所在的部门而论，可做的工程很多，例如家门口的大礼堂工地就是。但年复一年去往山沟海岛是父亲自愿的。他已经改造得很好了，像党所要求的那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按一种心理学的说法，被某种焦虑感所驱使的人，会通过疯狂的劳作以掩盖和祛除内心的恐惧，何况只有这种疯狂的劳作才可能给父亲带来安全。但真实的人或许总要比心理学家所分析的复杂得多，我们永远不能揣度到父亲的内心深处。父亲去世多年以后，我姐姐偶遇一位当年在荒岛驻守过的军人，自称认识我们的父亲，他在描述父亲时竟然说他风趣幽默，这使我姐姐愕然久之，不能一语。我宁愿相信这个人，那么，父亲在那些海岛上还是有过一点儿欢愉的。是不是可以大胆假设，就此推想父亲会临着四面海水，重唱一支《渔光曲》呢？这想象，在我却是十分困难。
　　“那种人们所遭受的痛苦是深重的，但经教会把这种痛苦解释成是由亚当及每个人的罪孽所造成的，人们又感到这种痛苦是可以忍受的。教会给人们灌输罪恶感，但同时它又向每一个人保证：它无条件地施爱于其所有子女，它能够提供一条道路，使人们获得一种精神支柱——相信能获得上帝的宽恕和厚爱。”这是弗洛姆对中世纪的描绘，他认为，即使后来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整个思想的宗旨也还是自辱和摧毁人的尊严的。而牺牲个人，把个人降为一粒尘埃，一个原子，使其“无私”，使其承认人格的无价值，“不表述他的个人意见和个人利益”，这是希特勒的奋斗，他的那部举世闻名的书上，写满这一类强权话语：“只有理想主义引导人们自愿承认强力和实力的特权，使他们成为构成和塑造整个世界的那个团体的一粒尘埃。”“当他受到公正的责难时，必须学会沉默。必要的话，他还要学会以沉默来接受不公正的对待。”……于是戈培尔为其做出更简捷的口号：“社会主义就是为全体牺牲个人。”……
　　不，我绝不能拿这些来阐释或类比我的父亲。父亲也绝不会允许这样的阐释和类比。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父亲对中世纪和极权主义有所了解，他所了解的全部政治信仰和道德伦理，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唯一的强光使其余的一切都成为盲点，也便使强光之下的人们失去了对照、阐释和思维的能力。
　　父亲律己之严是人所公认的，甚至因此还曾被推为“学毛著积极分子”，那些“无私”“高尚”之事迹太琐碎，也太雷同，连他自己也不愿叙述。在他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了。只是一如既往的孤僻、忧郁、企图逃往天涯海角的禀性，依然在他身上烙着不堪信任的阴影。
　　恐惧，忍从，赎罪和忠诚，表现出来的形态都是一样的，以至最后已分不清其原委。父亲去世以后，清理他的遗物，我拿他的存折到储蓄所去，把他留下的存款过到母亲的名下。那位年轻的女营业员查看一番后抬头问我：“你这是公款还是私款？”我没听懂。她再问，我还是茫然。僵持之间，隔邻的一位老营业员探过头来，对那女子说：“她不知道，问她没用。那是她父亲的钱。没有利息。这个人就是这样，所有的定期活期都不要利息，从来这样。”父亲经年的无私之举，竟是由一个陌生人告诉我的，由此我认为父亲的改造是自觉而彻底的。
　　父亲作为个人彻底消失了。他融入了集体，成为一个硕大无朋的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一个原子，只有型号（甚至连型号也未必有），没有姓名；成为金字塔底下最稳定的部分——群众。他不是自西方德雷福斯事件以来，被赋予了人文意义的知识分子，他只是一把计算尺，就像他遗物中的那一把，虽遍体磨损，却仍推拉自如。为爱因斯坦所不能原谅的普朗克，在为自己对极权主义的顺从而辩解时哀叹：“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像风中的大树那样听凭摆布。”但父亲只是草芥，连这样的哀叹也不能有。硕大无朋的机器终日轰鸣不已，震耳欲聋，个人从来没有发出声音的机会，即便有一瞬间，这个机会奇迹般降临，父亲也已经丧失了发声的机能。
　　父亲以一身军装躲过了文革的灾难，并且成功地保护了我们。但终究也有躲不过的——癌症。这种郁积而来的绝症，至少让我明白，一个曾经有过个人意识的人，可以彻底碾碎和消融个人，汇入党和无处不在的集体，但在其中感受到幸福，实在是不可能的。

　　本文选自《捕蝶者》，筱敏／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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