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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静安别墅.上篇

燕胜 私人史 2021-01-21

Personal History

静安别墅
上篇

© 柳青/文

  本期图文均为梅娘之女柳青女士提供,特别致谢!

一.寻觅

  我梳着粗粗的辫子,坐在小公园的一个树杈上,显然是被人抱上去放在那里拍照的,1949年1月的日子,我个人的,只剩下这一张黑白照片。我曾经看到过这张照片,印象非常清晰,但后来当我想找它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我曾经在台湾台北北投,曾经住在温泉街,一个叫做鹤屋的小公寓里,别人无法看到你脑子中的记忆,连我自己都看不清了。一天在外面走丢了,好不容易找回家来,要上一个窄窄的楼梯,这是对小公寓的唯一记忆,画面范围仅止在这里,其余周围的环境都是模糊的,都记不清了。
  七十年后,不,不,最前一次是六十二年后,我曾经一次次来到台北。第一次找到了爸爸的墓碑,在台北北面的基隆港,不是他个人的,是“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于佑任题的字,中华民国40年(1951年)立,座落在基隆港口边上的一个海军营房的院子里。站在营房墙外,我看到了台湾拍摄的记录片《1949太平轮》中呈现的纪念碑,碑顶尖尖的,矗立在两层蓝色办公小楼的旁边。太平轮的海难发生在1949年1月27日晚上,从上海开往基隆的载客的太平轮与货船建元轮相撞,两船一起沉入海底,我爸爸在太平轮上与船同殁。海难一年多之后,应死难者家属的申请,台湾当局立了这个碑。租车从台北去基隆港之前,我买了六枝白玫瑰花,一路捧着,看到这个墓碑,心里还是紧张和激动地颤抖,想献花到墓碑前,向爸爸告白:愿他魂归故里,即便是迟到了六十二年的探望!那天是4月6号,清明节后的第二天,弟弟小胖去世也是在这个日子,爸爸生前没有见到这个暮生的儿子。我被看门的警卫拦住了,就是只献一束花也不行,因为这是军事禁地,必须要提前一个半月向台湾国防部提交申请、等待批准才能进入。我徘徊在哨兵守卫的门口,执拗着不肯离开,要求和长官说话。等了半晌,来了一位军官,我极力想打动他,说我是万里迢迢从加拿大来的。磨了半个小时,终被允许,我对台湾军人的通融感激万分。

2011年 柳青在台北基隆港

  当然,墓碑上没有死难者的名字,爸爸的大名叫柳瑞辰,平日常用的号是柳龙光,他在上海登船时,用的是化名孙敬之,但是记录中省却了“之”字,只有孙敬两字。我一直想找到这块碑,是一丝抹不去的心中念想。即便有这块碑立在这里,也不能证明什么,不能确凿证明我爸爸死于这次海难。但是我把这里当作祭奠爸爸的地方,我希望我的后代也知道这个地方。于是在他死后的六十九年之时,我带着女儿和外孙一起来了。来之前,我收到太平轮死难者家属群的微信通知,由于这些蒙难者家属不懈的努力,台湾军方同意将墓碑从他们的院内划拨出来,改造成了街边的一个小公园,后人可以随时祭奠,随便出入了。
  小公园是2018年1月27日落成的。我,大女儿,外孙三口人,1月28日早上才赶到。天一直下着雨,不像七年前我进军营,只能在碑前停留献个花的短暂时间,这次我们祖孙三人都在雨中久驻,在小木片上写下告慰死者的话,挂在铁丝网编织的墙上,那上面已经挂了十几个木片,都写有后辈浸透心酸的悼念词。
  我们三人又一起驾车去北投,想看看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曾经住过的地方,“坐车观花”是找不到小公园那棵照过相的树的,只找到了“地热谷”,北投温泉汩汩冒热泉的眼。这里已经成了旅游热点,也许一切都在重建中改变了?历史的印象再无踪迹可寻?
  这一次,我乘捷运到新北市,决定步行去温泉街。没想到温泉街离观光小火车站这么近。小公园安在,妈妈他们泡过温泉的地方变成了温泉博物馆,当年的汤池还在,池边的水泥柱还是日本人修建的,暗哑的绿色瓷砖还在,与后来修补的蓝色新瓷砖混杂着。我回到了忘却的记忆中,皮肤上略过一阵惊悚,他们曾经在这里呀!我沿着温泉街走上去,走到地热谷也不过十分钟。温泉流淌出来的这条溪被封闭起来了,因为溪中著名的“北投石”——在溪底岩块上由含有硫酸铅、钡、镭的矿物沉淀、冷却、结晶的一种稀有石头,被传说能治癌,而被人们淘走,现在为保护,不能接近了。我唯一还有的照片可是当年在冒着热气的溪边拍的,妈妈大着肚子,带着我和妹妹,爸爸站在我身后,被我剪掉了……

1948年北投温泉 前排左起柳荫 柳青 后排 孙嘉瑞(梅娘)

  我想着,我们拥有过去。是么?我们拥有么?
  爸爸穿着风衣,戴着礼帽,被海风吹着,伫立在那里。这是一张刊登在他的长篇连载文章《和平与祖国》中的照片,是一位文学研究者从1940年在日本发行的华文杂志上拷贝下来的,他想我可能有兴趣知道一点父亲做过的事情。

  父亲那时在日本《华文大阪每日》做记者和编辑,这是他在1940年冬天回国考察行程万里写的长篇系列报道。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讲过,我也不问,那方面的事情似乎有一堵墙挡住,似一个黑洞,模糊不清的,被忌讳着的。
  这一切,曾在我生命中过去的七十年中困扰着我,困扰着我们全家,我那个在14岁时死去的妹妹,她在北投温泉溪边的照片上是那样俏皮,大大的黑眼睛,连身裤的肩头花边翘翘的,我敢确认她曾和我一起过了十四年,我曾经陪着妈妈一起送她到北京协和医院去治病;我也是最后一个——唯一的家人到她在民政局清河养老院(收容所)的停尸房去看她,她是因为妈妈被送去劳动教养,被民政局收容在那里,那时我也只有15岁,没有能力照料她。她的身体缩得比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要小很多,脸是青的。那个样子,在此后的一、二年间,我睁眼、闭眼都能看到。都是因为被我剪去的爸爸,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被说成了是留在台湾,又有材料说他在香港,有人见过他。妈妈因为在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中交待不清这段历史,被打成大右派、反革命、特务,1957年以此为理由被专政了。二年后妹妹在收容所里死去时,妈妈都未能来看看她;还有那个在23岁死去的弟弟小胖,从来没见过爸爸的小胖,因为是反革命后代,文革时不能加入红卫兵,他不甘于被革命的洪流排斥在外,一个人印了革命标语、小字报去农村徒步串联,宣传毛泽东思想,得了肝炎,后来转为肝硬化、脾机能亢进,不能治愈而死去了。那时我妈妈因为肺结核病从劳动教养所保外就医,离开北苑农场不久,弟弟就死在她身边。没有什么能比白发人送黑发人走更让人伤心的事了。
  人永远不能真切的接近逝去的真实,我能够越过那堵墙,进入那个黑洞而自己不被消失?我一次次想撞破那堵墙,有的时候似乎是可能的,执政党讲着平反冤假错案时,要还每个人一个清白,似乎是有望的,但是政策一变,一切又禁声了,你又没有资格去追究真相了,更不要说什么讨还公道。
  我坐在温泉小公园的石头上,面对着一棵已经长高、长粗的歪脖树发呆,这是不是就是当年我坐上去照过像的那棵树啊?千寻万觅,你就在眼前?!想找到你,无非是想印证一段逝去的历史。是你吗?我连当年的照片都找不到了,我怎么能印证就是你?……
  一滴水珠在阔叶上被风掀动,闪了一下光,吸引了我的注意。一粒晶莹的水珠,它玲珑、圆润、完美、有光、有色,映着美妙的世界。她能够独立存在,有着生命。它不也是非常脆弱吗,用手指一抹,就没了,或许留下一点水的残迹,湿湿的,不一会儿就被风干了,就像从来没有过它,它不复存在了,我望着颤颤巍巍的它,心中也颤颤巍巍的。

二.线索

  “崇德社底层至二楼扶梯中间拐弯处有一亭子间,放着一张写字台,即是当时孙敬之的办事处。和孙敬之坐对面,有位王会计,镇江人,专事管理收支账目。孙敬之管理一些杂事,顺便招待来往的社友。我到崇德社经过亭子间都要和孙敬之点点头招招手。孙敬之也知道我是崇德社负责人之一潘炳臣的学生,有时候彼此就聊聊天。孙敬之最初给我的印象,除了他是崇德社内管理人事而外,从他的谈吐中,我知道这个人很干练,而且是有学问的人,但我并没有注意他的来历。”
  化名为孙敬之的爸爸,1948年在上海大通路崇德社做职员,这个画面由于王渭熊的交待,清楚的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一份1955年肃反运动时的外调材料,交待人王渭熊是上海新城税务局的职员。在我妈妈去世后,一位写剧本的作家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到妈妈的工作单位以搜集素材、搞创作的缘由拍下了这份跟随了母亲一生的档案材料。
  档案,是中国独有的东西。或许在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也有,但是“中国特色”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比肩的。档案会记录你从生到死的林林总总,你的学历、经历、升迁,你的荣辱、你的家人朋友,如果其中有人有污点、有问题,你也就被牵连着。这页页纸会跟随着你,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如影随形。当你变换工作单位时,第一步就是调看档案。新的单位不是从认识你个人开始,而是从这些纸片——不知何时、不知因为何事、由掌管人事权的官员塞进你的档案袋中的纸片——先来了解你,认定你。你不可能知道里面有什么,你好奇,你恐惧,它对你绝对具有威慑力,因为到死你自己也不被允许看到它。
  在妈妈的档案中有对爸爸行踪的记载!我第一次看到记录爸爸1946年至48年底行踪的材料很吃惊。我倒相信王渭熊在这篇交待材料上写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不带有揭发的口气,只是老老实实的诉说,他是怎样和孙敬之认识的。
  我对爸爸印象不深,在我的幼年开始有记忆之时,爸爸总是“缺席”。1946年,爸爸把我们娘儿仨放在东北长春老家,自己跑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呢?他是不是安于小职员的工作和微薄的收入?王渭熊写到:“孙敬之在这时因为买卖股票亏了本,直接到金昌银号来问我借钱,当时我对他说,投机生意不能做,意思说他是外行,况且崇德社的待遇极微,没有资本怎么能够买卖股票呢?我对孙敬之是不了解,仅仅是仰慕他的学问,我就借了一笔钱给他,大约为伪币5,000,000。后来他去东北汇给我的。”这位王先生也太纯真,太义气用事了吧?怎么能借出这么一大笔钱给一个浅浅之交的人?那时的社会风气比现在好吗?这令人难以想象。我庆幸的是,我爸爸没有骗他钱的意思,自己虽然把这借来的钱也都赔进去了,还是想方设法从我妈妈家里拿了钱还了债。

1947年在长春 左一 柳青 右一柳荫

  妈妈说过,姥爷的产业大部分给没收了,东北1947年在局部地方已经被共产党接管,土地改革也进行的早,姥爷家曾是长春属一属二的实业家,我妈妈当时还能从娘家的商铺收入里分到她的份子钱。我想,王渭熊一定是个很诚实的人吧?他自己在金昌银号是做股票生意的,可能深知里面的风险,所以劝我爸爸这样的外行不要贸然涉足,只是我爸爸没有听他的规劝。
  “有一次孙敬之到我家来看我,送给我云南茶叶、兰州的蜜瓜。他说是他的妹夫从飞机上带来的,他的妹夫是个飞行员,他又和我谈起做生意的事,后向我借黄金十两。结果生意没做成,黄金已经归还给我。”又是一次王渭熊对孙敬之的慷慨解囊,我再次震惊和庆幸,爸爸还了钱!生意不成仁义在,王渭熊对我爸爸的盲目信任没有落空。
  我知道他在交待中提到的这位飞行员,我的大姑父。我们一家1948年10月到上海时,曾在他们家短暂地住过。我和妹妹站在江湾区机场供应大队空军宿舍外面和大姑柳瑞英一起拍的照片,像一对小天使,我披散着头发,依在大姑身边,无忧无虑的样子……这些照片都是二姑柳瑞棉在文化革命过后,想必我家的旧物都被抄光,照片肯定是没有了,她说,她留着不如交给我留着。

1948年12月上海五角场空军宿舍 前左起 柳青 柳荫 后排大姑 柳瑞英

  大姑父因为亲戚的关系被卷入了我家这段被追查的历史。他的经历也非常坎坷,按照国民党撤退台湾的安排,空军家属们,大姑柳瑞英带着女儿小琪先被送去台湾了,大姑父还在飞,后来在云南被围困?参加了起义?这是两种说法,总之,他留在了大陆,被整编在云南军区航空站。不过两年,在肃清反革命运动时他被抓进了监狱,后送到劳改营:沙石场三大队。对于国民党军队被俘的官兵,难逃这样的遭遇。大姑姑带着女儿小琪在台湾的眷村苦等无讯,苦熬到小琪长大,远赴美国留学,一直没有机会听到她爸爸的任何消息。
  我见到大姑父是1948年,去上海前,在北京灯市口同福夹道,当时的空军大队飞行员宿舍。其细节是1955年大姑父在劳改营中被公安局外调,揭发我父亲时写下的:“四八年(时间不太准确,是因为记不清的缘故)秋初,我在北京公差,住东四灯市口胡同同福夹道伪空军10大队过境人员宿舍内。晚间,传达室电话说,有一个姓孙的带着两个小孩来找我,我想一定又是柳龙光。我说:说我不在,回他算了。我挂上电话刚才盖上被子,柳龙光领着两个小孩竟进来了。小孩说,大姑父真坏,装睡。他告诉我一个姓金的,名叫金世铎,原是长春中央日报社编辑,明天要回沈阳家乡,要我介绍飞机。我说你要去没问题,姓金的,我不认识,我不能管,而且我自己不去,你也走不了。他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来。”
  那个说话的小孩是我吗?我穷尽记忆,也找不出这个片段,但是大姑父讲的,我相信。他在交待材料的末尾,写到:“以上的一些材料都是很真实的,唯一的困难,是我过去生活散慢无规矩,所以时间都不确切,而且材料凌乱,如果发现有遗漏或想起来的,保证马上交待出来绝不保留,以便帮助政府做好必要的工作,揭发坏人坏事,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文字中带出了他的性格以及在劳改中不得不表现积极的状态。我和大姑父在历史上的某些点有过交集,是肯定的。
  不知大姑父在劳改营中被关了多久,他被放出来后,身体很糟糕,看过他的亲戚说,他的一条腿有点瘸,手指呈痉挛状弯曲,常常口中喃喃自语。他想和台湾的妻儿取得联系,那时两地不通邮,辗转着,信要经香港的中间人传递,一封信就要等几个月。像做“间谍”似的,秘密的,尽量不走漏风声。终于,香港那边传来了信息,他和妻儿联系上了,酝酿着有机会在香港见个面。他怀着这样的希望,就去世了,而在美国的大姑和小琪毫不知情。
  1990年,当我在纽约州北部的小城:日内瓦,去见大姑父的女儿小琪时还不知道这些细节。那时小琪已经大学毕业,在美东一家高科技公司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收入,养了三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当我在母亲的档案中看到大姑父的笔迹时,曾想到小琪没见过她爸爸的亲笔笔迹。要不要给她复制一份,留做纪念?但是我十分犹豫,有好处吗?对她来讲,也许不见到,反而会眼不见,心无挂碍?当时我更不知道大姑父死前的悲惨遭遇:他去看病时在医院大厅摔倒,头颅受伤,小姑姑得讯去他的住处看他,他被安置在工厂后面一个水井旁的草棚里,睡在放在地上的一块木板上,身着肮脏的蓝色工人装,两只脚黑如车轴,人已经失去神志,桌上放着黄草纸托着的熟食,苍蝇飞舞。我无法将这个形象和我印象中的那个高高个子的英俊的空军飞行官联系起来。我绝不肯再向小琪提起她父亲的情况,让她不受苦难的污染,心目中保留着她父亲美好的形象吧。我只把了解到情况压在我心底就足够了。
  妈妈在我长成之后,从来没向我讲过这段历史。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她被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她所在的农业电影社交待她去台湾的这段历史,我后来看到的档案有几册书那么厚,但是她从来没有向当时的我说过。我戴着红领巾,刚刚拍完一部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在那时儿童影片非常稀缺的年代,我们这些被选中的孩子都成了同辈人中的姣姣者,进入了万家百姓的记忆。

(左起)赵维勤饰梁惠明,吕大渝饰刘菊,柳青饰高桂云

  妈妈不告诉我,是出于对我的保护,她尽其所能地把我护在她的翅膀下。那时,对于我,天是明朗的,花是鲜艳的,路是光明的,生活是幸福的。我竟浑然不觉她在单位里发生了什么事?直到1957年的一个夏天,我从太阳宫的少年游泳队训练之后,骑着车回到家里,邻居告诉我:你妈妈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从此妈妈在北苑农场的劳动教养所被关押了4年,等她被允许保外就医回到家里,我的高中三年已经读完,考上了大学。封存在她记忆中的往事,我在她的生前,未曾知道多少。
  大姑父在他的揭发、交待中,更清晰的讲述了父亲的情状:“1946年秋天,大约是九月份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门前,上海新市区其美路的平昌街67号(即伪空军101中队及上海江湾区机场供应大队的住宅区),拿着一根手杖和一个叠成长方形的毛毯卷的行李说,他姓孙,找我和我的爱人柳瑞英。我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经柳瑞英介绍后,他说因为过去的关系在北方不能存身,他所以到南方来找生活道路,叫我给他介绍工作。我回答他说,一时不好办,以后慢慢再说,问及六嫂(即我母亲孙嘉瑞、又名梅娘),他说,她回四平娘家去了,现在还没信来。已留下来信地址,由柳瑞绵转。又谈及自日本投降之后至今,上什么地方去了。他说,他行踪飘忽,没有定所。由此就住在我楼上亭子间内。时和二十大队来找我的同学们,如陈一鸣、任建西等赌博打麻将和扑克牌,有时通宵不停,输了多由我代偿还。大约是47年2月,由任等介绍入财务队当文书上士,大概干了三个月,他看报上登载崇德社(在上海大通路)招写字间的写字员,他应征之后,就搬往崇德社去住,一两星期到我处来一次”。这对于我来讲,是揭开了一个谜底:在父亲活着的最后二年,他在哪儿?他干了什么事。
  对于父亲的死,大姑父的叙述却扑朔迷离起来:
  “1949年1月,一天接到孙嘉瑞的来信,信中说,六哥(柳龙光)乘太平号轮船去台北,这船半途被另一轮船因船员遇农历年除夕,吃酒喧闹,无人管船行驶情况,将太平轮闯折,人员全部死亡,已冤沉海底,请我与太平公司交涉等语。可是我查了一下报纸,全部乘客只200人左右有名字,其他人员都是没有名字的,其中并没有孙敬之或孙敬及柳瑞辰的名字,自然没有凭据,我也没有去太平公司去交涉。”
  他没有帮忙,或者这不是他的真心?在交待材料中,他说:“我估计他是做特务工作,一方面是进步的,一方面是和伪满有关系,可能是给日本人做特务,就我看法,可能给人民做一些工作,但是我又想到汉奸,是要受人民的制裁的,我同他谈过,我说你要做些秘密工作,不要拿我做掩护。”又向审问他的官方撇清:“48年底我们就断绝了来往。”
  那时,妈妈带着6岁的我和5岁的妹妹及肚子里待产的孩子,坐轮船公司提供的被难家属的船票从台北基隆回到上海。
  王渭熊在“肃反”的揭发材料中回忆这个事件时是这样说的:“1949年4月孙嘉瑞主动找我,见面的地点是在崇德社。那时孙嘉瑞的情况很狼狈,告诉我她的不幸,孙敬之已在太平轮沉没。因为孙嘉瑞在台湾久候孙敬之不至,便携带两个女孩来上海探听下落。耽身客地举目无亲,又怀孕在身,如何是好呢?”王渭熊即便是在写“肃反”的揭发材料,也掩饰不住他对这样处境下的母亲深深的同情。
  从妈妈的档案中,我看到她在交待这段历史时说:“轮船公司的人躲得一个也看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上海解放之后,我准备回北京。清理东西,把柳龙光的衣服在上海卖了,船公司的赔偿合同也撕了,扔掉了,我当时是以为人死了,留这个没有用,轮船公司也跑了,再没地方找他去,船公司给的一些通知,有通知开会的,有通知领款的,我夹在一个笔记本里,后来也没有在意,弄丢了。”
  当时的绝望和无助,使母亲扔掉了这些父亲已死的证据,哪里想得到这些文件在1955年会变得那样重要!共产党不相信她的交待,招致了后来二十三年的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存权力的牢狱之灾。
  对于父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质问,母亲只能这样保证:“根据柳龙光的为人和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可以判断,假如他没有死,他不会不管我们。他对孩子也是非常喜爱的,轮船沉后,我在上海,我的好朋友乌古廷在台湾,当时台湾和上海交通方便,信件畅通,他生还上海,我不能不知道。他如去台湾,乌不能不知道,乌臻良(乌古廷的弟弟,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与柳龙光同乘太平轮)也不能不知道。从这些方面来看,我断定他是死了。”她没有意识到,她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审问者,她还是用被普世遵循的人之常情来说服他们,她想不到为什么她的人格担保不会被考虑,哪怕是一点点?母亲后来对我说的也仍然是这样:“柳龙光不可能一个人逃生,乌古廷的弟媳妇和两个孩子和他在一起。”她讲的是人格,是对一个人品质坚定不移的信任:在生死关头,我父亲不会不管朋友的妻子和孩子独自逃生。这和泰坦尼号在沉没时西方绅士们的作为是一样的。妈妈能说服我,却无法说服她的单位领导和参与调查她的同事们。她说这番话面对的真的是一堵黑墙吗?没有光线能够射入,没有声音能够穿透,没有温度,没有反应。
  在档案中一纸抄录的文件对事情的客观描述是这样的:“查民国38年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太平轮与建元轮于民国卅八年1月27日在舟山群岛大戟洋面「白吉」灯塔附近相撞沉船事件(该两舰系1月27日下午4:20由上海开出,晚11:45相撞),经查对太平轮出口旅客名册共载客510名,其中有孙敬一名。年岁38岁,籍贯上海。善后处理被难家属代表与该公司商定临时发给大米15石,于3月8日先发10石,业已发给”;又一节抄录的文字写着:“查澳舰救起旅客和船员名单共计35人,其中没有孙敬”(当时收到太平轮求救信号而赶来救援的是一艘澳大利亚的轮船),下署名盖章的是:“港务监督材料组1956.6.30——以上材料摘录系我局太平轮事件档案。”

太平轮资料图片

  就是说,1956年6月30日调查我母亲的人已经拿到了关于柳龙光(孙敬)沉船的记录了。这一段公案:“柳龙光还活着,孙嘉瑞是从台湾回来潜伏的特务”应该就此了结了。但是在1957年我母亲被当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斗争时,亦或1958~1961年她在北苑农场劳动教养中,接着在1966~1972年的文化革命中,这段公案仍被当作对我母亲最有杀伤力的反革命证据。我无法不再一次地想:她面对的真是一堵黑墙,呼天叫地都没人应的。

三.静安别墅

  在南京西路上,正对着梅龙镇,有个弄堂,黑铁铸的跨路口的栏上嵌着“静安别墅”几个字。数十年间,我曾因为出公差、拍电影或来看女儿和外孙到上海来,无数次的路过这里,都是行色匆匆,没有看到这个名字,也没有把它和我生命中的一段遭遇联系起来。

上海南京西路静安别墅

  直到去年,我已经搬到上海居住,和女儿一起去附近的美琪大剧院看用上海方言演出的话剧,天已黑,路过这个巷口,我看到了这四个字,我对女儿肯定的说:我在这里住过!女儿说,妈,你怎么神经兮兮的?!但我仿佛真的看到了弄堂的路上,我们用结成大块的美国奶粉,在地面上画跳房子的方块,还有抓着湿漉漉、黏滑滑的鳝鱼尾巴,把它们在水泥地上摔晕,送到厨房去……那些旧时的画面和眼前这条路对接上了。在过去的那么长的时间里我都没有特意到这里寻找过,我对自己有一种无声的责备,外人看不出,我却知道它楔入我的心窝,随着时间的延宕,那责备和歉疚戳得更深:为什么在有可能寻找到当事人的时段,我没有做这个努力?!
  当妈妈拖着我们两个不经事的小女孩从台北回到了上海,她在交待中说:“我身边钱不多,在上海人地两生,柳瑞英在我到上海之前,已迁到台湾,就找到崇德社。我当时看到的崇德社是一个拜佛,念经的场所,有很多老太太们念经,他们把我作为救济者收容的。”
  大姑父在交待材料中对此也有记述:“她何时回到上海,我不得而知。孙嘉瑞及两个女孩子带着行李来到之后,从谈话中谈到:她们是从台湾回来的,在台北温泉区北投住了两个星期。她想在我的住宅区找间房住。我回答说,都是公房,没人敢租,同她到区内小铺去问,虽然有房,因为她是异乡人不肯租。她在崇德社找到了王渭熊。”

梅娘在1944年

  我那时有帮妈妈减轻痛苦,安慰她,帮她想办法了吗?我不记得了,按说这样的非常时刻,记忆应该是不会抹去的,但是我没有记忆了,也许我那时什么努力都没做过,否则会加深记忆,也许我什么也不能帮妈妈做,只是跟在她后面跑,所有的苦难都担在她一个人的肩上。
  王渭熊面对这个突如其来加给他的额外负担,在上海写交待材料时说:“孙嘉瑞对我说,从孙敬之的信里知道我是一位忠厚信实人,这样更加树立了我见义勇为的精神。”同一时间,被整的妈妈在北京,回忆这一段说:“王渭熊说他跟老柳好一场,有义务帮我忙,后来他顶进了一间亭子间,家里宽敞了一些,就叫我到他家里去住。”
  他们两人只有一面之交,是在我父母去台湾之前。那次爸爸请了一次客。“当时是在四马路杏花楼请客,除了我座上客而外,还有一位被邀请的客人,此人是崇德社负责人之一,是四马路一家钟表店老板,请客的排场很不错,共计两桌,菜水甚丰,我想过去为什么孙敬之要在崇德社耽下来,弄不清他的家事,而且孙嘉瑞穿戴的那样华丽,出言吐语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孙敬之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历,其实我还是弄不清楚。”王渭熊对不清楚来历的人,只看到她“耽身客地举目无亲,又怀孕在身,如何是好呢?”就顶了房子,把我们这一家老小接到自己家里去。此时的孙嘉瑞,对他是不会有任何用处,也没有任何好处、甚至没有任何潜在的利用价值,他就这样见义勇为了!我早该知道这一段的详情,早该在大学毕业已成人时,到上海来看望他,感谢他。但是由于记忆的不确切,也不知道他的地址,居然没有做过任何动作。
  1949年7月份,妈妈生完弟弟小胖,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那时京沪铁路刚刚恢复载客运行,妈妈决意回北京去找工作。她说:“王渭熊送了我一些路费,他说是他一个朋友送的,我问他是谁,他说你不必问了,他也不指望你答谢他。”我想,路费明明就是王伯伯送的,却要说是一个朋友送的,并明指:“不指望你答谢。”这是什么样的帮助呀!
  从王渭熊的交待材料中我才知道,五十年代初妈妈和他有过联系,有过通信。他说:“孙嘉瑞的来信修辞富有诗意,文笔也很清秀,我给他复信是一课难题,有相形见拙的思想,因此通讯很少。”看到这里,我真的无语!我像看到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里彼埃尔那样高大可爱的形象。
  当时具体帮我妈妈买火车票、托运行李,送我们去火车站的,是一个姓白的青年,他是王渭熊的朋友,也是一个见人有难,义不容辞就出手帮忙的人。他对我和妹妹很好,带我们两个孩子去宏仁医院看妈妈。记得我俩紧牵着他的手,心里怕怕地穿过没有多少车和人的马路,远处隆隆的炮声一惊一乍地传来,说是解放军部队离上海已经不远了。白叔叔的妹妹在宏仁医院做护士,也许正因为这个,他们才送我妈妈去宏仁医院生产的吧?她妹妹对我妈妈很是照顾。
  然而这位白某人在我心理上曾经是个巨大的暗影。我听到他的事只是只言片语,却很神秘。那是在肃反运动中,1955年的秋天,我12岁,一天晚上,我妈妈很晚都没睡,她打开了对折的那扇硬木的门,发出吱呀的声音,去和睡在对面屋的刘姨说话。刘姨是我妈妈在吉林女子中学的同学,49年时她丈夫抛下她和两个孩子,带着小老婆跑到香港去了,只留下了一把不值分毫的股票。我家和刘姨家,两个女人,五个孩子,同租了一处三间的北房,两睡房的中间是堂屋,我们各住一边,在中间堂屋吃饭。我睡得迷迷瞪瞪,但拼命地想听,她们在说什么,心里莫名的紧张。妈妈对刘姨说:“专案组的人在追问白的那只枪……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我在王渭熊家只是住客,要藏也是藏在王家……”刘姨说:“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不说是不行的。”

1953年梅娘一家在北京 左起 柳荫 小胖 梅娘 柳青

  我不知妈妈卷进了什么案件?心里很害怕,不敢问,也不能问。这事后来弄清楚了没有?是什么结论?我没有机会去问。为这只莫名的枪,我妈妈的罪恶加重了许多。白叔叔到底是什么人?和我妈妈是什么关系?我只记得他来看我们的时候,会买上海大白兔奶糖给我和妹妹吃。七十年后,我从拍摄下来的档案,看到几方面的消息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1955年12月的外调(我母亲所在的农影是属于农业部的)报告说:“白庆方,系少数民族(回族),现在上海国棉18厂工作,过去曾任杭州警务处伪官,中美合作所翻译及调查统计局办事处工作。弄有手枪三只,曾交虹口分局两只,尚有一只下落不明。五二年曾提出逮捕法办,上级认为该人仅有反动身份而无具体活动罪恶事实,故未批准。严反开始,迄今国棉18厂运动尚未展开。至今白庆方是公安局专案,要求直接谈话和写材料根本不可能。从他的调查材料及档案材料可以看或抄录。而内容大多都系由新城税务局王渭熊所交待,新城税务局进行的早,王又是重点。因国棉18厂不能很快开始配合作战,所以有些问题,单独一方很难搞清。尤其是手枪问题和中统特务两个主要问题。——王渭熊、白庆方,孙嘉瑞三人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互相之间的问题是完全互相了解的,尤其是手枪和反动身份问题,不过这些人态度都不老实,不能很好地将问题交待清楚。”他们认为这是反革命、特务的大案!所以用了“配合作战”的词,我能感受到1955年秋天我妈妈头顶的压力。王渭熊也是肃反运动的重点对象,他会不会是由于我母亲和父亲的案子被牵扯进来的呢?
  白某的“反动”身份,在1948年前,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份普通的工作吧?“中美合作所的翻译”也是一个正常的职业吧?那时人总要找事做、挣钱吃饭吧?中美合作所的由来,我只是从《红岩》这部小说中,把它视为与国民党军统的“白公馆”、“渣滓洞”的同义词,被告知很多共产党员在这里惨遭杀害,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魔窟。查维基百科,中美合作所不过是中美合作交换情报的机构。1941年12月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偷袭美海军的密电,透露给美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美方只以为是中国有意挑拨日美关系,未重视。随即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国方面才重视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于1943年7月1日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2010年10月18日《北京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历史误会:与大屠杀无关》,此文在人民网上也有转载。可惜1955年肃反那时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观不是这样的。白庆方给中美合作所做过翻译的事,成了他不容小觑的历史罪行。
  王渭熊是怎么讲这件事的呢?母亲档案中抄自新城分局——原静安分局档案的文件说:“根据新城税务局所之重点分子王渭熊的交待:在1949年9月9日王渭熊住静安别墅15号,静安别墅在该里弄捉强盗的时候,白庆方的枪藏在王渭熊家中。有王渭熊的朋友孙嘉瑞将这根手枪藏在碳篓中,后来由白庆方藏到另一处其姐姐家中。”
  我母亲在交待材料中说:“我在王渭熊家住的时候,白庆方拿一个手巾包说是手枪,又说是他朋友的,叫我暂时替他收一下,他过两天就拿走,当时我没有接他的手巾包,根本没看见里面的手枪是什么样。我说你存东西应该找阿嫂,我在王家是客人。我不能给你存。手枪既是你朋友的,我劝你赶快还他,这种东西不应该拿着。”也许是我妈妈忘记了她曾将手枪藏在碳篓中的细节,或许是害怕沾上藏手枪的罪行?我想王渭熊的交待可能更接近事实。好在,他讲清楚:手枪由白庆方拿走,又放到他姐姐家去了。
  关于这件事的调查反反复复很多次,王渭熊、白庆方、孙嘉瑞都被询问的犹如被放在碳火上灸烤。王渭熊说:“我和徐同福介绍将手枪卖给沈伯平,付了一部分定洋给白庆方,将手枪执照拿出时如数付清。白庆方不能打出手枪执照,拿了一尊欢喜佛(铜人像)抵给沈伯平,不了了之。白庆方觉得很窘”。从农业部肃反小组自白庆方档案抄录的内容,我看到了这样一些信息:55年8月王家伟揭发“他在50年5月来访我的时候说,为了手枪之事曾被公安局询问过好几次,手枪已丢在龙华区小河滨内,后被公安局取去,吃过半年官司。”;祝贝骥说:“白被捕在虹口分局关了三个月后释放,以后没有事做”;1953年2月11日国营二机保卫科写的材料说:“专门办集训班给他受训,给他改造机会,该犯仍不思悔改,继续拒绝坦白(直至现今),因此证明该犯确系怙恶不悛,无法留厂改造,故拟以其过去判徒刑十月,予以逮捕归案后,再进一步搞其历史问题。按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四款,加判徒刑5年以上,以观后效。”该机构党委意见:“解放后参加中美合作所特务组织等工作,至今伪造历史,拒不坦白,同意予以逮捕法办。”49年时白庆方25岁,经他舅舅介绍工作,到中美合作所做翻译,仅半年时间。他能“坦白”出什么?不坦白,就是拒绝坦白,先抓起来,再搞清历史问题,当时的运动、政策就是这样执行的。那只手枪他先是想卖掉换点钱,后来干脆扔到小河滨里,这却没能让他得到解脱。
  我妈妈从台湾回来后与白有交往,加重了他的特务嫌疑,他的手枪加重了我妈妈的特务嫌疑。而白那时在王渭熊家遇到我妈妈,只是因为遇到落难的孤儿寡母,就伸手给了我们一些帮助。结果王渭熊和白庆方都因为我母亲的事情背了大黑锅,为他们的善良和好心付出了后半生的代价。从档案中看到1952年、1955年、1957年,1967年的那些交待材料,可以想象出他们没完没了地挨整,全家不得安生,幸福全被毁掉的情景。
  看到档案中一页页真实记录的文字,当年的所谓特务案,悬在我心中的恐惧,目睹妈妈旷日持久地经受折磨,现在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至少我知道了原委。但是又心生出抹不掉的疑惑:王渭熊、白庆方还有大姑父,他们的生命与他们本应拥有的世界是不是错位了?这个错位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我甚至不愿相信它们曾经发生过,这些现在看来是故事了,但那不是几张纸就交待得了的,那是饱蘸痛苦和血泪一天天熬过来的日子!你不曾了解昨天,你就不会了解今天。但是为什么是那样的“昨天”?!这样的今天?!我们拥有过去么?……我的孩子们,孩子的下一代可能会忽略、不了解、甚或完全无视我们和我们的上一代经历的这些,他们偶尔听到,也许完全不能明白我们曾经这么荒谬的生活过。想到这些,我的心变得无比沉重。
  上一代人那个重负,我也有要承担的一份啊,至少表示我作为后代没有忘记他们,感谢他们曾经的付出。妈妈常常对我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则古训我不敢忘。他们的付出,在当时当刻对我母亲、对我岂止是“滴水之恩”,是救命之恩!真后悔对他们的恩情我无法报答,当我有心去寻访他们时,算一算,当年的小伙子白庆方,已经96岁,王渭熊也该108岁了,我不相信经历了那么坎坷的日子,他们还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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